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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社會問題越來越引起人們的關注。國際社會強烈的呼吁企業履行自己的社會責任。現在一些跨國公司已經把社會責任提升到了公司戰略層次，把它視為提高公司核心競爭力的標志。我國2006年《公司法》企業明確要求企業承擔社會責任。《公司法》總則第五條規定：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2006年《企業會計準則》將企業社會責任原則引入到會計核算系統中，如固定資產準則規定，企業在確認固定資產時應當考慮資產棄置費用。2006年，國家電網公司首次對外企業社會責任報告，這是我國中央企業正式的第一份社會責任報告。2006年9月深圳證券交易所正式《上市公司社會責任指引》，鼓勵上市公司積極履行社會責任，自愿披露社會責任信息。但是，據（《2008年中國上市公司100強公司公司治理評價報告》顯示，百強上市公司中只有10%的公司正式發表了”公司社會責任報告“，高達63%的百強上市公司對環境保護和社區發展等公益事業貢獻甚微，即使企業披露的社會責任信息既不規范，也不完整。所以，迫切要求建立社會責任會計并對其計量和披露進行規范，以督促企業切實履行社會責任。

一、企業社會責任計量方法的選擇

社會責任會計的對象主要是社會貢獻和社會損耗，但是，社會貢獻和社會損耗的范圍卻是十分廣泛的，并且通常不以商品交易的形式出現。所以社會責任會計必須借助于歷史成本、公允價值以外的特殊的計量方法，如聲譽評分法、內容分析法和指數法等，對企業的社會貢獻和社會損耗進行計量。例如，為了計量企業社會責任收益信息，可以采用聲譽評分法，通過向被調查人發放問卷，由被調查者對問卷中企業的各個指標進行打分，以取得企業社會聲譽信息。聲譽評分法的信息質量，不可避免地受指標選擇、指標賦值以及被調查者的主觀判斷影響。為此，只能是不斷擴大指標數量和被調查者的人數，其結果必然導致信息成本的增加和可操作性的下降。由于社會責任難以計量的這一特性，一直是制約社會責任會計應用的主要因素之一。

二、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模式的選擇

社會責任信息的披露的方式，主要有在年度報告中的董事會報告，會計報表附注等列示。

（一）年報中分散披露。年度報告內的分散披露形式是指企業社會責任信息存在于年度報告的不同部分，在現有報表中添加新項目（如在資產負債表固定資產項目增加社會性固定資產，但是由于該種方法導致導致會計報表冗長，所以會計實務中極少采用），在附注中進行敘述性反映。在附注中分散披露社會責任信息，操作性強，信息直觀，是目前我國企業用得最多的一種披露方式。但是，該方式披露的信息極其分散，使用人分析成本非常高。

（二）年報中集中披露。在企業年報中單獨設立一個部分披露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來披露社會責任履行情況。這種方式能夠簡單、靈活地說明企業的社會責任履行狀況，使報告使用者清楚了解企業在履行社會責任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三）獨立報告從目前看，獨立的報表有“企業社會責任資產負債表”、“社會責任收益表”、“社會責任現金流量表”、“增值表”等。這種模式最大的問題是必須對社會責任信息進行量化，因而會有很多主觀因素存在，必須要有成熟的理論和準則規范支持。盡管如此，這種方式依然是現在的主流模式。

獨立報告模式以法國為代表。法國被公認為是對社會責任會計最重視和取得成績最大的工業國家，社會責任會計報告是企業主要的財務報表之一。在1977年法國政府以正式法令和政令，要求所有職工人數達到或超過750（1982年擴大到300）人的企業都必須編制年度社會資產負債表，即“社會報告”，用貨幣金額揭示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揭示的信息主要包括：就業人數、工資及福利成本、健康和安全保護、勞動工作條件、職工培訓、行業關系、雇員及其家庭的生活條件等內容。

