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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新經濟；郊區化；行為主體；動力機制

論文摘要：從驅動我國城市郊區化行為主體的研究視角出發，認為我國城市郊區化是由政府、企業和個人共同作用的空間行為選擇過程，并探討了新經濟時代南京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研究結果表明，城市規劃與舊城改造、開發區與大學城建設、房地產開發以及交通設施的建設與完善等均是推動新經濟時代南京城市郊區化發展的重要因素。

城市郊區化是城市化過程中的一個發展階段，主要是指城市由集聚式發展轉變為擴散式發展，表現為人口、工業、商業、服務業、辦公業等先后從城市中心區向郊區遷移。關于城市郊區化動力機制的研究，以往大多是從制度改革、城市規劃、產業結構與布局的調整等宏觀角度探討，而城市郊區化機制應該是宏觀(政府)、中觀(企業)和微觀(個人)各方面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1]。本文試圖從驅動郊區化的行為主體的角度來探討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

新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方式，是一場新的產業革命，正在全球迅速傳播，它以知識化、信息化和網絡化，使世界經濟重新組織，城市與區域空間重新構建[2]新經濟的核心變化是由一個傳統的以實際產品為基礎的經濟向一個以知識的生產和應用為基礎的經濟轉變，可以認為是一種明顯的知識型經濟。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全球化和新經濟的快速發展對我國大城市的郊區化產生了深刻影響，已成為郊區化不可忽視的動力。長江三角洲地區是我國受新經濟和全球化影響較為深遠的地區之一，因此，以長江三角洲“三極”之一的南京市為例，研究新經濟時代背景下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具有一定的代表意義。

一、南京城市郊區化發展現狀

南京市位于我國3大城市群之一的長江三角洲城市群，是江蘇省省會和南京都市圈的中心城市。截至2002年6月，南京市域的行政區劃由11區2縣組成，市區包括玄武區、鼓樓區、秦淮區、建鄴區、白下區、下關區，郊區包括雨花區、棲霞區、六合區、浦口區和江寧區，其中浦口區和六合區處于長江以北。改革開放以來，在舊城改造、產業結構調整、土地有償使用制度和住房商品化改革等政策推動下，以城區人口、工業企業和部分城市功能向郊區擴散為主要內容的郊區化現象開始出現。

南京城市郊區化主要表現為工業郊區化和人口郊區化以及部分商業的郊區化趨勢。工業郊區化主要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以污染擾民企業的搬遷為主，它們往往是被城市環境要求的壓力所迫而外遷，同時，在外遷過程中對企業進行改造；二是以經濟結構調整為目的的企業外遷，它們外遷的主動成分比較大，大多數是規模較小的市屬國有企業從2000年初到2003年底，主城區累計遷出工業企業達到114家，遷出工業用地面積達97034萬m。，大大改善了以往主城區人口過密、交通緊張、房屋陳舊、設施落后和環境質量惡劣的狀況，并使城市用地有所調整，土地利用率有所提高。在人口郊區化中，主要表現為城市中心區人口外遷，雖然城區的人口密度在大多數年份都有增無減，但隨著城區原有部分人口向郊區遷移，對城區過密的人口起到了一定的緩解作用，使整個城市人口分布趨于合理。此外，隨著人口和工業的郊區化，商業郊區化的趨勢也初見端倪。部分商業如便利店、倉儲超市、大型專業店等開始在城市郊區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區附近集中，如在江寧區的雙龍街附近就集中了許多外商投資零售企業，包括麥德龍、百安居、家樂福等大型倉儲、家居、裝飾建材超市。

二、城市郊區化驅動的行為主體

城市郊區化動力機制除了傳統的制度、政策(如土地使用制度、住房制度及戶籍制度)作用外，市場經濟的逐步建立使經濟運行主體多元化，政府、企業和個人都積極參與了經濟發展以及城市郊區化進程[3]。鑒于此，驅動城市郊區化的行為主體應當包括政府、企業和個人(見圖1)。

(一)政府

除了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土地有償使用制度、住房商品化制度改革、舊城改造等促進城市郊區化之外，地方政府還通過行政區劃調整來擴大可經營的土地面積，如2000年以來南京大規模撤縣設區，兼并了周圍的江寧縣、六合縣和江浦縣，使其市區面積擴大了3702krn。，這些被兼并的縣(縣級市)大多成為具有強勁發展活力的城市新區，成為城市政府推動開發區、大學城、房地產聚集的熱點板塊。行政區劃調整導致了城市郊區范圍與郊區化進程的急劇擴張。為了提升郊區的土地價值實施城市經營，許多城市政府將越來越多的大型公共設施布局在郊區。同時，通過制定多種政策來促進郊區發展，如對開發區內的外資企業實施零地價甚至補貼地價、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以吸引投資、促進郊區就業的增長與經濟的繁榮。

