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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我國城鎮化進程中，大量農村男性勞動力進城務工，而把未成年子女留在家鄉。于是，一個特殊的群體－－農村留守兒童應運而生。在其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現象十分普遍。父親作為子女親子關系中的重要他人，對兒童心理發展具有深遠影響。本文從性別角色意識、社會化發展、人際情感、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學業成績等方面，論述父親缺位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產生的影響，并剖析內在原因，在文末對父親缺位領域的研究趨勢和未來發展方向提出設想。

［關鍵詞］父親缺位;留守兒童;性別角色;社會化

古語云:“養不教，父之過”;“父當以教為事”;“父者何謂也?父者，矩也，以法度教子”，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早已為古人所重視。盡管我們有注重父親教育的傳統，但在實際生活中，承擔教育子女重任的往往是母親。隨著現代社會的迅速發展，男性把大多數精力投放在供養家庭，逐漸淡出教育子女的中心，這種現象在留守家庭體現得尤為明顯。長期與子女兩地分離的居住生活模式，使得成年男性很難完成作為父親的教育職能。事實上有父親，但在實際生活中沒有父親的陪伴，這種困境對處在快速發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的健康成長極為不利。“父親缺位(fatherabsence)”(又譯“父親缺失”、“父親缺席”)是指由于分居、離婚、死亡等原因而導致的兒童缺少父親的關懷，缺少父愛的現象［1］。父親缺位可以分為兩種具體情形:一是軀體層面的缺位，即父親“身”的不在場，包括外出工作、離婚或去世等情況;二是心理層面的缺位，即與兒童情感疏遠，無法盡到父親職責的功能性缺失。本文主要關注第二方面，留守家庭中父親因外出務工無法實現教育功能的缺位，對處在義務教育階段的農村留守兒童，即“父母雙方外出務工或一方外出務工另一方無監護能力、不滿十六周歲的未成年人”［2］心理造成的影響。上世紀中葉二戰結束后，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父親參與家庭教育領域的研究，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1995年瑞典《父親法》生效，它以法律條文的形式對父親在教育子女方面的應盡的責任和義務作出明確規定。近二十年來，國內研究人員著手對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角色和作用進行探討，開始關注父親缺位對兒童成長可能產生的負面影響，但研究對象多為全體兒童，沒有觀照父教貧瘠的留守兒童群體。備受關注的留守兒童領域的成果雖然豐富，但與父親缺位現象相關的已有研究中，大多為針對其影響留守兒童某一方面心理或行為的量化實證探索，尚未出現關于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心理產生的影響進行系統梳理的研究。截至2018年8月底，我國共有農村留守兒童697萬余人，其中96%的兒童由祖輩監護人照顧［3］，在成長過程中父親缺位現象嚴重。因此，本文聚焦于留守家庭中的父親缺位現象，重點探討其對農村留守兒童心理層面產生的影響，具有理論研究意義和現實意義。

