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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后，有關職業教育的理論幾乎是一片空白，不僅廣大的民眾對職業教育及其理論的認識相當模糊，在社會上，不少人對職業教育還存在很深的偏見。因此，其同仁基于對中國傳統教育弊端的深刻認識和對西方先進教育的熟諳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紹美、德、英、法乃至俄國、日本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有關經驗和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發展情況和教育的具體現狀，在1917～1927年間，通過創辦《教育與職業》雜志，集會研討，編、撰并出版職業教育理論著作，等等，就職業教育的含義、目的、意義、內容，乃至實施方法等，積極開展理論探討。

一、職教社探討職業教育理論的背景

1917年5月6日，“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大會于上海假西門外林蔭路江蘇省教育會召開，并暫借江蘇省教育會為社所；參與發起者除來自教育界的蔡元培、嚴修、范源濂、袁希濤、陳寶泉、張伯苓、周詒春、蔣維喬、鄧萃英、顧樹森、郭秉文、黃炎培等個中翹楚外，還有來自實業界、出版界乃至政界的著名人士，像伍廷芳、唐紹儀、湯化龍、王正廷、張元濟、陸費逵、史量才、穆藕初、余日章，以及尚在美留學的蔣夢麟等，計48人。雖然他們所受教育背景不同，甚至學術思想也有分歧，但卻對職業教育懷有共同的情結、期盼和希冀。7月，上海《東方雜志》和《教育雜志》同時發表了他們共同署名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宣言書》（附“組織大綱”）。

在職教社同仁看來：“本社之立，同人鑒于當今吾國最重要最困難問題，莫過于生計；根本解決，唯有溝通教育與職業。同人認此為救國家救社會唯一方法，矢愿相與始終之。”因此，“宣言書”中特規定，職教社以“推廣職業教育”“改良職業教育”“改良普通教育，為適于職業之準備”為目的，規定其所辦事業計有：調查，研究，勸導，指示，講演，出版，表揚，通訊答問，設立職業學校，設立教育博物院，組織職業介紹部。其中，“調查”包括調查現行教育及職業界的狀況；調查社會各業供求及學校畢業生的狀況；調查各地已辦職業教育的狀況。“勸導”是指“勸政府使注意促辦職業教育；勸導社會有力者倡辦職業學校；勸普通學校之堪以兼辦職業教育者，務注意辦理并指導之；勸職業學校之有須改良其教育方法者，務注意改良并指導之；勸導學生與學生父兄，凡青年力不能升學者，速受職業教育；勸導社會，咸注意職業教育。”等等。①可見，“宣言書”既是這些有志的發起人士基于中國教育弊端所作的沉痛概括，更是他們基于借鑒西方國家教育發展經驗為民族強盛所開的救國之方。

在職教社的發起人、主要領導者及其一些社員中，有的是思想比較開明的實業界、教育界元老，有的是民國初年積極投身教育改革的民主教育家，也有的是沐浴了歐風美雨、接受了西方先進文化知識熏陶、先進教育理論影響的留學生，還有的是從清末民初新式學堂（校）走出來的新型知識分子。面對百孔千瘡、百廢待興的新的民主共和國，面對落后、傳統的教育發展和創立先進教育體系的客觀要求，使得“實業救國”“教育救國”成了當時這些在當時極具開拓性和影響力的先進知識分子們孜孜以求、矢志不移的理想。

然而，要推行職業教育，實現“職教救國”的目的，首先必須有一定的理論指導。雖然，早在1914～1915年黃炎培于國內進行教育調查和遠涉重洋赴美國考察教育期間，黃本人及少數有識之士就對職業教育的有關理論進行過一定探討；如在《新大陸之教育》中，黃炎培就曾說：“職業教育，以廣義言之，凡教育皆含職業之意味。蓋教育云者，固授人們學識技能，而使之能生存于世界也。若以狹義言，則僅以講求實用之知能者為限，亦猶實業教育也。”②但時值中華職業教育社成立，有關職業教育的理論幾乎還是一片空白，這從職教社在成立“宣言書”中關于職業教育十分概括的說明，也可見一斑；而1917年7月，朱元善“取日人川本宇之介所著《職業教育研究》一書，芟其繁蕪，抉其精髓，衡以我國國情”譯述而成的著作，取“名曰《職業教育真義》”，③更可謂當時職教界同仁在職業教育理論十分匱乏情形下對之急切期盼的一個典型注腳。

