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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國際能源機構（In－ternationalEnergyAgency）（2009）的統計數據，1995—2007年期間，中國的碳排放總量從8．38億噸增加到16．65億噸，增加了98．7％，化石燃料產生的碳排放量已超過美國，中國成為全球第一大二氧化碳排放國［2］。這些數據表明，全球氣候問題日趨嚴重，如何減少碳排放量、發展低碳經濟已成為各國關注的熱點。根據“脫鉤”理論，在工業發展過程中，物質消耗總量在工業化之初隨著經濟總量的增長而一同增長，但是這種情況將在以后的某個特定階段出現反向變化，從而實現經濟增長的同時物質消耗下降。低碳經濟發展對不同的國家具有不同的意義［3］。減少物質消耗、降低碳排放量是發展低碳經濟的核心要求。對于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來說，降低碳排放量應當有不同的路徑與選擇。已完成工業化發展、實現高人文發展目標的發達國家，應實現碳排放量的絕對降低；對于尚處于工業化進程中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其人口增長較快、基本人文發展目標尚未實現，所以未來的碳排放量必然會繼續增長，這些國家在保持社會發展和經濟總量增速不變的同時，相對地降低碳排放量應被視為發展低碳經濟。由于各地區所處的發展階段不同，因此各地區在發展低碳經濟時所面臨的問題也有所不同。鑒于此，構建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對各地區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進行評價，有針對性地發現問題并提出對策，對于相關政策的制定、科學地發展低碳經濟至關重要。

低碳經濟綜合評價研究現狀

根據以上對低碳經濟的概念和核心的分析，全面、客觀地評價一個地區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必須從“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的角度出發。我們可將現有的相關研究大體分為3類。

（1）國際權威機構制定的指標體系。一類是20世紀80年代末國際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rgani－sationforEconomicCo－operationandDevelop－ment，OECD）提出的“壓力－狀態－響應”（Pres－sure－State－Response，PSR）框架模型［4］。此后，聯合國在此基礎上提出了“驅動力－狀態－響應”（driv－ingforce－state－response，DSR）框架模型。最后，歐洲環境局（EEA）綜合前兩種評價體系的優點，提出“驅動力－壓力－狀態－影響－反應”（DrivingForce－Pressure－State－Impact－Response，DPSIR）概念框架模型［5］。可以看出，DPSIR模型是PSR模型的擴展和修正，增加了造成“壓力”的影響因素———“驅動力”以及當前所處狀態對人類健康和資源環境的“影響”。另一類是澳大利亞氣候研究所和歐洲E3G公司共同發表的《20國集團低碳競爭力》報告中提出的低碳競爭力指數、低碳改善指數和低碳差距指數［6］。

（2）國內權威機構制定的指標體系。具體代表性的指標體系有：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從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4個角度設計的指標體系［7］；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競爭力研究”課題組設計的指標體系［8］；清華大學氣候政策研究中心設計的低碳發展指標［9］。

（3）其他學者研究得出的指標體系。例如：莊貴陽等在對低碳經濟概念進行探討的基礎上，從低碳產出、低碳消費、低碳資源、低碳政策和低碳環境5個角度構建了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10］；馮碧梅認為低碳經濟發展評價指標體系由總體層、系統層、狀態層、變量層和要素層組成，其中系統層又分為自然生態系統、產業生態系統和人文生態系統［11］；付允等從經濟、社會和環境3個方面構建了低碳城市評價指標體系，并提出了低碳城市的5大支撐體系———產業結構體系、基礎設施體系、消費支撐體系、政策制度體系和技術支撐體系［12］；謝傳勝等從經濟、技術、社會、能耗排放、環境等5個方面選取了23個指標構建了城市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13］。學者們從不同角度構建了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為低碳經濟研究做出了巨大貢獻。但是，現有的評價指標體系仍存在指標數量繁多、信息交叉重復和未充分考慮指標間內在聯系等問題。同時，以上指標體系共同存在的不足之處是：缺乏足夠的理論支撐，片面關注低碳產出、低碳資源和低碳消費等，很少考慮人類活動對低碳經濟系統本身的結構和功能的影響，忽視了低碳經濟發展應以人為本的核心，不能充分反映科學發展觀的本質和內涵。