一、父親缺位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的性別角色意識

性別角色，是指個體在社會化過程中通過模仿學習獲得的一種與自身性別相適應的行為規范［4］。個體的性別角色意識與文化密切相關，其獲得與認同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對社會或文化所認可的價值觀念的內化。Biller等人將性別角色劃分為性別角色定位、性別角色偏愛以及性別角色采擇三部分，分別對應個體對自身性別的認知評價、情感態度以及行為取舍等方面［5］。由于社會分工和角色期待的差異，父親和母親在兒童性別角色意識形成過程中發揮的作用不盡相同。已有研究發現，相比父母雙全的家庭，離異家庭中單獨撫養子女的母親大多表現出更多的男子氣概，她們的日常行為中傳統意義上女性的性別角色行為較少。留守家庭中，由于父親的長期缺位以及日常撫養者的相對高頻接觸，不同的行為模式和榜樣示范作用勢必會對兒童的性別角色產生潛移默化的影響。(一)父親缺位對留守男童性別角色意識的影響。在農村，男性勞動力被視為家中的“頂梁柱”和權威，承擔養家糊口的重任的父親在很多方面都是男童模仿和學習的對象。1．長期與母親或祖輩共同生活，弱化留守男童的男子氣概由于居住地和工作地路途遙遠，出于節省開支的考慮，進城務工的父親往往很少回家。一年或幾年回家一次，每次相聚時間十分短暫，種種因素使得大部分留守兒童對父親的記憶比較模糊。無論是與母親共同生活，還是由祖輩隔代撫養，“父親”角色的長期缺位以及“陰盛陽衰”的家庭氣氛，導致部分留守男童缺乏陽剛之氣，形成內向陰柔的個性，攻擊傾向下降，暴力行為減少，男子氣概弱化。因為父親外出工作，家庭原有的平衡結構被打破，留守兒童生活方面的一切事物都需要交給母親打理安排，日常頻繁的互動極大提高了男童對母親的依賴和信任程度。與此同時，女性情感細膩、溫和內斂等性格特質逐漸對男童的個性產生影響，母子聯系空前緊密。隨著年齡的增長，男童不再滿足于母親的安排和掌控，母子關系又會陷入緊張和矛盾狀態，短暫的平衡再次被打破，這種親子互動模式也會對男童的性格造成負面影響。2．父親外出務工，強化留守男童的家庭責任感父親依靠自身辛勤勞動，改善了家庭原有生活水平，為子女提供了更為優越的物質生活條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這些好處被留守兒童切身感受到。因此，父親進城工作給整個家庭帶來的積極變化值得肯定。農村地區“重男輕女”思想根深蒂固，家族中的男孩往往被寄予厚望。從小目睹父輩為了提高家庭生活質量，外出艱辛打拼，母親含辛茹苦操持家務，照顧幼子侍奉老人，會激發男童的家庭責任感以及改變現狀的信念。在成長的關鍵階段，雖然沒有父親的陪伴，但他用實際行動為自己樹立了榜樣，男童尚且年幼時便會形成家庭觀念，將父親的做法作為自己日后的選擇，待到成年時同父親一道肩負供養家庭的重任。總之，長期與父親分離的確對留守男童的個性發展產生了一定消極影響，但同時也會促進其家庭意識的萌發，應該一分為二地看待。(二)父親缺位對留守女童性別角色意識的影響。父親作為女兒生命中接觸到的第一個重要異性，會對其身心成長等各方面產生十分深遠的影響。父親對女兒性別角色的影響不僅體現在對女性的認識層面，還體現在對男性的定位和偏好方面。1．繁重的體力勞動，消減女童的女性個性特質成年男性是農村家庭中的主要勞動力，他們的缺席使得與祖輩或母親共同生活的留守女童往往要承擔一定的體力勞動以及照顧老人的任務，與同齡非留守女童相比，她們得到的呵護較少，生活的磨練使其易形成剛強的個性。因此，她們具有某些男性化的人格特征，例如較強的攻擊性和控制欲。研究發現，留守兒童中，女生較男生在人際關系敏感、抑郁、焦慮、偏執等四項癥狀因子得分高［6］。女孩多愁善感，心理較為脆弱，在情感上更依戀父母，心境易受環境改變的影響。父親缺位造成的家庭結構失衡對女童的影響更大，她們容易產生情緒障礙，進而出現攻擊行為。小學階段是兒童強化各自性別意識的關鍵時期，父親在這一階段具有母親不具備的獨特作用。他們可以幫助兒子加強對男性的理解，同時輔助女兒區別男性與女性的不同。而這一時期農村家庭中的父親大多選擇外出務工，無法陪伴子女成長。父親的缺席使得女童無法得到來自異性的足夠呵護，繁重的體力勞作又迫使她們不得不扛起生活的重擔，種種因素都影響留守女童女性特質的形成。2．父親缺位影響女童成年后的擇偶偏好研究發現，女兒的理想擇偶偏好和實際擇偶偏好會受到父親在位與缺位的影響，父親高在位的女兒在擇偶時會更加偏好與父親長相相似面孔，父親中等在位、低在位以及缺位被試沒有表現出這種偏好［7］。面對父親長期離家務工的現實，部分留守女童選擇理解并體諒父親的辛苦和不易。如若母親適時向兒童灌輸父親對她們的牽掛，以及為了全家打拼的觀念，女童們年幼時便會形成對父親的崇拜，同時在內心勾勒出男人的形象。她們認為養家是男性的職責所在，父親的做法是極具家庭責任感的體現，待到成年，女童們便會偏愛并選擇和自己父親具有相似外貌或品質的異性。另一部分長期與祖輩或母親生活的女童，因為長期無法獲得缺失的父愛以及受到現實生活的磨礪，可能會產生相反的想法。她們更青睞“顧家”的男性，認為陪伴家庭的男性才會提供足夠的安全感和支持，這些女童日后可能更傾向于選擇和父親相似度較低的男性作為伴侶。

