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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本文主要從融資制度創新的障礙分析；融資制度創新的對策進行論述。其中，主要包括：計劃行政目標決定了信貸資金的構成和分配方式、融資制度創新的成本制約、從融資制度創新發展來分，制度變遷成本可分為三種類型、政府行為受有限理性的制約、人的行為是“有意識的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受機會主義影響、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行為的第三個假定是人的機會主義傾向、非正規金融部門及民間投資個體行為受資產專用性的影響、處理好“強政府”與“弱市場”的關系，擺正政府與市場的位置、重新認識制度創新的“循序漸進”與“平行推進”方式的優劣，走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樹立“資信文化”，構建良好的市場、信用與法律的外部制度環境等，具體請詳見。

論文摘要：運用制度經濟學的方法分析了阻礙中國融資制度創新的成本問題，認為有限理性與政府行為，機會主義與正規金融部門的行為，資產專用性與非正規金融部門及民間投資個體的行為是阻礙中國融資制度創新的主要因素。提出應從處理好“強政府”與“弱市場”的關系，擺正政府與市場的位置；重新認識制度創新的“循序漸進”與“平行推進”方式的優劣，走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樹立“資信文化”，構建良好的市場、信用與法律的外部制度環境等改進中國融資制度績效。

論文關鍵詞：融資交易成本有限理性制度創新

1984年以前，中國基本上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行政力量控制著金融資源，計劃行政目標決定了信貸資金的構成和分配方式，金融資源向國有企業傾斜，當時國有企業不必擔心融資難的問題。進入90年代以后，非國有企業得到了蓬勃發展，但是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地位并未得到體現，一方面由于歷史和體制原因，行政力量控制金融資源的現象不可避免；另一方面，政府不承認民間金融的合法性，民間資本難以流入民營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直困擾著民營企業。隨著市場改革的深入，政府對國有企業進行了全方位的改制，剪斷了國有企業與國有銀行的“臍帶”關系，國有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也逐步顯現。在這一現實背景下，要解決企業融資困境，促進經濟快速穩定地增長，融資制度成為解決問題的突破口。

融資制度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一是資本動員，為經濟提供持續的資本供給；二是優化資源配置，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因此，有效的融資制度是解決企業融資困境，保證經濟持續增長的需要；創新融資制度成為提高經濟效率、促進經濟結構優化和升級的關鍵。從中國當前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儲蓄率居高不下，超過16萬億(2007年最新統計)，另一方面，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很好的解決。中國并不是缺少資本，重要的是缺少一種有效的融資制度。

一、融資制度創新的障礙分析

1．融資制度創新的成本制約

戴維斯和諾斯(DavisLanceE．andNorth，DouglassC．，1971)對制度創新作了系統的論述J：制度創新是指能使創新者獲得追加利益的現存制度的變革。它與技術創新有某種相似性，即技術創新是采用技術上一種新發明的結果，制度創新往往采用組織形式或經營管理模式方面的新發明的結果。和技術創新一樣，只有預期純收益超過預期成本時，制度創新才成為可能。制度創新成本成為決定制度創新的主導因素。

從融資制度創新發展來分，制度變遷成本可分為三種類型：第一，認知成本，由于中國制度轉型的初始條件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和政治體制并存的社會形態、封閉的傳統與僵化的意識牢固粘合的文化形態。這種體制與觀念影響和束縛著制度變遷，要對新的制度進行認識、覺察與比較有一個相當長的過程。根據青木昌彥的觀點，制度變遷容易發生在大規模的戰爭、經濟蕭條或動亂中，但是在中國這樣很穩定、經濟快速增長、福利狀況不斷改進的社會發生制度變遷，政府的認知成本是長期的而且是很高的。第二，制度設計成本，在供給主導型制度變遷過程中，政府在政治力量與資源配置上處于優勢地位，成為決定制度供給的方向、形式、進程及戰略安排的主導力量。在制度設計和安排時，“搭便車”是制度變遷固有的行為，政府往往會復制或照搬其他先進國家的制度，但是，制度往往有一定的適用性，失去了一定的具體環境，制度就失去了原來的效率；況且一項制度實施是利益重新調整的過程，這必然牽涉到政府主體利益得失，政府受個人理性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會使自己利益最大化而歪曲制度供求關系，這說明融資制度創新有很高的設計成本。第三，制度實施成本，任何制度的實施都受到參與者意愿的約束，制度變遷牽涉到利益的重新調整，當政府進行強制性變遷但在實施過程中并不強制時，地方和下屬往往就修正上級的制度供給來使這種制度更適合自己利益最大化，修正上級安排的方法有：層層截留，曲解規則，補充文件，改頭換面等。從這一方面看，融資制度有很高的實施成本。

