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

時間:2022-06-22 10:3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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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

【摘要】后金融危機時代,高房價產生的財富效應推動了居民消費升級形成,擠出效應抑制了消費升級增速,而消費升級凈效應取決于兩種效應疊加。文章利用2008—2016年中國31個省、直轄市以及自治區面板數據分析房價波動對中國居民消費升級內部水平及結構的影響,提出合理化建議,以期促進消費升級的質性增長。

【關鍵詞】房價波動;消費升級;消費水平;消費結構

一、問題提出

目前,中國房價和消費升級的現狀是,居民的消費意愿與消費能力不足以支撐整體消費升級的螺旋上升,消費升級也沒有伴隨房價上升引發的財富效應得以改善,而是更加疲軟[1]。據國家統計局資料顯示,中國商品房平均售價自2008年的3864元/平方米上漲到2017年的10455元/平方米,而居民消費率則由2000年的46.7%下降到2008年的27%,2011年后房價上升速度放緩,但居民消費率卻開始緩慢上升,2014年達到37.4%,2017年突破58%。這使我們不得不懷疑以往多數研究過于肯定房價的財富效應價值,于是李春風等(2014)[2]學者開始將關注點轉移到房價波動對消費的擠出效應探討上。當然,盡管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在中國房價上升中同時作用于消費,但伴隨中國房價的不斷攀升,擠出效應愈來愈大于財富效應,并在房價影響消費的過程中成為主導因素。所以,房價的高增長并未帶來居民消費升級中“量”與“質”的共同繁榮,并且房價低速增長時消費卻呈現出緩慢上升的態勢,這些現實表現與經典消費理論似乎不相符。有鑒于此,探討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需求的因果關系及顯著性程度,不僅能為國家拉動內需刺激經濟提供理論支撐,而且有利于房地產市場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二、理論分析

毫無疑問,對于房價波動和居民消費升級的作用關系研究,其理論依據是Case、Quigley以及Shiller提出的消費決策居住價格影響模型[3]。鑒于此,消費決策居住價格理論模型對后金融危機時代中國居民居住消費決策同樣具有借鑒意義,如果能夠獲取相關基礎數據,就有可能研究出房價變化對中國居民消費升級“量”與“質”的影響關系[4]。財富效應與擠出效應之間的作用關系機理在于,二者誰在房價與居民消費升級關系中占據主導需取決于住房雙重屬性(消費品屬性或投資品屬性)的影響程度[5]。此結論可以歸因如下:一是,有研究認為正向的財富效應和負向的擠出效應是能夠相互影響的,正負效應對比是房價上升對消費升級最終凈效應的決定因素,若側重住房的投資品屬性,最終影響將是財富效應,對消費有利,若側重住房的消費品屬性,最終影響將是擠出效應,對消費不利;二是,有學者指出,對于存在不完善信貸市場的國家來講,房價上升是否能變現成為流動性資產更加重要,因而需要更側重擠出效應的影響;三是,還有學者指出房價上升并不會直接導致財富效應和擠出效應[6],而是與諸如信貸、利率、收入等具有約束條件特性的影響因素共同作用于消費升級和房價之間的關系,才使得二者之間表現出一定程度的正相關性。那么,假如摒棄這些影響因素,會得出住房的財富效應對居民消費的影響程度將會被削弱,擠出效應可能出現甚至影響程度逐漸強化的結論。具體表現如下:

(一)房價上升對居民靜態消費升級的影響

對租房居民而言,此類居民多視住房為消費品,而不是投資品。為達到購房目標,房價上升會對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非住房消費支出受到抑制,消費升級的“量”與“質”會降低。對自有住房的居民而言,房價上升:若不再繼續擴大住房面積,居民會自我感覺更富有,進而促進非住房消費,居民消費升級的“量”與“質”均會提高;若此類購房投資持續進行,繼續擴大住房面積,則房價上升對非住房消費的財富效應影響程度就會逐漸減弱,若當期購房費用支出仍然小于前期住房的財富效應,則財富效應仍存在,不過影響程度有所減弱,居民消費升級的“量”與“質”會提高但幅度不大;若居民更多的追求投資品屬性,重視住房投資的高利潤,前期住房財富效應小于當期購房費用支出,則財富效應在房價上升對居民非住房消費的影響關系中不存在,反而是擠占并抑制非住房消費支出,居民消費升級的“量”與“質”均會降低,甚至出現消費降級,進而尋求消費轉型。