二、父親缺位影響農村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發展

社會化是指個體在多元環境中，通過對知識技能、行為規范、價值觀念等方面的學習和內化，逐漸適應社會并不斷創造新文化的過程［8］。社會化貫穿畢生發展的全程，只有順利完成社會化，個體才能形成穩定連貫的人格，從而實現由自然人向社會人的轉變。幼兒階段的社會化經歷對人的一生發展具有重要作用，留守兒童因為家庭結構的特殊性，其社會化過程面臨著諸多困難和挑戰。(一)父親缺位影響留守兒童社會化發展的表現。作為兒童成長過程中的重要他人，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發展產生多方面影響。1．社會適應方面周念麗等人通過研究發現，農村留守幼兒的社會適應水平顯著低于非留守幼兒，其中超過九成的留守幼兒在成長過程中缺乏父親的陪伴，即為父親缺位狀態［9］。大量研究已經證實，父子互動在促進兒童社會適應性發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幼兒期是兒童社會性發展的關鍵期，父親長期缺位現象以及造成的深遠影響應引起足夠重視。國外研究者發現，父親缺位與在位是影響兒童能否應對不良生活現狀的重要因素，童年時父親缺位家庭的兒童，通常在成年后也不能較好地應對生活中的困難［10］。可見，父親缺位的影響并非局限于某一時期，它將伴隨個體的一生。2．抗挫能力方面已有研究表明，農村非留守兒童的抗挫能力與城鎮兒童沒有差別，但留守兒童的抗挫能力顯著低于二者［11］。與同齡人相比，留守兒童失去了父親的有力庇護，弱勢的母親或祖輩常常無力解決他們遇到的挫折或困難，加之社會支持網絡相對單一，導致其不得不向現實妥協。因此，父親缺位狀態下的留守兒童往往無法憑借自身力量戰勝挫折。3．情緒調節方面Culpin等人的研究證實，父親參與家庭教育對防治青少年的情緒問題具有積極作用。童年早期父親缺位的兒童成長到青春期階段更易出現抑郁癥狀［12］，他們的情緒調控和管理能力明顯低于同齡人。國內學者研究發現，在父親缺位家庭中，留守兒童的積極情感顯著少于非留守兒童，消極情感方面的特征主要是孤獨感和煩躁［13］。父親長期離家在外務工，導致家庭環境發生巨大變化，使得留守兒童難以得到充足的情感支持，因此，他們體驗到較多的消極情緒和較少的積極情緒。4．問題行為與犯罪方面出現問題行為乃至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是社會化水平不高的直接體現。在個體社會化過程中，家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父親缺席子女的成長階段，家庭原有功能弱化，往往導致兒童出現一系列問題行為。研究表明，父親缺位的青少年犯罪率是普通兒童的三倍，僅與父親共同生活的兒童的犯罪發生率與正常家庭沒有差異［14］。這說明父親對兒童的不良行為具有母親所不具備的特殊抑制作用，父親在位能夠有效約束和減少兒童的犯罪行為。(二)父親缺位影響留守兒童社會化發展的原因。父親外出務工，形式上造成家庭原有結構被打破，實質上對家庭功能產生影響，進而阻礙留守兒童社會化的正常發展。1．父親缺位導致個人權威地位下降父親在傳統的農村家庭中向來被視為權威，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一言一行都會成為子女效仿和學習的榜樣。長期進城務工和親子兩地分離，使其與留守兒童見面和溝通的頻率大大降低，物理距離拉開的同時極易產生親子隔閡，遠在家鄉的兒童對父親的信任和依賴隨之大打折扣，父親外出前的核心和權威地位不復存在。與此同時，留守兒童尚且年幼，他們不具備足夠的判斷力對日常生活中的社會規范和價值問題作出甄別，父親這一權威人物的缺位極易使其陷入迷茫和困頓，甚至陷入價值標準模糊和混亂的狀態。父親缺位造成留守子女不僅喪失了強大的心理支持來源，也失去了社會化的發展方向和具體參照。2．父親缺位引起家庭功能弱化賴斯提出，幼兒的社會化是家庭最獨特、最一般的職能［15］。父親長期外出務工，必然引起家庭功能的弱化。首先，監護方面。父親作為子女法定監護人的地位是祖輩或其他親屬無法替代的，隨著父親的外出，監護職責的被迫轉移存在諸多隱患。受限于自身精力體力以及文化水平，祖輩很難對未成年人進行科學高效的監管，其他親屬或朋友對留守兒童的照顧也大多局限在飲食起居和人身安全方面。其次，教育方面。祖輩對留守孫輩的教育往往出現兩個極端:過于溺愛或過于約束。老人出于補償兒童缺失父愛母愛的考慮，盡可能滿足他們提出的一切要求;抑或唯恐未成年人走上邪路，對其嚴加管教。總之，科學的教養方式在留守家庭并不多見。父親缺位引起的家庭功能的弱化，必然對留守兒童的社會化發展造成不利影響。3．父親缺位阻礙家庭情感培育家庭情感由各位成員在長期共同生活的過程中逐漸積累而形成，置身其中的子女正是在與父母的不斷互動中漸漸對親情有所體悟。來自父母的關心愛護或批評教育，都是兒童成長階段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對普通家庭而言，父子之間的互動具有頻繁連續性，但在留守家庭中，兒童的這一愿望往往很難實現。父親的長期缺位使得原來完整的家庭結構被打破，起初建立的家庭情感伴隨父親外出時間的增長逐漸瓦解，兒童的家庭歸屬感也隨之減弱。淡漠的家庭情感常常令留守兒童陷入內心孤獨的困境，部分內向自卑的孩子選擇封閉自我，不利于其社會化的健康發展。

