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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提要

傳播媒介的技術優勢不僅造成新的權力統治形式，而且會導致新文明的出現。歷史證明，資本霸權依靠對傳播的控制。現代傳播技術適應了晚期資本主義生產和社會轉型的特點，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嚴峻的問題在于，全球化將導致新的媒介壟斷，還是走向世界信息和傳播的新秩序。近半個世紀以來發展中國家采取了不同的文化策略。從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視角出發，傳播媒介成為權力話語的載具。如果從意識形態話語轉換為知識論的話語，傳播媒介更是作為知識經濟運行的關鍵環節、現代社會中組織和個人的反思性實踐的工具、社會溝通的公共空間、國際合作與文化交流的領域。全球化的傳播網絡，一方面造就了美國的霸權，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也為世界多極化提供了基礎條件，并孕育著新的社會形態。

關鍵詞：傳播學傳播媒介全球化發展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傳播技術大大推進了全球資本主義市場的擴張。從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中期，由H.A.英尼斯、W.施拉姆、E.羅杰斯等人開啟了傳播與國家發展的相關性的研究。直至九十年代，關于此項課題的研究大約有四個不同的路徑。其一是受到依附理論和世界體系理論的影響，持強烈批判的立場，揭示出傳播技術強化并加速了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建構，加深了發展中國家對于發達國家的經濟文化依附(E.羅杰斯、H.I.希勒、M.特勞等)；其二是從后工業主義歷史觀出發，指出傳播技術與市場的結合造就了后工業時代的生產生活方式(D.貝爾)；其三是從國際政治及倫理學角度，分析信息資源分享的不平衡，指出南北國家間日益加劇的差距，提出建立新的世界信息與傳播秩序的主張(聯合國教科文組織MacBride報告)；其四是從后現代主義理論立場，揭示在媒介飽和信息超載情形之下文化變遷和文化認同所面臨的困惑和壓力(D.哈威)。⑴在世界體系的單極化與多極化的矛盾愈來愈明顯的情形下，傳播和國家發展的關系問題顯得更加重要和敏感，并由此引出對發展中國家相應的文化策略和傳播觀念的思考。

傳播技術推動全球化進程

全球化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突出的生活現實。吉登斯指出全球化有四個基本特征：世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系擴張、民族-國家的地緣政治格局調整、世界軍事安全秩序建立和全球信息傳播網絡的形成。⑵全球化可以有兩個不同的前途。一個是世界多極化，平等競爭，合理發展；另一個是世界單極化，建立新的霸權和依附關系。作為發展中的國家，毫無疑問是要爭取前者。

信息傳播的新發展是全球化的推動力量。馬克思恩格斯曾經指出：“不僅一個民族與其他民族的關系，而且這個民族本身的整個內部結構都取決于自己的生產及其內部和外部的交往的發展程度。”⑶傳播作為人類交往的形式是同發展問題密切聯系的。布羅代爾考察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在十五世紀開始建構時，航海交通、貨幣信貸和印刷術所發揮的特殊作用。他認為資本主義世界體系的構筑在于不斷地創造并擴張著某種“統一的語言”。掌握統一的語言，是在資本主義體系中生存和發展的前提條件。⑷所謂“統一的語言”應當是廣義的，包括共同的市場游戲規則、貨幣金融體系、國際交往準則、全球軍事力量控制協定和全球傳播體系（媒介、語言、符號意象等）。英尼斯將傳播技術的發展和政治經濟史聯系起來考察，重點研究了加拿大與歐洲、美國的傳播關系及其對于運輸和貿易的影響，揭示出傳播技術對于社會體制、權力、知識系統的決定性作用。他在《帝國與傳播》、《傳播的偏向》等著作中闡明了傳播媒介的優勢不僅造成新的權力統治形式，而且會導致新文明的出現。杜波夫以十九世紀美國電報業和總體經濟發展的關系為研究個案，說明電報改進了市場的功能，加強了競爭，同時也刺激了壟斷的形成。隨著電報傳播提供的技術便利，大規模商業運作、交易保密、時空控制和區域市場集中都成為必然的結果。⑸現代傳播技術和資本主義全球化有天然的聯系。

