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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第四季度以后，世界經濟形勢險象環生，國際金融危機持續擴散蔓延，世界經濟嚴重衰退。受國際金融危機嚴重沖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遇到嚴重困難，外需減弱、出口萎縮，是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最直接的影響。在4萬億投資的拉動下，2009年的我國經濟開始逐步回升。2009年的統計數據顯示：二季度我國GDP增長7.9%，上半年增長7.1%；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同比增速比一季度加快1個百分點。盡管經濟運行中積極因素不斷增多，國民經濟逐步企穩回升；但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嚴重失衡，投資獨大的問題十分突出。上半年投資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87.6%，拉動GDP增長6.2個百分點，貢獻率最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53.4%，拉動GDP增長3.8個百分點；凈出口對經濟增長貢獻率為-41%，下拉GDP增長2.9個百分點。

眾所周知，投資、消費、出口是拉動經濟快速增長的“三駕馬車”，而消費又是保持經濟增長最穩定、最有效的手段。2009年經濟增長主要得益于投資的高增長，2009年上半年，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91321億元，同比增長33.5%，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7.2個百分點。高投資增長主要依賴于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支持，經濟增長能否持續問題，最終轉化為信貸及財政能否持續。由于依賴政府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顯然是不可持續的，在出口尚未完全復蘇的情況下，擴大消費仍將是2010年經濟發展的主線。只有擴大消費，即發揮居民消費對經濟的拉動作用，才能保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為破解長期以來困擾我國經濟健康發展的投資與消費結構失衡的難題，2009年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經決定將擴大居民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也就是說，如何促進消費，將是2010年經濟工作的重點之一。

一、我國居民消費現狀及其制約因素

從1989年至2008年，二十年間我國消費率已從50.9%持續下降到35%。目前，我國居民消費占GDP比重僅有35%，遠低于國際50-70%的一般水平，消費與投資兩者結構失衡，消費不足已成為我國經濟增長的突出矛盾。一方面以居民收入為基礎的消費需求基礎薄弱，另一方面政府和企業則占據了大部分社會財富分配，后兩者的投資成為社會需求的主導，由此又進一步制約了居民收入所占比重的提高，由此形成了一個惡性的循環。制約著我國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因素概況起來主要有以下兩個方面：

第一，國名收入分配結構的不合理是制約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根本原因。近年來，盡管我國居民收入總體上不斷提高，但在收入分配結構中，政府和企業占國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高，而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統計數據顯示，2000年-2006年，我國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長9.8%，農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長5.6%，而同期國家財政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速均明顯高于城鄉居民收入增速。導致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是巨額的外匯儲備與居民消費不足之間的矛盾，伴隨著中國經濟的高速，巨額的貿易順差變成了龐大的2.3萬億外匯儲備，這部分外匯儲備停留在國外銀行賬戶上或變成美國等國的國債，不僅沒有實際轉變成可供居民消費的即期產品，而且面臨很大的貶值風險。另一方面是居民收入差距進一步拉大，1988年至2007年，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從7.3倍上升到23倍；城鎮最高收入戶與最低收入戶收入比從2001年5.37倍擴大到2006年的9倍，而有關研究表明，實際差距甚至達到了30倍；同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也在不斷擴大。由于高收入群體消費并不能成為社會的主要消費力量，而對大多數中低收入消費者經濟實用的基本生活用品才是消費的主流。于是高、低收入戶的消費現狀使消費市場出現了斷層，高收入者購買能力強但消費傾向低，低收入者的消費傾向高但缺乏購買力，收入差距過大抑制了中低消費群體消費潛力的發揮。

