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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產階級執政黨建設理論是馬克思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馬克思和列寧在總結巴黎公社和十月革命的經驗中，初步提出了這一理論的基本原則。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領導新中國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偉大斗爭中，從新中國執政黨建設的實際出發，圍繞革命和建設中心任務，提出了許多具有創新意義的執政黨建設理論，進行了卓有成效的實踐，從而保證中共率領中國人民在改造舊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偉大斗爭中取得了巨大成就。今天重溫這些寶貴的經驗，對于我們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貫徹執行提出的“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進一步加強黨的建設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

奪取全國政權后向執政黨的轉變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共成為執政黨。以代表全國最大多數人利益為自己政綱的共產黨，同資本主義國家的議會政黨不同。在資本主義國家，一個政黨執掌政權，即是控制議會、操縱輿論，通過議會使自己政黨的綱領成為制定國家法律和政策的依據，執政黨本身的建設卻不那么重要。而對于通過激烈革命斗爭方式，最終得到廣大人民真心擁護才成為執政黨的中共來說，這卻只是“一出長劇的一個短小的序幕”，只是為實現自己多年追求的強國富民的理想提供了前提條件。正如所說：“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長，工作更偉大，更艱苦。”（注：《選集》第4卷，第1438頁。）執政后，黨的中心任務發生根本變化，從破壞一個舊政權轉到建設一個富強、民主的現代化國家，其難度遠遠超過前者，一些黨員干部并不完全適應這一艱巨任務的要求。由于執政黨，黨的工作環境和生活條件發生變化，一些黨員滋長了驕傲自滿、貪圖享受、官僚主義、主觀主義和命令主義等傾向。由于執政，黨發展的客觀條件發生巨大變化，過去惡劣的生存環境對每一名共產黨員都是無形的嚴格監督，黨的發展受到客觀的自然限制，而現在入黨不僅不需要承擔巨大的風險，相反則藉此有可能或多或少地掌握一定的權力，獲得許多個人利益，于是投機分子就會涌入黨內。也就是說，中共執政后，一方面能夠憑借政權的力量在更大范圍內和更大程度上為人民謀利益；另一方面執政黨的地位又非常容易使黨的干部產生脫離群眾甚至濫用職權的危險，從而使黨的內部遭到腐蝕而導致失敗。因此，執政黨的建設成為比民主革命時期更為重要和更為艱巨的任務。

以為核心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于這一艱巨的任務具有清醒的認識。早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向全黨發出警惕敵人“糖衣炮彈”攻擊的警示，提出要將“這一點現在就必須向黨內講明白，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繼續地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任弼時也在會上提出，要使全黨同志“認識到建設新中國需要經歷艱苦的路程”，“要防止因為經常的行政事務繁忙而忽視黨務工作的現象。這種情形是存在的，將來更可能發展。忙于各種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放松了黨的建設，忘掉了黨務工作，那是很危險的。……糾正這種偏向，對于我們黨將要在全國范圍成為執政黨的時候是特別重要的。”（注：《任弼時選集》，第473頁。）劉少奇于1948年12月，在為馬列學院黨員講話時指出：“我們要管理全中國，事情更艱難了。我們打倒、打倒舊政權后，要領導全國人民組織國家，如果搞得不好，別人也能推翻我們的。唐太宗曾與魏徵爭論過一個問題：創業難呢，還是守成難呢？歷史上從來有這個問題。得了天下，要能守住，不容易。很多人擔心，我們未得天下時艱苦奮斗，得天下后可能同國民黨一樣腐化。他們這種擔心有點理由。在中國這個落后的農業國家，一個村長，一個縣委書記，可以稱王稱霸。勝利后，一定會有些人腐化、官僚化。如果我們黨注意到這一方面，加強思想教育，提高紀律性，就會好一些。”（注：《劉少奇選集》上卷，第413頁。）