現代社會的發展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全球體系的形成過程。從十八世紀歐洲啟蒙運動以來，發展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同歷史進步的信念聯系著。這是一種關于人類完美理性和歷史發展完善化相統一的信念，可以稱作“進步目的論”。當這一信念被諸如國民生產總值、國民人均收入、工業輸出量、資本回報率、城市化程度、公民識字率、國民教育水平以及電話電視擁有量等量化指標所標示的時候，發展的實質即資本主義全球化則容易被掩蓋。資本刺激并利用科技進步，通過市場運作機制，實現對全球資源和生產財富的配置。這種配置一開始就是不平等的。按布羅代爾、華勒斯坦等人的觀點，資本主義恰恰是產生于市場競爭，最終又轉而遏制競爭的趨于壟斷的體系化力量。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過程也是連續的霸權爭奪轉移過程。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程度，實質上是以其融入全球體系的廣度和深度來衡量的。依附理論認為，發展分為兩種情形。一個是處于資本主義體系核心地位的國家，主要憑借對全球市場和先進技術的控制而獲得自我推動的力量。另一個是那些處于半邊緣或邊緣地帶的國家，主要通過對前者的依附關系(技術、資金、管理、文化及國際政治等各個層面)而取得發展。早期的依附理論曾寄希望于這種依附關系會隨著發展中國家爭取獨立自主的斗爭和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激化而得以解除，由此出現世界多極化的局面。但是，本世紀七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實際發展情形卻說明，科技進步的力量（包括傳播技術）緩解了發達國家的內部矛盾，并對發展中國家產生了更強的分化和吸附作用。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不只是技術、資金和管理方式的一體化，它還包括一系列市場運作游戲規則、文化符號和行為價值系統的一體化，它促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新的利益格局。這些正在對發展中國家內部的經濟政治文化結構形成巨大的壓力。

傳播技術推動了全球化進程，并且制造出世界霸權。十五至十六世紀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的海上霸權依賴其優越的航海技術。當時海上航線是溝通全球物資和信息的主要通道。這可以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初顯端倪。英國在十八世紀末完成第一次工業革命，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建立其霸權，主要依賴于它在各大陸建筑的鐵路交通和電纜電報系統。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霸權受到來自美國和德國的挑戰。交通及通訊技術此時得到更大的重視并完全服務于地緣政治和軍事的需要。盡管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末，德國和日本急速推進軍事工業，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戰企圖攫取世界霸權，英美同盟國卻得宜于他們橫跨歐亞大陸的電報、電話通訊網絡、先進的無線電通訊技術、雷達監測技術，取得了二戰的勝利。二戰之后，美國取代英國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的霸主，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在微電子技術、空間技術領域中的領先地位。衛星傳播、電子計算機網絡及光纖技術等傳播技術帶來了新的商貿機會，這使美國等資本主義強國得以通過跨國公司擴張、高科技壟斷，攫取超額利潤，對半邊緣和邊緣國家實施分化、排斥或吸附。西方強國通過將工業經濟形態轉向知識經濟形態，而緩解了國內的能源、市場供求危機，調整了本國勞動力的分工比例，提升了全民教育、社會福利保障水平，擺脫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事實上，現代傳播技術的發展過程與資本主義的全球化過程幾乎是同步推進的。休杰在他新近出版的《1844年以來的全球化傳播：地緣政治與技術》一書中詳盡論證了傳播技術同全球化過程中資本主義國家霸權更替的直接關聯。他寫道：“如果信息是一種權力，那么誰掌握了電子傳播系統，誰就可以對全世界發號施令。舊的地緣政治的概念必須擴展開來。支配世界經濟不必通過控制疆界，更確切地說，它主要通過對經濟體系的剩余產品的不合比例的分享來實現。”⑹對信息資源的不平等占有必然直接導致對其他資源和財富的不平等占有。這是被歷史和現實反復證明的鐵的事實。

