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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危機，人類的金融發展史時常伴隨著它。20世紀以來，全球經濟發展取得巨大成就，世界范圍內的金融體系和制度日益發展，但金融危機卻頻繁爆發，使人類遭受了巨大損失。針對這種局面，為了能夠降低危機的破壞程度乃至遏制危機產生，各界學者對金融危機治理理論和方式產生了極大關注并進行研究。目前，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正沖擊世界。作為全球共同體的一員，中國并未“獨善其身”。金融危機一方面對我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阻礙，另一方面也為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參與國際金融新秩序重構提供了機遇。

因此，加強對金融危機治理研究，挖掘危機產生根源，強化防范意識，建立有效危機治理機制，是當前學術界研究亟待探討的問題。

二、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的根源、傳導和影響評析

（一）生成根源

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蔓延之迅速，波及范圍之廣，消極影響之深，確實是世界各國未料到的。究其根源，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原因：第一，長期以來盛行的“超前消費”模式為危機產生積累了不穩定因素。

長久以來，美國人的儲蓄和消費習慣是：少儲蓄，多消費，上升到國家層面就是政府長期保持外貿和經常項目逆差。美國經濟某種程度上說是由美國人的超前消費以及全世界資本來拉動的。當今世界經濟格局也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這種模式的流行，即從以收入為基礎的儲蓄模式向以資產為基礎的儲蓄模式轉型：依靠個人財富增長，其基本消費不以個人收入水平為基準，而是通過金融工具和衍生品將個人預期未來收入轉化為可以增加財富的資本，然后把這些資本變成個人消費來源。這樣不僅可能透支現存的資本，而且容易透支未來可能取得的財富①。

而這種嚴重地透支未來的投資消費模式，無論是房地產市場，股票等公共領域，還是個人資產領域都表現無疑。這種模式不可避免地對美國經濟可持續運行帶來了負面影響。

第二，金融創新帶來的衍生品提高了危機的產生風險。

作為20世紀金融創新之一的資產證券化在這次危機爆發中起了助推器作用。資產證券化，即以打包的貸款抵押資產為標的物發行債券向投資者出售，它一方面促使貸款機構將流動性較低的貸款資產以現金流形式回收，一方面使投資者拓寬投資渠道，加強多方面投資收益②。這種金融創新固然有可取之處，但仍存在缺陷和漏洞：房地產金融機構為了迅速回籠資金而提供更多抵押貸款，它們在投資銀行幫助下實施資產證券化，將一部分住房抵押貸款債權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出來，以這部分債權為基礎發行住房抵押貸款支持證券。據美國經濟分析局調查，美國次貸總額為1.5萬億美元，但發行了近兩萬億美元的住房抵押貸款支持債券（MBS），進而衍生出超萬億美元的擔保債務憑證（CDO）和數10萬億美元的信貸違約掉期（CDS）③。由此不難看出，資產證券化創造的金融衍生產品本可以起到分散風險、提高銀行等金融機構效率的作用，但它一旦過度，就加長金融交易鏈條，使金融衍生品更為復雜，金融市場也就變得缺乏透明度，危機發生概率加大。

第三，房地產市場虛假繁榮產生的泡沫加之政府利息政策變動促使危機顯現。

這是此次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鑒于美國經濟長期的高負債、低儲蓄特征，為應對新世紀出現的一系列經濟困局，2001~2003年，美聯儲連續下調聯邦基金利率，使之從6.5％降至1％。對未來房價持續上升的樂觀預期，使得銀行向信用度極低的借款者推銷住房貸款。但是，2004年以來美聯儲多次加息將聯邦基準利率從1%提升到5.25%，逐步打破房地產泡沫，使得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加重，一些放貸機構遭受嚴重損失甚至破產④。由于房地產價格下跌，拖欠債務比例和喪失抵押品贖回率轉而上升，造成房貸市場更加混亂。

第四，金融監管的弊端為危機滋生提供了“適時”環境。

美國推行自由資本主義模式，標榜通過最低政府干預和最大程度競爭建立彈性寬松的經濟體系。但逐步放松的金融監管使其金融體系常常陷入危機之中。

其流動性注資和大幅度降息的刺激方式為許多國家央行效仿，這就助長了市場對央行的依賴心理，從而使金融機構放松了對風險防范的控制。虛擬經濟擴張的幅度大于實體經濟，而且隨著監管漏洞和弊端日益增多，更多商業銀行加入到金融衍生品創制中，危機隱患逐步擴大。同時，政府把對次級房貸債券的評估和監督責任拋給私人債券評級機構，給這些機構留下太多操作空間，無疑對危機的加深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二）傳導機制

