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王曉菊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1923年春，大部分省份的農民將注意力集中在田間勞動和多少令人期待的收成上，對蘇維埃政權態度友好。各地富農雖然敵視蘇維埃政權，但多數情況下并不公開表露。在邊疆地區，尤其是伊斯蘭居民較集中的地區，富農和神職人員具有一定的影響。然而，農民與蘇維埃政權之間的關系并不穩固。由于稅賦沉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擴大及對農民的不公正待遇等原因，農民對黨和政府的態度有出現逆轉的跡象。為了鞏固蘇維埃政權，蘇聯中央和地方政府對農村居民的消極情緒迅速做出反應，主要措施是修正農村稅收政策，減輕農民稅收負擔。1923年5月10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蘇聯人民委員部頒布法令，實行統一農業稅。統一農業稅是每年根據農戶的耕地數量和收成情況向農戶征收的單一稅賦，以取代先前名目繁多的稅種。該法令規定，凡從事農業生產的居民均須納稅，統一農業稅以實物、貨幣或兩者并用的形式征收。在糧食生產僅能滿足當地消費的北方和東西伯利亞等地區，統一農業稅以貨幣形式征收。次年6月，蘇聯政府頒布法令，因繳納統一農業稅而致貧的農民可享受一定的優惠政策。日益尖銳的城鄉關系問題使國家最高領導層焦慮不安。1923年沃羅涅什省瓦盧伊斯科縣的價格關系反映了中央黑土地區的價格剪刀差情況：1俄磅③糖兌換35普特④黑麥、1.5俄磅鯡魚——1普特黑麥、1.5俄尺⑤印花布——1普特黑麥、1升煤油——12～13普特黑麥。不合理的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使農民蒙受巨大損失，1923年農民損失約一半的收入⑥！由于工業品價格的過度上漲和因糧食豐收而造成的農產品價格的急劇下跌，1923年10月蘇聯爆發了劇烈的工業品銷售危機。1923～1924年，政府被迫采取緊急措施，將工業品價格下調23.3%。但實際上，工農業產品剪刀差始終是新經濟政策時期難以克服的嚴重問題。1923年秋，蘇聯相當多的省份經濟狀況不佳，加之已開始征收統一農業稅，農民的經濟狀況有些惡化。許多省份上年收獲的糧食已無剩余，許多農民的生活每況愈下。這種情況出現在31個省份，其中包括西伯利亞的阿爾泰省和遠東的4個省份。這些省份的農民因害怕歉收而賣掉牲畜，以儲備糧食。西伯利亞與遠東的貧困農民希望遷移到其他地區居住。北德維納省和沃洛格達省的農民也向外遷移。維亞特卡省的農民渴望移居西伯利亞。由于工農業產品價格失衡，農民的經濟狀況難以改善，中農和貧農進一步貧困化，富農加緊對他們的奴役。到1923年年底，大多數省份的農民懷有不滿情緒，捷列克省、阿穆爾河沿岸省和外貝加爾省的個別鄉村甚至發生起義，正在消退的土匪活動也有卷土重來之勢。城鄉脫節對農民的社會情緒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農民們在黨外群眾會議上抱怨說：城市生活恢復到一戰前水平是以農村的嚴重貧困為代價的；蘇維埃政權更關心城市，對農村只是一味地征稅，等等。農民的政治訴求明顯增強，建立“農會”的意識日益強烈。1924年5～6月，廣大貧農因瀕臨破產而騷動不安。薩拉托夫省的貧農說，“除了貧窮之外，蘇維埃政權什么都不會給”。西北省份的貧農說，“蘇維埃政權對殷實農民來說是好的”①。在土地規劃過程中，農民們采取了一系列行動。受富農分子的宣傳鼓動，農民們對地方當局進行抵抗，甚至毆打警察。奧廖爾省的農民說，蘇維埃政權的政策同斯托雷平的政策沒什么兩樣，只不過是贖買土地變成了高額稅收。在新糧收獲前，沒有存糧的貧農只能向富農借糧食和飼料，往往要受富農的奴役。有些村子甚至將全部土地交給鄰村的居民耕種，條件是對半分成。另外，歉收的威脅引發一股狂熱的宗教情緒，各地農民紛紛邀請牧師做祈禱。許多省份的俄共（布）基層組織和鄉執委會對此類活動進行了干預，不允許舉行宗教游行（如坦波夫省、頓河州等）。神職人員利用農村的情緒，以“神靈顯圣”的形式吸引成群結隊的朝拜者。科斯特羅馬省出現大規模朝拜活動，因為人們傳說“圣帕霍米耶”（СвятоеПахомие）掘出的水井能神奇般地治愈殘疾者②。1924年秋，在俄羅斯許多產糧區出現歉收的情況下，因過多征稅、不合理的價格政策而誘發的不滿情緒進一步升溫。農村地區到處在傳言，列寧的逝世導致國家領導人之間的矛盾和摩擦，這成為政治騷動的強力催化劑。國家政治保安總局的秘密報告指出，農民中間的激進情緒在全面、迅猛地增長，各地農民普遍表現出在各級政府中選派代表的政治意識。在當時進行的蘇維埃選舉中，農民們提出了“自下而上地改選”、“平等、直接和無記名投票”、“蘇維埃的農民代表和工人代表平均比例”、“享有與工人平等的選舉權”等要求。農村居民對蘇維埃政權的歧視性政策無比憤慨。與此同時，“宗教熱”幾乎遍及農村的每一個角落，這在糧食歉收的地區表現得尤為突出。神職人員充分利用這種情緒和歉收的形勢，組織大型宗教游行，加強反蘇維埃的宣傳鼓動。特別是在烏克蘭，宗教運動廣泛展開，教派和東正教團體越來越多。宗教界的宣傳鼓動往往充滿政治色彩，如反對共產黨員，反對（烏克蘭）貧農委員會，反對猶太人等。農村的社會情緒引起黨和政府的高度重視。1924年秋，俄共（布）提出“面向農村”的著名口號，號召國家機關及一般單位和個人更多地關注農村和農民的需求，并著手在農村實行一系列相應措施。農民們對“面向農村”的口號產生濃厚興趣，盡管他們對其真正含義有著不同的理解。“重建蘇維埃”（Оживлениесоветов）成為農業改革的中心思想，旨在加強黨外農民在地方蘇維埃機關中的作用及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地方蘇維埃的權限。但是，在“面向農村”框架內對農民的讓步并沒有觸動蘇維埃機關的形成機制。顯然，對于理順城鄉關系、緩和農民情緒來說，“面向農村”的口號實際上無濟于事。僅僅過了一年，“面向農村”的路線就不再實行。1925年1月，蘇聯中央情報機構向政治局委員和候補委員及組織部提交了《關于農民與工人階級之間對立的表現》的報告，其中指出：最近幾個月一些省委和農民寄來的材料都強調，農村居民對工人和共產黨懷有敵意。農民們說，城市居民擁有良好的物質條件，拿著高工資，每天工作8小時，享受社會保險、醫療、學校教育和城市文化資源。農民們特別氣憤地表示，許多領導干部拿著豐厚的薪水。他們認為，“城市資源的所有外部表現（汽車、劇院、城里人的貴重衣服）均為共產黨員所享用，并以此為根據，明確地談論黨的官僚腐敗、黨從誠實的共產主義革命者群體變成了靠農民養活的最高特權階層”③。20世紀20年代中期，農民各階層的不滿情緒不僅表現在經濟方面（要求減少稅收、降低工業品價格等），而且表現在政治方面（要求改變國家的農業政策、創建農會、建立農民黨、取消選舉權的限制、社會革命黨等其他黨派的活動合法化）。1925年1月，斯大林在莫斯科省黨員會議上指出，蘇維埃政權面臨著失去同盟者的危險，農民可能轉變成蘇維埃制度的積極反對者，可能導致“蘇維埃政權的徹底失敗”①。