三、企業社會責任監管方式的選擇

（一）強制性披露。英國學者哈耶克提出的信息不對稱理論告訴我們，資源的任何配置都是特定決策的結果，人們做出任何決策都是基于給定的信息，資源配置的優劣取決于決策者所掌握信息的完整與準確程度。在現實經濟生活中，各當事人所掌握的信息是不完整和不對稱的。信息不對稱主要有兩種類型，一是逆向選擇模型，它發生于當事人簽約之前，也被稱為事前非對稱，二是道德風險模型，它發生于當事人簽約之后，也被稱為事后非對稱。事前非對稱信息導致逆向選擇，事后非對稱信息導致道德風險。

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可以適用于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模型。作為社會責任信息提供者一方的企業，與作為社會責任信息需求者一方的利益相關者，對企業履行社會責任方面的信息的掌握是不對稱的。所以，那些自身水平高于平均水平的企業，并不會因為自己履行了社會責任，披露了社會責任信息而獲得收益，就有可能在以后的經營過程中減少對社會責任的投入甚至是減少披露的力度。那些沒有很好的履行社會責任的企業也不會因為自己的行為而付出代價，更不會因為得到了社會的回報而增加對社會責任的投入。雙方搏弈的結果，整個社會的社會責任績效水平下降，信息供給不足。

企業的社會責任問題也同樣適用于道德風險模型。道德風險是指簽約雙方在訂立契約后，委托方未能掌握足夠的信息以監督方的行為，從而后者可能據此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同時，損害前者的利益。

既然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模型源于信息不對稱，那么就有必要通過強制性規范，增加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的披露數量，并保證其質量，以消除信息不對稱現象。

此外，企業因承擔社會責任存在外部效應，其發生的費用一般大于其從中獲得的收益；社會責任會計計量復雜，其信息成本高于傳統會計；而且企業可能會擔心會損害企業的社會形象，只披露對自己有利的社會責任信息，而對自己不利的信息就有可能不披露或少披露。所以，信息供給不足是社會責任會計的常態，企業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外部控制力量。其實，國外很多國家都出臺了相關的法律法規去要求企業必須披露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向我們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二）自愿性披露。根據信號理論，應當自愿性披露。信號理論源自于市場競爭，市場競爭向供求雙方發出產品供銷的信號。如果公司自愿向市場公布財務報告，公司財務報告披露的信息越充分，公司的籌資成本就越低。

根據自愿性披露理念，2001年美國財務會計準則委員會（FASB）發表了《改進財務報告：增加自愿性信息披露》的研究報告。我國深圳證券交易所在2003年10月的《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投資者關系管理指引》中已經首次引入自愿性信息披露這一概念，并在該指引第三章中對上市公司的自愿性信息披露進行了規范。

綜合信息不對稱理論和信號理論的觀點，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適宜于強制性披露與自愿性披露相結合，通過對企業最低限度的披露要求做出強制規定，以支持、鼓勵企業披露盡可能多的社會責任信息。因為社會責任會計畢竟在計量方法、核算內容方面具有更大的靈活性和不統一性。

四、企業社會責任

會計信息內容的選擇不同國家文化背景不同，信息內容差別很大，如美國還沒有公布內容完整的社會責任會計報表，對企業披露社會責任會計報告也沒有法定的要求。已經公布的社會責任會計信息側重于環境會計信息，包括：（1）企業有關環境的總體情況。（2）企業與環境有關的可能的支出和負債。（3）企業的環境成本與費用。（4）環境法規及遵守情況。而法國企業社會責任報告的重點主要集中在職工福利方面，直接的反映了法國社會中的社會福利主義傾向。

根據目前研究成果，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的內容包括社會責任會計要素信息和社會責任績效信息兩個方面，前者是指可以量化的社會責任資產、社會責任負債、社會責任權益、社會責任收益和社會責任成本要素信息，后者是指不能量化的社會責任會計要素信息。

從我國企業實際履行社會責任和承擔社會責任的情況來看，把社會責任會計信息簡化為社會責任收益（或稱社會責任貢獻）和社會責任成本（或稱社會責任損耗）比較具有可操作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