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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正如美國著名學者羅伯特·吉爾平所指出，任何一個區域的經濟一體化運動都會涉及政治與經濟兩方面的動機。為應對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迅猛發展所帶來的挑戰,中國和東亞地區的一些國家已開始進行合作，其潛在動機是使東亞地區在國際經濟和政治格局中與歐盟、北美自由貿易區一起形成“三足鼎立”、“三分天下”的平衡局面。對中國而言，東亞合作對中國有著巨大的戰略利益。本文擬對中國參與東亞合作具有的戰略意義、有利條件和已取得的初步成果進行分析探討。

［關鍵詞］東亞合作；中國；戰略意義；有利條件；合作成果

Abstract:RobertGilpin,thefamousAmericaneconomist,pointsoutthattheeconomicintegrationmovementinanyregionwillbeinrelationtothemotivebothpoliticallyandeconomically.Tocopewiththechallengesthatglobalizationandregionalizationhavebroughtabout,ChinaandsomecountriesinEastAsia(JapanandSouthKorea)havestartedtheEastAsiaCooperationprocess.ToChina,thiscooperationpossessgreatstrategicinterest.Thearticletriestomakeananalysisofthesignificance,thefavorablefactorsandcooperativeresultsofChina’scooperationwiththecountriesinEastAsia.

Keywords:EastAsiaCooperation；China；strategicsignificance;favorablefactor;cooperativeresult

在新世紀，中國政府明確提出了實現和平崛起的偉大戰略目標。中國表明了希望避免重復歷史上的一些強國崛起之時常常帶給世界激烈的沖突和巨大的破壞的老路，而嘗試一種使世界特別是鄰國受益的方式來實現和平崛起的愿望。而當今時代是一個經濟全球化與區域一體化迅猛發展的時代，東亞地區的一些國家開始走到一起，進行東亞合作，希望合作共贏，謀求未來能建立一個“東亞共同體”。中國應當把自己的發展戰略與本地區的一體化運動緊密結合起來，以東亞（以至亞洲）為依托，以東亞合作為契機，采用經濟和外交的手段，通過與本地區國家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來實現和平崛起的偉大目標。

一、東亞，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依托

中國作為東亞的一個傳統大國，其發展和崛起注定離不開東亞這塊“風水寶地”。中國目前還不是一個全球性大國，中國還只是一個地區性強國。中國第四代領導人在新世紀初期提出了實現“中國和平崛起”偉大戰略構想，而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必得有戰略依托，必得有一塊立足的“根據地”，這塊“根據地”不可能是別的地方，它只能是東亞（廣義的東亞應當包含亞洲）。

“和平崛起”理論由中國政府領導人提出來之后，對該理論的內容和含義人們紛紛進行思考和探討。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必然涉及兩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與鄰國的關系問題，一個是如何處理與美國的關系問題。因為一個國家的崛起對國際力量平衡造成的影響可能導致周邊國家對此抱有懷疑和謹慎的態度，甚至是恐慌，因而可能進行詆毀和阻止其崛起。而在當今世界上，只有美國是最可能阻礙中國崛起的國家。人們認識到中國和平崛起戰略的最大考驗是對美關系，特別要考慮到美國的東亞戰略是依靠雙邊同盟構筑地區安全保障體制，在東亞保持軍事存在，維持強大的政治和軍事影響來遏制歐亞大陸。因此中國的崛起必然要盡量避免與美國進行對抗或沖突。

以上兩個問題都涉及東亞，實際上統一于中國如何處理自己與東亞鄰國關系問題（美國主要是通過與東亞國家的雙邊軍事關系而取得在東亞的強大軍事影響力）。所以穩定周邊成為中國外交戰略中的極為重要的一環。

回顧新中國成立后，四代領導人都一貫重視發展與周邊鄰國的關系，不斷豐富和完善地區外交政策。

新中國建立之初，中國第一代領導人就非常重視處理和發展與中國周邊各鄰國的友好關系，通過舉行平等談判解決了與許多鄰國歷史上留下的邊界問題，特別是提出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建立中國與周邊鄰國和平友好關系提供了外交政策上的指導。