20世紀20年代后半期，各地農民對政府的價格政策更是怨聲載道。沃羅涅什省的農民說：“從前買1件襯衫只需1普特糧食，如今卻要4～5普特，買1雙長筒靴甚至要15～20普特糧食。”②托木斯克區的一位中農說：“蘇維埃政權搞投機活動：1副手套就要4普特糧食，沙皇時代1副手套只賣25戈比。”③農產品價格過低無疑給蘇聯的糧食收購帶來巨大隱患。1927年夏，糧食收購再次出現危機的端倪。1927年年末至1928年年初，蘇聯歷史上有名的“糧食罷工”運動終于爆發。農民們決定把糧食先存放起來，待糧價上漲時賣出。下伏爾加邊區巴拉紹夫地區新波克羅夫斯克村的一名富農擁有2000普特糧食（僅交給糧食收購站50普特），做糧食投機生意。他在農民中間說：“只有傻瓜才把糧食白白地交給國家，你們這些男子漢，要把糧食磨成面粉再拿到市場上出售，那樣會更好……”這句話反映了當時農民的普遍心態。一些富農和富裕農民散布有關政府將采取非常措施、饑荒和戰爭不可避免等言論，號召農民們把糧食藏起來④。“糧食罷工”運動造成極其嚴重的后果，蘇聯一些大城市出現了食品脫銷斷檔的情況。政府部門緊急采取憑票證供應食品的辦法。1928年許多地區啟用糧食供應卡；1929年2月14日開始在全國范圍內對糧食實行憑票供應；1928～1929年度，對食油、肉、糖等其他商品也實行了憑票供應。斯大林將糧食收購危機僅僅歸咎于富農的囤積居奇、投機倒把等行為及小農經濟的先天弱點。1928年年初，斯大林親臨西伯利亞產糧區進行農業考察。其間，他建議以“非常措施”解決糧食收購危機，也就是運用俄羅斯聯邦刑法第107條，將拒不繳納余糧的富農繩之以法，強行奪走農民手中的糧食。4月6日至11日，聯共（布）召開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監察委員會聯席會議，主要議題之一是糧食收購問題。6月1日至5日召開全蘇集體農莊莊員代表大會也是為了解決糧食問題。此時，蘇聯的行政命令體制已基本確立，并被不斷地加以運用。在實行“非常措施”的過程中，各地出現了許多過火行為，這一方面嚴厲打擊了富農階層，另一方面也嚴重侵犯了廣大中農的利益。農民們紛紛抱怨說，“新經濟政策正在被廢除”，“余糧收集制正在恢復”⑤，等等。強制性糧食收購標志著新經濟政策已接近尾聲。1929年1月，糧食收購行動基本結束。從這時起，蘇聯對有存糧的農民展開清洗。這一行動只是取得了短時間的效果。農民交了糧食，但他們的自我保障來源和本地商品流通也隨之減少。糧食定量卡的實行意味著農民們難以從城里購買糧食。同年春，廣大農村地區的貧困居民忍受著饑餓的煎熬。“糧食困境”籠罩著列寧格勒州、中央地區的不少省份、斯摩棱斯克省、烏克蘭南部一些地區和遠東的許多地區。食品中使用糧食代用品，面粉中添加搗成粉的三葉草根和干的樺樹皮、麩子、油粕、燕麥、野豌豆。無數人患上胃病，身體開始腫脹。餓死人現象時有發生，斑疹傷寒四處蔓延。農村的社會形勢異常緊張。貧農和貧困化的中農對蘇維埃政權所偏愛的城市工人充滿怨憤。中農和貧農對那些靠糧食危機發財、到處收購牲畜、簽訂奴役性借糧契約的殷實農民頗為不滿。農民們聚集在區執委會那里，要求分給他們糧食、準許自由買賣、允許派人到糧食多的地方采購糧食。痛打基層蘇維埃機關公職人員和糧食分配委員會委員、火燒糧倉、盜竊糧食的事件屢見不鮮⑥。早在1927年，大多數農民已將工農聯盟的口號看成“虛偽的、欺騙性的宣傳”。此前，農民主要對職員表示不滿，如他們說“職員不穿帶補丁的褲子”、“應取消所有職員的薪水”等等。后來，不少農民開始對工人也表示不滿，說“他們得到的很多”、“他們吃的是面包和肉，但每天只干8小時活兒”等等①。農民認為，工人的勞動強度較小，受教育機會較多，農民與工人平起平坐的希望只是泡影。工人階級及其政黨已蛻化為特權階層，農民則是二等公民②。農民寫給中央和地方黨政機關、蘇維埃機關及報紙雜志社的信件表明，農民認為政府的農村政策不公正。他們說：“政權是我們的，權力是你們的。”“讓國家把我們的土地拿走，我們像雇傭工人那樣工作8小時，只要供我們吃穿，不給工資都行。”③農民們的上述看法不難理解。新經濟政策時期，免費教育、免費醫療及社會保險、退休保障只惠及城里的工人和職員，占全國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村居民被排除在外。當時，農村地區的醫療機構、兒童機構和其他服務設施極其匱乏。為了彌補這方面的不足，蘇聯政府在農村地區經常舉辦“清潔周”、“洗澡周”等活動。再者，廣大農民的經濟負擔較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時期雖明顯減輕，他們多方面利益卻缺乏保障，尤其是政治利益沒有得到保障。蘇聯在宣布實行工農聯盟的路線之后，沒有真正地擴大農村居民的政治權利，如消除蘇維埃機關選舉中的權利不平等現象等。20世紀20年代末，喀瑯施塔得水兵起義時出現的口號——“沒有布爾什維克參加的蘇維埃”在農村再度流行。農村民眾對政府強制征收糧食、對工農業產品剪刀差以及對當地共產黨員、貧農委員會和民警機關的專橫、酗酒和受賄行為甚為不滿，他們在相當程度上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反對力量。特別是在一些不保護群眾利益的地方，農民的對抗情緒十分強烈。中央工業區、商品性農業省份、西伯利亞成為政治不穩定的地區。

摘要:按照傳統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網絡產業繼續向低端市場擴張，勢必造成利潤下降甚至全面虧損；如果不繼續擴張，由于資源、能源的約束，傳統工業化道路難以為繼，整個經濟還可能陷入停滯。要擺脫這種境地，深入研究并進行一場理論創新和制度創新可能是一條重要出路。文中探討了傳統經濟學理念在當前電信業發展中所面臨的問題，提出應通過建立普遍服務機制，形成“服務窮人也有利可圖”的制度安排，把先進的信息生產力直接向大眾市場滲透。