正由于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對執政黨地位所帶來的嚴峻考驗有著深刻認識，因此，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也隨之同步進行，絲毫沒有滯后。1949年11月9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的決定》，指出：我們的黨已成為全國范圍內執政的黨，為了更好地執行黨的政治路線及各項具體政策，加強黨的組織性與紀律性，密切的聯系群眾，克服官僚主義，特決定成立中央及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根據這一決定，制定工作細則，并陸續建立各地方、各部隊的紀律檢查委員會。1950年4月，中共中央又作出《關于在報紙刊物上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決定》，指出：“我們的黨已經領導著全國的政權，我們工作中的缺點和錯誤很容易危害廣大人民的利益，而由于政權領導者的地位，領導者威信的提高，就容易產生驕傲情緒，在黨內黨外拒絕批評，壓制批評。由于這些新的情況的產生，如果我們對于我們黨的人民政府的及所有經濟機關和群眾團體的缺點和錯誤，不能公開地及時地在全黨和廣大人民中展開批評與自我批評，我們就要被嚴重的官僚主義所毒害，不能完成新中國的建設任務。”（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190頁。）為此，中共中央決定在一切公開場合，在人民群眾中，特別是在報紙刊物上展開對于中共工作中一切錯誤和缺點的批評。中共還對個別領導人打擊報復批評者的錯誤行為給予嚴厲的處分，這對建國初期保持良好的黨風政風起了重要作用。

中共執政后，自身現狀有不少地方與出現的新情況和新形勢不相適應，黨的自身建設在思想、作風和組織上有很多問題亟待解決。有些黨員因為革命勝利而停頓起來，不求進步，工作上消極疲沓，生活上貪圖享受；有些黨員則以功臣自居，爭待遇、爭享受；還有些黨員在工作作風上產生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習氣，損害黨和政府的威信。為了克服和糾正黨內這些不良傾向，召集政治局會議，決定在黨內開展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1950年5月1日，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在全黨全軍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今年夏秋冬三季”，“在中央的總領導下，領導全黨全軍，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嚴格地整頓全黨作風，首先是整頓干部作風。”在給胡喬木的信中強調指出：“這件事已成當前一切工作向前推進的中心環節。這一環節不解決，各項工作便不能順利地向前推進了。”（注：《建國以來文稿》第1冊，第367頁。）足見對整頓黨風運動的重視。5月2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發展和鞏固黨的組織的指示》，要求“把黨放在群眾的切實幫助與監督之下，建設一個有戰斗力的純潔的布爾什維克式的黨。”（注：《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第1冊，第244頁。）6月，中共召開七屆三中全會，再次研究全黨的整風問題。在6月6日代表政治局向全會提交的書面報告中，把整黨問題列為爭取國民經濟好轉必須作好的八項工作中的重要一項。指出：“全黨應在1950年夏秋冬三季，在和各項工作任務密切地相結合而不是相分離的條件之下，進行一次大規模的整風運動，用閱讀若干指定文件，總結工作，分析情況，展開批評和自我批評等項方法，提高干部和一般黨員的思想水平和政治水平，克服工作中所犯的錯誤，克服以功臣自居的驕傲自滿情緒，克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改善黨和人民的關系。”（注：《文集》第6冊，第72頁。）這次整風緊緊抓住解決領導作風上的問題，重點是各級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干部。通過整風，整頓了干部的思想作風，使干部中的驕傲自滿、官僚主義、命令主義作風有了較大改進，個別黨員干部的貪污腐化、鋪張浪費等行為受到批判和嚴肅處理。通過整風，提高了黨和政府的威信，密切了黨同人民群眾的聯系，加強了同民主人士的合作。

這次整風沒有涉及黨的基層組織，但是整風過程中，暴露出一些基層組織和部分黨員存在著比較嚴重和比較普遍的問題。1951年2月中旬，中共召開有各中央局負責同志參加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再次研究整頓黨的隊伍問題。這次整黨的重點放在基層。會議責成劉少奇具體領導這次整黨工作。