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中國第二代領導人，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了和平與發展成為時代主題以及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外交戰略思想，積極改善和發展與周邊國家的友好關系，并且從實際出發，大膽探索解決歷史遺留問題的新辦法。他說：“有些國際上的領土爭端，可以先不談主權，先進行共同開發”[1]。強調中國永遠不稱霸，不向外輸出革命，不在任何地方謀求勢力范圍。在這個時期通過與鄰國全方位地開展外交活動，化解各種消極因素，從而初步形成了安定友好的周邊環境。

20世紀90年代，中國第三代領導人繼續在普遍睦鄰友好的格局下爭取更多的互利合作關系。在此階段明確提出了將“發展同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視作是“是中國外交政策的優先課題”[2]，把加強經濟交流與合作作為營造周邊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徑。中國在此期間改善了與越南的關系，實現了同韓國的建交。在對日關系上，首先強調睦鄰友好，其次強調在“以史為鑒”的基礎上，真正做到“結束過去，開辟未來”。與東盟方面，1997年底雙方領導人發表了《聯合聲明》，確立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在此期間，中國在地區事務中，不僅繼續重視傳統的雙邊友好交往，而且還積極參與多邊主義外交活動。中國不僅先后參加了APEC和“10+3”地區合作機制，而且還與俄、哈、塔、吉等國組建了上海合作組織，這是中國政府重視實行周邊外交戰略思想的一個重大突破。

進入新世紀后，中國第四代領導人不僅繼續堅持與鄰為善、以鄰為伴的方針，實行“睦鄰、安鄰、富鄰”的地區外交政策，而且針對隨著中國的快速發展導致一些鄰國的不安而出現的“中國威脅論”，提出了“中國和平崛起”的戰略思想，嘗試一種使我們的鄰國受益的方式實現崛起。在經濟全球化、區域一體化快速發展的今天，中國的發展離不開世界，更離不開東亞地區。而東亞各國的發展也同樣需要中國，雙方已成為“榮損與共”的相互依賴關系。和平崛起戰略實際上要求實現中國與地區鄰國的共同崛起。

中國要實現與地區鄰國共同崛起，必須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潮流，借東亞合作的東風，積極參與和推動地區一體化建設。正如一些學者所言，中國可以制訂基于“新地區主義”的地區戰略，推出以“東亞共同體”為目標的長期而穩定的亞洲政策，探索在經濟、政治、安全、社會與亞洲地區共存、共生的新模式，帶動亞洲地區國際關系的和平變化，以實現中國和亞洲的共同崛起。而“亞洲地區主義的發展有助于中國的戰略目標的實現，有助于中國發揮大國責任。中國首先應該立足于本地區，建構好中國參與并起重要或主導作用的地區體系”[3]。

從歷史經驗上看，大凡強國或大國的崛起，必有戰略依托，區別在于是本著掠奪的目的，靠著暴力手段，還是用互利合作、和平的方式來取得。19世紀時的英、法因廣闊的海外殖民地而強盛，后來又因殖民地的失去而走向衰落。美國至今仍然視美洲為它的“后院”。當中國政府應聯合國的要求向海地派出130名維和軍人執行維和任務時，美國的一些官員竟然認為“(中國)首次向西半球派兵，會排擠美國在該地區影響，中國向海地派兵開創了一個不好的先例，這使得他們可以合法地向我們這半球派遣軍隊，這開創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戰后的日、韓之所以快速崛起是因為它們利用冷戰時期的特殊條件，走依托美國的發展道路，實際上是一條依附與發展的道路[4]。戰后的歐洲(今天的歐盟)從它與整個世界的關系看，它是崛起了，它采用了一體化的方式，并且搭美國的便車。今天的德、法之所以能在世界政治經濟舞臺上發揮較大作用，與它們走一體化道路，依托歐盟而分不開的。