傳播建構晚期資本主義文明與霸權

英尼斯在五十年代曾經把歷史上的傳播媒介分為偏于空間的質重的和偏于時間的質輕的兩類。前者如碑石、雕刻、建筑、鑄器等，往往適應于等級森嚴的王朝對于有限區域的強制統治。后者如便于書寫、便于批量制造和攜帶的天然草紙、人造紙張等，則適應于文化的擴張和傳播，這便于建構一個版圖遼闊、并有統一宗教道德信仰的帝國。⑺他當時的分析尚嫌簡略，但是他已洞察到媒介的物質技術形態對于社會組織形態及文化傳播的先決作用。在現代社會中，電子傳播兼具時空優勢，是建構晚期資本主義文明的主要工具，也是資本主義霸權爭奪的主要領地。

在十九世紀后期，英國對于海底通訊電纜的龐大投資使它幾乎控制了全球的電子傳播網絡。北美大陸的通訊電纜，名義上為美國擁有，實際上卻是由英國投資建成。橫貫英國本土、北美和德國的通訊電纜均需經過英國，大部分要經過倫敦，這使得英國可以十分方便地進入北美和歐洲之間的通訊領域。美國對于英國在電子傳播領域的支配地位的挑戰是在二十世紀第一個十年中展開的。首先是美國海軍強烈支持發展更加復雜的低頻無線電通訊技術，以打破英國對電纜傳播的控制。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海軍繼續支配了美國的地緣政治的決策思想。在凡爾賽和約談判期間，美國政府就預見到未來出現霸權競爭的主要領域在石油生產、商業航海和電子傳播。于是通過支持本國通訊業的壟斷公司大力發展新的無線電通訊系統，并且利用德國作為戰敗賠償的電纜生產而打破了英國的控制。但是美國當時將低頻長波通訊用于軍事，中頻中波用于商業廣播，誤以為高頻短波是無用的。這一錯誤使美國取代英國霸權的時間表延擱了十年！這其間英國抓緊在高頻無線電通訊技術和電視技術領域里持續作大的投資、研究開發,這使英國在雷達和電視技術方面成為領步者。雷達和電視技術之間互為影響，綜合形成強大的社會生產力。這刺激了軍事和民用生產的革新，并在二戰時的空戰中給英國提供了監測預警保護，延緩了它帝國地位的衰落。當三十年代末雷達出現之時，英國已改變了它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意識到霸權的建立毋需再通過領土占領來實現。直到二戰之后，美國才有機會對英國的電子傳播支配地位的發起第二次挑戰。這一次挑戰是直接由政府資助的外層空間計劃和同步通訊衛星的技術引起的。

美國在通訊衛星領域的技術領先地位，使它得以在1964年組建了由19個國家(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愛爾蘭、意大利、日本、荷蘭、挪威、葡萄牙、西班牙、瑞典、瑞士、英國、美國、梵蒂岡)參加的國際通訊衛星組織。其中美國占有61%權益，西歐占30.5%，加、日、澳占8.5%，預留給后來的發展中國家的僅有17%。至此美國取代英國奪得了電子傳播領域的霸主地位，實現了對信息資源的分割。到了七十年代中后期，美國在計算機數碼技術領域里的再一次歷史性的突破，確立了它在計算機硬軟件、網絡傳播市場上的壟斷地位。隨著數碼傳播技術的日臻成熟，光纖通訊顯示出通訊衛星所不具備的諸多優勢。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現已建成了橫貫北美、歐洲、澳洲和日本的跨洋的光纖通訊干線。這便為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主導21世紀的信息經濟奠定了技術基礎。⑻最近發生的兩次區域性戰爭，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又一次證明，西方國家并未完全放棄傳統的地緣政治觀念，而是在新的電子傳播技術條件支持下，強化了軍事打擊能力和整體反應能力，賦予地緣政治以新的含義。信息傳播技術在政治和軍事領域的成功應用，大大增強了西方國家對于世界政治版圖的實際控制力和文化價值觀念的滲透影響力。

