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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中國上世紀上半葉出現反思主義思潮，省視“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反對“商業精神”，主張“長為農國”、宣傳“大同”理想。追溯歷史，中國文化傳統中存在著以孔、孟為代表的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其特征為以“奇技淫巧”論、“安貧樂道”論為標識的非科技論與非國富論；以“農本”論、“抑商”論為表征的農業立國論與工商反對論；以“均平寡安”論、經濟“統制”論為號召的古典“大同”論。本文指出：中國現代反思主義，乃為“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接續與現代闡發。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既為“寶藏”，又為“山岳”，本文嘗試立足在這樣的思考平臺上，對中國現代反思主義作思想梳理。

【主題詞】中國現代反思主義、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寶藏”與“山岳”科學社會主義

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出現反思主義思潮，省視“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反對“商業精神”，主張中國“長為農國”、宣傳“大同”理想。本文探討中國現代反思主義思潮的歷史淵源，指出如同世界上曾經出現過以歐文、傅立葉、圣西門為代表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以赫爾岑、車爾尼雪斯基為代表，名為“民粹主義”的俄國空想社會主義，中國文化傳統中存在著以孔、孟為代表的，體現“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儒家社會主義）。“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體現為以“安貧樂道”論、“不患寡而患不均”論、“奇技淫巧”論為標識的非物質論、非科技論與非國富論；以“農本”論、“抑商”論為表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維護論與市場經濟反對論；以“大同”主義、“禮運”精神為號召的中國古典“公有”論。中國上世紀上半葉的反思主義，乃為“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接續與現代展示。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既為“寶藏”，又為“山岳”。“寶藏”存在于“山岳”，經由對傳統的珍視、揚棄與弘揚，對“山岳”的攀越、“開采”與利用，“山岳”由是為“寶藏”。反之，任“山岳”為“原生態”的存在，其必為中國現展的“精神大山”。筆者站在這樣的思考平臺上，嘗試對中國現代反思主義作思想的梳理。

一、對“物質論”、“科學論”的深刻省視與“幸福論”、“非富國論”的提出

杜亞泉1918年發表《迷亂之現代人心》，驚異地發現，自己生活的地球，居然變成“物質主義大熾”的地獄。達爾文的“生存競爭說”，叔本華的“意志論”，爭相登臺，一概演化為強權主義。西方在墮落中，宗教本位的希伯來文化慘遭破壞，理性本位的希臘思想也被“蔑棄無遺”。世界失去道德的界限，“權利”與“意志”成為人間的主宰。“國是之淪喪”、“教育之破產”、“政治界之強有力主義”、“教育界之實用主義”，諸多弊端，源出于一，此謂“物質主義”。

在中國現代反思主義者看來，西洋學說尚未傳入之時，中國人讀圣賢之書，審事物之理，而今西學大盛，“綱常”失墜，國民迷茫。值此現狀，杜亞泉主張師法周公、孔、孟，實行“文化統整”。“周公之兼三王，孔子之集大成，孟子之拒邪說，皆致力于統整者”，當代之“整統”，即為集孔孟之大成，拒西學之邪說。1

1920年梁啟超發表《歐游心影錄》，對曾經向往過的歐洲文明大失所望。他告訴人們，世界大戰的炮聲給了世界一個莫大的刺激,自己的人生觀也因此發生“大變化”。他確認西方物質文明是“制造社會險象的種子”，“倒不如這世外桃源的中國,還有辦法”。

他為西方的前途悲哀，認定世界文明的希望在中國。他情不自禁地大聲疾呼：“我們可愛的青年啊,立正；開步走,大海對岸那邊有好幾萬萬人,愁著物質文明破產,哀哀欲絕的喊救命,等著你來超拔他哩”。

王國維怪罪“西方”，凡事都要去服從“科學方法”，其實“科學方法”所能駕御的，也只是空間和時間、物質和人類與動植物的軀體，至于心靈境界及社會國家，“萬不能以科學方法治之”。西方人不懂這個道理，迷信“物質”與“科學”，實在是“務其一而忘其他，能方而不能圓，知往而不知返”。2梁啟超告戒國人：歐洲人長期做著一場科學萬能的大夢，到如今醒了過來，叫起科學破產來，這便是最近思潮變遷一個大關鍵。3章士釗沿襲清末頑固派的口吻，將科學與“奇技淫巧”相提并論。他反復宣傳：中國本有農家淳厚之風，而今“效工業國偽物質文明之奇技淫巧”，人心日益險，道德日喪。如此以往，中國一天天走向淪亡，恐怕就要害在工業國之“物質文明”。