2．政府行為受有限理性的制約

有限理性是Arrow(1951)最初提出的，他認為人的行為是“有意識的理性的，但這種理性又是有限的，根據North(1971)的觀點”。有限理性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環境是復雜的。由于中國企業數目較多(大小企業總共有1000多萬個)，每個企業的經營狀況、信譽等級、財務管理水平等千差萬別，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信息源分散；況且，每個企業不可能將自己所有的真實信息完全透露出來，一般來說，在財務報表上或其他方式公開的資料是經過企業自己篩選過的，在這個層面上，政府所掌握企業的信息少于企業實際的情況；二是政府的選擇受限于有限的決策技巧，解決企業融資問題時解決方案單一，不能考慮所有企業的情況，融資問題依然難于解決。政府經過各種途徑可掌握企業一定的真實信息，但企業的內部信息是不可能掌握的，政府在這種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只知道企業融資難，中央政府想極力解決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于是頒布法律，出臺政策和文件扶持企業融資，但是也未必能真正解決企業融資難題。自1998年起，中央政府出臺了一系列文件，分別從改進金融服務、調整信貸結構、為中小企業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等方面，提供了一系列政策扶持。特別是1999年的關于建立中小企業信用擔保體系試點的指導意見；2002年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小企業促進法是中國促進中小企業發展正式走上規范化和法制化軌道的標志，這一法律具有強指導性、針對性和強制性的特征，后來又出臺了中小企業擔保法、中小企業融資法》等來提高中小企業的地位，促進企業融資，但從近年實施效果來看，目前中國中小企業的融資難題依然未變。因此，政府的有限理性行為制約融資制度創新。

3．正規金融機構的行為受機會主義影響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人的行為的第三個假定是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它是指人對自我利益的考慮和追求，意思是，人具有隨機應變、投機取巧、為自己謀取更大利益的行為傾向。人的機會主義傾向具有兩重性，一方面，機會主義動機或行為往往與冒風險、尋找機遇、創新等現象有一定的聯系；另一方面，機會主義又會對他人造成一定的危害，如機會主義有時把自己的成本或費用轉嫁給別人，從而對他人造成傷害。表現在正規金融機構融資上主要是利益誘導而阻礙融資制度創新，比如明明知道給國企貸款壞賬率高，但貸款還是明顯地向國有企業傾斜，將一些效益好、發展前景好的中小企業擋在門外。根據Rajanh和Zingales的利益集團理論，來自金融業和其他產業的既得利益集團出于維護既得利益的考慮所采取阻撓金融發展的措施，成為各國金融發展呈現差異的內在原因。制度的創新表現為利益的重新瓜分，正規金融機構包括中國的銀行體系、證券市場和股票市場，影響正規金融機構創新的原因主要在于既得利益集團。目前，中國正規金融機構仍然是一種政府直接控制和國有銀行壟斷的體制，政府的隱含擔保和企業的軟約束成為全部金融活動和整個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改革20多年來，經濟市場化雖然有很大改進，但國有企業和國有銀行仍然只有市場主體的名分，而沒有市場約束和行為能力，在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下運作，在信貸市場上，由于借債可以不還，也可以賴賬，還可以核銷和轉移，市場機制不能反映資金需求價格，風險得不到補償，因而高風險和低風險資金的價格不能有效區分開來，從人性來分析，沒有人會承擔制度變遷的風險，因而國有商業銀行只要有政府的擔保和授意，在一定程度上會對特定的國企貸款大開綠燈，甚至爭相放貸，對其他國有企業也不會拒絕，其行為約束不是源于主體本身，而是來自外部。在證券市場上，利率沒有成為資金供求變化的傳導和調節機制，特別是當資產收益率大大高于產品收益率和利率的時候，負盈不負虧的國有企業和國有商業銀行必然會利用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聯通渠道。正是正規金融部門的機會主義行為，缺乏對整個經濟環境的思考和分析，不愿意承擔制度變遷所帶來的風險，因此正規金融部門的機會主義行為阻礙融資制度創新。

4．非正規金融部門及民間投資個體行為受資產專用性的影響

威廉姆森認為，資產的專用性是指資源在用于特定的用途之后很難再移作他用的性質，這種性質在不同的資源和不同的用途中程度不同0資產的專用性有強弱之分，資產專用性越強的資產轉移到其他用途的成本越高。由于中國制度轉型的初始條件是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政府的隱含擔保和企業的軟約束成為全部金融活動和整個經濟行為的基本特征，中國正規金融機構基本上控制著企業的融資，非正規金融部門和民間投資個體被排斥在整個企業融資之外，在這種制裁環境中，非正規金融部門和民間投資個體被迫將資產轉移到其他領域，比如地下金融、黑色錢莊等經濟的體外循環，形成了很強的專用性，現在若想將這些資本重新積聚，成本非常之高。加之在金融活動領域，政府的行政控制和直接干預相當強大，行政壟斷和市場壟斷結合在一起，使社會經濟生活仍是以政府信用為主，不承認民間金融的合法性，有時隨意關閉民間信用機構，政府信用的不可預期性為這些資本進入企業融資設立了一道無形的屏障，使非金融機構和民間投資主體不敢輕舉妄動，民間信用難以發揮其應有的作用。因此，由資產的專用性導致非正規金融部門和民間投資個體的行為阻礙了融資制度創新。