關鍵詞：普遍服務；大眾市場；利潤；價值；網絡均富

1高端市場和大眾市場

傳統經營者都千方百計把有錢人的腰包當作主要市場目標，因為賺富人的錢更容易。于是就有了專門為少數有錢人建造的總統套房和幾百萬元的高級轎車。隨著技術和社會的發展，這種高端市場策略在許多領域越來越遇到麻煩。因為物質資源是有限的，資源不可能沿著物質生產的直線模式無限增長。另一方面，隨著經濟結構的轉型，市場從短缺經濟進入了全面過剩，經濟蕭條可能是未來社會長期的表現形式。當高端消費者的物質需求獲得滿足以后，社會生產力還要不要繼續發展？朝哪個方向發展？這是有遠見的經濟學家和企業家都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在網絡產業領域，從高端市場向大眾市場的轉變趨勢更加明顯。根據網絡經濟法則，網絡的使用價值與用戶的平方成正比。根據信息流通規則，如果一個信息網絡只有少數有錢人使用，談何信息流量？有差異才產生信息流通的勢能。在電信發展史上，已經有過不少采用高端市場戰略而失敗的教訓。像可視電話、“銥星”系統和新加坡的CDMA等等，僅靠少量高端用戶難以支撐一個必須覆蓋全國甚至全球的網絡，其結果是要么公司破產，要么把新建的網絡全部拆除！

2資源稀缺和欲望無限

一、農機安全監管范圍及形式的變化

農機監理誕生于20世紀80年代，主要是針對拖拉機的安全監督管理。進入90年代，農用運輸車風靡農村，1994年河北省人大出臺《河北省農業機械管理條例》將農用運輸車的管理明確授權給農機監理機構，農機監理人員著裝上路執法。90年代后期，全國許多地方掀起了“聯合收割機熱”，聯合收割機“南征北戰”易地收獲聲勢浩大，跨區作業范圍擴大到20個省、市、自治區，盛況空前。因此農機安全監管的范圍及數量在90年代中后期達到高峰，河北還出現過深州、辛集這樣的年度檢車超萬臺縣。2004年5月1日出臺的《道路交通安全法》賦予農機部門上道路行駛拖拉機及駕駛員的登記、核發牌證、考試考核、定期檢驗、審驗等項職責，但是拖拉機上道路后歸交警部門管理，農機監理沒有了路檢路查權，而且農用三四輪的牌證管理也由交警部門負責。根據2004年7月1日出臺的《行政許可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賦予農機部門的牌證管理職責屬于行政許可的范疇，具備行政許可的一般特征。需要指出的是，行政許可是依申請的行為，行政許可本身并無強制性，需要農機手申請方可辦理牌證，無申請即無許可。因此，除了上道路行駛的拖拉機由于交警路查而申請辦理牌證，其他不上路的拖拉機機手申請辦理牌證的少之又少……農機安全監管范圍自2004年開始處于下降態勢。《農業機械安全監督管理條例》于2009年11月1日起正式實施，明確農機監理執法空間為田間、場院等場所。開展田間檢查看似是加強監管的主要手段，然而農機田間作業多集中在“三夏”“三秋”這兩個時間段，此時如果遇到無牌無證的拖拉機、聯合收割機正在田間忙于收獲時，要阻止其作業十分困難，容易引發與機手的沖突，大多只能進行安全宣傳教育，提醒他們注意安全。雖約定以后登記上牌，但大多不能兌現。不容忽視的另一方面是：“三夏”“三秋”進行田間檢查會影響農民收獲時間及作業收入，這與搶收的農時相違背，從社會層面看，是影響民生的行為。因此，《農業機械監督管理條例》的出臺也并未賦予農機監理機構更有力的執法手段，那么農機監理加強監管的路在何方？

二、適應農機社會化服務形勢，與時俱進做好農機監理工作

首先要明確監管重點。隨著國家報廢制度的頒布實施，20世紀80年代及90年代購置的拖拉機幾乎成了廢銅爛鐵，已經可以不再納入農機監理的執法范圍，只在宣教范圍之內。自2004年至今，農機補貼政策已經實施10年，而且補貼力度是逐年加大的，這些補貼農機既是目前農業耕種收的主要力量，也是農機監督管理的重點。適應農機社會化服務形勢，科學實施農機安全監管。2013年10月12日，農業部《關于大力推進農機社會化服務的意見》，明確提出鼓勵農機合作社承包土地、使合作社成為既提供農機作業服務又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雙主體”。2013年之前，農業專業合作社、農機專業合作社及農機大戶都有所發展，在農業生產中扮演著不同的重要角色，而家庭農場的概念是在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中首次出現的，它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2013年3月28日上午，國務院總理到江蘇常熟家庭農場考察，走進麥地，站在田埂上向農民了解家庭農場情況，可見總理對家庭農場的發展甚為關心！2013年，我國積極推進土地流轉，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由過去的自發流轉向規范流轉推進，由個體經營向規模推進，土地流轉改革試點有望在2014年多處鋪開，土地流轉的推進必將迎來農業的機械化耕種時代，也是發展農機社會化服務的歷史性機會，截至2013年底，衡水市家庭農場工商注冊的達到895家，如雨后春筍般蓬勃發展起來。根據我國上海、浙江，包括東北的家庭農場試點實驗看，只有形成一定的規模，達到一定規模以后，它才有相應的經濟收入和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家庭農場大中小規模的確定要和其生產經營的能力以及它的條件、環境，包括農業機械化水平、耕作的管理水平、個人經營能力等聯系起來，而規模適宜科學管理的家庭農場不僅適應不同的地域及生產需要，而且對農業機械化及現代化發展的推動力也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中國農業向規模化、集約化發展毋勿庸置疑的，而農民專業合作社、農機專業合作社及家庭農場的多元化發展必然是大勢所趨。我國南方的一些省份，小拖拉機基本淘汰，一鄉或一村為單位，實現了大農機的管理模式。上海以鄉為單位，江蘇南京、浙江嘉興是以村為單位成立農機專業合作社，老百姓不再購置農機具，合作社的大型拖拉機及聯合收割機完全由地方財政出資購買，并由農機專業合作社的機手統一負責農業機械化一條龍的耕種收，各家各戶向合作社交納一定的耕種收費用，既避免重復購機，實現了資源共享，又使合作社之外的農民被徹底解放出來去從事其他的工作增加收入，而所有作業用農業機械集中在合作社便于培訓與管理，最大限度地降低了農機事故隱患，確保了農機安全監管到位，是一舉多得的好事。因此，從補貼到宣傳、從安全培訓到實施監督管理都是集中運作，方便快捷高效。像河北這樣的北方省份，由于經濟發展水平所限，未達到南方財政支持實現一鄉一村一社的普及化程度。但是，在目前情況下，可以把農機專業合作社作為切入點，逐漸探索農機監管的新模式。農機專業合作社是農機社會化服務的中堅力量，對加快農機服務社會化、提升農業機械化水平具有重要意義，農機專業合作社不斷發展壯大，在促進農業增產、農民增收，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以衡水為例，2012年底，衡水市農機專業合作社發展到253家，而2013年底，全市農機專業合作社發展到416家，無論數量還是發展速度都位居河北省前列，而衡水市80%以上享受補貼的大型拖拉機、聯合收割機就落戶在這400多個農機專業合作社。每一個專業合作社的理事長或帶頭人都是高素質的人才，有頭腦，有文化，宣傳到位的話，是容易接受法規管理的，加之合作社收入較高，所以辦理牌證的幾百元費用是不成問題的。因此，農機專業合作社是我們安全監管的重點，農機安全監管應著重于農機專業合作社，利用秋后冬初結合機具封存保養、“三夏三秋”前期結合農時作業等，分期分批進行安全生產技術培訓，借助培訓掌握該合作社農機具配備及技術狀態，并統一登記注檔，實現信息化管理。在抓住農機專業合作社的同時，利用農機補貼、項目管理、深松作業等將更多的農機納入監管，實施有效的農機執法，農機監管的路會越走越寬。衡水市的棗強和故城縣不僅對補貼農機實現了100%的牌證管理，對參加深松作業的農機也一臺不漏地辦理牌證，從源頭上杜絕了安全生產漏洞。推而廣之，農業專業合作社也好，家庭農場也好，一是有國家政策扶持，二是經濟收入較高，三是作業用農機尤其是大中型農業機械多為補貼農機具，所以只要農機監理部門采用便民高效的方式，都是容易管理起來的。