中國在東亞進行一體化建設，并不是要反美。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美國的合作。中國所要考慮的是如何減弱美國對中國的遏制，如何淡化美國在東亞建立的雙邊軍事同盟的作用，如何使美國對中國采取更加友好與合作的政策。美國的大戰略家、前國家安全顧問布熱津斯基在其名著《大棋局》里評論道：“中國以和平方式加強在這一地區(東亞)的地位將有助于中國尋求實現早已確定的目標，即：削弱美國在本地區的實力，以致力于力量銳減的美國不得不需要把在地區內發揮主導作用的中國作為其盟友，并且最終把甚至需要具有全球實力的中國當作其伙伴。”[5]布熱津斯基站在美國的角度和立場說這樣的一段話，其觀點并不一定正確，但其中有兩點是可以肯定的：第一，中國在東亞地區影響力的增強，將使美國不得不更加重視與中國的合作。第二，中國應當采用和平的方式，亦即經濟和外交的手段來實現崛起。中國若奉行開放的新地區主義來推動東亞地區一體化建設，通過本地區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一同走向崛起，同時又與區外的美國以及歐盟等保持友好與互利合作，這樣就是探索了一條和平崛起的道路，即順應經濟全球化和地區一體化潮流，搭乘東亞這條大船，借東亞合作的東風，揚帆駛向崛起的彼岸。

二、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有利條件

英國的《金融時報》在其文章《偉大正在降臨到中國頭上》中指出有人生來就是偉大的，有人需要通過努力才能變得偉大，而有人的偉大則是外界賦予他的。就中國的國力、面積、經濟成就和對世界經濟的開放程度而言，它屬于上面的全部三種類型。中國的崛起在重要性上可以與美國當初登上世界舞臺相媲美。英報的這篇文章對中國的崛起及其作用可謂充滿溢美之詞。雖然我們現在還不能肯定中國在推動世界的發展方面具有多么偉大的先天條件，但是我們可以自信地說中國在參與并推動東亞地區合作方面具有許多獨特的條件，可以為本地區的合作、促進地區的共同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

中國參與東亞合作，首先具有“地利”優勢。中國地理位置十分優越，中國雖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之國”，但卻是亞洲的天然中心。中國幅員遼闊，由南至北橫跨30多個緯度，涵蓋了東北亞和東南亞兩大區域。這樣，通過其獨特的地理位置，把東北亞和東南亞聯結了起來。中國不僅是一個陸地大國，還是一個海洋大國。在中國遼闊的國土上，通過東起中國連云港西至荷蘭鹿特丹的歐亞大陸橋可以將太平洋和大西洋聯結起來，構成歐亞兩洲之間運距最短、運時最快的鐵路運輸網，開辟了東亞通往歐洲的海陸國際聯運捷徑。中國又地處太平洋西岸，位置居中，而太平洋已成為沿岸區內外各國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便利通道。隨著新的世界經濟中心的形成以及西太平洋地區經濟活力進一步迸發，上自朝鮮半島，下至馬來半島，正在形成舉世矚目的“黃金海岸”。中國從北至南聯結而成的沿海開發地帶，正處在這一漫長的亞太“黃金海岸”的中心區。

其次，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經濟實力日益強大，有利于中國參與和推動東亞合作。毋庸諱言，二戰后美國和日本對東亞經濟的發展起過重要的作用，但是現在中國在推動本地區甚至世界經濟發展上起到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的快速發展，為東亞各國提供了巨大的市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降低關稅，為東亞各國對華出口更多的商品鋪平了道路。正是中國在地區經濟發展中所起的積極作用，金融危機之后的東南亞各國紛紛“視中國為救星”。中國幫助它們克服了危機造成的消極影響，迅速恢復了經濟增長。日本共同社認為，正是中國幫助日本實現了“泡沫經濟破滅”之后的正增長，中國成為日本經濟的“救世主”。美報指出亞洲從中國的采購潮中獲益，中國如今是該地區各國的力量源泉。英報預言，隨著東亞區域內貿易日益繁榮，地區之間日益緊密的經濟和政治聯系，將不可避免地促使各國向經濟一體化邁進。

第三，中國和絕大多數東亞國家在歷史上的共同遭遇，當今又面臨相似的國內發展要求，有利于中國和東亞各國團結合作，共同實現國家和整個地區的振興。

東亞歷經了100余年沉淪，在歷史上幾乎全部東亞國家都淪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遭受新老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壓迫和掠奪。東亞各國通過艱苦的民族解放斗爭而獨立之后，又面臨著發展經濟，使國家富強起來以及擺脫西方的控制和威脅，實現真正的獨立這樣一些現實任務。所以，中國與東亞國家有著相似的命運，相近的感情。這有助于中國與東亞各國一道通過開展合作來完成實現東亞的崛起的共同使命，從而改變東西方國際政治力量不平衡的格局，增強東亞以及發展中國家在世界政治中的發言權，塑造更加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