實際上，在當時，不僅廣大的民眾對職業教育及其理論相當模糊，而且，即便是職教社的大部分發起人，對職業教育這一舶來的新生事物的內涵、意義，以及其在整個教育體系中的地位，也沒有太多深刻的認識。特別是，在社會上，不少人對職業教育還存在很深的偏見，“有以為普通教育中，不應涉及職業教育者，有以為職業教育，與實業教育，名異而實同者，亦有以職業教育為功利主義之教育而反對者，甚至有別立一派，專事攻擊職業教育者。”④就其反對之聲而言，因為職業教育關注生計，有人即認為，接受職業教育，僅僅只是為將來謀得一個飯碗，故將職業教育視為“飯碗教育”“吃飯教育”“飯桶教育”；由于職業教育最初乃是黃炎培從菲律賓舶來，而菲律賓又是美國的殖民地，遂將職業教育鄙視為“奴隸教育”；還有人利用諧音，將職業教育稱為“作孽教育”。種種不實、不符、不當之詞，不一而足。有鑒于此，職教社成立后，其同仁基于對中國傳統教育弊端的深刻認識和對西方先進教育的熟諳及崇尚，在立足于介紹美、德、英、法乃至俄國、日本等職業教育發達國家有關經驗和理論的基礎上，結合中國社會實際發展情況和教育的具體現狀，就職業教育的含義、目的、意義、內容，乃至實施方法等，積極開展理論探討，一時蔚為風氣。

二、職教社早期職業教育理論探討的主要形式

在1917～1927年中國職業教育的草創時期，職教社同仁開展職業教育理論探討的形式至多，要而言之，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創辦《教育與職業》雜志

1917年10月20日，職教社的機關刊物——《教育與職業》創刊，《教育與職業》所設欄目每期不固定，在1927年以前，主要的欄目有：專論、通訊、調查、通訊、社務叢錄、校事報告、研究、附錄等。其中，專論和研究欄主要刊登有關理論研究文章。

統計《教育與職業》創刊到1927年刊登的職業教育的理論探索文章主要有：蔣夢麟《教育與職業》（第1期）、《蔣夢麟先生演講職業教育之原理》（第2期）、黃炎培《職業教育析疑》（第2期）、陶行知《生利主義之職業教育》（第3期）、黃炎培《職業教育談》（第3~6期）、鄭宗海（譯）《職業教育諸問題之分析》和顧樹森《職業陶冶之意義與其方法》（第5期）、俞子夷《職業陶冶的辦法一例》（第6期）、穆藕初《穆藕初先生演說實業上之職業教育觀》（第7期）、蔣夢麟《職業教育與自動主義》和顧樹森《職業教育與道德訓練》（第8期）、朱鼎元《對于實施職業教育之管見》（第10期）、莊澤宣《中國職業教育問題》（第11期）和《關于職業教育的名詞與定義》（第23期）、潘文安《職業教育的實際問題》（第23期）、廖世承《中學校與職業教育》（第33期）等。

就理論研究來說，《教育與職業》注意敦請專家擔任編述，注意介紹職業教育專家的新學說、新方法，注意調查中外實施職業教育的狀況，廣搜各方意見。

除了發表大量的理論研究文章外，還出版有多種專號。如“補習教育號”（第13期）、“職業指導號”（第15期）、“職業學生自治號”（第16期）、“職業心理號”（第17期）、“農業教育號”（第25期）、“工藝教育號”（第26期）、“商業教育號”（第27期）、“職業教育研究會特號”（第28期）、“職業訓練號”（第29期）、“女子職業教育號”（第30期）、“職業科設計教學號”（第31期）、“家事教育號”（第32期）、“新學制職業教育研究號”（第33期）、“農村職業教育號”（第38期）。這些“專號”所登的文章和其他有關研究文字一起，對推動早期職業教育的理論研究提到了重要作用。

（二）集會研討

1.年會。職教社的年會，每年5月舉行。從1918~1927年間，共舉辦年會9屆。年會是職教社最重要的會議，討論涉及問題眾多，概括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確定職業教育目的。1918年5月5日，職教社在江蘇省教育會舉行第一屆年會，明確職業教育的目的為：謀個性之發展，為個人謀生之準備，為個人服務社會之準備，為國家及世界增進生產力之準備。此后，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形勢發展的需要，職教社關于職業教育的目的不斷被賦予新的內涵。

第二，報告有關職業教育發展近況。在年會中，除例行報告社務外，還要專門對職業教育的發展近況進行報告。不過，值得指出的是，在有關職教社職業教育發展近況的有關報告中，報告人常常會結合職業教育開展中的問題，發表見解，提出建議，供大會討論，而這無形中，就體現了理論探討的成分。如在1922年5月的第五屆年會上，顧樹森在報告中華職業學校近況時，鑒于中華職業學校一方面是要使學生獲得相宜的職業，一方面又要養成其具有一般公民的知識，故提出必須重視學生自治，“俾效力于國家社會”；并認為，辦理職業學校，既要注意于設科，又要有相當的教材，而“設科須要適應社會的需要，根據社會心理的趨向”“教材須要預有計劃”⑤。

第三，議決有關職業教育的議案和計劃。職教社召開年會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向有關部門提出今后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目標和規劃，而這些方向、目標和規劃，則主要是通過有關議案的形式來體現，并在得到采納后最終實施。在職教社歷屆的年會中，通過的職業教育議案眾多，不勝枚舉。如1924年5月26日召開的第七屆年會上，就通過了《西北各省區職業教育推行計劃案》。在這屆年會上，還議決了1925年度本社的進行計劃，計有十項：繼續為各省區計劃職業教育，繼續為各省區代辦職業教育，從退款項下提倡大規模之職業教育，編訂職業課程標準，實施職業指導，提倡女子職業教育，繼續調查職業教育統計，推廣出版事業，籌備職業教育出品展覽會，附屬各機關之規劃；同時召開的中華職業學校聯合會第三屆年會，通過了《請求政府準許各職業學校原料及出品一律免稅案》。這些議案和計劃，對當時職業教育的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四，邀請實業（職業）界和教育界名人講演。在職教社的同仁看來，講演是宣傳、探討職業教育理論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年會上，常常會邀請一些名人進行講演，這些名人，除了實業（職業）界的巨子外，更多的是對職業教育有所研究或熟悉世界職業教育發展近況的專家。