為了具體貫徹落實政治局擴大會議關于整黨的決定，劉少奇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負責主持召開了全國第一次組織工作會議，著重討論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和發展新黨員時，提高黨員條件的問題。會議開始時，劉少奇作了重要講話，他詳細分析了中共在成為執政黨之后所面臨的形勢、任務及所存在的問題。在會議結束時他作了《為更高的共產黨員的條件而奮斗》的總結報告，強調執政黨現在應該更加提高黨員的條件，否則就會有大批落后分子、投機分子混入黨內，這對于黨是一種嚴重的危險。會議通過《關于整頓黨的基層組織的決議》和《關于發展新黨員的決議》，提出了共產黨員的8項條件，對整黨的具體部署作了安排。經過這次整黨，中共的組織更加純潔，黨員的質量和黨組織的戰斗力更加提高，干部作風有所改進。

結合這次整黨，發動了轟轟烈烈的“三反”運動。這對中共各級組織是一次實際而有效的整頓，是以為首的中共領導集體在建國初期對執政黨建設采取的又一重大舉措。建國初期，由于中共同民族資產階級保持著統一戰線關系，對國民黨舊政府機構中的公務人員又采取包下來的政策，其中一些人承襲國民黨的腐敗作風，利用各種機會盜竊國家財產，利用“打進來”、“拉出去”的辦法，向黨、政、軍、民機關內部大量施政“五毒”，黨內少數人經不起腐蝕而開始墮落，甚至蛻化變質，淪為犯罪分子。對此高度重視，發動和領導了這場運動，直至槍斃如劉青山、張子善這樣的中共高級干部，并著重揭露批判了形形色色的受資產階級的影響而腐化墮落的思想和行為，對廣大黨員干部進行了有效的防止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普遍的教育。在“三反”運動后期，中共制訂了《懲治貪污條例》，從制度建設上防止黨和國家工作人員滋生貪污腐化的不良作風。、劉少奇、等對這一文件都作了精心修改。這次整黨運動取得了重大成果，有效地遏制了中共在掌握政權初期所出現的貪污腐敗現象，黨風和社會風氣全面好轉，舊中國那種腐敗黑暗的官場作風為之一掃。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建國初期關于加強執政黨建設所采取的這一系列措施，開創了中共作為執政黨良好的黨風、政風和社會風氣，使建國初期的社會風尚成為中共歷史上和人民共和國歷史上最好的時期之一。中共的威信空前提高，全國人民衷心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從而有力地保證了建國初期各項民主革命任務的勝利完成，保證了中國社會形態從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這一歷史性巨變的順利實現，爭取了國民經濟的迅速恢復和好轉。

八大前后對執政黨建設的探索

1953年新中國開始進入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和貫徹黨的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新階段，社會主義革命和經濟建設的艱巨任務對執政黨的建設提出新的更高要求。以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努力探索建設中國社會主義道路的同時，對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也繼續進行探索。特別是在中共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前后，、劉少奇、、陳云和鄧小平等領導人，系統總結建國7年來黨的建設經驗，提出了許多具有開拓性的真知灼見，初步形成了中共執政黨建設的一些基本原則。

首先是關于執政方式的探索。執政黨是領導國家政權的黨，是國家社會生活的組織者及領導者，擔負著確定國家政治方向和制定經濟發展戰略等重大決策的責任。建國初期，由于民主革命遺留的任務還沒有完成，人民共和國的國家領導體制尚處于草創階段。因此，中共基本仍然以革命戰爭年代形成的黨的“一元化領導”方式來領導國家，這對于保證革命戰爭的徹底勝利、建立和鞏固新生的共和國，以及爭取國民經濟形勢的迅速恢復和發展，起到了積極作用。但是，當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開展以后，當社會生活走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時候，繼續采取革命戰爭時期的領導方式，已經不能適應社會需要，應該由黨對國家政權的直接領導按照執政規律向一定的執政方式轉變。也就是說，黨的領導應該主要成為一種政治領導，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應當通過國家權力機關經法定程度上升為國家法律，而不能以黨的政策代替國家法律。為適應這一要求，以為首的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1953年下半年和1954年，集中精力領導了這一具有重要歷史意義的執政方式的轉變。

