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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是否相容？如何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從根本上說取決于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以及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本文從市場經濟的價值意義出發，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市場經濟的倫理精神以及如何從整體上把握市場經濟的意義等問題。

關鍵詞：市場經濟倫理價值

一、問題的提出及其意義

中國經濟改革在經濟增長層面的成績為不斷深化的市場經濟改革提供了強有力的實證依據，但貧富差距等社會矛盾的加劇也同樣給質疑中國市場化改革的人提供了理由。

從康德式的絕對道德意義上看，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存在著固有的矛盾。普遍的看法是：市場的核心是追求效率和個人財富的最大化，而和諧社會強調社會財富在分配應該更趨于公平。和諧社會的價值理念和政策導向力圖縮小因為人的自然稟賦差異或其他原因所導致的貧富差距。構建和諧社會理念的提出實際上引發了對市場經濟的若干詰問。除了從意識形態角度對中國的市場化改革提出質疑外，對市場經濟最有力的批判武器來自于倫理層面。認為市場經濟的逐利本質必然導致人們私欲膨脹，道德淪喪，進而引發社會不公。簡言之，功利主義的市場經濟與人類追求社會和諧與公平的精神是相悖的。市場經濟可以解決經濟增長問題，而不能解決社會發展問題。

接下來更深層次的問題便是：建立市場經濟體制究竟是實用主義或者工具化了的權宜之計？還是對市場經濟這個人類社會“自發擴展的自由秩序”（哈耶克語）的充分認可與尊重？這個問題實際上最終歸結于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一種是從市場經濟的“具象”出發來簡單地定義市場經濟，即市場經濟是迄今被證明資源配置效率最高的經濟運行方式。要發展經濟，就必須采取市場經濟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犧牲公平是經濟增長不得不付出的代價。另一種是從市場經濟的產生、發展以及孕育市場經濟的歷史背景、思想文化基礎等多角度全方位地解讀市場經濟的內在精神實質。從而挖掘并承認市場經濟的倫理價值。使中國的市場經濟改革擺脫在理論上長期陷入實用主義的尷尬。我們通常所說的“傳統”與“現代”問題，其實是一個復合性的概念。并不僅僅是指經濟的發達程度。而作為具有特定意義的所謂“現代”概念，與市場經濟這樣一種社會經濟制度密不可分。可見把市場經濟僅僅定位在“效率”的功利價值上是有失偏頗的。

就中國的傳統與現實而論，單純從經濟學意義上的市場經濟概念出發來討論改革的是是非非難以說明問題；或者僅僅是在公共政策的取舍方面是更多地傾向于福利主義還是自由競爭（換一種表述：即如何平衡效率與公平的關系）也難以為論證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的關系提供足夠的理論支撐。西方長期存在的“社群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爭論就其實踐意義來說大多體現在公共政策的制定層面。“社群主義”更強調基于共同社會目標的共同價值，認為社會價值與個人的自由權利相比更具有優先權；在經濟政策方面主張國家干預和注重社會福利與公平。根源于洛克古典自由主義的“個人主義”則把個人權利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則出發來論述一切制度、規則和政策均應以確保個人自由權利的實現為最高宗旨。主張自由競爭，最大限度地減少以稅收、補貼、福利等形式出現的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行為。近年來，西方“社群主義”與“個人主義”的爭論同樣引發了中國學界的討論。在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尤其在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背景下出現這種爭論其意義是不言而喻的。

但必須注意到，西方所有關于“個人主義”與“福利主義”的分歧并不是基于對市場經濟的肯定或者是懷疑。而是把市場經濟制度作為一個勿需討論的先決條件。哈耶克，齊諾克等自由主義的集大成者自不必言，就是以關注貧困問題和弱勢群體而著名的阿瑪蒂亞·森以及建構社會正義學說的約翰·羅爾斯事實上都被視為當代自由主義的代表性人物。阿瑪蒂亞·森對自由市場經濟制度從來不吝贊美之詞。由此看來，“個人主義”與“社群主義”主義之間并非水火不相容。因為在如何看待市場經濟的問題上，兩者并不存在根本的政治哲學分歧。相反，他們把市場經濟中個人的理性行為以及經過長期市場實踐所形成的一切規則（包括成文的法律與人們自覺自愿遵循的潛規則）看做是與人類普遍價值準則相符合的社會秩序。