(二)房價上升對居民動態消費升級的影響

對于租房居民,若房價上升,為了早日獲得自有住房,會加大儲蓄,非住房消費下降且租房面積下降,擠出效應明顯,消費降級出現。對于自有住房的居民,房價上升:若消費偏好不變,由于房價上升產生的財富效應,住房消費支出會增加,并且非住房消費支出會增加,消費升級的“量”與“質”均會提高。若消費偏好改變,住房投資品屬性增強,甚至產生投機性需求,此類居民會將原計劃非住房消費支出與房價上升帶來的增值財富合并,用于住房投資,以實現財富最大化,此時非住房消費支出降低,擠出效應明顯,出現消費降級,甚至居民主動尋求消費轉型。

三、實證分析

(一)模型構建

為估計房價波動對居民消費升級的影響程度,構建如下計量模型(1):lnCit=β0+β2lnincomeit+βzlnpriceit+αi+αt+εit(1)這個模型中,i指某個省或市,t指某年。C代表消費,income代表收入,price代表房價,αi代表個體固定效應,αt代表年份固定效應,εit代表隨機擾動項。其中,若β2的系數為正且顯著,那么房價上升就能提高居民消費支出,代表財富效應較強,反之,代表房價上升能拉低居民消費支出,代表擠出效應較強。模型中的解釋變量,income指收入,用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變量代替,price指房價,用商品房的均價變量代替。模型中的被解釋變量,c代表消費升級支出,包括消費水平支出和消費結構支出兩部分。消費水平支出指標用消費總量表示,替代變量為居民消費支出,消費結構支出從三個方向進行分類。一是基于居住與非居住消費結構角度分為居民居住消費支出與居民非居住消費支出。二是基于必要性與非必要性消費結構角度分為居民現金消費支出與居民現金非消費支出。此處用現金消費支出作為必需性消費的替代變量,用現金非消費支出作為非必需性消費的替代變量。三是基于城鎮與農村消費結構角度分為城鎮與農村居民消費支出。表1指出了各變量描述性統計的分析結果。以上各個變量都通過Stata軟件的運用進行了對數化操作。面板數據來自于2008—2016年中國31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居民收入與消費支出兩個指標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以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網數據庫,住房價格指標取自中經網統計數據庫。