電子傳播對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改進也有深遠的意義。以全球化電視工業為例。八十年代中期以來，跨國電視工業興起。全球化電視既是一種促進經濟增長的能動力量，又是由資本主義現代性所建構的文化-意識形態力量。通過全球電視新聞、電視專題節目、電視連續劇、電視教育和電視服務，使世界各地和各個文化范疇中的人們進入到共享的視聽情境中。這不但直接刺激了全球電視生產、節目生產、衛星發射和節目市場，而且為跨國公司的“世界品牌”廣告商培殖出億萬受眾-消費者。電視從單純的大眾娛樂教育工具轉而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市場和生產體系的關鍵環節。全球電視深刻地改變了人們對于世界進程、文化認同及日常生活方式的態度，并對資本主義生產周期的運轉發揮了積極作用。

從七十年代中期起，資本主義世界面臨著西方市場飽和、石油價格上漲、新興工業化國家的挑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危機，從而轉向通過壓縮市場時空來進行全球市場擴張的策略。壓縮市場時空意味著生活節奏的加速和生活空間邊界的突破，這使消費市場的容量擴大，周轉加快。由全球電視所推動的全球消費市場，適應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向“后福特”形態的轉變。“后福特”形態的生產具有對勞動力市場、產品和消費類型的較靈活的適應性。它是將新的產品設計和生產、新的金融服務、新的市場促銷等要素整合起來，總體上提高了商業運作、技術革新和組織管理的效率。⑼把這些因素整合起來要靠傳播技術。信息不僅對于商品生產有關鍵的引導作用，而且信息和知識本身也可以成為商品。迪松與休菲雷斯指出，充分體現了晚期資本主義生產的四個關鍵性的特征，即去限制(de-regul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協同(synergy)和集中(convergence)只有依靠電子傳播系統才能實現。這些相互依賴和相互聯系的因素既可運用于公司的靈活管理、及時的決策調整，又可運用于國家政府政策的實施。⑽現在電子網絡商務成倍地迅速增加，其勢頭和影響的深刻程度又大大超過了電視工業。電子網絡商務對電子傳播媒介的整合能力更強，成本更低，效率更高，交互反饋性更佳，更利于精確監控和統計。在它的發展初期，雖然面臨著安全保護和集中控制方面的諸種問題，然而它對于全球化的市場和生產體系會帶來新的變革。可以預見它在21世紀，既是美國霸權的重要技術基礎，也可能成為美國霸權遭遇挑戰的領域。

從八十年代以后傳播業也同資本主義生產的其他行業一樣，突破了舊的格局限制。電視、計算機、電話、通訊衛星和光纖通訊技術的結合，多媒體合成、數碼轉換技術成熟，推動文化、教育、娛樂全面市場化。企業和政府從中看到了無可估量的市場前景。這進一步導致各國原來堅持的公共傳播服務的政策和對傳播業市場化、壟斷化的限制政策產生轉向，即改為采取更適合市場需求、鼓勵競爭和投資、鼓勵媒體兼營兼并和跨國運作的新政策。在七十年代中期，德國、法國、荷蘭的公共服務電視均占其本國電視市場份額的100%，意大利占91%，英國占52%，到了九十年代，公共服務電視所占市場份額均大幅下降，德國為69%，意大利為46%，法國為33%，荷蘭為58%，英國為48%。⑾不僅國營的公用服務性的傳媒在市場中所占份額越來越小，而且這些公營傳媒本身也在轉向市場化運作機制。傳播消費的需求也因之提升，并呈現出更多樣化的市場分層。