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

構建基礎發展低碳經濟的目標是為了應對能源、環境和氣候變化的挑戰。低碳經濟的實現途徑是技術創新、提高能效和能源結構清潔化等。低碳經濟是在一定的碳排放約束下碳生產力和人文發展均達到一定水平的一種經濟形態，發展低碳經濟旨在實現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全球共同愿景（globalsharedvi－sion）［14］。因此，發展低碳經濟應立足于發展生產、保護環境和優化資源三者同時進行，以經濟、生態、社會效益的統一為目標。研究低碳經濟時應將資源科學、環境科學和社會科學有效結合，這就需要一個能將復雜問題明確化且又能將分解的各部分有效結合的指導方法。DPSIR模型為低碳經濟評價提供了較好的研究工具。DPSIR模型被認為是一個系統考察人類活動與自然環境之間因果關系的基本而有效的工具［15］。利用該模型的學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消費等行為給自然環境施加了壓力，進而導致自然環境狀態發生變化；自然環境具有相應的功能，其狀態的變化會給人類帶來一定的影響，因此人類會做出相應的反應。DPSIR模型被廣泛應用于分析資源環境－經濟社會方面的問題。例如：Maxim等運用復雜系統論方法對DPSIR模型進行了補充，并運用該模型從政策、社會、和經濟等方面對生物多樣化的風險進行了分析［16］；Ness等認為DPSIR模型符合可持續的科學發展觀的要求，并用該模型研究波羅的海的富營養化問題［17］；Atkins等從生態系統服務和社會福利的角度對DPSIR模型進行整合，創建了一個支持海洋環境決策的模型［18］。可見，近年來國外學者運用DPSIR模型分析各類資源環境、社會經濟問題，這表明DPSIR模型具有很強的適用性。DPSIR模型強調經濟運作、其對環境的影響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聯系，具有綜合性、系統性、整體性、靈活性等特點［19］。其中，“驅動力”是造成環境變化的潛在原因，主要指城市社會經濟活動和產業的發展趨勢；“壓力”是指人類活動對自然資源環境的影響；“狀態”是指環境在上述壓力下所處的狀況，主要表現為區域的資源消費狀況和環境污染水平；“影響”是指系統所處狀態對環境及社會經濟結構的影響；“響應”表明人類在應對環境的各種影響時采取的對策和制定的積極政策。基于此，本文構建了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運用DPSIR模型，將人的需求、社會進步、經濟發展、能源需求、碳排放等要素納入低碳經濟綜合評價中，從而克服以前低碳經濟評價片面關注資源狀況與低碳消費或經濟發展與碳排放的不足，反映了低碳系統作為一個涉及人類活動與自然資源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的復雜系統的特點，體現了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應以人為本、各方面協調發展的科學發展觀的內涵。

構建原則要建立一個多維度的、科學的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使之既能橫向比較各地區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又能縱向反映各地區向低碳經濟轉型的努力成果，需要遵循以下原則：（1）系統化與層次化相結合的原則。對低碳經濟進行評價，不僅要全面反映低碳經濟發展的各方面，較客觀地反映各地區的低碳轉型成果，而且要避免指標之間重疊。因此，應根據系統結構分出層次、對指標分類，使指標體系結構清晰明了。（2）科學性與可行性相結合的原則。低碳經濟評價指標不僅要能科學地揭示低碳經濟的性質和其轉型特點，而且要簡繁適中，各項評價指標及其相應的計算要標準化、規范化、有明確的釋義。即便有些指標數據無法從現有的統計源中獲取，但只要它們能反映低碳經濟現象、體現其特征，也應適當將之納入指標體系。（3）全局性和代表性相結合的原則。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應包含多種影響低碳經濟發展的指標，雖然不可能涵蓋所有的相關指標，但必須能反映當前社會經濟中影響低碳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所選指標應能從不同角度反映被評價系統的主要特征和狀況。同時，在選取指標時，應強調指標的代表性、典型性，避免選擇意義相近、重復的指標，以使指標體系簡潔、易用。（4）規范性和導向性相結合的原則。在選擇指標時，應遵循使用國內外公認且常見的指標的原則，使指標符合相應的規范要求；應盡可能采用國際上通用的名稱、概念和計算方法，這樣做有利于與國內外相似城市或地區進行比較。另外，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的構建是一項具有全局性、前瞻性、導向性的工作，因此設計指標體系時應充分考慮系統的動態變化，勇于創新，綜合反映低碳經濟的現狀及發展趨勢。