二、融資制度創新的對策

1．處理好“強政府”與“弱市場”的關系，擺正政府與市場的位置

市場是依靠價格機制自我實現供需平衡調節，能夠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源優化配置的機制，而計劃則能糾正市場失靈，起戰略調控的作用，但是，在實際操作過程中，計劃被用過火了，往往將行政力量普遍運用于社會的各個方面，干預不應該干預的領域，造成資源配置關系扭曲，價格機制失靈，市場經濟中計劃在唱主角，顛倒了市場與政府的主導關系，政府對許多資源的過度壟斷和政府的不恰當戰略對經濟產生了嚴重的影響，中國是一個資本稀缺、勞動富余的國家，但解放后采取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重點扶持資本密集型企業，將有限的資本投資于國有企業，為了降低國有企業的生產成本，提高其競爭力，人為地壓低利率、匯率、原材料價格，造成了資源配置的扭曲。

而扶持的國有企業恰恰又是一些缺乏自生能力的組織，導致了不正當競爭秩序，損害了其他行業的利益，進一步影響了市場的效率。因此，政府權利的集中和對資源的過度壟斷，扭曲資源配置關系，阻礙了中國融資制度的創新。所以，轉變政府職能，重新劃定政府的邊界，消除由政府權利的集中和對資源的過度壟斷造成的影響，讓市場在經濟運行中發揮主導配置資源的作用，政府在市場運行中發揮其糾正與協調、戰略與前瞻的優勢，處理好“強政府”與“弱市場”的關系，擺正好二者的位置，讓二者的互補性更好地發揮出來成為順利實現融資制度創新之必要。

2．重新認識制度創新的“循序漸進”與“平行推進”方式的優劣，走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

制度變遷是制度的替代、轉換與交換的過程，也可以理解為一種效益更高的制度嘲對另一種制度的替代過程。在改革理論和政策研討中出現了“循序漸進”與“平行推進”的爭論，“循序漸進”即改革政策B應當在改革A完成以后才能實行，B體制的實現以A體制的實現為前提條件。它可以圖示為：循序漸進：A—B—c；“平行推進”理論認為，改革政策應該盡可能多地開放經濟體系的各個方面，無須等體制改好了一個再改另一個。

前者的優點在于它對一種體制改革的前提條件的重視，確認了一種體制的有效性與其他體制之間存在一定的依賴關系，但是這是在政府充分理性這一假設條件下的，它忽視了政府有限理性這一現實條件，如在許多發展中國家發生的經濟危機就是典型的例子，一些國家過早地開放金融市場，過早地開放資本帳戶，導致大量游資進入國內進行投資，但是一旦金融預期下降，“游資”抽走，發生金融危機，導致金融早熟的現象，循序漸進改革在政府有限理性的現實下很容易選擇錯誤的路徑。后者避免了前者中“過激”或“早熟”的現象，也考慮了政府有限理性這一假設條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協調經濟體制改革的各種矛盾，但是事物發展也是事物成長的一個過程，其發展有先有后，正如中國開放國內市場一樣，金融市場只能最后才開放，利率市場化也只能逐步放開。因此，平行推進理論也并非融資制度創新的最佳路徑。根據達爾文的進化理論j，事物的發展有其固有的規律，不是簡簡單單的按照人為的“循序漸進”或“平行推進”等固定的路徑前進，事物的發展有其正常的步驟，只有各體制之間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發展才是事物成長規律，而相互阻礙和不遵守規律的發展不是事物的進步，中國推進改革也只有在適當的時間才能采取有效的行動，得認真觀察融資制度創新的規律，總結其發展的客觀事實，走最適合中國融資制度創新的路徑，最大效率地推進制度創新。

3．樹立“資信文化”，構建良好的市場、信用與法律的外部制度環境

制度環境是指一國的基本制度規定，它影響其他制度安排，影響制度變遷、運行和實施成本。它主要包括市場環境、信用環境與法律環境。諾思對為什么一些國家富裕而另一些國家貧困進行了分析，他的結論是“由于缺少進入有法律約束和其他制度化社會的機會，造成了現今發展中國家的經濟長期停滯不前。”中國當前的主要矛盾不是缺乏資本，而是缺少一種激勵儲蓄轉化為投資的有效機制。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公平、公開、公正基礎上的一種契約經濟，它具有較低的運行和交易成本，在市場經濟中要進行交易，必須倡導的是債權人和債務人平等對待，相互競爭，討價還價，締約踐約，自由交易，借債還錢的信用理念一資信文化，對不自覺守信用損害他人利益的人必須有法律制度對其行為約束，因此，市場、信用與法律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從中國總的方面來判斷，中國的交易方式主要是建立在關系經濟基礎上的，關系經濟最大的弊端是隨著交易范圍的擴大，運行成本會大大提高，從而阻止市場范圍的擴大。

因此，克服關系經濟的弱點，樹立“資信文化”，構建良好的市場、信用與法律的制度環境是快速實現融資制度創新的前提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