三、強化農機安全監管,期待農機手安全培訓立項

在世界經濟多元化的今天，包括美國在內的諸多高度發達的工業化國家越來越重視現代農業發展。發展現代農業的關鍵是實現農業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的核心是農業機械化。農業機械是先進的生產工具，是推廣應用先進農業科技的重要載體，是建設現代農業的物質基礎，而提高農機手的綜合素質、技術水平和安全操作水平已成為建設農業現代化不可缺少的部分。在國家發展現代農業的大前提下，隨著農村土地流轉的快速進行，大量的土地將集中耕作，而進行集中耕作的主體就是農機手，是那些懂駕駛、會操作農業機械、具備相應農機安全生產知識的農民機手，因此，對農藝農機技術及安全操作集于一身的農民機手的培訓尤為緊迫。而現實情況是，財政對農機手的安全生產培訓沒有立項，因此資金保障困難。近年來，國家對農業農機新技術推廣、培訓等方面投入資金較多，很大程度上促進了農業生產發展，但是對農機手的安全生產培訓資金投入卻是微乎其微。在“以人為本、安全發展”的原則指導下，要提高農民的幸福指數，必須注重農民作業安全。隨著國家補貼農機的范圍加大，有不少新型農機具投放使用，所以，應當設立針對農民機手的農機安全培訓項目，并提供專項資金支持。通過對農民機手的安全培訓立項，使更多的農民機手提高駕駛操作的理論水平、實踐技能和安全意識，減少違法駕駛操作行為，避免各類安全事故的發生，既是對農機安全監管的強化，也是建設平安農村的重要組成。

一、新經濟時代對現代企業文化的要求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球經濟發展體現出信息化、知識化、人本化、全球化、持續化等特征，經濟全球化、知識經濟和可持續發展也成為當今人類社會發展的三大主題。在這樣一種以信息技術與電子商務為顯著特征的新型經濟模式下，現代企業的經營理念、管理思想還是在具體的企業行為，都需要不斷去適應現代經濟模式的變化。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型企業文化應該具備以下特征：

1.高效與柔性現代經濟社會最鮮明的特點就是變化快，科學技術高速發展、新產品層出不窮、消費者需求不斷變化、客戶對服務的高效性越來越重視。在這種背景下一個企業的適應變化能力的速度與柔性就成為成敗的關鍵因素之一。手機航母諾基亞的敗落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它沒能夠適應手機市場的快速變化。由此可見企業只有能夠及時地隨勢而變，不斷快速地適應外部環境的變化才能在嚴酷的競爭中追求生存發展，進而謀取安身立命之地。高效的企業文化以生產的高效優質、員工的快速創新能力為標志。這些反過來又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新產品的開發，從而提高企業的利潤率。從理論上講，幾乎所有的企業領導者都努力地去發展自身的企業文化，以追求上述那些有益的結果。但是，企業文化并不是孤立的，承擔著確保企業戰略和財務目標取得成功的任務是企業的員工，企業文化只有和員工相融合，才具有其旺盛的生命力。

2.創新與學習喬布斯有句經典名言：領袖和跟風者的區別就在于是否創新。近年來蘋果公司如火如荼的快速發展完全可以歸功于其卓越的創新能力。過去的10年，蘋果獲得了1300項專利，相當于微軟的一半，相當于戴爾的1.5倍。企業要發展，必須能夠根據客戶和市場的需求，在產品、技術和服務上進行不斷創新。有效的創新型企業文化應該是能夠從戰略決策、產品與技術、營銷方案、商業模式到服務體系等環節的整體全局與每一個細節中都能“全面開花”；而且從上至企業掌舵人、下到一線普通員工的每一層都具備創新思維、創新意識與創新能力，不能“一枝獨秀”。這就要求企業組織建立起一種能夠激發、培育和提升成員技術創新能力的文化環境和學習體系，首先要塑造一種重視學習、善于學習的企業文化，提高職工的文化素養，重視職工的學習能力和學習價值；其次要構建一套學習、吸收、轉化知識的培訓與學習體系，為員工提供有效的學習途徑；再次，要制定一套針對知識學習創新與應用的、完善的激勵、評估體系，激發員工的學習興趣，只有通過培養整個企業組織的學習能力、速度和意愿，不斷調整整個企業人才的知識結構，不斷提高企業所有成員的創新能力，才能使企業很好地應對知識經濟時代這種爆炸式增長的知識挑戰。

3.多元與包容新經濟時代還有一個相當鮮明的特征，那就是開放與多元，伴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而來的是企業跨國經營的趨勢以及不同國家與民族文化之間的摩擦、碰撞與融合。作為社會文化子系統的企業文化也必然面臨著多元化發展的新趨勢。首先，企業員工的民族文化背景越來越復雜多樣；其次，企業員工所具備的文化水平與專業素質也參差不齊；再次，現代人越來越追求民主、自由與個性化發展，作為個體的員工個人在價值觀上也存在很大個體差異。這就使得現代企業文化中的價值觀念的多樣性和沖突性并存。這就需要一種能夠兼容并蓄的多元的企業文化，使企業可以對多種文化元素進行有效的融合與統一，避免不同文化差異帶來的碰撞與摩擦，使企業保持和諧、有序、穩定、持續的發展。

4.注重社會責任在現代市場經濟社會中，企業是社會財富的創造者，也是社會文化與環境的主要責任體。這就要求企業在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也應當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1997年10月，社會責任國際組織聯合部分跨國公司和其他一些國際組織發起并制定了全球第一個有關道德規范國際標準的社會責任SA8000標準，從而揭開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序幕。2000年，聯合國正式啟動“全球契約”，進一步推動了企業社會責任運動的發展，“企業社會責任”理念越來越受到重視，已經成為經濟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征。因此，企業在企業文化建設時，要加強社會責任意識，提高整個企業自上而下全體成員的社會責任感，尤其是要保證企業高層管理團隊在積極主動承擔社會責任與促進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問題上的正確認識，在企業核心價值觀念的形成和培育上狠下功夫，使主動履行社會責任成為本企業的企業文化實質內容的一部分。