指標篩選根據低碳經濟系統的特點，構建驅動力（D）、壓力（P）、狀態（S）和響應（R）4個準則，如表1所示。去掉DPSIR框架中的“影響”（I）準則的原因是：“影響”準則層下的指標具有很強的特殊性，如空氣污染造成的經濟損失、自然災害的影響程度等，這些指標難以統計，相關指標數據難以獲取。基于科學發展觀構建因素層，如表1所示。通過設置社會發展驅動力（D1）和經濟發展驅動力（D2）反映“驅動力”內涵，體現以人的需求、社會發展為本質的科學發展觀；通過設置資源壓力（P1）和環境壓力（P2）反映“壓力”內涵，體現社會進步和人類發展對資源的損耗和對環境的破壞；通過設置低碳消費狀態（S1）和低碳資源狀態（S2）反映“狀態”內涵，描述低碳經濟系統內資源和環境的客觀狀況；通過設置科技響應（R1）、人文響應（R2）和政策響應（R3）反映“響應”內涵，體現各國對環境污染、資源消費和生態破壞等問題的積極回應，反映可持續發展的本質思想。在把握以上原則的基礎上，篩選出在權威機構的相關典型研究中高頻出現的指標作為低碳經濟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的指標層。

指標計算（1）城市化率（D12）。城市化率是指城市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該指標反映了城市發展的歷史和現狀。鑒于現有的統計資料中沒有各副省級城市的城市化率統計數據，本文采用我國公安部門認定的非農業人口占年末總人口比重來測算城市化率，即城市化率＝非農業人口數／年末人口總數。（2）人均碳排放量（S11）。全球二氧化碳年均排放量已從20世紀90年代的235億噸增加到2000年的約264億噸，限制二氧化碳排放是發展低碳經濟的首要目標。鑒于目前沒有官方公布的碳排放量統計數據，本文基于已有的其他統計量來估算化石能源（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使用所產生的碳排放量，碳排放總量＝Σ（每種能源消費量×分品種單位能耗碳排放因子）［20］，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總量／人口數。（3）居民消費碳排放（S12）和政府消費碳排放（S13）。居民消費碳排放和政府消費碳排放可作為綜合性指標來界定消費模式對碳排放的影響。居民消費碳排放是指居民在一定時期內對貨物和服務的最終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能夠反映居民的消費水平和結構對碳排放的影響；政府消費碳排放是指政府部門在公共服務時消費所產生的碳排放，能夠反映政府部門的發展水平和模式對碳排放的影響。我們根據最終消費支出占GDP比重（即最終消費率）和單位經濟總量的含碳強度（即單位GDP碳排放）核算這兩個指標，居民消費碳排放＝碳排放量／居民消費支出，政府消費碳排放＝碳排放量／政府消費支出。（4）能源加工轉換效率（R12）。能源加工轉換是能源系統流程中的一個生產環節，是觀察能源加工轉換裝置和生產工藝先進與否、管理水平高低等的重要指標。提高能源加工轉換效率，意味著以較少的一次能源投入獲得較高的二次能源產出———這是節能減排和發展低碳經濟的一個重要方面。其計算公式為：能源加工轉換效率＝能源產出量／能源投入量。（5）碳生產力（R13）。碳生產力被認為是衡量低碳化的核心指標，是指單位碳排放創造的GDP。該指標將能源消耗導致的碳排放與GDP產出直接聯系在一起，能夠直觀地反映社會經濟整體的碳資源利用效率，同時能夠衡量一個國家或經濟體在某一特定時期低碳技術的綜合水平。此外，由于與經濟結構相關聯，碳生產力指標還能夠體現一國在科技水平積累到一定程度時進一步降低單位能源消費碳排放強度的潛力。其計算公式為：碳生產力＝GDP／碳排放量。

指標權重確定評價指標的權重是衡量各評價指標在整個評價指標體系中重要性的數量表示，科學合理地確定指標權重非常重要。利用層次分析法能夠將復雜問題分解為若干個層次，結合Delphi法，由專家對指標層指標進行兩兩比較，對其重要程度逐層打分，再利用計算判斷矩陣的特征向量確定下一層指標對上層指標的貢獻度，從而得到各指標對于總目標的重要性的數量表示。本文根據評價指標體系設計了專家打分表，請幾十位高校、科研機構和政府決策單位的專家進行專家打分，得到各評價指標的權重。

