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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只要不是對中國有偏見的人，都會承認中國三十年的改革與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巨大成就，它徹底地化解了計劃經濟時代城鄉居民物質文化需求增長與供應極度短缺的矛盾，不僅解決了億萬人民的溫飽問題，而且促使越來越多的城市居民步入小康生活的行列。因此，對中國三十年的發展給予任何贊譽都不為過。

然而，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及改革進程中的某些做法，我們雖然走出了共同貧窮的時代，卻也在發展中進入了一個不和諧的時期。這種不和諧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的問題。

大量相關研究表明，包括城鄉間、地區間、行業間、不同社會群體間的收入差距急劇擴大，貧富鴻溝越來越深。

基尼系數是國際上用來綜合考察居民內部收入分配差異狀況的一個重要分析指標。按國際標準，這一數字在0.3以下為最佳狀態，在0.3～0.4之間為正常狀態，超過0.4為警戒狀態，達到0.6則屬于社會動亂隨時會發生的危險狀態。這一數字在中國的發展情況，按照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課題組的調查，包括各種集體福利和非正常收入的差距在內，中國目前的基尼系數為0.445，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測算，中國基尼系數從1980年的0.33擴大到1988年的0.38，2003年已擴大至0.458，有的地區已經達到0.467。

貧富差距還可以從財產分布方面看：中國人民銀行2006年1月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5年12月末，中國城鄉居民儲蓄存款突破14萬億元，達到141050．99億元。人均儲蓄超過1萬元。這個數字比1978年城鄉居民儲蓄額為210.6億元，人均不到22元，強了多少倍，人們不難計算。問題在于，這樣龐大的居民存款是如何分布的。國家統計局披露，在城市，收入最高的10%人口擁有全部城市收入的45%，而收入最低的10%人口則只擁有全部社會收入的1.4%。這說明中國的貧富差距已經相當嚴重。還有專家預言，貧富差距在未來十年將進一步擴大。

二

造成社會成員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很多。就地區間的收入差距看，一是由于各地區原有的經濟基礎、商品經濟意識、產業結構、對外經濟聯系、人口素質等等因素的影響，使得各地區經濟發展水平互不相同，從而收入分配出現差距。二是由于政策因素的作用，改革開放后，政府對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實行了特殊優惠政策，使這些地區在投資環境、引資條件、市場進入、特許經營、財稅優惠等諸方面擁有了其他地區所不具備的特權。這些優惠政策的實施有力地推動了這些地區外資和內資的引進，促進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其結果必然帶來發達地區愈加富裕，貧窮地區日益貧窮，拉大了地區間收入水平的差距。

價格體系不合理和市場作用不能充分發揮是行業間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我們知道，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機制通過價格和競爭調節資源在各部門間的流入和流出，其結果是形成平均利潤率和生產價格。在平均利潤率規律和生產價格規律的調節下，等量資本獲得的將是等量利潤，在這樣的情況下，各部門的收入大體相當，差別不會太大，但是在中國現階段。由于行政壟斷的存在，中國現階段由于價格體系尚未完全理順，市場體系不夠完善，人力、物力和財力等資源缺乏充分流動的機制和條件。部門間的贏利水平難以通過競爭和市場機制來調節，使得等量資本難以帶來等量利潤，等量勞動難以獲得等量報酬，從而造成了產業間收入的差距。

二元結構的存在是城鄉收入差距存在的基本原因。在中國農村，以手工、半手工等體力勞動為主的農村勞動生產率低于以現代工業為主的城市勞動生產率。勞動生產率的高低決定了收入的高低，從而導致了城鄉居民收入的差距。而且，長期以來，中國不但存在著“二元經濟結構”，還存在著“二元社會結構”。戶籍制度把10多億中國人分為“農業”和“非農業”兩大類別，維持這種結構的是有關社會福利的多種制度。這種制度不僅阻礙了諸如勞動力的流動，而且給城市居民帶來了農村居民無法享受的子女就學、公共服務等一系列福利待遇，使收入差距處于相對剛性狀態。這種情況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改變的話，中國的城鄉差距便無法真正縮小。

稅收執法漏洞導致的國稅流失，也是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據國家統計部統計，中國每年被截留、漏失稅款至少達1000億元以上。這些流失的稅款大部分直接或間接地流入個人手中，為高收入者“錦上添花”。