一、提升煤炭企業管理水平的具體措施

（一）培養綜合能力較強的人才型管理隊伍。一個企業的正常運行，都需要很多各部門的員工共同配合，在每個層次上的管理人員只有大力支持企業的工作，才能有助于煤炭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換句話說，只有企業真正實現管理水平理論上的創新，做到可持續發展，才能讓企業的中堅力量更好的發揮出來，管理者的業務水平直接影響了煤炭企業長期發展，因此有必要培養出一支具有較高管理水平的隊伍。首先，管理者自身要明確其職責，同時也要具有一定的責任感，增強個人學習外部知識的興趣端正學習態度，滿足企業發展的需要。管理者也可以學習借鑒其他企業成功的管理經驗，將先進的管理模式、管理手段等引進本企業，從而全面提升學習能力，掌握更加有效的管理技巧。其次，應該意識到對于企業內部人才的培養，不是短時間內取得的成果，而是經過長期以來堅持不懈的奮斗，才逐漸培養出優秀的管理人才。（二）堅持精細化管理。煤炭企業是一種工作內容較為復雜的企業，其中包含了許多繁雜的工序、工作方法等，在煤炭企業運營的過程中，面臨的主要問題就是，例如：采礦環境惡劣，工作人員整體素質偏低，工作時員工的生命安全等，精細化管理符合了當今科學發展觀的要求，是現代企業制度中重點強調的內容，它的主要含義在于能夠將企業內部人員科學的進行分配，當發生事故時可以很清楚的區分責任，避免有關人員之間相互推諉。目前煤炭企業都是以精細化管理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立腳點，這也是使得企業經濟快速發展的一條有效途徑。（三）推行以人為本的管理戰略。人員是煤炭企業管理的主要對象，一個企業如果可以充分利用好人力資源的優勢，則會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企業經濟的發展，在獲得經濟利益的同時，也取得一定的社會效益。由此可以看出，堅持以人為本的發展戰略，是促使煤炭企業平穩、高效發展的必然途徑。企業應真正意識到人才是決定企業發展高度的最重要的因素，企業還應重視人力資源部門在企業發展中所占據的位置，企業應高度重視，完善相關職工的檔案資料，站在員工的角度考慮問題，最大限度的提高員工的工作積極性。（四）加強企業內部的文化建設管理。文化作為一種軟實力，在企業的運營中也潛移默化的影響著企業的發展，企業文化建設是管理內容上較高層次的內容，企業文化建設可以促使企業經濟健康發展、保持黨的先進性，結合中外一些鮮明的案例，可以看到，每位成功的案例背后都是具有一定企業文化修養的知名企業，這就說明文化建設的力量足以影響企業未來發展的結果，因此需要根據本企業存在的自身狀況，打造出具有煤炭發展特色，適合企業發展的一種文化。企業文化都是具有一定本質的，要避免出現簡單化等錯誤做法，要正確理解其深層次的意圖。另外，企業還以應注意到企業文化建設作為提升企業多方面效果的因素，必須進行不斷的創新，打破傳統思想的束縛。（五）搞好煤炭企業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建設。我國煤炭行業當前正處于新舊經濟體制交替的時期，實現煤炭企業經濟的信息化發展，也是進一步提高企業生產效率的前提。信息化可以將企業的生產效率提高，及時了解市場上的行情，促使煤炭企業平穩發展。信息化是指人們對存在的信息或者物品的共享和交流，從而對得到的信息進行充分的利用，最終為企業服務的內容。若想要搞好煤炭企業的信息化建設，企業領導還應高度重視此問題的發生，聘用計算機知識較為豐富且擅于統計的復合型人才，定期對員工進行信息上的培訓，為煤炭企業的信息化建設發展提供人事上的基礎。

二、結束語

在當今市場經濟高速發展的條件下，傳統的企業管理方法和手段顯然已經不再適用于當今社會，煤炭企業也不例外，企業想要在激烈的是場競爭中，保持原有的競爭優勢，必須加快轉變企業管理的方式，從人才、精細化管理、以人為本的工作理念，文化建設、信息化水平等五個方面，分別介紹了提升企業管理水平的幾點具體措施，為煤炭企業管理水平的提高，提供理論上的支持。

作者:田莉單位:鶴壁煤業（集團）有限責任公司

一、我國新經濟人才供求失衡的產生原因

就具體人力供給而言，盡管我國人口數量龐大，但實質上由于整體受教育水平較低，因此整個勞動力隊伍素質較低，而整個人才隊伍構成中，主要以勞動型人才為主，缺乏對新事物的掌握和應用能力。而新經濟時代所要求的人才，則存在較少，完全不能適應和滿足整個社會需求。而隨著供給無法滿足需求，整個新經濟人才供求之間實質上形成了一個極大缺口，這種不良局面直接導致整新經濟人才供求失衡，而這種不良局面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決將會直接制約我國新經濟進一步發展。

二、我國新經濟人才供求的特點

2．1新經濟人才培養難度大、周期長

新經濟指的是以知識產品創新為基礎生產活動的經濟形態，而在這一經濟形態下，整個創新知識產品需要一定的科技含量和創造才能，而在這一要求下，對人才的要求就更加突出，事實上這一類人才的培養難度極大，由于需要一定科技能力和研發水平，因此對人才的整個知識構成要求極高。而同時，對實踐能力也提出了一定要求。

2．2新經濟人才需求量大

1政府型質量檢驗機構

一旦市場上有重大的產品質量問題（例如：蘇丹紅事件、2008年中國奶制品污染事件（三聚氰胺事件）[1]、塑化劑事件和最新的上海福喜事件[2]等）或有國家重大活動（奧運會、世博會等）承擔起檢驗任務的往往是政府型質檢機構，這點是外資檢驗機構和民營檢驗機構所無法比擬的。

2政府型質量檢驗機構的內部管理體系分析

2.1政府型質量檢驗機構的內部管理體系的概念

合理的質量檢驗機構的內部管理體系應該是能夠保證經營管理活動的效益性，并兼備自行檢查、制約和調整內部業務活動的自律系統。

2.2政府型質量檢驗機構的內部管理體系存在的問題

1新經濟時代對人才的要求

1.1合作型人才就目前而言，很多項目的完成都是需要合作的。所以，在很多的時候需要利用集體和其他人的力量才能夠將自己的能力更好的發揮出來，從而獲得成功。在新經濟環境中，做好創造、科研以及發明，僅僅依靠自己的能力是很難實現的，必須通過合作，在企業發展中也是如此，這便導致了企業對合作型人才的需求更加的迫切。

1.2個性化人才個性化人才本身便是創新的重要表現形式，創新計劃在制定的時候，必然能夠將個性化思想體現出來。在工業社會時期，生產是大規模以及標準化的生產，而在新經濟時代，生產本身便不是標準化的，甚至可能會出現單件生產。面對這樣的環境，那個企業設計的產品能夠更好的滿足消費者的實際需要，其便能夠在市場競爭中占有優勢的地位。所以，人才發展一定要和社會需求結合在一起，這也是人才個性化的一個重要前提。

1.3復合型人才這種人才指的是，將多種專業能力結合在一起的人才，包含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復合也包含了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的符合。在新經濟時代，進行經濟創造的時候，很多時候，都需要跨領域，所以，創造僅僅依靠一種技能或者知識是不現實的，必須將多種技能和知識結合在一起。隨著社會的發展，創造的時候也更加的復雜，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也在不斷的增加。