評價指標評分原則（1）正向指標評分。正向指標即數值越大表明低碳經濟發展狀況越高的指標。設：x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經規范化處理后的分值；v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的值，n為被評價地區的數量。（2）負向指標評分。負向指標即數值越小表明低碳經濟發展狀況越高的指標。設：x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經規范化處理后的分值；v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的值；n為被評價地區的數量。（3）適中指標評分。適中指標即越接近某個理想值越好的指標。本文將“十五”期間國家人口自然增長率的規劃目標V1＝6‰［21］作為人口自然增長率（D11）的理想值，將發達國家的平均城市化率V2＝75％［22］作為城市化率（D12）的理想值，這樣就解決了因理想值不能確定而無法對適中指標進行評分的問題。設：x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經規范化處理后的分值；v0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的理想值；vki為第i個被評價地區第k個指標的值；n為被評價地區的數量。

實證研究

評價樣本及數據來源本文利用表1所示的低碳經濟評價指標體系評價2007年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①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人口數據來源于《中國人口統計年鑒》；人均GDP、GDP增速和城鎮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等數據通過整理《中國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摘要》中的數據得出；環境數據來源于《中國環境統計年鑒》；單位能源碳排放、能源加工轉換效率等能源數據通過利用《中國能源統計年鑒》和各地區的統計年鑒中的數據計算得出；科技數據來源于《中國科技統計年鑒》；分別以6‰和75％作為適中指標———人口自然增長率和城市化率的理想值。

評價結果按上述原則對指標進行評分，然后進行指數合成，包括準則層指數合成和綜合指數合成（均采用百分制），即采用線性加權求和法計算各準則層的指數值，再加總得到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指數值（lowcarbonevaluationindex，LCEI）。以zj表示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綜合評價體系中的準則層數值，依次為準則層D指數、準則層P指數、準則層S指數和準則層R指數；以xk表示標準化后的無量綱指標；以wk表示對應指標的權重。

省域低碳經濟發展狀況分析為揭示不同地區低碳經濟發展的特點，用Ward聚類法對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進行聚類分析。將表2中的綜合評價指數值代入SPSS統計軟件，可直接得到如圖2所示的聚類結果。由圖2可知，根據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可將我國30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大致分為5類，分別對應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領先狀態、較好狀態、中等狀態、較差狀態和落后狀態。評價結果說明，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的省域差異較大，2007年LCEI值排名第一的北京是排名最后的寧夏的5倍多。在空間分布上，2007年中國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總體上呈由北部地區向東南部地區逐漸提高的特征，表現為由東南沿海地區向西北地區逐漸降低、最后回歸北部地區，東部地區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表現出全面領先的優勢。這種空間分布特征與我國產業結構、經濟發展和資源分布特征密切相關。例如：山西和內蒙古都是煤炭出產地，煤炭資源分布較為密集，所以其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較弱，LCEI值排名分別為第28名和第29名；廣東、福建的資源比較缺乏，其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因此其低碳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高，LCEI值排名分別為第2名和第4名；雖然北京位于我國北部地區，并且在地理位置上距離煤炭資源密集區非常近，其能源利用結構中煤炭使用量占相當大的比例，但是北京的經濟發展水平較高，尤其是第三產業占比達到八成以上，工業以現代制造業和高新技術產業為主，所以其低碳壓力較小，其LCEI值排名為第1；雖然上海的經濟發展水平高于北京，但是其產業結構中工業仍占一定比重，所以其低碳壓力要大于北京，LCEI值排名第6。以表2中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準則層得分和綜合得分為縱坐標、以聚類后的順序為橫坐標標值順序畫圖，見圖4。從驅動力層來看，5類地區的得分差異較小，對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評價結果影響不大；從狀態層和壓力層來看，各省域的低碳發展狀態存在較大差別，第一類地區明顯好于第五類地區；從響應層來看，各省域的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程度不同，而且治理污染和環境保護投入力度也存在較大差異，這反映出政府、制度、社會和個人為改善資源狀態付出的努力程度越大，低碳經濟發展狀況越好。