金融危機的傳導機制是指引起匯率劇烈波動和金融市場秩序混亂的國際資本流動產生的繼發效應。它不僅由一國影響到另一國，而且也造成區域間的連鎖反應。

就此次危機來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匯率傳導

金融危機使美國經濟持續走低，導致作為世界主要清算和儲備貨幣的美元不斷貶值，使包括資產價格、貨幣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等在內的整個國際價格體系陷入失衡。結果就是：一方面，資本逃離債市、股市，資產市場迅速下跌，損害金融穩定性；另一方面，石油、糧食等大宗基礎性商品期貨爆漲，并帶動現貨價格飆升，通貨膨脹由一國波及全球。

第二，機構傳導

機構傳導有兩種方式：一是危機延發國的金融機構出現支付困難，影響與母國同一系統的分支機構或總部的支付；二是一國的債務機構出現支付困難，而另一國的債權機構因對其借貸比重過大，可能被拖入債務危機中。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屬于第二種方式。由于全球很多國家的金融機構持有雷曼公司的股票及債券，而雷曼的最終破產導致其不能迅速回籠資金而影響到支付①。

第三，心理傳導

此次金融危機的傳導很大程度上源于金融機構和個人恐慌心理的蔓延和波動。這種恐慌心理切實地反映在股市、債市、匯市的不正常表現上。就美國而言，金融危機產生后，外圍市場走低給投資者心理沉重打擊，股票市場持續大跌。從實踐上講，對于股票投資，投資者會根據掌握的信息對未來進行預期，當其對持有資產的安全性產生懷疑，會采取保守和安全策略。這種情況下，個人行為極易轉化為集體行為，即所有投資者都將采取相同舉措，形成蠱惑性傳言使市場產生波動和震蕩②。

（三）實際影響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產生的影響巨大，不僅影響當今國際金融體系的變化，而且將對今后國際金融秩序起到極大的重塑作用。

全球金融危機對現有世界金融體系帶來深刻影響。自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以來，美元在現行世界貨幣體系中居于核心地位。國際貿易計價、世界外匯儲備和國際金融交易中，美元占有相當大比重。同時，美國為主的商行、投行和對沖基金在國際金融體系中把握主導權。世界上主要貿易國家將大量資金投入美元資產，推動其房地產及金融衍生品發展，使得金融市場風險在缺乏有效監管的情況下不斷積聚。

金融危機發生后，美元資產及其金融產品的吸引力和價值下降，其依賴資本賬戶支撐國內赤字和消費融資的發展模式將不可持續，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面臨嚴峻挑戰，必將引起國際社會對現有國際金融體系弊端的反思。

國際金融格局和秩序轉變的趨勢可能加快。新世紀以來，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國際經濟格局產生了一系列新變化。但是，國際金融格局的游戲規則長期以來由發達國家主導，缺乏廣泛參與，致使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得不到保障。這場肇始美國并肆虐全球的金融危機，充分暴露出現存格局的弊端。改革不合理的金融格局和秩序，重塑公平、公正的新秩序，使之能夠反映金融運行的普遍規律和原則，也兼顧不同經濟體的發展要求和特點。當然，由于各方受金融危機破壞程度和影響領域不一、各利益相關方對于建立新格局、秩序的具體措施尚未達成一致。因此，只有循序漸進，才能最終形成體現各方利益，都能有效參與的新秩序。

三、金融危機治理中的中國經驗與策略的價值分析

隨著金融全球化的深化，金融風險也在不斷積聚，一國發生金融危機必然會影響到周邊國家和地區，因此，各國政府和學術界逐步認識到金融危機治理的重要性。如何能夠通過理論分析和實踐效驗來探索金融危機治理的有效模式和具體策略，成為現今研究的重點。

（一）亞洲金融危機治理的經驗借鑒

亞洲金融危機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波及范圍最廣，危害最大的一次金融危機。

其爆發根源在于亞洲各國的經濟狀況失衡和過快的改革進程形成了金融風險，給投機力量以可乘之機。而且各國間存在密切的政治經濟聯系造成各國之間相互傳遞和影響，使得危機進一步惡化。作為在亞洲經濟格局中占據重要地位的中國在此次金融危機中能夠把握機遇，從容應對，使危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從而贏得多方稱許，其中的成功經驗對于治理此次危機有良好的借鑒意義。