九十年代全球傳播界最令人注目的是媒介合并而產生了龐大的媒介帝國。1989年美國時代公司與華納公司合并成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媒介集團，形成了價值250億美元的市場資本。接著在1995年，時代-華納集團又兼并了CNN。1993年派拉蒙電影公司與維爾凱公司合并，資本達170億美元，成為繼時代-華納集團、新聞集團、德國貝爾特斯曼集團和迪斯尼集團之后的第五個最大的媒介集團。這些龐大的媒介帝國的五分之四為美國資本。傳播學者穆多克指出全球化的資本集中包括工業集中、服務業集中和傳播業集中。⑿默多克（R.Murdoch）的新聞集團就是典型例子。它將英國的BSKyB、澳大利亞的SevenNetwork、美國的FoxTV攬于旗下，而且通過與20世紀Fox公司和StarTV的合作取得了龐大的影片和錄影資料庫，使它的娛樂傳播網絡具有難以估量的效能。它還與BBC、CNN合作進入到全球新聞服務領域。

由科技進步帶來的生產力的巨大發展，將使全球化時代出現更大比例的失衡和新的霸權爭奪嗎？這種憂慮不是沒有道理的。嚴峻的現實是南北國家處在不同的發展階段上，科技的革命，使它們之間歷史形成的鴻溝更加擴大了。在傳播資源的占有量上，世界10%的人口擁有著世界媒介和信息資源的90%。盡管在八十年代初期國際社會強烈地意識到國際間競爭的壓力，呼吁建設“更加公正、更加有效的世界信息和傳播的新秩序”，然而今天現實中的人們仍然面對著西方強國傳播優勢的更大幅度的傾斜而倍感困擾。

傳播觀念和文化策略的反思

科技進步和全球市場化趨勢無可逆轉。當這一趨勢與發展中國家原有的政治經濟制度產生沖突，與其民族文化傳統形成抵牾之時，便產生了相應的文化策略。文化策略是指特定民族-國家對待現代化的科技生產方式、組織管理和體制架構、意識形態、語言-文化價值觀的因應辦法。五十年代以來實施過的文化策略有：追隨-同化策略、超越策略、選擇-參與策略和分離策略。以日本、韓國、新加坡等為代表的采取追隨-同化策略的國家，多數均有殖民統治或者被占領的歷史，在政治經濟制度上已經初具西方化的基礎，其主導國家經濟的階級或集團的利益與西方國家已緊密聯結，意識形態上已認同西方價值觀。超越策略的采取基于政治和文化的對抗。如以前蘇聯為首的東歐集團，試圖通過高度集權的國家政治制度、計劃經濟體制和區域國家聯盟，用指令式集中資源的方式同西方競爭，以便在一個壓縮的時段中超越西方。直至八十年代末，計劃經濟基礎瓦解、國家政治制度改變、區域聯盟解體，宣告了超越策略的終結。隨之這些國家紛紛轉向追隨-同化策略。

所謂分離策略是對于西方化和現代化的懷疑或排拒。印度的甘地主義和伊朗的霍梅尼主義是比較徹底的分離策略的代表，將反西方、反現代化的價值選擇和反殖民主義、反城市文明、反商業功利主義、反世俗文化的立場結合起來。分離策略的實施往往表現為意識形態的原教旨主義，固守傳統價值。印度和伊朗均通過重歸宗教傳統來達調動文化資源，對抗全球化。當這些國家在全球化和現代化的沖擊下，社會原有結構的承受力達到極限之時，分離策略是舒緩內部危機的辦法。中國曾經一度追隨蘇聯，信奉超越策略；其后在二十年中又轉向近似分離策略。但中國從未放棄歷史進步的信念和在綜合國力、生產力及科技創新能力方面趕上西方的愿望。因此中國在文化革命之后，較為順利地從分離策略轉向選擇-參與策略（即改革開放）。