(二)企業

企業區位遷移和投資行為對城市郊區化進程產生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的改革導致了城區土地“退二進三”式的功能置換，促進了城市內部土地結構的優化，城市中心區產生的排斥力(地價上漲、交通擁擠、環境惡化等)和郊區產生的吸引力(低廉地價、有利區位、廣闊用地等)，使大量的企業向郊區擴散]。伴隨著城市產業結構升級和高度化所帶來的產業布局大調整，城市郊區已集聚了大量從城區轉移出來的傳統產業。經濟全球化的日益加快，又為跨國公司提供了廣泛的活動空間。在我國，設立的各級各類開發區(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等)以一系列的優惠條件吸引了大量的外企進入。此外，隨著人口的郊區化，許多跨國公司投資于零售企業，它們在城市郊區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區附近紛紛興建大型購物中心，推動了大城市商業郊區化的進程。

(三)個人

長期以來，我國的城市郊區化是以政府干預為主導的(如住房商品化改革、因舊城改造而導致的城市居民的被動郊區化)，這是區別于西方國家郊區化的不同之處。郊區普通商品住宅開發相對于城區同類住宅往往價格較低，這對于城區人口尤其是工薪階層有較大的吸引力，一些在城區工作的人員便選擇在郊區購房，從而促進了人口的郊區化。同時，隨著人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和居住觀念的轉變，居民對居住環境的質量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郊區新概念住宅的開發建設及其優越的環境、完善的社區配套設施、便捷的交通使得一部分居民傾向于在郊區購房。此外，家用轎車縮短了主城區與郊區的通勤距離，一些城市富裕階層在郊區購買第二住宅的趨勢越來越明顯。

三、新經濟時代是南京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

除了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舊城改造等經典郊區化因素以外，新經濟因素對南京市郊區化的作用也越來越顯著。高新技術發展帶來的新的產業空間，如為了適應新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源居住環境和城市富裕階層的需求而出現的許多新概念住宅建設，以及以大學城為主的高級競爭性基礎設施的建設等。

(一)城市規劃和舊城改造

在新經濟時代，空間已成為城市發展的一種戰略性資源和一種參與全球性競爭的戰略經營手段以及反映地方政府業績的工具。城市規劃的意義也實現了從傳統的安排國民經濟、社會生產的手段向現代的增強城市競爭力的政府公共政策的飛躍[6]。南京總體規劃都市圈城鎮結構為“主城一新市區一新城”，即主城，東山、仙西、江北3個新市區和大廠、新堯、板橋、龍潭、雄洲、永陽、淳溪7個新城。“一主三副”的城市格局以及南京跨江發展戰略的實施，成為郊區化進程中的一股重要的推動力量[7]。此外，交通基礎設施的規劃建設、舊城改造和市政建設也導致了大量的城市人口外遷。隨著南京地鐵1號線建成，以及地鐵2號東山出口的建設，進一步拉近了主城與郊區的空間與時間距離，使其與主城的人流、物流、資金流、信息流愈加暢通，進一步推動了城市郊區化進程。在建的地鐵1號線南延232程又將使江寧與主城區之間實現無縫聯系，主城區的232業、居住、教育、科研、市場、旅游休閑等功能將進一步擴散到江寧區，大大促進郊區化的快速發展。

(二)大學城和開發區建設

大學城是在我國高等教育規模急劇擴張的情況下，各級地方政府尋求的一種新的辦學模式。自1987年南京大學自籌9100萬元在浦口大學城征地56．67萬m。建立新校區，拉開了浦口大學城建設的序幕以來，南京市又先后在市區的東部和南部興建了仙林大學城和江寧大學城。這3個大學城規劃占地面積60km。，在校學生規模約37萬人。大學城的建設大大增強了其對人口的拉動作用，高校學生、教職員工等在此聚集，將進一步帶動房地產、餐飲、旅游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形成逐步擴張的態勢，進而分擔主城區壓力。大學城的建設還打破了城市原有的布局范式，大大延伸了南京城市的骨架，形成了現代化城市新的衛星城格局，有力地促進了南京的郊區化進程。新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是創新，知識化產業和高科技產業是新經濟的主要增長點和支柱產業。伴隨著高新技術的發展，出現了新的產業空間，如經濟技術開發區、高新技術開發區等，大大促進了城市郊區化進程。20世紀90代以來，南京先后建成了浦口高新技術開發區、江寧開發區，江寧開發區內又包括江寧高新技術開發區、江寧N-學園和華商科技園。開發區的建設引起了人口與產業在區內的集中，加快了城市周邊地區基礎設施的建設，促進了城市的郊區化進程。公務員之家:

