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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率研究是貨幣金融領域中一個重要的方面，西方國家的匯率理論有著悠久的歷史，并形成了豐富的成果。相比而言我國在這方面的研究卻起步較晚，‘成果很少。隨著我國的經濟改革和對外開放，匯率這種經濟杠桿的作用日益重要，匯率政策已成為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促使我們必須重視對匯率進行理論上和政策上的研究。

在匯率研究范圍內有不少問題可供選擇，本文以匯率均衡為研究對象，原因有兩方面：

一方面、匯率均衡研究在西方匯率理論中仍是一個相對薄弱的環節，自然也就是一個很有“挖掘”潛力的理論課題。如果我們能用科學的方法，取得不同于西方理論但又高于西方理論的匯率均衡研究成果，將是有理論意義的。

另一方面，也是更為重要的是，迄今為止，在我國為數不多的匯率研究中，尚沒有發現對匯率均衡問題進行專門研究的成果，可以說這還是一個“空白”領域。而現實是，經濟發展中總存在著“均衡”運行的問題，西方國家如此，我國也是如此。過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我們就強調經濟總體和各部門之間的平衡，現在向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過程更需要重視經濟的均衡運行。而經濟的均衡運行是由許多方面的均衡及其相互配合組成的，匯率便是其中之一。匯率均衡是保征我國對外收支平衡的重要條件，對國內經濟的其他方面也將起到日益重要的作用。因此，以理論分析為前提，以中國現實經濟發展為出發點，建立我們自己的匯率均衡理論是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的，我希望在這方面進行一些有益的探索。

本文是在瀏覽了國內外關于匯率研究的大量文獻和搜集了關于人民幣匯率的有關資料的基礎上進行的。論述采取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式，分為匯率均衡一般分析（上篇）和匯率均衡特殊分析（下篇）兩大部分。

主要內容如下（按各章順序）：

首先，對全文的中心議題、指導思想、基本思路及有關概念作概括說明，并對西方匯率理論中關于“均衡匯率”的研究作了一般性介紹，這些構成緒論的內容。

在上篇中，我們首先將匯率均衡納人整個宏觀經濟體系中，建立了匯率這一經濟變量與經濟其他主要方面之間的均衡關系。這些均衡關系包括；匯率與價格水平的均衡、匯率與貿易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貨幣供求的均衡、匯率與利率的均衡、匯率與國民收人及收入分配的均衡、匯率與財政收支的均衡、匯率與資本流動的均衡。這些內容是我們論證匯率均衡的理論基礎。

在闡述了匯率與各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之后．我們又將匯率均衡置于匯率政策目標下，對匯率政策進行了概括分析，得出的一個結論是：匯率均衡既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又是一種目標體系．它應成為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輔助宏觀經濟發展總目標的實現。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匯率均衡具有多方面的含義。對此，我們進行了3個層次的分析，包括：內部均衡與對外均衡、局部均衡與總體均衡、短期均衡與中長期均衡。

匯率均衡不是一個靜態概念，而是一個動態概念，其內容既會因匯率及各種經濟變量的變化而不同，也會因匯率政策的調整而不同。匯率政策調整對匯率均衡起著決定性作用，這種作用主要體現于匯率政策取向上。匯率政策取向是一個帶有一定主觀色彩的概念，它引致匯率均衡向著某一個由政策確定的方向變化，這個方向有時是根據客觀經濟變化而定的，更多的時候是政府為了實現某個特定的目標而作出的決策。無論如何，取向性的匯率調整可能會導致匯率均衡在現象上出現一定“偏差”。但是，如果政策取向本身是正確的，是符合經濟發展目標的，這種“偏差”就是匯率均衡過程中的必要形式。

