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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開放以來提出素質教育問題至今近20年了,雖然素質教育的理念已為社會廣泛所認同,然而實踐起來情況卻不很好,所謂“素質教育喊得轟轟烈烈,應試教育搞得扎扎實實”,就是其寫照。過去,應試教育主要是在基礎教育領域中泛濫,而現在應試教育還向高教領域“擴張”之中。“考級,考證、考研”等日趨“應試化”,而且高校“應考”能力的培訓正趨向于產業化之中。這些問題不能謂之不嚴重。然而素質教育的實現也隨著我國資源配置市場化進展得到新的機遇之中。我們要把實現素質教育目標的對策應當從教育發展的基礎教育和專業教育(主要指高等教育,也包括中專教育)分兩個階段來考察。

由于基礎教育階段素質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四有”的新人出發,要求是德,智、體、美、勞等的“全面發展”,成為一個合格的社會主義公民和面臨知識經濟時代的普通勞動者,所要求的素質只是一個“成人”或“成長”的標準,應該是可以實現的。然而問題在于基教階段的“出口”是“升學導向型”,而教育階段的層次是成下大上小的正三角形勢態。這樣高一級層次的教育資源又是相對較少的從而就成為具有較強稀缺性的“優質教育資源”,然而接受高一層次教育所支付的成本大體上是“計劃價格”,這樣就形成了“求大于供”的局面。必然造成了“賣方市場”,引起需求者之間的競爭,但是這種競爭主要不是通過“價格”的(即收學費)市場機制來實現。從而就形成“賣方”(高一層次學校)對學生素質的“擇優”來選取升學的對象。而擇優的標準唯一可以精確量化考核的就是各門文化課程的“考分”,至于其他“德體美勞”等方面,難以精確量化。如果“評選”,在我國社會風氣不正的情況下是行不通的,甚至還會產生腐敗。

因此分數擇優就成了高一層次優質教育資源配置的唯一“可靠”(不等于“科學”)的標準-加上我國歷史文化又有“學而優則仕”和“開科取士”的傳統,在人們(尤其是學生、家長)普遍認為“以分取人”是“分數面前人人平等”的最“公正”、“公平”的好辦法。這就為應試教育的張揚構成了認識淵源。至于教育資源“優質”的評價標準,說到底還是“工作好找”和“報酬較高”,人們在花費同樣的教育成本,當然要選擇“名牌院校”和高一層次的升學機會(既包括的中考升學,也包括升入公辦大專),因此學生及其家庭支持應試教育還是一種經濟上的理性行為。所以,不論那個教育階段的“出口導向”是“升學”,只要高一級的優質救育資源的稀缺,必然就為“應試教育”自發性擴張形成的經濟基礎。

可是,現階段素質教育的倡導還是依托“行政推動”,行政機制目標的實現程度與其財政力量支持程度相關,長期以來我國基礎教育的財政投入嚴重不是(比印度還低)中小學校想搞素質教育也只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現在中央雖然已充分認識到這一點正在加大財政投入,然而只有當這種投入(包括社會投入),(如高中,大學“擴招”)達到一定程度之后,基礎教育的“應試困擾”才可能舒解,素質教育才能“搞得”而不是“喊得”“扎扎實實”,然而這需要有一個“過程”(至少10年),不可能一蹴而就。