反思主義者提出“幸福論”，與“物質論”與“科學論”作思想的對峙，進而提出“非富國論”與“非富強論”，力陳世界上的一切活動,均“以人類之幸福為前提”，豈可“以圖富強之故,而犧牲人類”。章士釗堅決發愿：“寧可犧牲富強”,“不愿以人類作工廠之奴隸牛馬焉”。

梁啟超用他慣習的“情感的筆觸”，將“富強”、“物質”，比喻是一個“大黑影”。中國人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現在是走在路上的人，遠遠望見個大黑影，拼命往前趕，以為可以靠它向導。哪知趕上幾程，影子卻不見了，因此無限的凄惶痛苦。

梁啟超慶幸中國人在世界上“最幸福”，因為不要再去追那個影子了，并且還廣播“幸福”種子于世界。他牢記中國人的偉大“責任”，中國人數居全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對于人類的幸福,應負四分之一的責任。這個責任就是取消“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讓世界和中國一道，“安貧樂道”。4

中國萬不可“以富強為國是”。為此，王國維痛心疾首：有了這個“國是”，國與國爭、上與下爭，人與人爭、貧與富爭，一個“爭”字，“其病在貪”，病深無治，“反以自斃”。5

張君勱在《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中大段復述他在《國憲議》中的舊話:國而富也,不過是在國內多了若干個工廠,海外多了若干個銀行代表。國而強也,不過是在海上多幾只兵艦,海外多占若干土地。他責問為什么至今還有人抱著“富國”論不放，居然還“以此為長策”，這是在做“一場夢”！6

二、反對“商業精神”與“競爭市場”，主張“長為農國”

中國現代反思主義反對“商業精神”、“市場競爭”與“工商立國”。辜鴻銘直論“商業精神”為“世界大敵”，“今日世界最大的敵人是體現在人們身上的商業主義精神,而不是普魯士的軍國主義”，“由自私而形成的商業精神”造成強權崇拜與軍國主義,最終引發世界大戰7。

章太炎早在1907年寫《討滿洲檄》時就說過：中國“震于泰西文明之名，勸工商，汗漫無制，乃使豪強兼并，細民無食。”8梁漱溟將章太炎說的“泰西文明”，稱為“都市工商文明”。他著《山東鄉村建設研究院設立旨趣》明示：推行“西洋都市工商文明”，勢將“內而形成階級斗爭”，“外而釀發國際大戰”。這是一條食利者“發財的路，而不是養人的路”，“實為一種病態文明”，泱泱九州“何可再蹈覆轍”。9

反思主義者反對“商業精神”，此乃“商業精神”本于“競爭精神”，而此“競爭”為人類理念所悖，為“農國精神”所無。他們強調：“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為中國“農國精神”之本旨，“欲多而事繁，明爭以足財”是西洋“工國精神”之惡政，任“競爭”滋長而無阻，必導致世界大亂、國家不安。10

1922年章士釗從歐洲考察回國，得出經濟競爭導致世界“血戰”的結論。“競爭市場，推廣殖民地，因此血戰，前后相繼”，“歐洲各國家，以工業為立國中心，故有不合理之競爭。且因有多數大規模之工廠，其出品過剩，乃不得不謀銷于國外，致生國際間之競爭。歐洲大戰，原因雖夥，而其根本不外乎英德兩國之工業競爭。”11

由反對“商業精神”、“市場競爭”，進而反對“工商立國”，主張中國“長為農國”。“發展工商”，禍害農村。劉師培竭力說明：“今也實業漸興，工廠日增，給使貧民，以供己役。始也鄉野農民，惑于賃金，棄農弗務，舍野業而營市業。故近歲江淮之民，遠客他鄉，計數十萬，（其中商人新黨不過萬人，余均應其役而供其求者也。）以至人增而谷不益”。12