(三)跨國公司的投資

經濟全球化使得產業、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的速度加快，彌補了其資金和技術的缺口。我國政府關于開發區的許多優惠政策吸引了大量的跨國公司進入，跨國公司的投資帶動經濟發展、人口集中和城鎮基礎設施建設，對城市郊區化起著不可低估的促進作用。江寧開發區創辦10多年來，已累計引進來自美國、日本、德國、瑞典、韓國、臺灣、香港等40個國家和地區的1800多個項目，其中千萬美元以上項目239個，世界排名前500強企業已有35家進區，累計投資總額超過85億美元，累計實現合同外資50億美元，實現到位外資35億美元[8]。目前，園區內著名投資企業有福特、西門子、菲亞特、日立產機、百事可樂、愛立信等。除了工業企業落戶開發區外，許多外商投資于零售企業或倉儲式超市。由于城市郊區擁有廣闊而價格低廉的用地，吸引了如麥德龍、百安居、家樂福等大型超市在郊區的交通要道或大型居住區附近集聚，反過來又推動了人口及其他商業企業在此集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周圍地區的繁榮。

(四)房地產業的興起

近年來，南京市房地產業迅速發展。據統計，“十五”期間，南京市住房市場投資的年平均增長率達27．62，開發投資總額累計達1021億元，是“九五”期間的2．37倍，形成了河西、秦淮、仙林新區、江寧、江北等十幾大板塊。房地產開發商針對低收人群體在近郊建立普通住宅，針對富有階層在遠郊建設高檔別墅，通過錯位開發與經營滿足了不同消費群體的需求，使其盈利最大化。在郊區板塊中，江寧板塊尤為緊俏，1992年江寧經濟開發區成立以來，土地價值攀升，房地產業高速發展，集中在岔路口、百家湖、東山鎮、民營科技園和將軍山等5大板塊，約521萬m。。為適應新經濟時代的人力資源居住環境和城市富裕階層對住房的要求，郊區出現了許多新概念住宅，形成了以百家湖花園、湖濱世紀花園、中國人家、翠屏國際城、江蘇省高級專家住宅園——江南文樞苑為代表的組團式開發居住群，成為南京房產市場的一個熱點地區和高尚生活社區。郊區因出現許多樓盤而形成的大型居住區，為人口在城市和郊區間的重新分布創造了條件。

(五)個人消費的促進

隨著南京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居住觀念的轉變，居民也逐漸由被動郊區化向主動郊區化轉變。郊區優越的自然環境、完善的社區配套設施以及便捷的交通使居民越來越傾向于在郊區購房，而且由于家用轎車縮短了主城與郊區的通勤距離，使得主城與郊區的聯系更加便捷，一些城市高收入者在郊區購買第二住宅的趨勢日益明顯。國際經驗數據也表明，當一個城市的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時，人口居住的郊區化現象會比較明顯。我國主要大城市的人均GDP大都超過了3000美元，2005年南京市人均GDP已經超過5000美元，居住郊區化已很明顯。從居民購房需求上看，近5年內，南京住宅銷售近27萬套(3068萬m2)，二手房銷售近21萬套(16l1萬m2)，共計近48萬套，大約1／3的南京市民喬遷了新居，改善了居住條件。因此，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對居住觀念的轉變，個人在城市郊區化進程中的推動作用也越來越凸顯，成為郊區化的行為主體之一。

四、結論和建議

城市的郊區化受傳統工業經濟與新經濟的雙重影響。從南京城市郊區化的動力機制看，既有傳統經濟的烙印，如城市土地有償使用制度、戶籍制度、城市規劃等，反映出經典城市化所具有的某些特征，同時，又受新經濟動力的強烈牽引，如新產業空間、新概念住宅、大學城建設等，表現出現代郊區化的一些特征。這種雙重動力與所形成的雙重表現特征，體現出我國城市在新經濟時代郊區化的特有規律。郊區化是在政府、企業和個人多種行為主體共同作用下的復雜過程，尤其在市場經濟作用下，企業和個人的空間行為必將更多地考慮與自己直接相關的眼前利益，而忽略國家、區域和城市的長遠的整體利益。南京城市郊區化過程中產生了許多問題，如城市規模擴展較快，開發區、大學城建設盲目圈地現象嚴重，造成大量耕地流失和自然生態景觀的破壞。此外，城市攤大餅式的擴張導致主城與郊區之間的鐘擺式人流，造成巨大的交通壓力。因此，郊區化的進程只有通過適當的控制，充分發揮政府在郊區化進程中的作用，才能引導城市向有利于社會、經濟、環境效益統一的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