三、父親缺位影響農村留守兒童心理發展的其他方面

父親缺位不僅影響留守兒童的性別角色意識和社會化發展水平，而且對其人際情感、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以及學業成績等方面都產生影響。(一)人際情感方面。人際情感即個體對自己與他人相處及交往活動進行評價時產生的一種內心體驗，是積極情感的重要組成部分［16］。已有研究表明，早期分離、父母營造的家庭氛圍與青少年時期的同伴交往狀況密切相關。人際情感體驗的性質直接影響個體的自我接納程度。留守兒童尚未建立較為成熟理性的自我意識，處在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很難對自身進行客觀定位，他們的自我接納程度極大依賴于老師的評價和同學的反饋。父親在成長關鍵時刻的缺席，使得兒童在自我意識的迷茫期失去了參照和詢問的對象。因此，師生關系融洽、同伴關系和諧的留守兒童往往能夠與自己良好相處，他們的自我接納程度較高。那些因為與父親缺乏溝通，進而形成內向、孤僻、不自信等人格特征的兒童，在日常的學習生活中不愿與他人合作，影響自身人際關系的同時，也不利于自我接納程度的提高。親子關系和師生關系是兒童在家庭和學校生活中最為重要的人際關系。研究發現，留守兒童父子信任、父子溝通的水平顯著低于非留守兒童，父子疏離的程度高于非留守兒童;師生關系的親密性、支持性和滿意度均低于非留守兒童，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17］。這一結果說明，相較非留守兒童，留守兒童的親子依戀、師生關系較差，由此可見，父教缺失對留守兒童的人際關系具有消極影響。Bowlby認為，兒童與外界建立關系的基礎是嬰幼兒時期的親子依戀，如果此階段兒童與主要撫養者成功建立了安全型依戀，那么日后他們容易與他人形成較為和諧的人際關系;如果兒童未能與重要他人建立良好的依戀模式，那么可能會對后來的人際交往產生不利影響。在留守家庭中，父親迫于生計在子女年幼時外出務工，極大地降低親子依戀的質量，妨礙親密關系的建立，進而對其他重要的人際關系產生干擾。(二)生活滿意度與主觀幸福感。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這兩個概念既有區別又有聯系。生活滿意度是個體依照自身確定的標準對一定時期內自身生活狀況的總體評價。通常，對生活滿意度的測量包含自我和環境兩個維度:自我滿意度，涉及友誼、家庭、學業及自由等四個方面;環境滿意度包括學校環境和社會環境。主觀幸福感是積極心理品質的重要組成部分，指個體對幸福程度的主觀感知和體驗，一般而言，它與外界的標準無關。已有研究結果顯示，在生活滿意度涉及的自我和環境的各個維度，父親缺位家庭留守兒童的得分均低于非留守兒童，組間的因子比較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18］。與非留守兒童相比，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較低，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的主觀幸福感具有消極作用［19］。父親缺位、父教缺失影響留守兒童主觀幸福感的原因存在于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父愛不同于母愛。父親是力量、理性和權威的代表，母親在家庭中的形象溫和、感性而慈愛。兒童若長期無法獲得父親足夠的支持和愛護，就可能導致內心無助、不自信以及深深的孤獨感，母親難以替代和補償因父親缺位造成的父子感情貧瘠和父子隔閡。其次，父親遠離家鄉，留守兒童無論是由母親照顧還是隔代撫養，在農忙時節或日常生活中，都要幫助分擔家中農活及照顧老人的重任，長輩們往往自顧不暇，沒有多余精力再去關注兒童的內心情感需求，這在一定程度上會降低留守兒童的生活滿意度及主觀幸福感。再次，父親缺位后形成的低水平親子依戀模式，使得兒童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難以建立或維系健康良好的關系，不利于其生活滿意度和主觀幸福感的提升。另外，父親長期離家令留守兒童失去有利庇護，在學校生活中他們可能需要面對同學的歧視以及不良輿論環境，更多潛在的負性事件也削弱他們的主觀幸福感。(三)學業成績方面。目前，學術界就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學業成績產生影響的性質、程度以及方式和途徑等問題存在爭議，大致可以分為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第一種觀點認為，父親缺位引起留守子女學習興趣減弱、學習成績下降。持有這種觀點的研究者主要基于以下考慮。首先，父親長期離家，使得原有的家庭結構不再完整，家庭的教育功能弱化。祖輩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無力對兒童的學習狀況進行及時有效的監督，更無法開展課業輔導。其次，母親即使在家，由于操持家務和贍養老人占據大部分時間和體力，對留守兒童的照顧主要關注飲食起居和人身安全，再無心力管理他們的學業，加之多數農村婦女沒有能力解答孩子學習方面的難題和疑問。再次，留守兒童對父親的思念之情以及面對家庭現狀的無力感，令其難以將注意力專注集中于學業。長此以往，求知欲和上進心逐漸減弱，面對不理想的學業成績大部分人走上自我放棄的道路。第二種觀點認為，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的學業具有促進作用。盡管缺席了子女的教育和成長過程，但父親外出務工顯著增加了家庭收入，能夠為留守兒童提供較好的生活條件和更多接受教育的機會，同時有效減輕他們在家務農的勞動壓力，從而為兒童全身心投入學業創設良好的外部環境。但這種觀點僅僅從理論層面作出推斷，尚且缺乏足夠的實證數據支持。此外，有研究者提出，隨著父母外出狀態的延續，留守子女的年齡不斷增長，社會交往自由度漸漸增加，缺位父母對青少年的影響力下降，同輩的影響力上升，朋輩群體的互動會對留守兒童的價值取向、心理活動以及外在行為產生更為深刻的影響［20］，對學習持消極態度的同伴必然會作用于留守兒童的學習觀。因此，外出務工造成缺位后，父親可能因無法監管兒童的同輩交往，進而對子女的學業成績產生間接影響。