第四，當今的中國不僅探索出了一條符合自身實際的獨特發展之路，創造了一個所謂的“中國模式”或者“北京共識”，而且在國際上與其他各國和平共處，平等相待，敢于主持正義，維護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從而具有較高的國際威望和感召力。這些都是有利于中國與地區各國友好相處，開展互利合作的“軟實力”。

東亞的日本、“四小龍”等已為東亞經濟發展和現代化樹立了一個所謂“東亞模式”。中國在改革開放之初，也學習和借鑒了東亞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發展經驗。西方就有學者認為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出現之前一直非常重視韓國的發展模式。而中國的成功經驗也必然對世界上許多國家包括東亞地區的國家具有啟發和借鑒的作用。世界上也確實有許多國家正在研究和學習中國的發展經驗，比如印度、俄羅斯、越南等或大或小的國家。美國《新聞周刊》認為，阿拉伯等國家應該學習中國模式，因為中國的發展道路適合于國情相似，遭遇相同的發展中國家借鑒。

中國不斷增強的經濟實力和思想感召力，甚至觸動著美國不得不思考在東亞地區如何應對中國而進行政策調整，加強與中國的合作。美國一些戰略家和學者主張美國在東亞[LL]應該借鑒和仿效中國的一些做法。美國尼克松中心中國問題研究室主任戴維·蘭普頓認為自1997年以來，中國在亞洲的經濟和外交影響力與日俱增。主要表現在：經濟實力(利誘)，軍事實力(威逼)，甚至思想觀念(感召力)。由于中國日益成為地區和全球經濟引擎，華盛頓同北京保持穩定的戰略關系超越了狹隘的安全利益。中國的崛起給地區聯盟和安全結構、美國在該地區權力的運用以及使用制裁及其他政策手段的能力都帶來重大影響。至于感召力，美國必須在經濟和外交方面作出更多努力以維護自己作為良好榜樣的形象。華盛頓對外關系委員會亞洲研究室研究員尼爾·卡爾在其《美國外交需要中國特色》的文章中認為中國新外交戰略的核心是采取更加積極和多邊的方式來實現既定目標，結果使中國既鞏固了自己在亞洲的影響力，又在全球范圍內提高了自身的地位。因此，美國在亞洲也應該（仿效中國）實行一項公共外交戰略①。如果克服某些偏見，從以上材料中我們不難認識到中國的發展給東亞地區帶來了經濟利益，中國的和平友好、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地區外交政策使中國在本地區擁有巨大的感召力，以至于美國也不得不反思自己的所作所為，要建立自己良好的榜樣形象。

此外，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有利條件還包括：中國在世界政治格局上是一支重要的一極力量，是本地區甚至整個亞洲唯一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可以為維護本地區的整體利益和各國的正當權益而作出貢獻。中國也可以通過東亞合作而借助地區集體的力量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如同法、德借助歐盟的整體力量常常能夠抵制超級大國美國的一些霸道自私的做法）。中國與東亞地區各國都處在相同的“漢字文化圈”或謂“筷子文化圈”，有著共同或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而在今天又在共同創造和維護“亞洲價值觀”，抵制歐美一直在世界各地強行推行的、并不一定符合該地實際的“西方價值觀”以及社會和經濟發展模式。中國在東亞合作中還可以充分發揮歷史上形成的“華人商業網絡”的作用。據外國通訊社估計，目前散居于海外的華人華僑約5500余萬，大部分分布于東南亞各國，他們可以在東亞合作中起到橋梁和紐帶作用[6]。