章士釗認為工商立國有二惡。其一，造成“鄉里”與“通都”的格差對立：“人人輕去鄉里，覓食通都，都市生活為之盛漲，一方田畝荒蕪，食料不給，而一方互市海外，生涯暢遂”；其二，導致窮人與富人的尖銳矛盾：一方面“增造富族，豪侈無倫”，一方面又制造貧困，民不聊生，“貧富兩階，相去太殊”。13

反思主義者認為，西方與中國原來都有其“建國之本原”及所謂“國本”。“工商”與“市場”不符合中國立國“本原”，絕非中國“國本”，因此不可能在中國立足生根。章士釗在《農國辯》一文中說：中國與西方，“建國之本原既異，所有政治、道德、法律、習慣，皆緣是兩歧。農國講節欲勉無為，知足戒爭。一言蔽之，老子之書，為用極宏，以不如此不足以消息盈虛，咸得其宜也。工國則反是縱欲有為，無足貴爭”。14

章士釗論“國本”乃中國延續數千年不墜的固有傳統與習慣。“為之農者，獨以國本所在之故，領導各業而為之主盟”。“以農立國”向來是中國的“國本”，怎么可以另擇道路。他很了解“國本”，因此“謀國至此，可無遺憾”。

有“國本”，還應該有“國是”。1923年他寫《業治與農——告中華農學會》，提出“國是”論：中國當“確立國是，以農立國，文化治制，一切使基于農。”15

章士釗將中國洋務運動時期及二十世紀初僅有的一點工商進步，都賤視為違背“國本”的歧路旁門。中國“工商”與“市場”發展了，他就不幸與郁悶。發展慢了或遇到阻力，他就“可幸”與通暢。“所可幸者，我國受工業之毒尚不深，頗有挽救之望。此一點希望，即在乎農業。我國三千余年傳來之農業制度，與農業文明，并未完全因工業之毒而崩壞，起而圖之，猶未為晚。”16

既然工業立國有這么多的弊端，那么中國只有一條路好走，就是農業立國。中國數千年來以農立國，農村之健全與否，農業之興隆與否，不僅為農民生死問題，也亦為“國家民族存亡問題”。梁漱溟強調，中國“國之不強，由于農業之不振”。楊開道則稱：過去的中國本是農業民族，有豐富的農業生產實踐經驗；現在的中國不僅工業幼稚，且還缺乏發展工業所需的幾樣重要資源；除去農業，何以立足。17

三、“大同主義”的再弘揚與“均平寡安”論、經濟“統制”論的新闡述

1902年康有為完成《大同書》，述論建立在農本主義與民本主義基礎上的大同社會愿景。在此社會中，“人人皆教養于公產而不恃私產，人人即多私產，亦當分之于公產焉，則人無所用其私”，“惟人人皆公，人人皆平，故能與人大同也”。

有了土地公產還不夠，還要實行“資本”公產。具體而言，一是“公商”：“大同世之商業，不得有私產之商，舉全地之商業皆歸政府商部統之”；二是“公工”，“使天下之工必盡歸于公，凡百工大小之制造廠、鐵道、輪船皆歸焉，不許有獨人之私業矣。”18

孫中山也受到“大同主義”的影響，特為手抄《禮記·禮運》篇中的文字：“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精神，成為民生主義的強力思想依托。孫中山在同盟會的機關刊物《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19中首次提出“三民主義”，著重將“民生主義”定義為“平均地權”，以后具體充實為“土地國有”、“耕者有其田”、“均貧富”、“節制資本”。孫中山將這樣的思想與當時已經流行開來的社會主義思想作等同的思考，“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20

“大同主義”現代承接的結果，是把財富私有視為現代社會的萬惡之源。梁漱溟回憶，民國元年的時候，從家里的舊書堆里揀得一本幸德秋水的《社會主義神髓》。其中講到“資本家”、“勞動者”這樣的話，雖然沒有驟然接受書中的觀點，但其中反對私有制的意思卻深深地印進了腦海。“我即不斷來思索這個問題。愈想愈多，不能自休。終至引我到反對財產私有的路上，而且激烈的反對，好象忍耐不得。”張君勱則主張：“尊社會之公益，而抑個人之私利”，尊社會之公道，然限個人之自由，“廢除私有制收歸社會所有，化私人經濟而歸國有”。21