2進行人力資源管理創新的手段

2.1進行創新文化的營造在新經濟時代，時尚和創新是重要的主題，企業想要更好的發展便必須將創新理念運用進去，進行企業創新文化的營造。企業在進行人才管理的時候，必須將創新放在首要的位置，只有將提高對創新型人才的吸引力并將人才留住才能夠幫助企業更好的發展。現在的人才本身的思想便比較開放，頭腦也非常的靈活，這些人才本身比較自信，并且流動性也比較的強，企業想要吸引更加出色的人才，便必須重視企業文化的營造，在進行企業文化營造的時候，應該保證企業文化的創新氛圍以及環境的開放性，這樣能夠幫助員工更好的將其創造性發揮出來，員工的競爭力也會有明顯的增加，而那些出色的人才也會更加愿意進入這樣的企業。此外，企業還應該進行共同目標的設立，這樣能夠將人們的奮斗精神更好的激發出來，企業也能夠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

摘要：基于新經濟形式視角，促進了企業內部控制實施，是企業發展重要影響因素。加強企業內部控制建設，可以提高企業風險防范能力和水平，確保財務信息的真實性與準確性，維護好企業資產，可有效發揮出內部控制積極作用，促進企業穩定發展。本文主要以新經濟形式下企業內部控制中的問題為論點，重點闡述幾點重要的優化措施，旨在為相關研究人員提供一些理論性依據。

關鍵詞：新經濟形式；企業；內部控制;問題；具體措施

目前，在新經濟形式下，加強內部控制建設是企業各項管理活動中的重中之重，發揮著不可比擬的作用和優勢，深受企業高度重視與關注。市場競爭局勢越來越激烈，企業要想在激烈的行業競爭中脫穎而出，就必須要加強內部控制建設，嚴格規范企業的管理行為，促進企業各項管理活動順利實施，進而為企業提供更為廣闊的發展平臺。

一、新經濟形式下企業內部控制中存在的不足之處

（一）缺少更加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在構建內部控制機制過程中，由于一些限制性因素的出現，比如內部控制環境、內部控制制度以及監督等方面，其運營活動沒有納入到內部控制管理范圍中，影響著完善的內部控制制度構建，其動態性嚴重缺失，很難順應新經濟形式的發展趨勢，其執行效果可想而知。（二）風險評估失力。在電子商務不斷發展過程中，部分企業在開展新興產業業務中帶有嚴重的盲目性與隨意性，影響著企業內部控制管理作用發揮。而且在企業內部控制管理中，缺少構建有效的風險控制體系，同時，在風險評估和預警管理工作中存在著較多薄弱點和空白點，很難實現實施監督與控制潛在風險。（三）內控執行失效。在企業內部控制管理過程中，內控執行情況備受關注。然而在企業內部控制的執行層面上，權力過于集中現象比較明顯，出現了一崗多職，與內部控制要求的不相容崗位分離制度的管理需求不相符合。比如：某一企業的采購部門主要負責采購資金的使用，在具體的采購過程中，利用不法手段來套取企業資金，由此可以看出內部控制制度管理的嚴重失效。

二、新經濟形式下企業內部控制的優化措施

一、《新經濟》的創辦和基本情況

《新經濟》所關注和討論的“經濟”問題，不但包括工業、農業、交通、金融，其他與建國有關的經濟原則和方法，都得到廣泛而深入的探討。“經濟建設固是重要，其它有關大計的內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檢討，亦一律歡迎。實行各種方針的方法，都需要詳細的商討，許多新意見新材料都應該評介質證。因此我們憑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為同志們交換意見的媒介，甚盼熱心建國的朋友，忠言建論，隨時見賜，共策進行”［1］。《新經濟》初創時，“論文”主要登載投稿人的文章，“書評”介紹和評介國內經濟、政治、文化著作，“現代經濟檔”是登載戰時的經濟法規及各機關的重要經濟報告，“編輯后記”是編者對刊發論文的簡單介紹和評價。從第1卷第6期開始，《新經濟》內容稍作了調整，因戰時的經濟法規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載，如選擇其中一二進行登載又難免造成掛一漏萬，故取消了“現代經濟檔”，集中發表投稿者的文章和書評。《新經濟》自創刊以來，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關注，從“編輯后記”中可知，由于投稿者眾多，刊物編者多次因排版時間問題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戰爭的艱苦環境下，大后方知識分子并未放棄對國家前途和經濟、政治、文化等建設的關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來自北京大學、清華大學、西南聯大、金陵大學、中央大學、燕京大學等高校。此外，政府機關的公職人員也參與到國家各項事務的討論中，其中比較積極的經濟機關有經濟部、交通部、中央農業實驗所、資源委員會、四聯總處、中央信托局、中國銀行總行、農本局、農業管理局、農林部墾務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職的湯鶴逸，國防最高委員會任職的沈宗濂，廣西教育廳長邱昌渭，衛生署的王爾樂、劉行驥，外交部的袁道豐、楊云竹，公務員懲戒委員會的吳紱征，都先后在《新經濟》上發表文章［2－4］。《新經濟》編者在《新經濟的使命》中說:“我們此刻不但須從政權和軍權統一之中去追求國力，我們更須進一步的謀經濟的統一。以往經濟的割據也是國力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舉凡一切貨幣的、稅收的、交通的、資源的把持，我們應火速的調整”［1］。正是基于這一使命，《新經濟》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國內知名的專家、學者，為戰時及戰后國家的經濟建設、內政外交事宜建言獻策。

二、《新經濟》與“經濟戰”、“經濟建國”