第二，居民收入中用于預防性儲蓄的比例不斷增加是制約居民消費水平提高的重要原因。首先，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不完善、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尤其是在養老、醫療、教育等都已經進行了市場化改革的情況下，居民在養老、醫療、教育等重大家庭支出方面有承受了很大壓力，這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居民的消費需求。農村地區這一情況尤為突出，盡管農村消費市場人口占比高，農村居民消費孕育著巨大潛力和商機，但想提高我國農村居民的消費卻艱難。在醫療、養老和教育等社會保障體系都不健全的情況下，很難刺激和提高農民消費。其次，住房儲蓄也是影響居民預防性儲蓄的一個重要因素。當前住房消費是居民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越來越高的房價已成為制約居民消費啟動的最大阻力。為了將來能購買住房，居民加大了收入中的預防性儲蓄比例。高房價同時產生了擠出效應，影響到了居民即期其他消費行為。對無房的城鎮居民來說，房價上漲將抑制他們在其他方面的消費，導致居民為買房積攢一輩子積蓄而又不能消費其他產品。最后，就業壓力的增加，未來收入預期的不確定性，使防御性儲蓄增加抑制了居民消費。居民消費不僅取決于即期收入，還取決于他們對未來收入的預期變化。因此，未來收入的預期會影響居民消費。從這個角度看，即便是提高了居民的即期收入，也未必會明顯提升消費水平。特別是當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居民很難確定對未來收入的預期，這在一定程度上使居民的預防性儲蓄提高。

二、如何刺激我國居民消費拉動內需

如果說經濟是承載著國家前進命運的列車，那么消費將是這輛列車的新引擎；只有當消費活躍有勁的時候，經濟這輛列車才能加足馬力向前發展。2009年國家已針對汽車、房產、家電等消費領域陸續出臺了多項“擴內需、保增長”的優惠政策，有效推動了居民消費。統計顯示，在擴大消費“一攬子”政策作用下，中國的內需消費市場率先擺脫危機困擾，從2009年2月份達到階段性低點之后，二季度持續走穩，三季度逐月加快。10月份，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達11718億元，同比增長16.2%，創下年內新高。在扣除價格因素后，社會消費的實際增速也已接近金融危機之前的高點。

只有切實提振消費、擴大內需，中國經濟的可持續增長才有堅實的基礎。除了延續已有的刺激消費的政策外，從長遠來看，歸根到底是需要解決“無錢可花”和“有錢不花”兩個問題，具體來說需要采取以下幾方面措施：

第一，改變不合理的國名收入分配結構，切實增加居民收入，解決居民“無錢可花”的難題，以進一步擴大內需。收入分配問題，實質是公平與效率問題。對于經濟和社會發展而言，收入分配的調整是核心問題，同時也是一個頗具有實施難度的問題，但就目前中國經濟發展而言，這一問題已經到了必須破題的時刻。

首先，著力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當前我國收入分配領域面臨的問題表現為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偏低，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這是我國消費率持續降低、投資率持續升高的癥結所在。必須不損害市場效率的前提下，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和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努力使城鄉居民收入增長不低于經濟增長，使勞動報酬增長不低于、甚至應略高于經濟增長和企業收入增長。逐步縮小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既要充實完善強農惠農政策體系，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逐步提高扶貧標準和最低工資標準，不斷提高農民和城鎮低收入者的收入；又要健全勞動、資本、技術、管理等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完善企業管理層薪酬制度，規范壟斷行業收入，加強對高收入的稅收調節，促進收入分配結構合理化。

其次，著力提高居民財產性收入。近年來，我國居民財產性收入的絕對量有很大上升，財產性收入總量從1993年的211.84億元增長為2007年的3002.34億元，增長近14.17倍，成為城鎮居民收入增長的亮點。但是，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占整個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卻很低，僅占1%左右，相比發達國家約20%的水平，潛力巨大。可以通過大力發展資本市場，讓居民共同分享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成果，實現居民財產性收入增長。以美國為例，其國內消費市場（內需占GDP比重達80%以上），對應的居民家庭金融資產結構中超過65%的股票及基金的比重；我國擴大內需，同樣也需要大力提高家庭金融資產中股票及基金所占比重（目前僅為20%左右），實現居民收入的財產性增長。

再次，著力改革目前的個稅制度，切實提高居民收入。經濟學家建議降低個稅稅率、提高起征點是有效增加居民收入的是一劑良方。著名經濟學家茅于軾指出，我國現有的個稅60%來自工薪階層，真正的富人逃稅問題很普遍，沒有起到糾正貧富差距的作用。俄羅斯以前也與我國一樣，個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也存在富人逃稅問題。它的稅率原來分為12%、20%和30%，改革后，統統降為12%，同時提高了起征點。結果改革當年稅收不僅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25%，第二年又增加了21%。全國政協委員、清華大學經濟學院金融系主任、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認為，提高個人收入所得稅的起征點，把目前的稅率從5%-45%降到0-15%。不僅會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而且調動居民的繳稅積極性，可以大大減少偷稅漏稅行為。

