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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蒙古民族體育教育理念的形成

蒙古高原的地理、氣候環境決定了“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產方式是當時蒙古先民及本地域各少數民族的必然選擇。《綏蒙輯要》[1]這種特有的游牧民族性格，在長期以武備為核心的體育教育實踐中得到轉化，轉化為“強體魄、習弓馬、健行天下”的蒙古族體育教育理念。伴隨蒙古族的崛起和強大，這種體育教育理念逐步融入蒙古族精神系統，發展成為13世紀西征的精神力量：他們以非凡的膽略、強悍的體魄、出色的騎射技能開始了史無前例的跨洲際遠征，先后征服歐亞、問鼎中原。

2體育教育的特征與開展形式

2.1體育教育特征

2.1.1地域特征：每個民族總是在一定的生態環境下進行種族繁衍和發展，并依托這一生態環境創造具有本民族特質的文化形態。蒙古高原冬長夏短、干燥少雨、土層淺薄等地理環境和氣候條件對蒙古族游牧經濟、軍事形態乃至體育教育等產生了深刻而持久的影響：立足于原始草原的鞍馬教育，服務于狩獵、游牧生產的射箭、角力技能的傳授，無不體現塞外原始草原這一特定的地域文化風貌，使體育教育呈現出鮮明的地域特征。

2.1.2民族特征：與農耕民族男耕女織的定居生活相比，蒙古族游牧生產在一望無際的遼闊草原展開，當時“以馬背為生，以弓箭為伴”的體育教育相融于游牧生產生活，相融于軍事實踐。無論是騎術、角力的傳承，還是射箭、布魯技能傳授，都使古代蒙古族體育教育盡顯“崇尚英雄，踐行自由”的游牧民族特征。

2.1.3尚武特征：古代蒙古人所處的蒙古高原正是契丹、女真等少數民族混雜地域，相同、相近的游牧、狩獵生產方式，有限的草場、森林資源使各民族間的利益沖突成為不可避免的客觀事實。加上游牧經濟收入不穩定性等特點，尚武體育教育成為蒙古族繁衍和發展的必然選擇。當牧業遇到自然災害時，他們要四處采摘和組織狩獵以補充食物的不足，甚至因生存所迫還要對中原農耕民族進行掠奪；當牧業豐收，牛馬肥壯時節，男人們與婦女兒童一同跨馬背弓守衛牧群，防止豺狼虎豹的侵襲，更要防范他族侵擾，騎射技能成為蒙古族保衛族人和財產的必備能力。

2.1.4全民特征：蒙古人的體育教育對象不分男女老幼，“他們出去打獵，練習射箭，他們不論長幼都是優秀的射手，他們的孩子一到兩三歲，就開始騎馬、駕馭馬、縱身上馬，還按照孩子們的年歲不同發給大大小小的弓，讓他們學習射箭，他們既靈巧又勇敢。……姑娘們與婦女們也跟男子一樣騎馬，靈便地騎在馬上疾馳。”《普蘭•迦兒賓行紀》[2]不僅如此，在蒙古汗國時期還建立和推行軍國民制度，“蒙古軍皆國人，探馬赤軍則部族也。其法，家有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無眾寡盡簽為兵。十人為一牌，設牌頭，上馬則備戰斗，下馬則屯聚牧養。孩幼稍長，又籍之，曰漸丁軍。”《元史•八冊》[3]這種尚武體育教育體系的形成，因其所體現的連續性、實用性、全民性等特點，在當時有限的社會發展條件下，推動了蒙古社會的進步，使蒙古族在十三世紀近半個世紀征戰中，所向披靡，戰無不克。

2.2體育教育形式

2.2.1父兄式教習：由于原始、半原始的畜牧生產方式，加上蒙古文字發明較晚（1206年創立文字），蒙古社會一直處于半文明狀態。受其所限，包括體育教育在內的整個民族教育都相融于游牧生產生活實踐，這時父親和兄長既是生產者也是教育者，既負責孩子們生產、生活經驗的傳授，又承擔原始體育技能的培養：“蒙古人居常門前系馬并著鞍，凡牧畜等舉動必乘之，故無論老幼婦女，皆習于馬，又能乘馭，小兒五六歲，則伴父兄至牧場，其往復皆由父兄之助，而跨于背，十歲以后，概巧于乘馭，不著鞍之馬，亦能乘之，……”《綏蒙輯要》[4]憑借父兄式教習這一形式，成人們通過口碑教導和身體力行帶領下一代開展生產學習、戰爭學習、體育游戲學習，使一代代蒙古后人逐步長大成人。