中國現代反思主義者由反對財富私有而主張產品平均分配。王國維說：“孔子言患不均，《大學》言平天下，古人治政，未有不務均中者”。22張君勱認識到資本主義就是經濟自由主義或放任主義，這樣的社會“除生命財產之保護上所必要的干涉至最少限度外，政府不應再有作為”；“國民經濟活動的法律限制，應一律停止”；以個人主義、自由競爭、自由市場為“最高原則”。23他反復權衡，覺得這樣的制度不適于中國，“均平寡安”是中國的唯一出路。

劉師培是無政府主義者，又是一個傳統者。從無政府主義的立場來看，他有推翻舊社會的幻想，然而即使激進如斯的他，也對中國古典社會主義頷首贊同，大力鼓吹。他說：既然沒有了政府，那么“人民共產，無統治被統治之分，然后物質文明，力求進步，以利益民眾，斯為善政。”24

他反對清末新政，因為“新政”包藏著“興實業”與發展資本家的內容。他歷數新政危害在于：

實業既興，佐以資者，均悉富民，凡民生日用之物，其生產機關，握于少數富民之手，壟斷市利，致小民自營之業，不克支持”，“既獎勵資本家，至不惜封以崇爵，不出數年，舍資本家之外，殆無一而非勞動人民。終歲勤動，勞力辱身，而所制物品，其利咸屬于富民，以視工商之自由營業者，果孰利而孰害耶？加以實業既興，則貧民為富民所制，豪商奸賈，權勢日伸，因富而而貴。25

他進而反對一切中國歷史上的所有改革活動，斥其為“病民之根”：“中國自古迄今，凡朝廷之變法，恒與民變表里。王莽變法而新亡，荊公變法而宋弱。蓋舉行新政，名曰圖富強，則尤為病民之根。”

反思主義者主張高度集中管理的“統制”論，而梁漱溟則是“國家統制”的堅決倡導者。他說：“走集團主義國家統制的路來開發中國的產業，進行中國的經濟建設”，國內傾向這條路的人可能還要更多一點，更有勢力。26

中國現代反思派大都屬于中學派，而西學派則站在相反的立場，表現出對于反思的“反思”。梁漱溟曾與胡適、吳景超為有過激烈的交鋒。胡適與吳景超“希望中國社會仍走個人主義，自由競爭，發達工商業，繁榮都市的路”。梁漱溟直斥此為“主觀的夢想”。他堅信中國“走集團主義國家統制的路來開發中國的產業，進行中國的經濟建設”。27

反思主義者希望中國出現“共同設立之總機關”，對全國經濟作高度計劃性“統制”。章士釗建議，在此基礎上建立地方上的“公共買賣局”，建筑道路，改良建筑，辦小學及“文明應有之機關“，一概“由公共買賣局設立”。28

康有為主張建立“公政府”，賦予它以最大的經濟權力，成為全國“計劃經濟”的總指揮部，日常生產悉從“指撥之命令”。公政府之下又設“農部”，“總天下之農田”，然后“各度界小政府皆立農曹而分掌之，數十里皆立農局，數里立農分局，皆置吏以司之”。29

“統制”之利，在于形成“自足”的經濟社會：“凡是人民的生活，務須保持在水平線以上，村村如此。由村而縣而省，均以本地之出產，維持本地人之生活”。他們倡議“發行一種紙幣，流通本村，則一村之人都可無衣食之虞。”30

“統制”將使中國出現平均主義的“樂園”：“凡國家以其土宜之所出人工之所就，即人口全部，謀所配置之，取義在均，使有余不足之差，不甚相遠。”31社會產品悉據“物品之消息盈需而分配之”。32即使私人住宅也不復存在，“只有公所、旅舍，更無私室”；吃飯一律排隊進大食堂，“飲食列座萬千，日日皆如無遮大會”，“亦有機器遞入會室，聽任取樂。”33

四、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及其與中國現代反思主義的精神鏈接

如同世界歷史上出現過以圣西門、傅立葉、歐文為代表的西歐空想社會主義、以赫爾岑、車爾尼雪斯基為代表，名為“民粹主義”的俄國空想社會主義，中國則出現倡導“大同”理想的古典空想社會主義。中國上世紀上半葉的反思主義，實為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歷史接續與現代展示。