四、未來研究展望

盡管傳統社會分工認為母親是子女主要的養育者，近年來，父親在家庭教育中的重要作用逐漸為人們所重視。當前，我國留守兒童總量依然龐大，絕大多數家庭的外出務工者是成年男性，這意味著父親缺位留守兒童成長的現象十分普遍。父教缺失對留守青少年心理發展的影響不僅是學術問題，更是一個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相比國外學者在該領域較為豐富的成果，我國針對父親缺位的研究尚處在起步發展階段。各國文化背景不盡相同，西方學者的結論可能并不適合我國實際。我們在借鑒學習的同時，也要進行父親缺位的本土化研究。探索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心理產生的影響這一問題時，應注意區分不同情況。在父親缺位的留守家庭中，部分子女與母親生活，部分與祖輩監護人或其他親屬共同居住，還有部分留守兒童的父母雙親均外出務工，他們與兄弟姐妹互相照顧或者單獨居住。面對紛繁復雜的實際情況，如何將父親缺位的影響單獨抽取出來，需要研究者周密考慮。目前國內關于父親缺位的已有研究，大多以留守兒童為被試，對其某種心理特質進行測量，研究方法以問卷調查法為主。實證研究得到的數據，可作為了解留守兒童群體父親缺位現狀的推斷所用，但每個家庭各有不同，父親長期離家對留守兒童個體身心產生的影響，需要結合個案訪談，進行深入剖析。將量化研究和質化研究相結合，進行縱向追蹤研究是今后值得探索和嘗試的方向。對父親缺位的研究是為了厘清父親對子女成長的獨特作用，最終目的是更好地發揮父親的教育職能，為兒童營造健康的成長環境。因此，在探討父親缺位后果的同時，還應重點關注解決對策，最大限度降低父親缺位對留守兒童的負面影響。

作者:馮達飛 單位:魯東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