第一，對資本項目實行管制，對其開放采取循序漸進原則。

亞洲金融危機中，尚未完全開放資本賬戶的中國受到國際投機的沖擊較小，原因在于國家對資本項目的有效管制。一般認為，放開資本項目，將使一國與國際資本市場聯為一體。

但是由于單個國家的國際儲備與巨額國際游資相比很小，因此，在金融監管不健全、宏觀調控薄弱的情況下放開資本項目，國內經濟極易受資本大量流動和投機的影響，進而喪失貨幣政策的獨立性，導致匯率大幅波動。一旦單個國家爆發金融危機，危機擴散難以避免。因此，資本項目開放應與該國整體經濟實力和金融調控水平相適應，采取漸進方式。同時，考慮到經濟結構失衡的可能性，對資本實施暫時控制也是很必要的。這包括數量控制，也可通過征收交易稅或要求金融機構在借用國外資金時繳納準備金，以此加強對資本流動性監控①。

第二，實施較為靈活且穩定的匯率政策。

經驗表明，一種穩定和有競爭力的匯率安排對于發展中國家是至關重要的，它能夠保障出口企業保持競爭力，也保證其順利開展業務而不受匯率波動的干擾。眾所周知，經濟狀況惡化是產生危機的土壤，匯率制度的優劣則是危機壓力積聚的關鍵原因。由于亞洲金融危機波及的國家實行固定匯率制度，一旦產生波動，就會帶動本幣升值，從而加劇本國出口困難，在經濟狀況本身欠佳的情況下，使經濟越發惡化。而本幣幣值高估，客觀上為短期游資投機創造有利可圖的條件。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根據形勢變化，改變以往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使匯率波動順應市場變化且在一定可控區間內進行正常波動，從而較好的穩定市場，保證幣值相對穩定，從而為抵御危機的沖擊奠定了堅實基礎。

第三，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堅定和提升民眾對于應對危機的信心。

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做出人民幣不貶值的承諾，一方面穩定了市場波動的局面，化解了游資沖擊對于進出口的壓力，更重要的是堅定了民眾戰勝危機的信心。金融危機的爆發和傳導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公眾信心，某些情況下的危機是由公眾信心危機引發，因此，對其治理必須以維護公眾信心為先導。維護公眾信心，首先要樹立危機風險意識；其次是要有一整套穩定公眾信心的緊急救援機制，包括如何迅速調集資金給予救助，如何迅速決定金融機構退出等；再次，公眾信心的穩定離不開政府信譽，因此，政府信譽的護持、政策執行效率及力度的把握十分重要②。

（二）治理此次危機現實策略的價值分析

此次全球金融危機隨時間推移愈演愈烈，越來越多國家的經濟發展受到挑戰。面對金融危機影響波及全球，世界經濟增長進一步放慢的局面，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變得更加復雜。同時，改革開放30多年來國內經濟發展出現的新問題，使得對危機進行有效治理，進而研究出相應策略來促進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是需要審慎思考的課題。筆者認為，應從以下幾個方面考量：

第一，創新經濟發展模式，促進經濟轉型建設，構建經濟發展新思維。

近年來，基于體制和政策原因導致一些生產要素價格扭曲。然而，隨著市場機制功能日益完善，要素價格受到全球市場調節程度越來越明顯，中國經濟進入了高成本增長階段。一定意義上說，中國經濟高速發展是建立在要素依賴和資源消耗基礎上的。

過于依賴外需狀況，未能擺脫“三高一低”的束縛，產業競爭力建立在勞動力成本低廉的比較優勢上，產品最終定價權主要由跨國公司掌控，且總處于產業鏈低端③。

因此，依賴于低成本優勢，著力發展低技術含量產業的傳統思路難以維繼，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變迫在眉睫。金融危機為中國產業集群的成長和升級帶來歷史性契機。

隨著金融危機逐漸向實體經濟蔓延，沿海一些從事外向型加工貿易的勞動密集型的中小企業破產倒閉，這是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規律使然。需要改變的是，一是選擇產業價值鏈中的重要環節培育核心競爭力；二是通過技術創新來擴大規模，使價值鏈在原有基礎上延伸至更高的產業環節或移向新價值鏈；三是使用高新技術對原有產業進行改造和創新，實現產業鏈的整合。同時，通過技術創新提高產品附加值，抓住當前原材料下降的優勢，掌握產品定價權，使產業發展更具主動性和前瞻性。此外，著力拉動內需，鼓勵服務業的發展，從而在更高層次上實現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例如，中國政府通過4萬億元刺激經濟方案和多個產業部門的“產業振興規劃”的舉措不失為一種正確有效的選擇①。第二，加強匯率和貨幣政策的靈活調整，依托金融創新完善金融監管，構建穩定有效的金融體系。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匯率水平，在確保國內宏觀經濟穩定的前提下逐步實現匯率調整的市場化是切實可行的。事實上，中國采取對資本項目下外匯管制和人民幣匯率相對穩定政策，符合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推論②。亞洲金融危機表明，這種制度安排符合中國經濟的實際，不僅有益國內經濟的穩定，也有助全球金融穩定，在這次規模更大的金融危機中應當繼續堅持。為此，在金融體系的構建方面，金融創新要與實體經濟增長相適應，要能夠有效控制金融中介過程中存在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同時應當發揮貨幣政策的作用，采用相對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在控制金融風險的前提下加強金融管制，根據經濟發展需要和國際利率變化趨勢及時調整，在控制基礎貨幣投放總量的前提下放寬貸款額度管理，降低存款準備金率和提高居民收入，積極推進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和健全。