轉變的基本途徑是建立由人民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民主政治制度。1954年，曾指出：“共產黨沒有制憲之權，不能制定法律，不能下命令，只能提建議”。（注：《文集》第6卷，第384頁。）按照這一原則，中共領導在建國初期建立人民代表會議制度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理論和組織框架。親自主持制定了新中國的第一部憲法，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于人民，人民行使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與此同時，劉少奇主持領導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最大規模的選舉，在4.5億人口的國度中，自下而上建立了由人民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使中共的執政地位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委會這種國家形式來實現，也使中共在中國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上升為中國人民的法律意志。這一制度的建立，使政黨和國家政權得以在不同的范圍內各自發揮自己的功能，從而更好地整合社會各方面的力量，盡可能地團結和吸引全國最大多數的人民參與管理國家大事，在更大程度上調動各階層人民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

為了具體貫徹落實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領導方式，中共除了探索關于國家領導體制的問題外，還對黨的具體領導形式作了一些探索。建國以來，特別是人民代表大會制度建立后，陸續在全國建立了各級政府領導機構，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偉大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中央某些部門和一些省、縣級領導工作方面，卻程度不同地存在著過多地參與行政事務，抓不住重點工作等問題。1955年4月初，劉少奇發現了這一帶普遍性的問題。他分析產生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現在任務變了，而組織形式、工作方法還沒有作相應的改變，或這種改變還沒有完成。我們熟悉的事如打游擊、等現在都完成了，而不熟悉的事如基本建設、五年計劃卻強迫我們去做。我們沒有經驗，因而很吃力，很被動，現在要創造新的領導經驗。”他提出改變這一現象的主要措施，就是健全政府的業務部門，讓政府行政系統管理各項建設工作。黨委則主要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和實行監督，也就是“黨要管黨”。他說：“現在黨委的工業部都在管業務，但慢慢要轉到管干部、管政治思想和實行監督方面來。地方黨委要能把不應該管的事推出去，要把業務部門的機構健全起來，提高他們的水平，把不應該管的推出去，才能做自己應該做的事。”（注：劉少奇在聽取西南各省負責同志匯報時的談話，1955年4月5日。）所謂“應該管”的重要事情之一，就是管對干部的監督。他強調指出：“這樣多方面的工作，這樣大量的黨和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沒有專門機關進行監督是不行的。”（注：劉少奇在聽取西北各省區負責同志匯報時的講話，1955年4月2日。）應該說，劉少奇這里提出的思路同改革開放后鄧小平提出的黨政分開的思想是相當一致的。

其次，這一時期反對“高饒事件”的斗爭，對中共執政黨的建設也產生了積極影響。建國后，盡管中共先后進行了整風和整黨，黨內部分干部還是滋長了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被工作中的若干成績沖昏頭腦，忘記了共產黨員所必須具有的謙遜態度，計較名利和地位，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與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把剝削階級的一些庸俗作風帶到黨內，最突出的表現就是“高饒事件”的發生。這一事件發生后，中共召開中央全會，進行了嚴肅的斗爭，并作出《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對黨的高級干部的工作和政治言行作出重要規定，要求他們嚴格遵守民主集中制，嚴格遵守集體領導原則，反對驕傲情緒和個人崇拜。根據這一決議，中共省、市委員以上的高級領導干部深刻檢查建國以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作風，進行嚴肅的批評和自我批評，進一步增強執政黨的團結。為了杜絕類似事件的發生，加強對領導干部監督的力度，中共在建國初期所建立的紀律檢查委員會基礎上，建立了黨的各級監察委員會。這次斗爭，對于中共保持執政黨的團結起了重要的作用。