2.2.2集體狩獵：狩獵場是古代蒙古族的原始體育課堂，也是他們天然的軍事練兵場。成吉思汗經常教育自己的子民以狩獵練習作戰，做到不與人戰時，應與動物戰。“……他常說，行獵是軍隊將官的正當職司，從中得到教益和訓練是士兵和軍人應盡的義務，（他們應當學習）獵人如何追趕獵物，如何獵取它，怎樣擺開陣勢，怎樣視人數多寡進行圍獵。…..這不單是獵取野獸，也為的是習慣狩獵鍛煉，熟悉弓馬和吃苦耐勞。”《世界征服者史•上冊》[5]即使和平時期，蒙古族也時常組織部落狩獵活動：“每年陰歷五月初五端午節，蒙古族有一個特殊的風俗就是打大圍。它規模之大常常超過其它獵日，……并把它作為一個蒙古族的‘獵節’。”《東蒙風俗》[6]在這項活動開始前推舉“阿賓達”（狩獵總指揮），由他考察和約定圍獵路線、地點、范圍，并帶領全部落的男女老幼開始狩獵活動：在山區采用“門獵”方式，即眾人把獵物從山口往一個山溝里圍堵；在平原地區采用“圍獵”方式，即從四面八方往中間圍堵，最后射殺和捕捉。通過集體狩獵活動，教會蒙古少年在狩獵實踐中如何使用弓箭、扎槍、布魯，如何排兵布陣等，狩獵場成為蒙古人尚武體育教育的天然課堂。

2.2.3宗教獻禮：蒙古族素有拜日祭天的宗教習俗，他們認為“長生天”主宰著草原人的生死與禍福，所以每逢出征必祭“長生天”，每逢牛羊成群、水草肥美必祭“長生天”。在集中反映“長生天”的最高祭祀臺階-敖包祭祀活動中，蒙古先民都要開展賽馬、射箭、搏克（摔跤）等體育競藝，借此取悅四方神靈，保佑他們連年豐收，人畜兩興。為此每當這種大型宗教活動開展之前，各牧戶都要提前選馴良馬，制作精良的弓箭，練習搏克技能，為“長生天”獻佳藝，展風采，以示虔誠。從一定意義上講，當時的敖包祭祀既是開展體育教育的集中場所，也是檢驗牧民后代武備技能的一個高級舞臺。

3體育教育的社會價值

3.1個體社會化價值

由于蒙古先民棲息于干燥、寒冷的蒙古高原，沒有超凡的生存能力很難適應惡劣的自然環境。為使后輩掌握精湛的騎馬、射箭等基本技能，他們從孩童時期就開展弓馬教育，“其騎射則孩時繩束以板絡之馬上，隨母出入。三歲索維之鞍，俾手有所執，從眾馳騁。四五歲挾小弓短矢。及其長也，四時業田獵。”《黑韃事略（及其他四種）》另外，在蒙古族牧區至今還流行一種風俗，當孩子長到一定年齡還有為每一個孩子舉行“騎馬禮”。“騎馬禮是蒙古民族古老的育兒風俗，也是馬背民族特有的風俗。當幼兒長到五歲時，家長就為孩子舉行此禮。基本形式是：讓孩子騎在馬背上后，由家長牽著馬韁繩到鄰里親友那里轉上一圈，以表示孩子已經長大，跨上了馬背。”《蒙古秘史》[7]這種從小就開始的馬背教育和習射教育，使蒙古后代都掌握了精湛的騎射本領，在游牧生產以及狩獵活動中逐漸學會自食其力，投身到游牧生產生活，躋身于蒙古軍人行列。

3.2經濟價值

在蒙古社會早期狩獵一直是蒙古先民攝取生活資料的主要手段，即使在蒙元時期，狩獵依然是游牧生產的輔助形式，其中弓箭、布魯等工具的廣泛使用，極大地提高了狩獵生產效率。當時的體育教育以騎射、角力、布魯等為主要教育內容，結合馴養、加工等生產實踐，在狩獵和游牧生產教育體系中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這種以武備為核心的體育教育以狩獵場為課堂，以天然牧場為學校，以畜牧經濟發展為目標，得到長期傳承，推動了蒙古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3軍事價值

如果說原始草原和游牧生產方式孕育了蒙古民族，那么“強體魄、習弓馬、健行天下”的尚武體育教育促進了蒙古族十三世紀的強大和崛起。這種崇尚武備的體育教育既煉就了蒙古族及其后代精于騎射的超強能力，也培養了他們不懼嚴寒酷暑、任勞任怨的堅強意志，更賦予了他們英勇無畏的好戰天性，“韃靼人吃苦耐勞的精神極其頑強，不怕任何艱難困苦，甚至必要時，只用馬奶就可以維持一個月的生活，……男人要訓練自己能在馬上過二天二夜的生活，馬吃草時可以在馬上睡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民族，在困苦中表現的那樣堅毅，在匱乏中表現的那樣忍耐。”《馬可•波羅行紀》[8]長期的引導和教育，使蒙古先民個個習戰，個個能征善戰，“此輩之嗅覺、聽覺、視覺并極敏銳，與野獸同能。全年野居，幼稚時即習騎射，在嚴烈氣候之下習于勞苦，此蓋生而作戰者也。”《多桑蒙古史•上冊》[9]這種與游牧、狩獵生產緊密結合的體育教育，培養的不但是幾代人，而是整個蒙古民族。當戰爭來臨時，他們象受過訓練的猛獸沖鋒陷陣、所向披靡；在戰事平息時放下弓箭刀槍，又開始新的游牧生產。長期的尚武體育教育和軍事熏陶，使蒙古民族在游牧中強大，在教育中成長，使“強體魄、習弓馬、健行天下”的體育教育理念進一步升華，升華為蒙古族不屈不撓、征服世界的民族意志。（本文來自于《體育文化導刊》雜志。《體育文化導刊》雜志簡介詳見.）

作者：郝延省工作單位：內蒙古民族大學體育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