“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具有以下特征：其一：以“安貧樂道”、“不患寡而患不均”、“奇技淫巧”為標識的非物質論、非科技論與非國富論。中國儒家反對“聚斂”，反對財富積累，更反對財富向“資本”轉化，視商業為社會“失衡”之源。“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和無寡，安無傾。”34由“均”而“安”，由“安”而“和”，由“和”而國家“無傾”。

由非物質論、非國富論引出中國古代道德論與“幸福”論。儒家之義為道德之首，“富且貴,與我如浮云”35，由此安貧樂道的顏回受到孔子的嘉獎：“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36當一個文化中非物質論、非國富論占據話語主權，此文化中的科技意識也隨之畏縮。“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科技與機械的制作，被斥為“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的工具。37

其二：以“農本”論與“抑商”論為表征的“亞細亞生產方式”維護論與市場經濟反對論。孟子斥商人為“賤丈夫”。《孟子·公孫丑下》：“有賤丈夫焉，必求龍斷而登之，以左右望而罔市利，人皆以為賤，故從而征之”。中國歷代以農為本。漢文帝下詔云：“農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重要思想家庭晁錯強調：“方今之務，莫若便民務農而已矣。”38賈誼認為：“今驅民而歸之農，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人，轉而緣南畝，則蓄積足而人樂其所。”39《鹽鐵論》則更明確主張：“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農本論”與“抑商論”創制于周秦，定說于漢朝，以后歷代相延，成為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

其三：以“大同”主義、“禮運”精神為號召的古代“公有”思想。《禮記·禮運篇》是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基本綱領，突出反映中國古代的“公有”思想。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在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

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智勇，以功為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

40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勢者去，眾以為殃。

“大同”主義云：“天下為公”，“大道之行”。“貨”，“不必藏于己”，一切貢獻于公家；“力”，“不必為己”，一切服務于社會，結果社會安定，“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反其道則“天下為家（私）”，“大道之隱（消失）”，倫理澆漓，物欲橫行，結果“眾以為殃”，“兵由此起”。

中國現代反思主義省視“物質主義”與“科學主義”，既體現為對五四精神的質疑與審視，也表現為對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非物質論”、“非國富論”、“非科技論”的繼承與發展。

中國現代反思主義反對“商業精神”，主張“長為農國”，既體現對洋務運動、上世紀初“新政”改革，及至三十年代市場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弊端的省察與思考，也表現對以“農本主義”、“重農抑商”為表征的中國農業生產方式的回護與摯愛。

“社會主義，近百年來世界之特產物也，概括其最要之意，不過曰：‘土地歸公、資本歸公、專以勞力為百物價值之源泉’。中國古代井田制正與今世之社會主義同一立腳點。”41梁啟超在《新民叢報》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將當代社會思潮與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作鏈接的思考。中國現代反思主義經濟“統制”理念的提出，實為對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大同”論及古典“公有”論，即“古代井田制”思想的延伸與闡發。

五、貴重的“寶藏”與沉重的“山岳”

試想對中國現代反思主義做準確的評價，必須先對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取中允的認識態度。我們想說的是，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是“貴重的寶藏”，同時又是“沉重的山岳”。

它是貴重的寶藏，是因為它是歷史的存在與客觀的現實。它雖屬“空想”，但又不是穿鑿之想、空穴來風，而是反映中國社會“底版”的必然“鏡象”。“農民”與“土地”，是古代社會經濟形態（“底版”）的基本元素，“市民”與“市場”，是現代社會經濟形態（“底版”）的基本元素，只要中國的古代“底版”還未達到現代型“元素”升級，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鏡象”）還會長期發生作用，而具強大的思想號召力與社會動員力。

它是貴重的寶藏，是因為“農本”、“民本”、“公有”、“公正”，是古代中國的“太平之道”，了解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將使我們對中國特有的文化國情與民眾心理，發生深切清醒的感悟：當代中國的現代化事業，在中國的土地上進行，在中國傳統、國情與人心的基礎上開展，必須關切民眾的思想習慣與精神要求，在民眾所能達至的精神平臺，漸進徐行，過細操作，制定民眾所能接受的政策方略。