在進行了宏觀經濟環境下和匯率政策條件下的匯率均衡分析之后，我們對有關的匯率指標作了系統性的分析。這些指標包括：購買力乎價、實際匯率、有效匯率（多邊有效匯率和雙邊有效匯率）、實際有效匯率等，還有可以估價匯率均衡程度的基本國際收支法。它們能夠從不同方面分別測量匯率的真實水平或客觀水平。作為量化的匯率指標，它們可以為匯率均衡程度檢測、匯率政策調整提供明確的、可行的依據。

在上篇的一般理論分析基礎上，我們展開了人民幣匯率的特殊均衡分析。這構成下篇的內容。

首先，對于人民幣匯率均衡的特殊前提作了簡要說明。人民幣匯率的特殊性主要原因在于中國經濟體制的特殊性，體制的特殊性決定了匯率目標的特殊性和政策取向的特殊性，相應地，人民幣匯率均衡也具有特殊的含義。

對人民幣匯率的均衡分析，是從其歷史回顧開始的。在第7章中，我們系統地介紹了人民幣匯率的演變過程，同時對伴隨人民幣匯率歷史變化的原因進行了評價和分析。

人民幣匯率政策是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與經濟體制的許多方面都密切相關。但它們之間的關系在不同時期有不同的表現。80年代的改革開放過程中，匯率政策與我國貿易體制、價格體制、貨幣供求關系、財政稅收等方面表現出日益密切的相關趨勢。一方面，匯率政策對于這些方面具有了更加重要的影響或制約作用；另一方面，這些方面的步步深化改革對匯率政策提出了更多的要求，促使其在目標內容上、政策手段上都進行相應的變革。

在論文的第9章中，我們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進行了系統分析，其中包括：人民幣購買力平價之評價、人民幣實際匯率分析、人民幣有效匯率分析、出口換匯成本分析、以及對作為“平行匯率”的貿易內部結算價、黑市匯率、外匯調劑市場匯價進行的分析。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分析可以為我們提供官方名義匯率所不能表現出來的許多東西，可以從不同角度展示出人民幣匯率變化的真實軌跡及其存在的問題。這些分析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能為匯率政策的歷史評價、匯率政策的改革調整和人民幣匯率的均衡檢測提供現實的依據。

根據上篇理論分析的思路，我們在第10章進行了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分析。人民幣匯率均衡是我國匯率政策的目標，它與一般理論分析下的匯率均衡具有不同的內容，就其本身而言，處于不同的經濟發展時期也會有不同的內容。我們根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步驟劃分出近期的和中長期的人民幣匯率均衡目標模式。近期的均衡目標適應干向市場經濟體制的過渡階段，是匯率政策改革的現實選擇。它取決于3個大前提：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外向型貿易發展戰略，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中長期的均衡目標是健全的市場經濟體制下匯率政策目標選擇，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較遠期的目標方向。可以設想的是，中長期匯率均衡目標將是一個包含更多變量的、較寬的匯率目標區間，是由許多個近期目標區域構成的連續運行軌跡。

在論文的最后一章，即第11章，我們就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有關問題作了探索性的分析。這些問題包括：關于人民幣匯率制度的選擇；對人民幣匯率機制的探討；統一匯率形式、建立健全外匯市場；對人民幣可兌換性的探討。這是目前我國外匯體制與政策改革中面臨的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就這些方面提出的觀點或建議是在本文對人民幣匯率進行了一定研究的基礎上闡述的個人觀點，也是作者希望將匯率理論研究運用于現實分析的具體體現。

論文在就上述各方面進行了論證之后得出的基本結論是：

（l）匯率是宏觀經濟體系中重要因素之一，而不僅僅是一個“價格形式”，匯率均衡也就應體現出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內在的、有機的“因果鏈”關系，而不只是一個匯率水平問題。由此決定了匯率均衡研究必須從匯率與各個經濟因素之間存在的客觀關系入手，將其納人宏觀經濟體系的“大環境”中進行。

