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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計量的直接目的是為了正確確認收入和費用，從而正確計算企業的當期利潤；資產計價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如實地反映企業的資產、負債和股東權益狀況。收益計量和資產計價是密切聯系的，但它們之間又經常發生矛盾。當收益計量和資產計價之間發生矛盾時，現代會計的解決方法是摘要：首先考慮收益計量，其次再考慮資產計價。這樣就形成了現代會計的一大特征摘要：收益計量處于主導地位，而資產計價處于收益計量的從屬地位，即所謂的“收益重心論”。由此可能產生的后果是摘要：企業資產負債表中的有些數據是被歪曲的，不利于報表使用者作出正確的決策。

一、“收益重心論”產生的歷史背景

在二十世紀以前的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企業只編制資產負債表，而不編制利潤表，因此資產計價處于第一性的地位。其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摘要：一方面企業的規模一般較小，企業的所有者（往往也就是企業的經營者）關注的是企業實際擁有多少資產，對外承擔多少負債，自己的權益是多少，而將利潤信息放在次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企業外部融資的形式比較單一，主要是從銀行取得貸款，而銀行主要關心的是企業的償債能力，即關心的主要是企業的財務狀況，而非利潤。在這一歷史時期，企業雖然也計算利潤，但不是通過編制利潤表的方式，而是運用以下的公式計算利潤摘要：

當期凈利潤=（期末所有者權益－期初所有者權益）－（所有者本期追加投資－所有者本期提款）

或摘要：當期凈利潤=（期末資產－期末負債）－（期初資產－期初負債）－（所有者本期追加投資－所有者本期提款）

在二十世紀初期，主要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發生了兩大可以大書特書的變化，它們對資產計價和收益計量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影響。

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興起了企業合并的第一次浪潮，企業經營向規模化方向發展，企業規模的擴大促成了企業產權向社會化和分散化方向發展，少數產權所有者已無力干預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所以其投資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獲取短期投資收益。這樣，投資者對企業的利潤信息非凡關注，這一事實在三十年代已經確立。因此美國聞名會計學家A.C.利特爾頓在其著作《會計理論結構》第二章中闡述了“收益重心論”。從此利潤表成了企業對外公布的法定財務報表，并成為第一財務報表。

和此相關的另一大歷史事件是摘要：在二十世紀初期，以美國為首的資本市場繁榮起來，企業不再單純從銀行融資，融資形式趨向于多樣化，并且企業產權趨于社會化和分散化，其特征是企業股份為眾多的股東所持有。由于股權的分散性，每一位股東在公司股份總額中所占有的比例較小，在股東大會上的功能很微弱。股東較低的持股比例，也決定了他們在主觀上沒有欲望參和直接控制公司，他們的主要目標是使自身短期收益最大化（包括股利收益和買賣股票所獲取的差價收入）。他們客觀上無力對公司及其管理階層施加直接的控制，也迫使他們在主觀上不去關心公司的長遠發展。因此這些投資者對企業的利潤信息尤其關注，而將企業的財務狀況放到次要地位。這也是“收益重心論”產生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根據“收益重心論”，當收益計量和資產計價發生矛盾時，首先應考慮能否提供適當的利潤信息，其次才考慮資產的計價是否適當。這就產生了收益計量的第一性和資產計價的第二性新問題。

二、“收益重心論”的實例分析

傳統會計的資產計價是為收益計量服務的。“就其傳統的形式來說，計價是配比程序的第一步。按收益的經濟意義來講，資本的保持概念要求資產的計價通過這樣的方式來進行，即收益可以根據這些計價整個時期增加數額來計算。從行為性觀點來看，計價應使收益的計算有可能對猜測有所幫助，即可作為投資模式的投入數據。”（亨德里克森，《會計理論》）

在現行會計實務中，收益計量的第一性和資產計價的第二性的例子到處可見。當然在有些場合，雖然優先考慮了收益計量，但對資產計價的恰當性并沒有不利影響；然而在許多場合，強調了收益計量的恰當性卻忽視了資產計價的恰當性。這里舉幾個實例作說明。

1、存貨計價的后進先出法和成本和市價孰低法。存貸計價的后進先出法和成本和市價孰低法雖然能從穩健性原則或配比原則得到完美的解釋，但我們不能否認其出發點仍然是首先基于收益計量的考慮，其次才是資產計價。

存貨計價的后進先出法，其目的主要是為了將近期的費用和當期的收入相配比，從而恰當地反映當期的收益。但在持續通貨膨脹的情況下，后進先出法卻低估了期末存貨的價值，使資產負債表上的存貨金額失去意義。