再次，對如何繼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進行了努力探索。加強執政黨的建設，核心問題是永遠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民眾的支持，人心的向背，歷來是決定一個政黨和一個政權興亡的根本性因素。中共就是憑借著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才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的。黨執政以后能否繼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一直努力解決的重大問題，突出表現在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在八大預備會上談到會議的目的和宗旨時，強調指出：這次大會一是總結七大以來黨的建設的經驗教訓，其二是要強調繼續發揚中共在思想和作風方面的優良傳統，堅決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劉少奇在起草八大政治報告時，對這一問題也給予高度重視。他在報告中指出：“為了鞏固我們黨同人民群眾的親密聯系，必須繼續加強我們在各方面群眾中的工作，尤其是必須在全體干部和黨員中反復地進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教育。一個好黨員、一個好領導者的重要標志，在于他熟悉人民的生活狀況和勞動狀況，關心人民的痛癢，懂得人民的心；他堅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同人民同甘苦共患難，能夠接受人民的批評監督，不在人民面前擺任何架子；他有事找群眾商量，群眾有話也愿意同他說。只要我們的黨是由這樣的黨員組成的，我們就永遠有無窮無盡的、不可征服的力量。”鄧小平在八大修改黨章的報告中指出：“我們黨現在已經是在全國執政的黨，脫離群眾的危險，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而脫離群眾對于人民可能產生的危害，也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黨認真地宣傳和貫徹執行群眾路線，也就有特別重大的意義。”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這一時期還初步提出對執政黨進行監督的理論。在長期執政的歷史條件下，繼續保持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關鍵是要加強對權力的監督，使各級領導干部正確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在黨的八屆二中全會上，、劉少奇等提出對各級干部的監督問題。為此，在全會上宣布：中共準備在1957年開始整風運動。整頓三風：一整主觀主義，二整宗派主義，三整官僚主義，以借助黨內外力量共同來幫助中共克服在黨的建設上存在的問題。劉少奇鑒于波匈事件的教訓，比較詳細地提出了對執政黨建設的設想。他分析在工人階級執政的國家，如果放任自流，有可能產生一種新的“貴族階層”。因此，要采取措施，規定一些必要的制度，加強人民群眾對領導機關的監督，使領導機關接近人民群眾。例如，人民代表大會的工作怎么做，如何監督政府，報紙如何監督，工廠廠長的選舉問題，國家領導人員的權力限制問題，什么事情他有多大的權力，什么事情不準他做，應該有一種限制。國家領導人員的生活水平也應該接近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要過分懸殊，國家領導人退為平民的問題也可以參考美國資產階級的某些制度。（注：《劉少奇論黨的建設》，第643-648頁。）在全會上也指出：“在中國還有中國的特點，那就是封建性很大。我們盡管打倒了封建主義，但封建官僚的習俗在社會上還存在著。脫離群眾，高高在上，生活特殊，講究排場，中國的統治階級過去是這樣的，我們也很容易這樣做。”（注：《選集》下卷，第230頁。）鄧小平專門論述了共產黨要接受監督的問題。他指出，中共是執政的黨，威信很高，大量的干部居于領導地位。在中國來說，誰有資格犯大錯誤？就是中國共產黨，犯了錯誤影響也最大。因此，黨應當特別警惕，自覺接受來自黨、群眾和派三方面的監督。

執政黨的建設是一個非常艱巨且又長期的任務，中共在執政6、7年后，有些黨員領導干部滋長了比較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傾向。正是為了克服這些不良作風，中共決定在1957年春進行開門整風，檢查脫離群眾的官僚主義現象，檢查不從團結出發的宗派主義現象，要求全體黨員密切聯系工農群眾，加強黨性，克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傾向。這是正確和適時的。整風運動后期，等簽發了一系列有關接受群眾意見，改正缺點錯誤，加強執政黨建設的文件，對加強執政黨的作風建設起了重要作用。可惜的是，這場運動由于國內外因素和主要領導人對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作了錯誤的估計，最終走偏了方向。