選擇-參與策略是應付全球化趨勢采取的積極而省慎的態度。其內涵是：激勵市場經濟活力和保持國家宏觀調控相結合、擴大國際市場參與和適度的貿易保護相結合，以高度集權的政治統治維持社會穩定、必要的行政效率、國家信用和社會公平。通過選擇采用適合于本國國情的現代科技、管理、制度而有步驟地參與全球化進程。問題是，在追求現代化目標的過程中如何保護本民族-國家的利益、文化價值系統的完整性和社會政治的穩定。這一策略在技術、制度和文化三個層面上并非同步推進。在科學技術等直接刺激生產發展，優化管理的層面大量學習引進、急速發展以積累國家經濟實力；在制度文明層面堅持基本的政治制度，謹慎吸收選擇、漸次改革試行；在意識形態、文化價值層面堅守既定世界觀和價值觀，利用民族傳統資源，排拒資本主義化或西方化。這種文化策略直接影響到發展中國家的傳播觀念和傳播體制。

全球化帶給發展中國家極大的政治和文化的壓力。這導致國家權力對傳播媒介進行嚴密監控，從所有權到經營權，從節目規劃制作到發行審查，甚至到指令性消費，全面而高度集中，從而保證了利用媒介進行社會控制和社會動員的效能。因此傳播媒介作為權力話語與管制合法化標志，高于其作為社會服務的公器的意義。前蘇聯解體和政權更迭的教訓似已說明，傳播媒介的失控是政治全面失控的肇始。相比在西方發達國家里，無論大眾傳播的國有化程度怎樣，都僅僅表現為公共資本的占有比例、公共服務導向及節目品質控制。傳播媒介表現著社會的多種利益訴求，對于政治制度及其運作的直接影響力相當有限。實踐上的這種差別源于不同的傳播觀念。

西方的主流傳播觀念是體現在《人權宣言》和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中關于思想自由與言論自由的規約。然而這種表述的理想信念和實際傳播體制運作不盡一致。西方傳播學者充分注意到西方傳媒在東歐劇變、柏林墻坍塌、海灣戰爭等事件中的傾向和引導作用。施萊辛格指出，即使在西方，新聞并非是對現實的反映，而是“組合起來的現實”。新聞是通過報道選擇傳達意識形態的世界觀。⒀加頓和魯杰說明了在西方世界里不言自明而優先的四種新聞價值：精英國家參照、精英人物參照、個性化和否定性。⒁斯特豪在對美、蘇、日、德、意、印、中等國主要新聞節目進行跨文化研究時作的統計表明，政治和文化差異在報道重點上是明顯的。拿美國來說，新聞里有大量的對政府和人權狀況的批評，有強烈的“煽情主義”傾向，集中報道突發事件、災難、犯罪。而在印度和中國的新聞報道中，更多的是“發展新聞”和科技信息，更多采取正面觀點。⒂當西方國家標舉“新聞和言論自由”，攻擊傳播控制的集權主義之時，發展中國家也強烈主張傳播的“社會責任和輿論導向”，批評西方價值中心論和商業功利主義。當這種爭論沿著“冷戰思維后遺癥”進一步推衍就會被升格到人權與反人權、顛覆與反顛覆的極端。

那么是否可能將討論從意識形態話語轉換為知識論的話語？在現代性和全球化背景下的傳播媒介并不只是意識形態或特定文化價值觀的載具，它更是作為知識經濟運行的關鍵環節，作為現代社會中組織和個人的反思性實踐的工具，作為社會公平參與和合法監督的公共空間，作為跨文化溝通的橋梁，作為國際合作與生存發展的領域。事實上全球傳播網絡已使各國互惠。如歐洲視覺新聞交換組織(ENE)等已在幾十個國家間執行了提供新聞片斷的協定。即時新聞報道現已成為全球新聞業的追求目標，全球化新聞在全球性生態問題、金融危機、區域沖突、跨國犯罪等方面的報道顯示了預警作用，也積極傳播了國際和平、環境保護、科技進步的觀念。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傳播媒介體現著越來越多的共性。