《新經濟》半月刊是關注國家經濟建設、討論經濟事務的刊物，討論的經濟問題上至國家經濟大政方針，下到百姓柴米油鹽，面面俱到。學者們通過對戰時國家經濟現狀和面臨問題的剖析，指出抗日戰爭亦是“經濟戰”，提出“經濟建國”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經濟》，表達“經濟是誘發戰爭最重要的原因，經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經濟是決定戰爭勝負最有力的因素”的觀點，他通過分析古今內外戰爭爆發的原因，指出“經濟既為誘導戰爭最重大的原因，經濟也是形成戰斗力的重要基礎”，具體到中日戰爭，他分析道，我們的經濟發達程度不及敵人，敵人是工業國家，我們還是農業國家，因之，我們軍隊的裝備也不如敵人;然而現在敵人的軍隊，已經被我們打的精疲力竭了，喪失再戰的勇氣，不過敵人現在要‘開發華北’，‘振興中華’，劫略華南，以消化它的戰果，我們要徹底打擊敵人，使其對華侵略戰爭根本的失敗，今后唯一要加強對敵經濟作戰，凡是中華民國的人民都有這種責任;須使人人都能盡對敵經濟作戰的責任”。他強調“加強對敵經濟作戰，這是決定中日戰爭最大的關鍵”。其后李樹青、廬郁文、徐日坤也紛紛就“經濟戰”一題發表看法。李樹青［6］在《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一文中分析了都市與內地經濟現狀，提出了經濟作戰的對策，認為“我們亟應認清各戰區與后方物資的供需實況，然后切實的訂下經濟封鎖與經濟作戰的策略。……我們的目的，只在設法使敵人的經濟力量逐漸減損，我們的日益增強。一切合乎這個原則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廬郁文［7］、徐日琨［8］分別就游擊區的經濟戰、浙西的敵我特產經濟戰等進行了探討，表達了對國內特定區域經濟作戰的思考。學者們對戰時國內經濟的討論引起多方關注，“經濟建國”的思想得到認同，各界人士紛紛表達對“經濟建國”思想的重要性、經濟建設的原則和要旨的理解。畢敏［9］在《經濟建設要旨》一文中認為，“經濟建設為建國的基本工作，經濟建設需向新的方向發展、經濟建設宜注重國防”;宋則行［10］對經濟建設的遠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認為“今后經濟建設的理想是計劃經濟制度的樹立，它是一副遠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標、有計劃、有步驟、盡全力去推進國營事業，以期逐漸造成其在全經濟領域內的支配作用，這是接近遠景的階梯”，并提出了經濟建設遠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問題，即“在這過程中，我們最須注意的是:怎樣使全國生產資源在國營事業與民營事業間有一個合理的分配，和怎樣使外來的經濟實力不致成為國營事業擴展的擾亂因素，而反為擴展的重大助力”，給戰時和未來經濟建設提供了一個較好的建議。另有不少學者從經濟與各方的關系、經濟政策和方針措施以及與經濟相關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水電政策等發表見解。吳景超［11］分別就經濟建設與中國資源、人才訓練的關系作，列舉了44種與國家經濟關系密切的資源，并將它們區分為“不能自足資源”與“可以自足資源”做了說明，認為我國將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資源方面并不存在問題。吳景超［12］還分析了我國農業和工業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類職業所需求的人才類型，提醒政府加強對各行業人才的訓練。再如，國防最高委員會常委會1944年12月29日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提出了中國實業開發的原則性問題，對此，學者們就經建原則所涉及的相關問題展開討論，并就第一期經建原則的工業政策、外資政策、經濟體制、水電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見。［13－17］《新經濟》針對國計民生的方方面面，還設立專欄或專號進行研究和探討，如學者們關注的“利用外資問題”、“國際經濟合作問題”、“經濟地理問題”、“經濟工業化和政治民主化”、“工業建設問題”、“戰后建都問題”、“經濟統制問題”、“戰后經濟制度問題”、“土壤、機構及市區問題”、“區域經濟問題”、“森林問題”、“工業化問題”、“糧食問題”、“交通問題”等設有專欄，出版了“農業特輯”、“貨幣金融特輯”、“金融專號”、“經濟建設原則專號”、“物價專號”。在各類針對經濟建設問題的文章中，學者們或深入剖析出現某類問題的原因所在，或開門見山提出解決問題的具體措施，有的文章是調查報告，有的是詳細的數據統計推論，有的是對現行經濟制度、經濟機構的評論。內容涵蓋經濟領域各個方面，希望政府當局能重視戰時社會的經濟問題，并采取措施扶持其發展，以經濟為后盾支持戰爭的勝利，并為戰后的國家經濟建設奠基。“經濟建國”的意識可以說是《新經濟》中得到反復強調的觀念，也是大后方知識分子以自己的專業學識貢獻于民族自救戰爭的重要體現。