雖然中國實行市場化改革已經經歷了三十年，但對于市場經濟的認知仍然存在著深刻的分歧。意識形態的爭論姑且不論。從學理層面而言我認為仍不免失之淺顯。最初的、至今仍然有一部份人所堅持的看法源于改革開放之初的市場經濟工具論，即把市場經濟看作是單純的經濟運行的機制和手段，也即是說市場經濟是一種價值中立的工具。資本主義可以用，社會主義同樣可以用。相對于把市場經濟等同于剝削和罪惡的傳統觀念無疑是一種突破。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對于減少不必要的爭論，推動改革開放的進程起到了巨大的歷史作用。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僅僅把市場經濟看做價值中立的工具顯然已經缺乏足夠的解釋力。例如，既然是工具，在不同的環境下使用的效果為什么會大相徑庭？市場機制會出現失靈和扭曲？市場經濟改革導致一定的貧富差距是可以預期的，但整個社會出現普遍的腐敗和權利不平等現象卻非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從成熟的市場經濟國家的實踐來看，避免和遏制公共權力對經濟活動的“嵌入”而產生腐敗以及重視國民在政治、經濟權利方面的平等都是解決得比較好的，道理很簡單，一旦權力對經濟活動“嵌入”（而非規制）就破壞了公平的競爭環境；如果國民的權利事實上不平等，市場就缺乏平等的競爭主體。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市場經濟，這是眾所周知的經濟學原理。

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另一個最為流行的理論是生產力水平決定論，（另一種表達是“初級階段論”）認為中國之所以實行市場經濟改革最基本的原因是由于中國當今的生產力水平還不夠發達，市場經濟是通向更高層次社會經濟形態不得不經歷的階段。至于生產力水平究竟達到什么樣的程度可以不再實行市場經濟，（或市場經濟會自然消亡）這也許是不得不留待后人回答的宏大理論命題。從現實的、實踐的的意義上說，也還沒有必要過早地陷入這樣的爭論。但必須看到，生產力決定論對市場經濟的承認是有限度的。折射出對市場經濟的認識依然刻有傳統意識的印記，反映出某種“不得不”的矛盾的心態。

不論出于何種原因，上述兩種對中國進行市場化改革的理由總給人一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改革實踐促使人們必須對市場經濟進行更為深入的理論思考，概括起來說，對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研究大致是從兩個維度展開的，一是從“善”“惡”，“道德”或“不道德”的倫理層面來探討市場經濟。試圖在道德的“利他”與功利的“利己”主義之間找到一條共通的橋梁。二是從市場經濟所關聯的政治、法律以及相關社會因素來探討市場經濟的本質及其所要求的制度環境。這已經大大突破了市場經濟工具論的束縛，把中國對市場經濟理論研究深入到了政治哲學和價值倫理的高度。而且從方法論的角度彌補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唯理主義傾向。惟有此，方能在理論上說明市場經濟與和諧社會是邏輯自洽的同一體系。

二、市場經濟與民主法治

市場經濟產生和演變的過程清楚地說明：市場經濟的出現并非是一個孤立的經濟現象，更不是人所固有的逐利動機的必然產物。馬克斯·韋伯在考察資本主義產生的歷史淵源時認為宗教革命之后的新教教義與資本主義有著直接的聯系，說過：“獲利的欲望、對營利、金錢（并且是最大可能數額的金錢）的追求，這本身與資本主義并不相干。這樣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但“為什么資本主義利益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做出同樣的事情呢？為什么科學的、藝術的、政治的、或經濟的發展沒有在印度、在中國也走上西方現今所特有的這條理性化道路呢？”“對財富的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資本主義，更不是資本主義的精神。倒不如說，資本主義更多地是對這種非理性欲望的一種抑制或至少是一種理性的緩解。”①

馬克斯·韋伯認為研究資本主義起源的中心問題是“以其自由勞動的組織方式為特征的”。韋伯的分析無疑是深刻的，至少可以使我們避免僅僅從表面現象來粗淺地看待市場經濟。因為人的理性是與生俱來的，不能把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與市場經濟劃等號。問題的關鍵是人的理性能否得到實現和怎樣實現。資本主義（也可以說是市場經濟產生之前）之前，普通平民百姓的理性是受到壓抑的。在歐洲，教會、貴族和僧侶可以不勞而獲，極盡奢華。在中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一方面是小部分人“理性”無限度的惡性膨脹，另一方面是廣大民眾的基本權利得不到保障。當市場經濟使每個人都有可能自由地依據自己的理性去追求自身的利益時，卻要去承擔“唯利是圖”的罪名，這顯然是不公平的。我們無意否認市場經濟的逐利性，暫且不論逐利的過程和結果還要受到一系列規則、制度和道德的約束和調整，從道德序列上講，給不給人自由與給了人自由所產生的結果并不是一回事。孰輕孰重自然不難辨清。這里有必要順便提一下，亞當·斯密認為給人自由的結果是整個社會財富的增長，功利主義大師邊沁認為只要整個社會福利增長了，也就達到了善的目的。由于他們只注意到社會財富的總量而忽視了社會財富的分配而受到質疑。公務員之家