然而在我國高等教育階段,由于它是專業教育,其“出口導向”主要是“就業”,(也有“升學”的如考研,出國留學等但不是主要的),在上世紀90年代之前對大學畢業生的需求是“求大于供”,所以大學中應試教育也難成氣候,“擴招”以后出現了“就業難”,用人單位追求“文憑”的層次,因而考研,考證,考級“熱”形成,應試教育在大學中漸漸抬頭。但大學畢業生的主要出路還是就業,就業就必須在人才市場上競爭。隨著我國市場化進程加快,用人單位用人標準更加理性化,用人的標準已由過度重視“文憑”向重視“素質”轉移,過去單一的追求“高學歷”,現在則追求“適用性”。要求“真才實學”并講求人才的“性價比”。花幾十萬年薪聘用了名牌大學的MBA的情況,但由于這些“書生”的市場開拓能力并不比本科、大專生強多少,所以MBA的“高價”正在下跌之中。另外在深圳、上海等大城市高級技工的報酬已高于碩士畢業生,這些就是用人單位在人力資源配置上的理性行為,這個市場機制必然傳導到高校里去,校方就要重視大學里的素質教育。也由于人力資源市場機制傳導到家長中去,家長們對子女的要求也由一味追求高學歷逐步向“適用”學歷轉變。近年來各地高級技工人才的走俏,許多規范的高技高職院校生源爆滿,這些規范的高技高職院校就進入了“優質”的教育資源的行列中去了,從而也大大的降低了“高考壓力”,這就為淡化應試教育起了積極作用。同時學生和家長(教育服務的需求者、購買者)也在考慮自己的教育投資(作為成本)與自己子女未來就業的回報(預期收益)進行比較,如果讀個大學花上幾萬甚至十幾萬元,而換來還面臨“就業難”的處境時,就會考慮“這值得嗎”?這一考慮又緩解了“中考壓力”。同時又會加大高校對其畢業生在職場上競爭力素質的培育產生了“市場推動”的效應。當然,我國的高校具有多層次性,“一本”院校其畢業生在可見的將來仍是“皇帝女兒不愁嫁”。因而參與職場競爭素質的壓力并不會凸顯,但對于那些以“學生沒有出路,學校就沒有生路”,“生源就是財源”的那些大學說來:畢業生主要出路是就業,從而職場競爭的壓力必然促進其最有積極性去主動的推行素質教育。

由于大學教育是專業教育。那么體現職場競爭實力的“素質”是什么樣的素質?由于素質的內含十分廣泛,樣樣“全面發展”是抓不住主要矛盾的。只有抓住那一種以專業素質為基礎的和非專業素質為關鍵并使兩者相結合的,能體現人生有價值目標實現(首先要解決就業能否成功的問題)的素質即“成功素質”的教育,就能與職場競爭所需要的“競爭實力”的素質要求相適應了。所以在以畢業生就業為主要的出口導向的那類大學,尤其以收費較高的民辦院校就更加需要緊緊抓好“成功素質教育”的推行。“成功素質教育”的理念表明,在專業素質的培育上的“管用,夠用、會用”的“三用”原則就行了,尤其對專業知識的培育上,超過“三用”要求的“剩余知識”是沒有多大意義的,因為它很快會“陳舊”而被“更新”。畢業生在走上就業崗位,需要對新的環境,新的業務進行適應和開拓,這種索質是對任何專業的畢業生說來卻是普遍需要的“共性素質”,就是“非專業素質”,這種非專業素質,其特點是“三創”,即創新思維、創造能力和創業精神,有了這“三創”,則畢業生在運用已學過的專業知識時就能“用活用好”,需要而又未曾學過的專業知識時就有能力去自學并應用。而對用人單位來說,對于具有這樣成功素質的畢業生最為歡迎。即使有些“專業不對口”那也關系不大,因為具有了這種成功素質的人,才有利于用人單位事業的成功,從而這種人才就是“最搶手”的人才,因此以培育成功素質為目標的“成功素質教育”的理念和模式就成為高校實現素質教育的“突破口”,因為它是市場機制的必然產物,由于各個教育階段間具有傳遞性的關系,因此它必然傳導到基礎教育領域中去產生影響,從而也有利于加大基礎教育對實現素質教育的推動力,從而將形成我國整體教育實現素質教育的變遷取向。可見我國素質教育的進程是與我國資源尤其是人力資源配置市場化的程度密切聯系的互動過程。作為制定素質教育目標的政策,需要思維創新,進行政策調整。把實現素質教育目標的重點首先放在高等教育階段,尤其應放在以就業為主要的出口導向的那一層次的高校身上。如果這樣做,就找到了我國實施素質教育新的突破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