它是貴重的寶藏，是因為它能夠對今天的發展給予必要的思想助益。“農業中國”轉型為“工業中國”、“市場中國”，會遭遇巨大的困難，產生眾多的問題。中國古典社會主義提出的社會方案——“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在所養”，——可為今天調適保障體制，建立和諧社會，保持經濟的持續發展與社會的長期穩定開啟寶貴的思路。

它是貴重的寶藏，是因為就像歐洲空想社會主義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重要來源，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中的“大同”主義可以成為中國式社會主義理論建設的民族資源。認為世界必然由“民主主義、聯治主義”，通往“世界大同”；陳獨秀預言“將來之世界，必趨于大同”；青年則說：“大同者，吾人之鵠也”。42探究他們的思想，可見“大同”思想的清晰印跡。4344

然而，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又是沉重的“山岳”。這是因為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包含著與時代不合的成分，猶如“山岳”，橫亙于現代人的面前，處理不當，會成為精神的大山，思想的包袱。事實上，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消極思想成分，已在中國現代反思主義那里得到充分的反映。

“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社會離不開“直接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的生產”，唯當“一個民族或一個時代到達一定的經濟發展階段，才可能構成基礎”，進而形成“人們的國家設施、法的觀念、藝術以至宗教觀念”，人類就是在“這基礎上發展起來的”45。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與中國現代反思主義，漠視“物質”對于社會發展的“基礎”作用，將“物質”與“精神”作對立的二元論思考，從而落入以“超精神主義”為特征的唯靈論窠臼。

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之所以是“山岳”，是因為這個“主義”是一個低次元的制度構圖，是一個“向后看”的社會“理想”。馬克思的亞細亞生產理方式理論指出：亞洲古代存在著以“村社”為組織基礎，以“公有制”為產權特點，以國家統合為政治形態的原始社會形態。這種形態的長期存在，是亞洲現展遭遇阻滯的原因所在。當我們分析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基本內容的時候，可以發現其基本理論元素與亞細亞生產方式元素契合無異。中國歷代王朝疊現，都以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為指針，其結果，中國封建社會進步受阻，長期沉淪于中世紀的黑暗之中。中國現代反思主義舉擎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的旗幟，就負面意義上說，同樣會對中國現展發生阻滯作用。

再有，這樣的“主義”違背“歷史的發展史觀”。馬克思指出：從原始社會演進到科學社會主義是歷史發展的規律。列寧曾對俄國民粹主義作過深刻的批判。赫爾岑、車爾尼雪斯基將“村社”的原始社會主義指說為科學社會主義，結果否定人類社會必經的工業社會進程，希冀以躐等冒進的方式“直進”他們心目中的“社會主義”（甚至“共產主義”）。結果混淆了空想社會主義與科學社會主義的界線，嚴重影響了科學社會主義的確立、傳播與實踐。中國古典空想主義與現代反思主義，反對工業化，設置了與俄國民粹派相同的思想誤區。難怪乎，列寧對中國革命先行者孫中山的思想也做了客觀的評價。當孫中山將大同主義作為三民主義的思想基礎，又將此說成“社會主義”的時候，列寧稱孫中山的“社會主義”思想是“真正人民的偉大的思想”，是“戰斗的、真誠的民主主義”。然而又指出：這個思想與民粹主義發生著聯系，因為它“首先是同社會主義空想，同中國避免走資本主義道路，即防止資本主義的愿望結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傳和實行激進的的計劃結合在一起的。”46

現代化一旦在某一個國家與地區出現，其他國家與民族為“生存與自保”，必然采用現代化之道。現代化乃是一種理智化和效率化的過程，其結果將有效的組織民眾，強化這個民族國家，最終達到民族的“生存與自保”。47

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有“安貧樂道”論與“農本”論，中國反思主義者則主張“返求諸農，先安國本，而后于以拙勝巧之中，徐圖捍御外侮之道”48，將“捍御外侮”，放置到“徐圖”次要的地位，認為：“幸福”是根本的，假如“富強”耽擱了中國人的“幸福”，寧可“犧牲富強”；“國本”是主要的，假如“富強”動搖了中國人的“國本”，寧可舍棄“富強”。然而，假如中國不改革，不進步，不富強，假如中國人貧弱且愚，做了列強的臣民奴子，還有什么“幸福”可“享”？還什么“國本”可“安”？