三、中國參與東亞合作取得的成果

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進程是隨著中國與東亞國家(特別是東南亞國家)關系的改善而展開的。上個世紀80年代之后，中國的睦鄰外交政策取得了許多重大的成就。主要有：與印尼恢復了中斷23年的外交關系，同新加坡、文萊分別建立了外交關系；同蒙古、越南、老撾等國的關系得到恢復和發展；同韓國在相互隔絕往來40多年后，終于在1992年8月24日兩國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系。這樣，“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在中國的毗鄰地區，一個相對穩定的周邊環境基本形成”[7]，從而為中國參與地區合作奠定了基礎。1997年中國與東盟確定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關系。1998年，中韓雙方宣布共同建立面向21世紀的合作伙伴關系。同年，在中日締結和平友好條約20周年之際，雙方決定建立致力于和平與發展的友好合作伙伴關系。這些伙伴關系的建立，標志著中國與中、日、韓的雙邊關系得到了進一步的深化與發展。1997年底，為解決金融危機，中國參與了首屆東亞領導人會議(當時是“9+3”)。該會議的召開標志著東亞合作進入了實質啟動階段。在1999年的東亞領導人會議上，中國同與會各國一起發表了《東亞合作聯合聲明》，決心在各個領域實現東亞合作。在2000年的東亞領導人會議上，確立了中日韓三國領導人之間的正式協商與合作機制，這是歷史上的突破。在2001年，中國和東盟就建立緊密經濟合作關系達成共識，宣布用10年時間建成自由貿易區。2002年雙方簽署了《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議》，從而啟動了實現自由貿易的進程。根據2002年的中國與東盟簽署的協議，中國和泰國已從2003年10月18日開始率先實行果蔬零關稅計劃。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的“早期收獲”方案已于今年1月1日實施。2003年10月8日，溫總理在中國與東盟“10+1”領導人會議上提議，進一步提高雙方貿易水平，努力在2005年實現年貿易額突破1000億美元大關的目標實際上已于2004提前完成。中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計劃還推動著韓、日等國與東盟建立自由貿易區的進程。

在政治安全和互信方面。中國與東亞鄰國為了減少摩擦，消除疑慮，不斷采取積極行動來增進合作，增加互信。中國不僅在涉及雙方極其敏感的領海、領土爭端如南海問題、釣魚島問題上從實際出發，尊重現狀，繼續實行“擱置主權，共同開發”的政策，而且還提出了“睦鄰、安鄰和富鄰”以及“與鄰為伴，與鄰為善”新的睦鄰外交政策。在具體的實踐中，2002年中國與東盟各國外長及外長代表在金邊簽署了《南海各方行為宣言》，宣言確認中國與東盟致力于加強睦鄰互信伙伴關系，共同維護南海地區的和平與穩定。它是我國與東盟簽署的第一份有關南海問題的政治文件，對保持南海地區和平與穩定，增強雙方互信有重要的積極意義[8]。在同年，雙方發表了《關于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聯合宣言》，開辟了新的合作空間。在2003年10月第7次東盟與中國領導人會議（“10+1”）上，溫總理發表了“全面深入合作，促進和平繁榮”為主題的講話，并代表中國政府出席了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簽字儀式，中國成為東南亞地區以外第一個加入該條約的大國。該條約的簽訂，“有利于中國東盟關系的深化，有利于和平解決雙方之間的各種爭端，有利于消除”中國威脅論”，有利于加快東亞區域一體化的進程”[9]。在這次東亞領導人峰會上，中國還與東盟建立了“面向和平與繁榮的戰略伙伴關系”，中國從而成為東盟第一個戰略伙伴。中日韓三方還簽署了由中方倡議的《中日韓推進三方合作宣言》，確定了三國合作的框架、原則和方向，它將[LL]有力地促進三國合作不斷深入和拓展，有利于推動東亞合作的健康發展。

從以上中國參與東亞合作的進展中可以看出，這種進展不僅表現在逐步建立了許多較為完善的進行合作的運作機制，而且還表現在合作的領域已經由最初的經濟、金融合作逐步向政治、安全對話與合作擴展。中國在東亞合作中的分量也越來越重，中國不僅積極參與地區各領域的合作，實際還起到了推動者和帶動者的角色。比如正是由于中國率先與東盟開展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和作為東南亞區外第一個大國參加《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舉措，推動了日韓等國也紛紛仿效中國與東盟的做法，從而客觀上促進了東亞地區一體化向前邁進。

中國參與東亞地區合作所起得的進展，不僅體現在促進了地區一體化的建設方面，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極大地爭取和團結了周邊各鄰國。即便是與美國建立了雙邊同盟關系的一些國家，也在立場上與中國逐漸靠近，這是具有重大政治意義的成果。