最后，著力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縮小居民之間、城鄉之間、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從消費傾向分析，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高于城鎮居民，且無論是城鎮居民還是農村居民，低收入群體的邊際消費傾向總體高于高收入組。由此可見，可以考慮針對農村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和城鎮低收入戶的消費鼓勵措施，如增加補貼提高收入、擴大消費信貸等，將對消費產生直接拉動作用，縮小居民收入差距是促進消費增長的有效途徑。

第二，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解決居民“有錢不花”的后顧之憂，降低居民收入的預防性儲蓄比例。只有加快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全面提高居民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保障水平，提供更多的就業崗位，以減少居民的后顧之憂，才能有效帶動和提升居民的消費需求；只有建立統一、完備、惠及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居民消費才會跳躍式增長，才能持久的拉動內需，從而實現經濟的持續增長。

首先，完善居民在養老、醫療和教育等方面的社會保障體系。促進居民消費的重點在于啟動居民的消費信心，保證居民具有較好的消費預期；而居民消費傾向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制于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程度。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是刺激居民消費的一個堅實后盾，更是社會安定的“穩定器”，經濟運行的“減震器”和實現社會公平的“調節器”。對城鎮居民而言，在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新的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的情況下，社會保障功能的弱化導致居民未來預期支出驟然增加，居民儲蓄用來消費的資金已發生了性質上的變化，從消費性資金轉入了保障性資金。這種保障性、預防性儲蓄動機成為居民儲蓄的頭號動機，抑制了居民的消費。相對而言，農村地區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更為欠缺，更加不完善，這也是限制其消費能力的重要原因。當前，應以社會保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為基礎，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為重點，以慈善事業、商業保險為補充，在居民醫療與養老就業等方面出臺相關配套政策，以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同時加快相關社會保障的法制建設，建立起一套包括社會保障法、社會保險法、社會救濟法、社會福利法、社會互助法和優撫安置法等在內的完整的法律體系，健全社會保障的司法制度建設。

其次，增加就業崗位，實施積極的就業保障政策。就業關系到居民消費水平的提高，是民生之本。當人們每天為自己的工作崗位而擔憂，往往會讓居民對消費望而卻步，增加收入中預防性儲蓄。政府只有制定實施有利于擴大就業的經濟政策，例如把促進高校畢業生就業、促進農民工就業、支持自主創業、自謀職業、幫助城鎮就業困難人員就業、零就業家庭和災區勞動力就業放在突出位置，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和就業崗位，才能從源頭解決問題，千方百計擴大就業是保持城鄉居民良好收入預期，提升消費者信心的關鍵。各級政府應把擴大就業和再就業作為當前經濟工作的重要任務，從根本上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消費能力，尤其是要拓寬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就業門路。不斷調整經濟政策結構和方向，要更多地帶動就業增長，從而為擴大居民消費提供更多的支持。

再次，遏制房價泡沫，增加保障性住房促進居民消費。2009年以來，全國房價快速上漲，尤其是一線城市（北京、深圳和上海等）房價已創歷史新高，統計數據顯示，2009年9月份全國70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同比上漲2.8%，環比上漲0.7%；新建住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2.7%，環比上漲0.8%；90平方米及以下新建住房銷售價格同比上漲4.9%，環比上漲1.0%。從表面上看，房價的上漲幅度并不高，但從實際情況分析，在房價本來就居高不下的基礎上，房價的上漲幅度“十分驚人”，對居民消費產生“擠出效應”，高房價“擠占”了居民的即時和潛在的消費能力。例如，居民將大部分收入將用于房貸月供，這不僅會導致一般住房消費者的日常消費全面萎縮，而且還會影響到他們的人力資本提升，最終將導致這部分家庭的收入水平固化和消費能力的削弱。因此，政府一方面要采取措施遏制房地產市場的泡沫，另一方面需要推進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設，既能增加各個方面的投資、帶動相關產業發展和增加勞動力就業，同時又能夠刺激居民消費。

消費是經濟增長真正和持久的拉動力量，我國需著力擴大消費需求特別是居民消費需求，應在提高居民收入、縮小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引導居民培養科學的消費理念、開拓農村消費市場與營造良好的消費環境等方面有所作為，努力消除制約消費的制度和政策障礙，逐步提高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