第三，建立金融危機治理和調控機制，明確和強化政府在危機治理中的地位，加強危機風險意識的構建。

鑒于此次危機的復雜性，應全方位化解危機的消極影響。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是推行危機治理的社會參與模式。實現金融危機的轉化，增進公共利益，政府部門和非政府部門等眾多公共行為主體需要相互合作，共同參與金融危機治理。對政府部門而言，積極轉變職能，加強調控和監理，綜合運用各種手段實施宏觀管理；對非政府部門而言，主動參與，調整對象和策略以保證具體舉措的應用效果。另一方面是強化金融危機治理的過程監管。實際上，金融危機治理可以看成是一個整體過程，分為不同階段。如在預防階段，啟動金融危機預防機制，提高政府和公眾的危機風險意識，建立常設預防管理機構；在生成階段，建立金融危機實時處理機制，收集相關信息調查研究，制定應急管理方案等；在持續階段，進行金融危機調研評估，調整金融政策等；在恢復階段，建立危機善后處理機制，加強心理干預輔導，對危機結果和影響進行評測等。

第四，加強國際間合作，構建新的多邊經濟合作體制來促進全球經濟發展的有效運行，遏止和防范危機產生。

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速，世界各國的經濟聯系更為緊密，一國的金融危機跨越國界傳播成為全球問題。因此，世界各國冀望攜手應對危局。2009年9月召開的20國集團會議上提出了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合作、完善國際監管體系、推動國際金融組織改革、改善國際貨幣體系、穩步推進國際貨幣體系多元化的建議，就是一次良好的合作嘗試，既表明合作已成為各國應對危機的共識，也會對危機的治理起到顯著作用③。事實證明，符合時代潮流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必須具有靈活性和務實性。它的基本目標是通過鼓勵世界各國自身和整體國際利益相互協調，加強協商合作，共享信息資源，尋求共同利益；新的多邊經濟合作機制要求在尊重彼此主權和特殊性的基礎上，要求相關利益方共同承擔責任、共享政治經濟效益。毋庸置疑，新的多邊經濟合作的建立和完善將對全球政治、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產生正面影響和促進作用。

四、中國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金融新秩序塑造中的作用

國際金融機制體系改革具有必要性和復雜性，現行國際金融體系的局限性由于此次危機的爆發而進一步顯現，但改革牽涉面比較廣，關系到各方面的利益協調，必須各方達成共識才能有所突破和作為。有鑒于此，中國的作用應基于：首先，改革和完善國際金融體制，確保國際金融市場安全有序運行。

中國有責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強對國際金融資本流動的監管，遏制國際游資的過度投機，提高對金融風險的預測、防范和救助能力，為其他國家的危機治理提供經驗借鑒。

其次，提倡平等互利原則，在國際社會廣泛參與基礎上，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對話與協作，遏止危機蔓延，為受這次危機沖擊的國家和地區恢復經濟增長創造有利的外部環境。同時增加對受危機沖擊國家的資金援助，并為減輕債務做出適當安排。

再次，提高自身在主要國際金融機構和組織中的地位，擴大對國際金融事務的話語權、游戲規則的制定權等；加強對IMF、WB等組織功能和政策設計的改造，使表決權及援助份額的分配和安排體現大多數國家合理意愿。

最后，積極主動參與區域性金融合作，探討貨幣和金融雙邊或多邊合作機制建立的可能性，審慎研判人民幣國際化的可行性，提升自身在本地區經濟金融事務中的影響力。

總體而言，此次全球金融危機對于中國既有風險、挑戰，也有收獲、機遇。對危機進行有效治理，推動經濟轉型和可持續發展成為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方面，在國際上積極參與金融全球化進程，在治理全球金融危機中，發揮更為負責任的作用；另一方面，中國在國內需進一步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改革和健全金融體系，保障國內經濟穩定健康發展。只有這樣，才能為自身和世界金融和經濟的長遠發展提供支持和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