三、《新經濟》與戰時經濟政策建言

《新經濟》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識分子對戰時國家經濟領域建言獻策的言論陣地，他們關心的問題既有國家層面的宏觀經濟方針、經濟政策，也有中觀層面的工業、農業、商業等各經濟領域的具體建設措施，更有大量微觀經濟活動、經濟現象的調查和統計，還有與經濟相關的交通建設、人才訓練、勞工素質等的觀察分析。戰時的政府財政、稅收、貨幣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學者關注的重點，李卓敏［18］認為戰時國家預算對戰后經濟的影響極大，不在戰時平衡國家預算，則“不僅作戰期中我們的經濟問題將愈趨嚴重，戰后經濟建設也將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過增加稅收平衡預算的方法，玄伯［19］專門針對平衡收支的方法進行詮釋。張純明［20］在《三十年度預算的展望》一文中，對戰時國內的開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預算的意見，特別提出“我們希望政府能切實的節約。在提倡簡約建國的時候，政府要先為國民梳理一個節約的好榜樣”，主張政府通過裁撤不需要的機關等措施來力行節約。對戰時國家稅收政策、保護關稅措施，崔敬伯［21］認為政府應采取強制手段征收直接稅，抑制戰時個別企業和個人的奢靡，他說:“吾人常見長袖善舞一擲萬金之輩，其消費能力，至足驚人。違背抗戰之國策，助長物價之暴漲，流弊何堪設想。于此再不以課稅之方式，節制其消費，并轉移一部分購買力于國家，則前方無量之犧牲，適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當非社會正義之所許。”高平叔［22］亦就開源與增稅的關系做出說明，李銳［23］對“統一征課行政”發表了精辟的見解。對自由貿易和保護關稅的關系，朱伯康［24］和宋則行［25］撰文認為，中國經濟太落后于人，為了保障民族的獨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準，工業化及現代化，實為刻不容緩的工作，政府應在特殊時期采取保護國內經濟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壞了中國的經濟生態，戰時的中國市場是一種萎靡、消極的氛圍，各種經濟問題伴隨著戰爭的進行愈發突出。戰爭帶來的高物價，是最為明顯的后果，因而對戰時物價高漲及其帶來的一系列經濟和社會問題，成為《新經濟》討論的熱點。趙晚屏［26，27］描述了戰時物價高漲的情形，田地、農作物種植、農民收入都受到了嚴重的影響。并從戰爭造成人們的危機心理，加劇物價上漲的角度，闡述了“我們與其說物價是物資和貨幣的關系之表示，不如說物價是持有物資和貨幣的兩個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決定的一種統一的條件，心理的變異顯然比物資和貨幣的變異程度更大”。就當時一般認識而言，這是一種頗為新穎的思考。隨之而來的是針對戰時物價問題的討論，孫拯［28］在《建設與物價》一文中說:“物價問題影響國民的生計，抗戰的效能，力謀解決，勢所當然”。楊蔚和伍啟元也對物價問題進行探討，楊蔚［29］在《吾國最近之物價問題》一文中首先總結了“學者對于最近物價問題的見解與批評”，繼而探究了物價問題的表現，最后提出了解決問題的辦法，認為政府管制價格是當前最好的辦法。伍啟元［30］分析了當前物價問題的性質，認為“當前物價問題包括物價加速率猛漲、價格失衡、生產失衡、分配不平均、戰費負擔違反正義和社會解組等嚴重問題”，只有解決了以上問題，物價問題才能得以解決。這些觀點，不僅僅看到了物價高漲的問題，還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對如何穩定當前物價，大多數學者認為平衡和穩定物價的主要手段是實行“物價管制”。由于物價上漲，貨幣貶值，對于高物價水平帶來的貨幣問題，學者們也非常關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見解。莊智煥［31］認為，“我國現在要穩定物價，避免危機，則統一全國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實為首要工作”，“茍使人民對關金券確切信仰，則人民對幣值之觀念即可統一，而促成物價高漲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時，政府對法幣之發行，應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銀行利率，使人民樂于儲蓄，而不重囤貨居奇或囤貨備用，則促成物價高漲之經濟因素，亦可減少”。另有學者對“如何穩定法幣信用”、“法幣回籠的條件”等相關的應對貨幣問題的方法展開討論［32］。戰時國內的高物價水平導致外匯漲價等匯率問題，采取何種內外匯政策，很多學者做了調查研究，彭學沛［33］對于當時社會上因法幣匯價大跌導致的誤解，做了澄清，他認為:“第一，雖然中國尚處于戰時狀態、法幣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幣在戰后會跌到不值錢的地步;第二，我國外匯平定基金雖日漸減少，但是并不一定說明法幣價格會跌的沒有底止;第三，我國幣值跌落，日本能維持的久，并非意味著中日戰爭日勝中敗”。這種分析澄清了對外匯漲價的誤解，穩定了部分人因幣值大跌導致的恐慌心理。宋則行［34］在《戰后吾國對外匯率厘定標準的商榷》一文中，站在還處在抗戰相持階段的1943年，就有預見性地提出了引導人們思考戰后我國外匯政策的問題。戰時國內的金融事業受到打擊，學者們通過主張“金融動員”，對金融政策、金融機構的管理等發表見解，不少人引用美國、德國、英國等國的金融理論，以為國人參考［35］;在金融機構的管理上，楊蔭溥［36］認為應加強對銀行的管理，李卓敏［18］認為加強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經濟措施中，學者們普遍認為國家處于非正常狀態，日本的軍事、經濟侵略已經使得市場失去了自動調節的功能，政府需對戰時經濟采取“管制(統制)措施”，從而使得“經濟統制”的討論有了更豐富的表現和更直接的現實支持，有的學者從戰時的現狀談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認為“在軍事第一的口號下，經濟上的首要問題是怎樣以最小的耗費，聚集最大量的經濟利源，以供應作戰時的必須消耗”［37］，有的學者分別就物資管制、外銷物資統制、糧價統制等分別說明［38］。戰時的交通運輸對于經濟的影響，是很多學者關注的重點，《新經濟》專門對此出了一期交通專號。張嘉璈［39］在《抗戰以來之交通設施》一文中，從鐵路、公路、航政、電政、郵政各方面討論了交通與戰時軍事的關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問題，在《論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陳“運輸機關之事權過于分散，力量無法集中，效能無法增進，補救之道，應將全國公路運輸機關，部分軍用民用，一律由軍事機關統一管理，以應戰時需要”。另有不少學者從戰時我國的驛運事業狀況，如何增進公路、鐵路、水路的運輸效率等方面發表看法，給當時的交通運輸業提供大量的參考。對于戰時國家工業建設和區域工業現狀，經濟學家方顯廷［41］在《抗戰期間中國工業之沒落及其復興途徑》一文中，分析了戰爭導致工業區域的淪陷，復興工業應從發展國防工業、統制工業建設、兼重大小工業、發展內地工業、利用民族資本、聯系農工生產、統一工業行政等方面進行。方顯廷［42］還指出，戰時加強西南經濟建設和工業化，對于抗戰十分必要，“自軍興以來，我國最高當局，采取以空間戰勝時間之抗戰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躍而為全國軍事政治經濟及交通之重心，開發西南各運動，遂為朝野上下所矚目。”彭信威［43］也發表了西南經濟建設的意見。抗戰期內，東部和沿海省區經濟受到重創，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區列強勢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學者充分考慮和西南各省物產豐富、地勢優越等優勢，建議大力發展西南各省的經濟，以作為全面抗戰的經濟支柱。高叔康對四川經濟現狀和未來的思考，郭恒對云南省經濟問題的研究，正是對重點發展西南省區經濟重要性的闡釋。不少學者就當時工業的現狀和存在的弊端，如工業材料供應管理問題、技工的管理問題、民營工業組織動向、工廠聯合會的運作等，發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雖戰時工業受到了極度的損害，但是學者們堅信抗戰必勝，對戰后國家“工業化”、工業建設區位等問題提前作了建言獻策。殼士［45］就戰后工業政策建議，“經濟建設為戰后唯一重要的任務。經濟事業中頭緒甚繁，又以工業建設為其中最有關系的工作”，并制定戰后工業建設綱領。有關戰后工業區位問題的討論，陳振漢［46］指出，戰時輕工業和重工業區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處，區位不當會造運費劇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戰后工業區位分布不得不考慮區位問題。任美鍔［47］分別就“實業計劃中的工業區位思想、戰后中國工業的區位以及鋼鐵工業的位置問題”發表意見。關于戰時國家重工業的建設，錢昌照［48，49］認為在利用外資、礦產勘探、工業管理等方面存在諸多的慘痛教訓，需要當局去反思;還針對我國重工業的現狀，思考未來的發展，提出重工業建設需要考慮“人”和“物(資源)”的條件，負責重工業建設的資源委員會應充分發揮在經濟、政治、社會方面的使命，協助國家走向獨立富強，重工業建設還不能缺少“公、誠、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興重工業。在重工業建設中，礦產資源的利用尤為重要，李樹青［50］倡導“保存我們的天然富源”;學者們針對國內的礦產資源進行了大量的調查和研究，如對西南煤田、寧屬資源、甘青礦產、陜甘礦產的調研［51］。吳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對國內重要煤、鐵、金、銅礦山，如龍煙鐵礦、湖北象鼻山鐵礦、本溪湖煤礦、鳳凰山鐵礦的調研，為更加清晰的了解戰時的礦產資源狀況提供了大量的參考，提醒政府對礦產資源的保護、重視和利用。輕工業建設同樣關系著國計民生，后方學者們發表大量針對戰時制革工業、棉紡織業、制鹽業、制茶業、蔗糖業、紫膠業、植桐業和制酒業的文章，倡導加強與民生相關的輕工業建設［55－58］。在農業經濟領域，學者們對戰時國家農業政策和農業經濟相關理論、制度進行解析，吳景超［59］和董時進［60］對農業政策的討論，都主張農業不僅僅要滿足自己自足，還需要擴大生產、農產品輸出，農業管理需要加強農業合作事業。農業管理和農業機構的運作，關系著農業建設的重要方面，學者們主張健全農業管理機構、管制制度，完善農田土地金融機構的設立，提高農本局、農業合作社等組織的作用［61］。有的學者主張對全國土地利用進行調查，指出“土地是農業的基礎，一國農業進步與否，必須視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為斷。土地利用是世界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之一，在中國尤為立國的基礎問題”，并針對“中國土地利用的詳細情形，我們至今還沒有確切的智識”，主張繪制“土地利用圖”，以明了全國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學者對我國西部土地耕作情形進行關注，對紅土區、黃土區、棕鈣土區、黑鈣土區、紫色土區的土質進行詳細分析，給各土區的農業產生提供借鑒［63］。另有學者從“土壤保存”問題進行闡述，主張保護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農業資源，學者們對土地資源的研究、倡導利用和保護，為了解戰時土地狀況做出了貢獻，同時也提醒了政府對土地的保護和利用。對于戰時我國森林資源的狀況，有學者對日寇掠奪我國森林資源進行清算，對日寇侵占我國東三省、臺灣省、朝鮮、庫頁島及我國內地森林的面積、樹種資源進行統計，并希望收復失地之后各區應設置經營管理機構，合理整理利用［65］;學者們對土地、農產、森林資源的統計，給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鑒參考，同時，也為后來學者對戰時資源的研究提供史料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