（2）匯率均衡是一種理想的匯率運行狀態，從匯率政策角度來研究，它就是一種目標體系。匯率政策必須以匯率均衡為目標來確定其具體內容、手段和調整方向。而作為目標體系的匯率均衡應是全面的、動態的、多層次的均衡，它既由宏觀經濟發展目標所決定，又因各種經濟因素和政策取向的變化而不斷地得到調整。

（3）匯率均衡的具體表現形式是均衡匯率，均衡匯率是量化的匯率均衡水平。由于匯率均衡是一個全面的、動態的概念，均衡匯率作為具體化了的目標模式也就不可能是一個“水平點”，而只能是一個由不同時間長度等因素決定的、寬域不同的、動態的、最佳匯率區間，這個目標區間就是匯率政策的“目標靶”，而且是一個可移動的“目標靶”。

（4）對于人民幣匯率來說，同樣存在著匯率均衡問題，只是傳統經濟體制的限制使得人民幣匯率均衡研究在內容上、方法上都受到一些局限，對其評價也沒有一致的標準。特殊的經濟體制造就了匯率均衡以特殊的內容和含義。對人民幣匯率均衡進行的特殊分析應著眼于目前和近期的發展，在向市場經濟體制過渡的過程中，匯率均衡已成為經濟均衡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其重要條件之一。匯率政策應該樹立匯率均衡的目標體系，并根據宏觀經濟發展目標來確立其內容。為了實現人民幣匯率均衡這一政策目標，改革匯率調節機制、發揮匯率的市場調節功能是十分必要的。同時、匯率均衡仍需要政策取向的引導，但政策取向不應以主觀決策為主，而應順應經濟發展規律，作出有利于市場經濟改革的選擇。

在整個論文的構思寫作過程中，作者力求對匯率均衡這一題目進行有創見性的研究。指導思想有兩條：一是不走西方的路子，雖借鑒它們的一些基本理論，但重在用科學的、辯證的方法形成獨立的研究體系；二是將理論研究服務于現實經濟生活，唯其能為我國的匯率政策和經濟改革提供一些有用的東西才是有價值的。

根據這樣的指導思想，本文在一些方面試圖作突破性的研究，這些方面是：

（l）將匯率納人宏觀經濟體系中，確立匯率與多種經濟因素之間的均衡關系；由此得出了更為全面的匯率均衡概念。

（2）指出匯率均衡與均衡匯率之間存在的辯證統一關系；并提出匯率均衡作為目標體系，是一個動態可調整的特定匯率區域的論點。

（3）提出匯率均衡中的政策取向這一概念，對政策取向的特征、含義及其客觀必要性進行了分析。

（4）對于西方匯率理論中出現的一些匯率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整理和深人的分析，澄清了人們觀念中對這些指標模糊的或錯誤的認識。

（5）對人民幣匯率的相關指標進行了系統的應用分析，其中有些是應用國際上已有的指標模式進行的現實分析，有些則是對我國外匯體制下的特殊匯率指標進行的分析。它們可以從不同角度揭示人民幣匯率存在的偏差和匯率體制存在的問題。

（6）對當前人民幣匯率改革面臨的有關問題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和建議。

同時，不可避免的是，在全文論述中還存在著許多問題，有不少屬于因個人理論水平所限或功夫不到而導致的不足或缺陷，也有一些是客觀條件限制所致。這就使得文中有些地方沒有得到更理想的發揮或更深人的論證。這些地方主要包括：

對于匯率均衡的目標模式，本文只是著重了涵義和基本思路和刻劃，而沒能建立起一個全面的、理想的模型；

匯率均衡理論還缺乏數量分析方法的進一步論證；

對人民幣匯率的各種指標分析可能由于資料和統計數據的限制而不夠全面和精確；等等。

另外，在涉及到匯率以外其他方面的論述時可能存在著一些不足甚至錯誤之處。所有這些都有待于本人今后通過向前輩們學習和進一步的探索來加以修正和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