首先看韓國的變化。美國媒體認為，美國的兩個最重要的亞洲戰略盟友日本和韓國尤其得益于中國的經濟發展。2002年，日本從中國的進口首次超過了從美國的進口,同時,日本的對華出口增加了39.3%。中國現在成為韓國最大的貿易伙伴①。新加坡《聯合早報》認為,“韓美同盟”正從量變到質變，五十年的同盟關系岌岌可危，而中韓歷史上的千年同盟正在恢復之中。香港《南華早報》的一篇文章也認為“美國正在失去韓國”②。

至于日本，日本的媒體普遍認為中國成為日本經濟的救世主，認為日本的經濟增長是依賴中國的經濟增長而實現的。日本的《每日新聞》認為日本外交將走向“重視中國”的歷史性轉折點，日本將由“追隨美國”轉為“重視中國”③。這篇文章的判斷并不一定完全正確，但是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隨著中日兩國經濟相互依賴性的加深，兩國將更加重視雙方的合作而不是對抗，正所謂“和則兩利，斗則兩傷”。

澳大利亞方面，根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在2003年，不僅中國已趕超美國，成為韓國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而且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首次超過它對美國的出口。根據美國《紐約時報》的報道，中國現在是澳第三大貿易伙伴，并有可能在5年內取代日本成為澳最大的貿易伙伴，中國將迅速成為澳主要的貿易伙伴，而且將取代日本成為澳與亞洲的主要聯系國。因此，“在霍華德看來，亞洲就是中國”。該報文章說，在1973年中澳建立了外交關系，但此后多年，許多澳大利亞人仍把中國視為“紅色中國”。但是隨著中澳之間貿易的增長(這是澳經濟繁榮的一個重要因素)，澳政府急于修改其外交政策。在2003年布什總統和主席先后訪問了澳大利亞，胡主席在澳受到了更熱情的歡迎①。

最后，看看東南亞國家方面。中國與東盟的貿易在2004年已突破1000億美元。隨著中國在亞太地區影響力迅速廣泛地增強，此間越來越多的人認為，未來是屬于中國的，新一代政治和商業領導人現在正把賭注押在幾乎被普遍認為是中國的崛起上。馬來西亞戰略和國際問題研究新的所長說，中國需要地區友誼，我們也需要地區友誼。中國需要時間來發展他們的經濟，我們也需要時間來發展我們的經濟。中國需要保護自己，使之不受美國的威脅，我們也是這樣②。

綜合以上材料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長，地區主義政策的實施，以及地區合作的不斷深化，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密切。由于經濟利益上的相互依存，在中國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實際上是共同發展），這些國家與美國聯手威脅中國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這一點就連美國人也認識到了。美國《紐約時報》分析說，“中國已經以它自己的貿易協議攪亂了華盛頓(在東亞地區)實行的政策，權衡與美國的戰略關系和中國提供的經濟機會孰輕孰重，正成為美國的盟友們面臨的當務之急”。并舉例說，當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就職前訪問臺灣，中國對其提出斥責，并將把推遲與其貿易談判作為懲罰，這任新總理在8月份的首次重要演說中急忙重申了新加坡對“一個中國”政策的支持。澳大利亞外交部長唐納表示，一旦臺灣海峽爆發沖突，澳在是否加入美國的行動的問題上將有很大保留。“該地區大多數國家，比如泰國，在臺灣主權問題上已經與中國立場一致。”②如此看來，中國通過參與地區一體化，采取經濟和外交的手段來實現本國和本地區的共同發展、共同崛起的戰略途徑是奏效的。由此，我們不妨回顧中國共產黨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在付出了無數的流血犧牲和經過艱辛的探索之后，終于找到了一條奪取中國革命勝利的道路和方略，認識到必須建立革命根據地，開展武裝斗爭，必須緊緊抓住土地問題，發動和爭取農民階級。以之為借鑒，中國要實現和平崛起必得利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歷史機遇，充分發揮自己的比較優勢，積極參與地區合作，采用經濟和外交手段來發展自己，壯大自己。如此，它還將惠及地區鄰國，最終惠及整個世界。

①簡·珀萊茲，《來自中國的訪問使布什的澳大利亞之行黯然失色》，《紐約時報》2003年10月25日。

②簡·珀萊茲，《北京之星在亞洲冉冉上升》，《紐約時報》2004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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