從市場經濟產生的歷史背景來考察，市場經濟產生于歐洲思想大解放和社會發生激烈變革的時期，在此之前的歐洲大陸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政教合一的專制制度剝奪了人最基本的權利，處于下層的廣大民眾沒有基本的政治權利、經濟權利，甚至沒有思想自由和言論自由的權利。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提出了理性至上和人本主義思想，把自由作為人類最高的，也是最終的價值追求。作為文藝復興運動的繼續和深化，啟蒙運動從激情轉向了冷峻。從張揚人性的口號式吶喊轉向對社會、政治、法律和制度等問題的縝密思索。

任何人都有權力根據自己的判斷去選擇自我發展的道路，任何人都沒有權力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犧牲他人幸福的基礎之上。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中也指出：“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前提”。但問題在于：通過什么樣的制度安排才能夠達至這一目標的實現呢？在這一個人類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思想大解放的黃金時期，啟蒙思想家們進行了不懈的探索，產生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政治、經濟、法律等理論和思想。

可以說，如果沒有文藝復興、啟蒙運動和宗教革命所奠定的思想文化基礎以及由此所決定的社會發展走向，市場經濟是不可能產生的。市場經濟正是秉承了文藝復興和倡導的人本、理性和自由的基本價值觀念。經濟活動是保證人類生存發展的基礎，缺乏經濟自由，其他的一切權利都無從談起。經濟自由是自由價值序列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內容。也就是說，從價值哲學的意義上講，市場經濟是一種體現人類最終價值追求的“善”的經濟制度。這是它最為重要的價值意義，其次才是它的功利作用。由于經濟學主要注重市場經濟資源配置的作用，久而久之，人們反而忽視了市場經濟的其他重要價值之所在。

然而，人所應該擁有的自由和權利并不是通過空洞的口號就可以輕易地獲得的，經濟自由需要相應的民主憲政制度作為保證。換句話說，市場經濟使人們看到了獲得自由和權利的途徑，但并不能保證這樣的自由和權利最終得以實現。因為人們只有生活在民眾擁有廣泛民主權利的制度下才可能獲得真正意義上的自由和權利。政治上的專制完全可以侵害到人的基本權利和自由。用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話來說，經濟自由固然是自由的組成部分，但經濟自由僅僅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他甚至列舉了二戰時期的德國、日本和西班牙在經濟上實行市場經濟而在政治上實行法西斯專制的例子來說明市場經濟與政治狀態并沒有邏輯上的關聯性。弗里德曼事實上并沒有深究上述國家的全部事實，二戰之前日本和德國為了準備發動戰爭的資源，對經濟的統制，尤其是對其具有戰略性意義的經濟部門的扶持和干預是非常厲害的。其所謂的市場經濟值得懷疑。正由于如此，我們有理由進行規范性地判斷：世界上有兩種市場經濟，一種是民主憲政下的市場經濟，這是好的市場經濟，另外還可能存在另一種壞的偽市場經濟。從這個意義上說，真正意義上的市場經濟與政治狀態又具有實質上的聯系。這就提醒我們，研究社會轉型時期的市場經濟，重要的也許不是市場經濟本身，而是市場經濟的制度環境。

以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伴隨著市場經濟制度的完善而逐漸成熟。民主憲政制度的基本特征是民主與法治，民主當然可以有各種不同的實現方式，但要真正實現實質性的民主，卻需要一個與民主制度相適應的法律制度作為保障。法律的產生已經有兩千多年的歷史，盡管早在古希臘時期就提出“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號，但始終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法治思想，一種是把法律作為維護統治的工具，即“治民”；在中國幾千年的封建社會中法律所扮演的角色便是如此。另一種雖然承認法律的“治民”功能，即維護社會公正和穩定的功能，但卻把立法和司法的重點聚焦于對政府權力的制約和限制上。這種源于西方契約理論的法治思想已經成為現代民主憲政制度下法律制度的基石。政治學原理告訴我們：被托馬斯·霍布斯稱為利坦維“怪獸”的國家政權一旦形成之后，由于它掌握著國家的暴力機器，始終存在著濫用權力的危險。考察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不難看出，所有的不平等和不自由，其最深厚的根源來自于不合理的政治權力的壓制。“權力制衡”便成為現代政治理論的重要部分。法學中“制官”的法治思想與政治學中的制衡理論是一脈相承的。約拉姆·巴澤爾在他的《國家理論》一書中利用經濟學分析工具把政府作為“保護者”的利弊分析融入在福利最大化的私人合約制度中，提出了如何防止政府“掠奪”的“集體行動”機制。

所有這一切都說明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轉需要以之相對稱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環境，自由（市場經濟得以存在的基本前提條件）與民主、法治構成了互為條件、缺一不可、三位一體的統一整體。換句話說，好的、健全的市場經濟意味著民主法治的充分實現，而市場經濟則是民主法治得以構建的基礎。如果僅僅從效率的角度去理解和肯定市場經濟，則意味著對市場經濟本身所具有的或者直接關聯的更為重要的價值存在的巨大忽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