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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危機時代的特征

各國都在探尋新的金融監管模式全球危機以來，各國都意識到現有金融監管體制的不足，總的趨勢是向統一監管發展，同時加強宏觀金融穩定防止系統風險和強化微觀金融監管降低機構破產風險。同時強化對全球資本流動和大型跨境金融機構的監管，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的協調和溝通，逐漸建立全球的金融監管平臺。[2]（2）全球金融市場發生結構性變化[3]美國、歐洲的金融機構在金融危機中遭到重創。就從銀行業來看，在全球1000家最大的銀行的總利潤中，美國的銀行的稅前利潤從2007年的1887億美元下滑到‐911億美元，歐洲的銀行的稅前利潤從2007年3742億美元下滑到‐161億美元，只有亞洲的銀行業仍然保持了1461億美元稅前利潤成績。由此看來，美國和歐洲金融市場的地位受到嚴重的沖擊，全球都在重新定義金融市場結構，更關注亞洲。（3）碳金融、低碳經濟搬上了國際舞臺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下，全球經濟進入衰退，在解救全球危機的同時各國都在尋找下個引領全球經濟走出困境的領頭行業。從現有的情況看，世界加大綠色投資、倡導綠色消費、促進綠色增長、低碳經濟發展方興未艾，發展低碳經濟成為各國搶占未來經濟制高點的戰略。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將對全球產業及金融產生深遠影響，進而影響世界經濟發展的格局及發展的新模式，并形成相應的新的游戲規則。（4）“戰略伙伴關系”走向機制化，大國之間戰略互動關系加強由于國際格局多極化深化發展，大國在國際格局中的位置進行重新調整，大國關系呈現多面性與復雜性。既是“競爭對手”又是“合作伙伴”已為大國關系的常態。近年來，大國之間在增加政治互信基礎上，使“戰略伙伴關系”逐步走向機制化。從新的視角共同應對我們人類今天面臨的共同的挑戰，包括改革國際金融秩序，研究經濟可持續發展。消除貧困、節約資源等等。

中國金融的新戰略

就后危機時代而言，中國金融業發展提供一個非常獨特的環境。而面對國際金融格局的變化，從2008年底開始，我國政府在金融方面展開了一系列密集行動，主要包括人民幣國際化、區域貨幣金融合作與國際貨幣體系重建三個層面。第一，巴曙松（2007）指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經歷自由化、區域化與全球化三個發展階段。貨幣自由化是指貨幣自由兌換以及利率與匯率的市場化。人民幣區域化可以經歷四條路徑：通過邊境貿易促進人民幣區域化、加強區域貨幣合作、加強人民幣對外直接投資、利用中國香港人民幣離岸中心的輻射作用。人民幣全球化可以經過兩條路徑：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二是加強人民幣資產的對外直接投資。第二，區域貨幣合作或區域貨幣一體化是指一定區域內的國家和地區在貨幣金融領域實施協調與合作，特別是聯合實施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樓繼偉（2004）指出要從四個原則出發：一是以貿易投資合作在先，貨幣金融合作隨后，或兩者并行。相互促進；二是要廣泛考慮區內各經濟體的經濟與金融利益，保護各參與方改革與合作的積極性，愿意付出相當的轉換成本；三是，由易到難，從建立區域資金自救機制，逐步走向比較高級的貨幣合作形式。[1]第三，周小川指出，但凡以國別貨幣充當世界貨幣，均不能解決“特里芬難題”。從短期來看，他建議擴大SDR的發行和使用范圍，以降低全球經濟對美元的依賴程度。具體對SDR的措施包括：擴大SDR的定值貨幣籃子，將以人民幣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貨幣納入該貨幣籃子；積極推動在國際貿易、大宗商品定價、投資等中使用SDR計價，同時考慮用SDR來計算一國外匯儲備的市場價值；通過推出以SDR計價的金融資產來提高SDR作為一種儲蓄貨幣的吸引力等等。當面對著世界金融格局重新構建的時候，中國因為特殊的地位和不斷壯大的金融實力而更多地受到世界的關注。總而言之，后危機時國際形勢跌宕多姿，變幻莫測。世界各種力量粉墨登場，加緊角逐，縱橫捭闔，分化組合。各國忙于本國經濟盡快企穩回升，并為后國際金融危機時代布局謀篇，力爭在國際舞臺上占據有利地位。全球正處于大發展、大變革、大調整之中。而中國應以一種沉穩、積極的態度面對困難和挑戰，及時制定新的金融新戰略，并且要準確地適應于當前的金融環境，這就必將為中國金融今后的發展提供絕佳、甚至是千載難逢的機會。

本文作者：程婷工作單位：安徽財經大學金融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