“七千人大會”前后對執政黨建設的發展

反右、和化運動，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帶來前所未有的困難。共產風、浮夸風、強迫命令風、生產瞎指揮風盛行，中共執政黨的建設出現嚴重問題。面對這種嚴峻的政治經濟形勢，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進行了深刻的反思，采取有力措施，使中共執政黨的建設在曲折中得到進一步發展。

首先是在恢復黨的思想作風方面采取了有力措施。中所犯的錯誤，最根本的是背離了黨的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脫離中國實際，急于求成，搞高指標，從而使國家經濟建設和黨的威信都受到嚴重影響。等深刻認識到了這一問題，在提出經濟調整任務的同時，也提出要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作風問題。特別是提出要制訂《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以規范執政黨干部的言行。1961年1月9日，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對《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大注意》（草案第二次修正稿）作了修改。在解釋這些條條的講話中，強調指出：“三大紀律第一條，一切從實際出發。現在工作中主要是不從實際出發，主觀主義。要整主觀主義。”（注：在中央工作會議匯報時的插話，1961年1月9日。）3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進一步提出領導干部要深入實際進行調查研究的問題，提出要使1961年成為調查研究年、實事求是年。中共中央根據的講話，發出關于認真進行調查工作問題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對調查研究工作做了進一步部署。

會后，中共領導集體身體力行，率先垂范。派出3個工作組，去湖南、浙江、廣東調查；劉少奇深入湖南農村調查44天；去河北省邯鄲市，去四川，鄧小平在北京市郊區，他們分別深入工廠農村基層調查研究，同工人農民促膝談心，了解實際存在的問題。在中共領導集體的帶動下，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黨政領導干部，深入地調查研究，在全國掀起了調查研究之風。這使中共的思想路線得到一定端正，主觀主義得到很大克服，解決了經濟發展中的一些重要問題。中共還著重抓了對黨員和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1961年6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在全黨開展一個新的學習運動，重新教育干部。9月，中央作出《關于輪訓干部的決定》，決定對全黨各級領導干部普遍進行一次輪訓，幫助干部進一步認識和掌握社會主義建設的客觀規律，克服思想上的某些片面認識和在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右的或“左”的錯誤。同時，中共在基層以黨的基本知識和黨的優良傳統為主要內容，進行重新教育黨員的工作，使每一個黨員懂得什么是共產黨，怎樣做一個合格的共產黨員。經過這些工作，執政黨思想建設方面存在的問題得到了一定的解決，黨內生活趨于活躍，經濟工作也開始扭轉下滑趨勢。

其次，黨的工作作風建設也取得較大進展。思想作風的轉變帶動了全黨工作作風的轉變。其突出表現在1962年初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這是中共歷史上史無前例的盛會。在這次會上，中共領導集體發揚民主，深入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主動糾正自己工作中的錯誤，在執政黨建設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作工作報告，他指出，中共這幾年在某些工作中所犯嚴重錯誤的根本原因，就是由于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有了驕傲自滿情緒，違反了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和國家，以及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而造成的。由此，他深刻總結了堅持實事求是作風、堅持群眾路線等黨內生活的重大原則問題，重申了《黨政干部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則在總結幾年來執政黨建設經驗的基礎上，對執政黨的民主集中制問題進行了充分論述，把充分發揚人民民主和黨內民主作風，提高到關乎黨和國家性質問題的高度。鄧小平在會上也對執政黨的作風建設問題作了重要論述。他指出：“我們黨執了政，掌了權，就要擔負起把國家引導到社會主義道路去和進行建設的艱巨的任務。”“我們每天每時都要注意執政黨的特點，認識了這個特點，我們就能更加注意堅持黨的優良傳統。這樣，就可以避免沾染官氣，就可以避免脫離群眾、脫離實際，就可以使我們的國家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注：《鄧小平文選》第1卷，第303-304頁。）