（1）驅動力準則層指數值的情況。各省的驅動力準則層指數值存在很大差異，如上海的該指數是新疆的6倍多。各省的驅動力準則層指數值存在一定的規律性，總體上呈從東南地區向西北地區逐步降低的特點。這是由我國的地形和區域發展政策決定的。從表2可以看出，驅動力指數值較高的地區全部位于沿海地區。這些地區具有明顯的區位優勢，發展商業活動和從事生產活動所投入的成本相比其他地區要低很多，其經濟活動的投入產出效率較高。同時，在改革開放前期，我國對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給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出臺了各種區域優惠政策，因此沿海地區率先獲得了發展優勢，其發展低碳經濟的驅動力水平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2）壓力準則層指數值的情況。該指數值整體上表現為局部集中，由南向北、由東向西逐漸降低的特征。這是由我國各地區的發展基礎、區位條件和開發政策等多種原因造成的。長期以來，我國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相比中、西部地區要快很多，而西部地區正處于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因此東部地區的低碳壓力明顯小于西部地區。可以看出，壓力準則層指數值具有圍繞主要的能源供給區向周邊輻射性逐漸降低的特點，山西、內蒙古、寧夏、青海的低碳壓力最大。

（3）狀態準則層指數值的情況。該指數值具有由南向北逐步降低的特點，海南、廣西、福建等的得分較高，陜西、湖南、湖北等為第二梯隊。這是因為：東南沿海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高，同時其能源主要靠外部供給，石油、天然氣、水電、核電等能源在能源消費結構中占比較高，所以這些省市的低碳狀態較好；而中南部地區雖然也有煤炭資源分布，但是產量小于其消費量，需要從外部調入，同時這些地區大力發展水電能源，森林資源豐富，能源利用結構比北部地區好，所以這些省市的低碳狀態優于北部地區。

（4）響應準則層指數值的情況。該指數值具有片部集中、局部跳躍的特點，北京、上海、廣東為前三名，華北、西北和西南地區的指數值整體較低。這是經濟和科技發展水平、能源利用效率和產業結構等因素共同影響的結果。西部地區的能源使用以煤炭為主，且大部分煤炭沒有經過脫硫處理，同時其經濟發展水平低，環保科技投入力度較差，導致其能源加工轉換效率低、碳生產力水平不高。

結論與建議

根據以上評價結果，可得出以下結論：

（1）我國各省域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存在較大差異，整體上具有由東南部沿海地區逐步向北部地區降低的特點，表現為東部地區高于西部地區、南部地區高于北部地區，同時存在局部跳躍現象，表現為北京、上海等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良好，山西、內蒙古、寧夏等的低碳經濟發展水平落后。

（2）各因素層的區域分布狀態是各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資源稟賦及其利用情況和政策扶持力度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3）中、西部地區的低碳經濟建設是我國低碳發展的關鍵。相比已完成工業化進程的西方發達國家，我國在低碳經濟發展過程中更多要考慮如何將工業化進程與生態文明建設相結合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而與東部發達地區相比，中、西部地區正處于工業化發展中期，產業重型化特征明顯，其低碳經濟發展水平低，有很大的提升空間。

根據科學發展觀的內涵，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建議：

（1）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技術水平一定的條件下，在同樣的經濟規模下，產業結構不同會使碳排放量相差很大，產業結構越合理，其經濟實力越強。同時，粗放型發展方式應逐漸向集約型發展方式轉變。我國正處于工業化發展的關鍵時期，在工業化進程中必須正視環境惡化和氣候變化的現實，盡可能實現建設生態文明與追求經濟效益的和諧統一。

（2）加強各區域低碳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一方面要繼續保持東南部地區的發展優勢，另一方面應加大對中西部地區的支持力度，使其快速走上發展道路，應著重注意增強能源產地———特別是煤炭和石油產地———的科技創新實力，提高能源轉換效率，增加資源產品的附加值，積極延長資源產業鏈條。

（3）提高人民生活質量，推廣低碳消費模式。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福利的改善最能體現低碳經濟發展狀況。生態文明建設并不排斥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低碳經濟強調在使人民的物質生活資料極大豐富的同時又能實現低碳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在具體行動中，人們應改變不良的社會消費模式、消費觀念和消費方式，在提高生活質量的同時將低碳消費方式變成一種自覺行為。

作者：王宗軍潘文硯單位：華中科技大學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