違法經營、以權謀私等“灰色行為”也致使社會成員間收入差距拉大。市場經濟開放搞話，有些生產經營者產生拜金主義，利欲熏心，不顧法紀。他們不擇手段，違法經營，偽劣假冒，走私販私，偷稅漏稅，上坑國家，下坑百姓，謀取暴利，大發橫財。此外，市場經濟是經濟市場化，不是政府權力市場化，但是在邁向市場經濟的過程中，卻出現了權力“商品化、資本化”的現象。有些官員以權謀私，權錢交易，以至官商勾結，損公肥私，從“大腕”很快膨脹為“大款”。

總之，社會成員的收入差距，原因很多。正是由于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一些社會成員擁有豐裕收入的同時，另一些社會成員處于困難的境地。

三

對于現階段的收入差距，應作具體分析，在收入差距的形成因素中，既有合理性的因素，也有不合理性因素。合理性因素，主要有：（1）政策性因素。如國家的政策傾斜，形成的地區收入差距和不同行業不同經濟成分之間的收入差距。（2）市場性因素。市場經濟是競爭性經濟，適者生存，優勝劣汰，出現收入差距是自然的。（3）技能性因素。新技術革命使現代社會的生產增長主要取決于人力資本，取決于勞動者身上的知識、技能及其所表現出來的能力。市場化的進程和技術進步又使得收入分配日益向技術型員工傾斜，個人素質和能力對其收入的影響日益加大。因此，也必然會拉開收入差距。

由于上述原因而形成的收入差距，在現存社會條件下想根除，是一種不切實際的主觀愿望。因為要做到這一點，就必須取締一切非公有的經濟成分，放棄實行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這無疑等于放棄改革的成果，放棄人民的根本利益。不僅如此，作為物質激勵和積聚民間資金的方法，這種社會分化對人們上進心的形成和生產的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

事實上，人們之所以對于收入差距擴大表現出強烈的不滿，是因為在收入差距形成及拉大過程中有許多不合理因素。主要有：（1）由于市場發育不良，使一些人投機致富；（2）分配秩序紊亂造成的某些人工資外收入膨脹；（3）非法經營、以權謀私等“灰色行為”而產生的暴富階層，不僅遠遠超出普通勞動者的收入水平，而且使得個人為社會創造的財富與個人從社會所得的報酬常常不成比例，甚至成反比，這就不能不造成一些低收入社會成員的心理失衡。因為，當人們的辛勤勞動換來的報酬除了糊口便沒有剩余時，那種“主人翁”的責任感就會大打折扣。勞動熱情會大大減弱。可見，不合理因素所致的收入差距，不僅與“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本質要求不符，也有違中國改革開放的初衷。

如何對待收入差距呢？

首先，我們應充分重視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建國五十多年的歷史特別是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穩定是保證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的重要基礎。社會穩定的核心是人心穩定、人民滿意；反之，人心不穩定、人民不滿意，就會引起社會不穩定。

據楊宜勇、張本波，“中國城鎮居民社會心態的調查報告”，目前全國城鎮居民對生活狀況不滿者約1億～2億人，占全國城鎮總人口比例的22％～45％，非常不滿意者在3200億～3600萬人，其比例在7％～8%。不滿者主要是那些在經濟轉型和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利益受損者，包括下崗失業者、農民、低收入人口、收入水平下降者。他們都是人民的一部分，即使有矛盾也是屬于人民內部矛盾。但是，這種大范圍的不滿情緒已經形成破壞中國社會穩定的催化劑，它的迅速積累甚至有可能演化為社會動蕩的導火索，或者當出現突發性事件時，這些不滿情緒會起到“火上澆油”的作用。

因此，遏制收入差距擴大，已經不僅僅是個經濟問題，更是涉及社會安定和政權穩定的政治問題。

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實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擴張和蔓延。第一，應當采取嚴禁謀私的斷然措施，取締非法收入。第二，適當限制過高收入。通過完善個人所得稅來縮小高低收入群體的差距。第三，切實提高過低收入。

我們相信，只要全社會能夠積極努力，收入差距問題一定會得到改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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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伴生了地區、城鄉、行業、階層和不同學歷層次之間收入差距擴大現象。造成收入差距擴大的原因，既有合理因素，更有不合理因素。不合理因素有：價格體系不合理和市場調節資源配置的作用不能充分發揮；城鄉二元結構；稅收執法漏洞和稅收手段落后導致的國稅流失；違法經營、以權謀私等“灰色收入”。對待收入差距，首先，重視當前收入差距不斷擴大給社會帶來的不利影響；其次，政府要做出切實可行的努力，遏制收入差距的任意擴張和蔓延。

關鍵詞：收入差距；原因；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