總之，對于中國古典空想社會主義當持兩點論的看法——認其為寶藏，而知其為山岳。“寶藏”在“山岳”之中，對優秀傳統的繼承與弘揚，體現為對“山岳”的攀越、勘察、“開采”與利用，“山岳”由是而為“寶藏”。否則，“山岳”無法轉化為“寶藏”，而為“原生態”的精神“大山”，而為中國現當代社會經濟發展的思想包袱與道路障隔，而與科學社會主義發生抵牾。我們當見“寶藏”而開發之，見“山岳”而攀越之，而不是相反，廢棄了寶藏，反倒把山岳背在了身上。

【注釋】

1杜亞泉：《迷亂之現代人心》，《東方雜志》15卷4號（1918年4月）。

2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羅繼祖：《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頁。

3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

4梁啟超：《飲冰室合集》《專集》之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版，第12頁。

5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羅繼祖：《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頁。

6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第111頁。參考巴圖：《張君勱經濟策論評析》，北京：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7辜振銘：《中國人的精神》，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16頁。

8張楠,王忍之編：《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二卷（下），北京：三聯書店，1963年，第712-713頁。

9梁漱溟：《鄉村建設理論》，《鄉村建設》第5卷第1-2期。

10章士釗：《業治與農》，《章士釗全集》第4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頁。

11章士釗：《在上海暨南大學商科演講歐游之感想》，《章士釗全集》第4卷，第159頁。

12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

13章士釗：《在上海暨南大學商科演講歐游之感想》，《章士釗全集》第4卷，159頁。

14章士釗：《農國辨》，《章士釗全集》第4卷，第267頁。

15行嚴：《業治與農——告中華農學會》，上海：《新聞報》1923年8月12日。

16章士釗：《章行嚴在農大之演說詞》，《章士釗全集》第5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版，第404頁。

17楊開道：《中國以何立國？》，《新蜀報》1940年1月7日。

18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1956年版，第246頁。

19《民報》發刊詞（1905年10月）

20《孫中山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2頁。

21張君勱：《德國新共和憲法評》，《解放與改造》第2卷第11號。參考鄭大華：《張君勱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版第74頁。

22吳澤主編，袁英光選編：《王國維學術研究論集》，羅繼祖：《王國維先生的政治思想》，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83年版，第408頁。

23張君勱：《再論人生觀與科學并答丁在君》、《科學與人生觀》第111頁。參考巴圖：《張君勱經濟策論評析》，北京：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1年第6期。

24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頁。

25李妙根編：《國粹與西化——劉師培文選》，上海：上海遠東出版社1996年版，第208頁

26梁漱溟：《往都市去還是到鄉村來？——中國工業化問題》，《鄉村建設》第4卷第28期，1935年6月1日。

27同上。

28章士釗：《業治與農》，《章士釗全集》第4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201、206頁。

29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參考陳鵬鳴：《試論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學2000年第4期

30章士釗：《文化運動與農村改良》，《章士釗全集》第4卷，上海：文匯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146頁。

31章士釗：《農國辨》，《章士釗全集》（4），267頁。

32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4頁。參考陳鵬鳴：《試論康有為的大同理想》，安徽史學2000年第4期。

33康有為：《大同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300頁。

34《論語·季氏》。

35《論語·雍也》。

36《論語?雍也》。

37《周書·泰誓下第三》。

38《漢書·食貨志》。

39《漢書·食貨志》。

40《禮記·禮運篇》。

41梁啟超；《中國之社會主義》，《新民叢報》，46-48號。

42：《倫理學批語》，1917～1918年。引王素莉：《“大同”理想與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傳播》，C:\\DocumentsandSettings，人民網。

43《文集》(上)，第625～626頁。

44《陳獨秀文章選編》(上)，北京：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234頁。

45《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76頁。

46《列寧選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425頁。

47（美）艾愷：《世界范圍內的反現代化思潮——論文化守成主義》，貴陽：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頁。

48孤桐：《農國辨》，上海《新聞報》1923年1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