在知識經濟的運行中，多渠道的即時的真實的信息，自由的靈活的開放的思維與交流，是知識創新的基本條件，也是未來知識工作者的良性生活環境。現代社會的機制，如市場競爭、風險機遇和效益評估等，都必須由組織和個人獨立決策。這里所說的組織，不同于高度行政一體化社會的政治集團或所謂“單位”，而是合法運作的獨立利益實體。在現代性條件下，反思性實踐是一切組織和個人的行為特點。反思性是對自我行為效果的即時的持續的監控和校正。反思性實踐當然不可能依賴“上級的指令”，而只能依靠對于信息的捕捉、分析。倘若社會的信息環境是高度集中的、偏倚的、單向度的，勢必造成整個社會的實踐活動盲目而遲緩。⒃未來社會的國家政治穩定，也需要通過公民的參與和監督取得執政的合法性，需要各種利益實體的對話、談判、妥協以求取各方的合作。傳播的公共空間便是這樣的對話圓桌。從發展的總體趨勢來看，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無論是國內還是國際，多元的反饋和參與交流，對于社會的健康發展，特別是使人的發展和國家的發展目標一致，是至為重要的。以特勞的話說，我們應把話語定義為通過意義交換以達成協商的現實的符號化過程。⒄

傳播媒介在總體上應當為全社會的經濟文化進步、推進政治民主化和保護本土傳統文化作出積極努力。在這一點上東西方似乎沒有分歧。然而由于意識形態和國家特定的政治制度、文化背景及發展策略的差異的緣故，在媒介體制和功能實施方面難以取得共識。西方普遍認可的傳播自由，是指沒有檢查制度、許可證和政府其他的控制，以便公眾有不受妨礙的自由表達的權利、自由接受新聞、思想主張、教育和文化傳統的平等權利。然而當這些自由具體到對于新聞媒介來說是否有從任何信息源獲取并傳播信息的自由，是否應當避免媒介資本擁有者和廣告商隱蔽地操縱受眾，媒介是否應當堅持否定批評的編輯方針等問題，則沒有明確的統一意見。即使西方傳播界的左派學者，極力打破對傳播自由的粉飾，持續揭露其實際運作的不自由，(一些經驗主義學派的研究，如議題設置、把關人、沉默的螺旋等模式也不同程度暴露了非完全自由的實情)，但卻是從更激進的立場追求傳播自由。資本主義制度的運作從相對保障傳播自由的規約中獲得了不少益處：對于掌權者和施政集團或機構的密切的公共監察，向社會公眾提供關于掌權者的充分信息，即使這種信息的提供因為迎合市場趣味而過分侵犯到個人隱私；給予公民自由表達觀念、信仰的機會；保證社會組織和個人處于信息豐富的便于自為自決的環境中；為文化和社會的持續不斷的反思、變革、創新提供有活力的和具寬容彈性的空間。傳播的多樣性使潛在的對立的群體可以通過交流增加理解而限制了社會沖突，為邊緣的少數人的利益和觀點提供生存和表達機會，因此而增加了社會的豐富性、自我調適性。

一些學者也充分意識到傳播媒介在維護社會秩序和團結，促進社會整合方面應承擔的責任，以及必要的自我約束。麥奎爾指出，任何掌權者都強調傳播媒介應心照不宣地支持維護社會秩序。問題是，多元的社會不只有單一的支配秩序。媒介應當通過關注社會不公平狀況而促進社會改良和整合，而不應當鼓勵、渲染罪案或違法行為而破壞法制和秩序。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戰爭、國防機密、恐怖主義威脅、外國顛覆等)，傳播自由應當根據國家利益受到限制。在關于性、暴力和語言使用等涉及基本道德、公正和趣味的問題上，媒介應當按照為人民大眾普遍所接受的準則對傳播內容進行控制。同時，傳播的內容和語言應當體現出人民的現實生活。媒介應當致力于弘揚本國的文化遺產，積極推動文明教育，鼓勵高品質的文化創造。他主張揚棄舊的傳播觀念，在傳播制度、職業倫理等層面進行變革。⒅這些觀點是可以為我們所汲取的。總之，全球化的傳播網絡，一方面造就了美國的霸權，挽救了資本主義制度，另一方面，也為世界多極化提供了基礎條件，并孕育著新的社會形態，即由知識取代資本主導社會的形態。⒆我們需要調校原有的民族國家和意識形態的視角，以新的觀念、開放的姿態進入全球化傳播時代。