(二)結果分析

1.基準回歸研究本文得出的基準回歸結果,是為探尋房價波動與居民消費升級的基本影響關系。由表2可知:一是,影響居民消費最直接的變量為居民收入水平。第(1)列中僅加入一個變量居民可支配收入,結果表明居民收入水平影響其消費的系數為0.690,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個結果符合消費理論。二是,影響居民消費的直接變量為當期房價波動。第(2)列加入當期房價波動影響,統計結果表明,當期房價波動對消費為0.401,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這表明房價上升帶來的財富效應能夠正向影響居民消費。三是,本文在表2第(3)列中加入房價二次項,結果顯示,房價的一次項系數為1.243,在1%的顯著性水平下為正,而房價二次項系數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負。因而,房價波動對消費的影響整體呈現倒U型的波動態勢,房價的財富效應在短期中占主導,但隨著時間推移,長期的房價波動中財富效應減弱,擠出效應逐漸顯現。四是,居民收入水平與房價波動能夠滯后性影響居民消費。第(4)列中,上年居民收入水平影響當年消費支出的系數是0.532,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上年房價波動影響當年居民消費支出的系數是0.860,在1%的水平下也顯著為正。2.深入研究,加入消費結構的差異化作用(1)房價波動對居民非居住消費與居民居住消費的非對稱作用。如表3所示,其中第(1)列與第(2)列解釋了房價變化對非住房消費的影響效應。第(1)列中,居民收入水平作用于非住房消費的系數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而房價改變作用于居民非住房消費的系數并不顯著。第(2)列中,房價上升與收入增加都對居民的非居住消費具有正向滯后作用。這體現出了房價上升的財富效應。第(3)列和第(4)列解釋的是房價變化對住房消費的影響效應。由第(3)列可知,收入水平對住房消費的影響系數是0.186,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說明收入水平是作用于居民居住消費的重要因素,房價上升對住房消費的影響系數是0.149,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說明當期房價上漲對居住消費存在拉動作用。另外,由(4)列可知,房價改變與收入改變也會給居民住房消費帶來明顯的滯后作用,但需要注意的是,收入增加給住房消費帶來正向滯后作用,影響系數為0.288,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正,但是房價上升卻給住房消費帶來負向滯后作用,影響系數為-0.178,在1%的顯著水平下為負,這說明前期房價上升會對當期居住消費帶來抑制作用,也符合經濟學需求理論。(2)房價波動對居民必需性消費與非必需性消費的對稱作用。如表4所示,其中第(1)列和第(2)列解釋的是房價改變對居民必需性消費的作用。根據第(1)列,居民收入水平對必需性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073,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房價上升對居民必需性消費的影響系數為0.407,在1%的水平下仍然顯著為正,這就說明不管是收入增加還是房價上升都會促進消費者消費更多的生活必需品。另外,再加入滯后性作用的考量,根據第(2)列,居民收入改變顯著正向滯后作用于必需性消費,影響系數為0.114,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房價上升顯著正向滯后作用于對居民必需性消費,影響系數為0.224,在5%的水平下顯著為正,所以推斷出若上年房價上升居民就會增加當年的必需性消費支出。由第(3)列和(4)列可以得出房價變化影響居民的非必需消費。由第(3)列可知,房價上升與收入增加作用于居民非必需性消費的影響系數分別為0.223與0.570,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另外,根據第(4)列,房價上升與收入增加對居民非必需性消費的作用帶有顯著正向滯后性特點,影響系數分別為0.094與0.645,分別在10%與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3)房價波動對城鎮居民消費與農村居民消費的非對稱作用。如表5所示,其中(1)列和(2)列解釋的是房價改變對城鎮居民消費的作用。根據(1)列可知,城鎮居民收入水平對消費支出的影響系數為0.648,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但是房價上升對城鎮居民消費并沒有顯著影響,這表明中國短期房價上升幅度可以控制,不太會危及城鎮消費者的基礎消費支出。那么,再加入滯后性作用考量,由(2)列可知,城鎮居民收入改變對其消費支出的作用帶有正向顯著滯后性特點,影響系數為0.460,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但是,房價上升對城鎮居民當期與下期的消費支出并無顯著滯后作用,表明中國長期宏觀調控房價漲幅可控并且良好,不太會危及城鎮消費者的基礎消費支出。根據(3)列和(4)列可知房價變化對農村居民消費的作用。由(3)列可知,房價上升與收入增加會顯著正向影響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影響系數分別為1.110與0.547,均在1%的水平下顯著為正,表明農村居民消費同樣會受到房價上升財富效應的影響。由(4)列可知,農村居民收入水平影響消費支出具有顯著的正向滯后性,但是,房價上升作用于農村居民消費支出卻不具有顯著滯后性,說明長期而言,農村居民消費支出的主導因素還是取決于具有持續性質的收入,而房價帶來的波動性財富效應尚未成為其首選影響因素。

四、政策建議

第一,實現房價和收入的協同發展,促進消費升級的質性增長。收入仍是拉動居民消費升級的最強助力,收入的提升也可以平穩化解房價過高帶來的擠出效應,并能有效促進居民必需性消費需求和非必需性消費需求,化解潛在的中國消費升級進程中的泡沫影響。第二,開拓房屋保障房市場,為居民實現消費升級提供支持。住房的市場化和保障化應該兩手抓,這有利于居民進行消費升級中的消費結構轉型。政府針對房屋市場出臺相關租賃法規,不僅能夠加大保障性住房的供給,直接提升低收入群體的居住消費需求,還能間接擴大低收入群體的非居住消費需求,從而使得在國家設立保障房區域內的居民的消費水平易于達到相對均衡。第三,制定合理有度的消費升級政策,引導居民消費由“量”向“質”發展,由“過度消費”向“合理消費”轉型,合理規劃個體乃至家庭必需性消費與非必需性消費的配置比例,在收入與消費均衡收支前提下向理性層面回歸,并且在中國消費升級中消費轉型與消費分層已經到來的背景下,同時也需要引導中國房地產進一步邁向市場化,制定有效宏觀調控政策,引導其成為居民消費結構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作者:楊陽 單位:遼寧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