同樣，成本和市價孰低法也是貫徹了“確認未實現的資產持有損失，而不確認資產持有利得”而產生的一種會計方法，其目的仍然是為了穩健地計量收益。當企業運用按類別計算成本和市價孰低時，資產負債表中的存貨項目中就可能一部分存貨以市價反映而另一部分存貨以成本反映，讓報表的閱讀者十分費解，也輕易產生誤解。

2、固定資產的折舊。固定資產折舊是屬于資產計價還是屬于收益計量，是輕易發生錯誤熟悉的新問題。從表面上看，固定資產由于損耗必須計提折舊，將固定資產的原始價值減去累計折舊就是固定資產的凈值，因此固定資產提取折舊的行為似乎屬于資產計價。其實不是如此，對固定資產提取折舊屬于收益計量行為。因為固定資產提取折舊是將收益計量放在第一性的地位。“折舊過程的主要著重點在于預計期間費用，將其分配到產品或費用上，以和每期的收入相配比，因而其主要目的并不是為了資產負債表上的計價。”（亨德里克森，《會計理論》）固定資產的加速折舊也是為了根據穩健性會計原則計量收益而采用的一種會計方法，但是由于加速折舊以及通貨膨脹的影響，企業帳面上的固定資產價值往往是明顯被低估的。

3、待攤、預提和遞延項目。現行會計實務是建立在權責發生制會計原則的基礎之上的。企業為了根據權責發生制原則計量收益，就應該按照收入是否取得、費用是否發生為標志確認收入和費用，而不管款項是否實際收付。這樣就產生了待攤、預提和遞延項目。

待攤費用在資產負債表中作為流動資產列示，遞延資產在資產負債表中作為非流動資產列示。但實際上待攤費用項目和遞延資產項目并不完全符合資產會計要素的定義。因為很難說待攤費用和遞延資產是屬于一項“經濟資源”并“能給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但由于將收益計量放在首要地位，因而降低了對資產確認的要求。預提費用是由某項應計入當期損益的費用項目所派生出來的，很明顯它是一項非凡的負債，事實上它并不符合負債的定義。

4、待處理財產損溢和特準儲備物資項目。待處理財產損溢按其經濟性質來說，未必能給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特準儲備物資以及在訴訟中被查封或扣押的財產可能會給企業帶來未來的經濟利益，但在一定時期內未必為企業所擁有或控制。因此都不屬于企業的資產，純粹是由于收益計量和復式記帳而產生的一個帳戶借方余額，由于其不能進入利潤表而放在資產負債表的資產部分。

三、“收益重心論”存在的主要新問題及策略

現行的會計處理方法是將收益計量作為第一性因素，而將資產計價視為第二性因素，其結果是一方面恰當地反映了企業的盈利情況，但另一方面歪曲了企業的資產負債狀況。這一做法不利于報表使用者正確做出有關投資決策。

人們越來越熟悉到企業利潤表的局限性，因為利潤信息是建立在權責發生制原則基礎之上的，包括了許多主觀估計的因素，不利于報表的使用者對企業的長遠發展趨向進行分析，也不利于將不同企業之間的盈利信息進行比較。報表使用者要作出正確的決策，非凡是長期投資決策，更應分析評價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資產結構及其變化趨向。因為一個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資產結構才代表了企業運營情況、面臨的發展機遇和承擔的經營風險及財務風險，只有這樣才能對一個企業作出客觀的評價。因此，企業資產計價的恰當性在一定程度上比收益計量更加重要。因此，我國聞名會計學家葛家澍教授猜測，在21世紀，資產負債表會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大財務報表。

利潤表的不足已受到人們越來越多的關注，會計界已通過編制現金流量表來彌補權責發生制原則的不足，同時提供以現金收付制原則為基礎的現金流量信息，幫助報表的使用者猜測企業未來現金流量的情況。但是人們對收益計量的第一性對資產計價的不利影響的熟悉還不深刻，這不利于恰當地反映一個企業的財務狀況，從而不利于引導資本市場的投資者正確利用會計信息，助長了投資者的短期行為和投機行為。

為了克服這些不足，應重新將資產計價放到優先考慮地位。在資產計價和收益計量發生矛盾時，首先應考慮資產計價的恰當性，其次再考慮收益計量的恰當性。為了向報表的使用者提供更多的有關財務的信息，可以同時使用幾種計價基礎多欄式報告歷史成本、重置成本和可變現凈值等的財務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