注釋：

⑴這些研究見于以下文獻：E.羅杰斯(Rogers):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CriticalPerspectives.BerelyHills,Calif.;Sage,1976.H.I.希勒(Schiller):CommunicationandCulturalDomination.NewYork,InternationalArtsandSciencesPress1976.M.特勞(Tehrauian):DevelopmentTheoryandCommunicationPolicy:theChangingParadigm,inG.J.HannemanandMelvinVoigt(eds.)ProgressinCommunicationSciencesvol.1.Norwood,NJ:Ablex1979.UNESCO:ManyVoices,OneWorld:CommunicationSocietyTodayandTomorrow.Paris:UNESCO,1980.D.哈威(Hav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AnInquiryintotheOriginsofCulturalChange.Cambridge,Mass.Oxford:Blackwell.1990.

⑵參閱A.吉登斯(Giddens):TheConstitutionofSociety.CambridgePress.1984.TheNation-StateandViolence.CambridgePress.1985.

⑶《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8頁。

⑷布羅代爾：《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1卷第6章，顧良、施康強譯，三聯書店，1992年版。

⑸R.杜波夫(R.DuBoff):TheTelegraphandtheStructureofMarketintheUnitedStates,1845—1890.ResearchinEconomicHistory.8(1983)pp.253-77

⑹P.J.休杰(Hugill):GlobalCommunicationsSince1844:GeopoliticsandTechnology.TheJohn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9p.2

⑺H.A.英尼斯(Innis):TheBiasofCommunication.Toronto:UniversityofTorontoPress.1951

⑻同注5.pp.224-39

⑼D.Harvey:TheConditionofPostmodernity.Blackwell.1989.P.147

⑽參閱K.D.迪松(Dyson)和J.休菲雷斯(Humphreys)(eds)PoliticalEconomyofCommunications.Routledge.1990.

⑾ChrisBarker:GlobalTelevision.Blackwell.1997.p.32

⑿G.穆多克(Murdock)RedrawingtheMapoftheCommunicationsIndustries:ConcentrationsandOwnershipinTheEraofPrivatization.InM.Ferguson(ed.)PublicCommunication:TheNewImperativ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0.

⒀P.施萊辛格(Schlesinger):PuttingRealityTogether.London:Constable.1978.

⒁J.加頓(Galtung)和M.魯杰(Ruge):StructuringandSelectingNews.InS.CohenandJ.Young(eds)TheManufactureofNews.London:Constable.1973.

⒂J.斯特豪(Straubhaar):WhatMakesNews:Western,Socialist,andThirdWorldTelevisionNewscastsComparedinEightCountries.InF.KorzennyandS.TingToomey(eds.)MassMediaEffectsAcrossCultures.NewburyParkandLondon:Sage.1992.

⒃參看拙著：《論傳播與反思性》。

⒄M.特勞(Tehranian):CommunicationandDevelopment.InD.CrowleyandD.Mitchell(eds.)CommunicationTheoryToday.PolityPress.1994

⒅D.麥奎爾(McQuail):MassCommunicationandthePublicInterest:TowardsSocialTheoryforMediaStructureandPerformance.InCommunicationTheoryToday.PolityPress.1994.pp.249-51.

⒆資深的美國管理學家P.F.德魯克(Drucker)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一書中認為，世界正處于向著“后資本主義社會”轉變的過渡時期。中文本，張星巖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