“七千人大會”總結的這些寶貴經驗，對中共執政黨的建設具有深遠的歷史意義。會后，中共以這些原則為指導，進一步加強執政黨的建設。1962年8月1日，《人民日報》和《紅旗》雜志重新刊登劉少奇的《論共產黨員的修養》。這部在民主革命時期曾經教育了無數共產黨員和進步青年的名著，仍然是每個共產黨員所必讀的教材，是共產黨員克服思想上不良作風，加強無產階級意識修養的有力武器。9月下旬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雖然在指導思想上，“左”的錯誤占了上風，但在加強執政黨自身的建設上仍然取得一些進展。全會作出《關于加強黨的監察機關的決定》，要求各級組織健全黨的監察隊伍，進一步加強對黨員干部的監督。12月下旬，中央組織部又召開組織工作會議，著重討論執政黨的建設問題。劉少奇和鄧小平在會上都作了重要講話，強調：執政的黨必須永遠注意加強黨的建設，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黨的建設任務不是比過去更輕而是更重。黨要管黨。執政的黨對干部和黨員的要求，必須更高更嚴，一定要管好干部，管好黨員。其中最關鍵、最中心的是管好干部，必須用更高的要求來挑選干部和接收黨員，必須對干部和黨員施以嚴格的監督。（注：中央組織部：《組織工作會議紀要》，1962年12月8日。）劉少奇在這里再次提出“黨要管黨”的重要思想，再次提出共產黨當了權是不是會腐化的問題。他說，執政的黨，有的干部可能腐化下去，如果對腐化墮落的不處理，無產階級的政黨也可能變質，這是個嚴重的問題。（注：劉少奇對各中央局組織部和中央組織部負責人的講話，1962年11月12日。）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在加強執政黨建設的問題上，意見是一致的，這是“七千人大會”后黨的建設取得進展的根本原因。這對中共率領全國人民克服三年經濟困難，迎來經濟發展的新局面起了巨大的保證作用。1963年1月，中央組織部在《關于各地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情況的報告》中指出：“經過半年多的工作，過去削弱和違犯黨的民主集中制的情況有了很大轉變：黨內的民主空氣活躍了，分散主義減少了，黨委集體領導比過去健全了，部門作用加強了，黨的實事求是、調查研究、群眾路線的作風進一步發揚，廣大黨員、干部的積極性更加提高了。不少地方反映，現在出現了幾多、幾少、幾滿意：‘心情舒暢的多了，背包袱的少了；說真話的多了，說假話的少了；按政策辦事的多了，擅自改變上級決定的少了；遇事同下級商量的多了，主觀臆斷的少了；深入基層調查和幫助工作的多了，坐機關、瞎指揮的少了；自下而上的批評多了，對領導不敢監督的少了’。‘委員關心全面工作，書記滿意；班長發揚民主，委員滿意；決議符合實際情況，基層干部、群眾滿意。’許多黨員干部說：‘現在是出了氣、通了氣，順了氣，今后要爭一口氣。”（注：中央組織部《關于各地貫徹執行民主集中制情況的報告》，1962年10月23日。）

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始終把抓好執政黨的建設放在中共中央的重要議事日程上。事實說明，什么時候注意抓緊執政黨的建設，什么時候黨和國家的事業就興旺發達。正如陳云總結的那句名言：“執政黨的黨風問題是有關黨的生死存亡的問題”。而執政黨建設最關鍵的是要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黨的路線、方針、政策要能始終代表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也就是所總結出的“三個代表”的重要思想。此外，執政黨的建設最終還要用制度建設來保證它的順利進行，而不能僅僅停留在講話、報告和政策的層面上。今天，我們雖然面臨著同中共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所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形勢，但這些成功的經驗和遭受挫折的教訓還是值得認真汲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