如1918年5月，在第一屆年會上，馬相伯、穆藕初和吳稚暉分別演說《教育與實業聯絡為救國之本》《實業上之職業教育觀》和《英國職工之生活》，另請甘肅省教育會牛厚澤演說《甘肅省對于職業教育之希望》；1920年5月的第三屆年會，請時在中國的美國教育家杜威講演《職業教育之精義》和《職業教育與勞動問題》；1921年6月的第四屆年會，郭秉文、黃炎培先后講演《美國職業教育之新趨勢》和《南洋職業教育之新趨勢》，鄒秉文講演《我人今后對于國家農業上應有之覺悟》，菲律賓教育局副局長兼職業教育科、體育科科長奧西亞斯講演《菲島職業教育狀況及趨勢》；1922年5月第五屆年會，請中國駐英公使顧維鈞演講《職業為發明的先河》，阮尚介演講《德國戰后之生活狀況及職業教育》；1923年5月第六屆年會，請穆杼齋、崔奇峰演講《職業界希望職業學校學生應備之性行知能》；1924年5月第七屆年會，請同濟大學工科學長德國培倫子博士演講《職業補習教育》；1926年5月第九屆年會，陶行知演講《〈大職業教育主義〉之說明》。這些演講，從不同方面對職業教育進行了解讀，對增進人們對職業教育的認識和開展的信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2.專家會議。專家會議是職教社最重要的會議之一，它是職教社邀請社會上的職業教育專家、教育專家與中華職教社的辦事部負責人共同討論職業教育的理論和實踐問題的高層次研討會，有時也會對重大社務工作進行討論。從1926年起，每年春召開一次（1928年和1932年除外），其中在1927年前的兩次會議，即1926年2月和1927年1月召開的第一和第二次專家會議，先后在蘇州和嘉定舉行。

由于專家會議的舉辦意在縝密討論當時有關職業教育的重要問題，以期圓滿之解決，所以，歷次的專家會議往往會對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加以研討。如第一次專家會議就對此前黃炎培提出的“大職業教育主義”進行了研討，不僅對“大職業教育主義”加以肯定，而且提出，在實施“大職業教育主義”時，應遵循視其緩急、量力而行的原則。

此外，中華職業教育社還有每年3月和9月舉行董事部的董事會，每年1月、4月、7月、10月各舉行一次的評議部的評議員會（遇有必要時，得舉行監事會），每周一舉行的辦事部的辦事員會；以及各種不定期的研究會、顧問會、談話會等。這些會議，同樣也是宣傳和研討職業教育理論的重要形式。

（三）職業教育理論書籍的編、撰

在職教社的同仁看來，有關職業教育的基本問題，是必須首先明確的重要問題，因此，從職教社成立始，在積極倡導職業教育的同時，針對職業教育概念不明、內涵不清、理論匱乏的狀況，職教社在1917年8月，專門成立了“職業教育研究部”。研究部吸納江蘇省教育會所設的職業教育研究會，積極開展理論研討。不久，又設立職業教育編輯股。在研究部和編輯股的組織領導下，職教社有關領導人充分發揮職教社各地社員的積極性，在引介職業教育、宣傳職業教育、實踐職業教育的同時，組織刊行了大量職業教育理論著作。值得指出的是，在早期，由于對職業教育的理論認識十分有限，所以，有關這方面的書籍主要以翻譯為主，由本社同仁自己編寫的著作多以概括性的闡述為主，這也可見當時職教社同仁對職業教育本身基本問題的認識尚十分粗糙。這些著作，概括起來，有以下幾類：

1.明確職業教育基本問題的書籍。這方面的書籍如：《職業教育》（中華職業教育社1919年版）：該書系徐甘棠輯譯美國施訥登博士所著《職業教育問題》一書而成，由蔣夢麟審訂。該書對中國職業教育的發展情形作了簡要的說明，通過它，有關職業教育的種種問題將渙然冰釋，故出版以來，風行全國。

《職業教育表解》（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年版）：該書是職教社鑒于社會各界對職業教育未能十分了解，為了幫助人們有所認識，由顧樹森輯40幅表所成。書中對職業教育的意義、種類，職業教育設施的范圍、準備，職業教育實施的方法，以及職業陶冶等，均有簡要的說明。

2.介紹國外職業教育的著作。有關這方面的書籍主要有：莊澤宣譯述《美國家事教育》（上海商務印書館1920年版）：該書在簡單介紹美國家事教育機關的基礎上，對家事教育的范圍、目的、教法、設備等作了分析，并就鄉村學校、小學、中學、師范學校等與家事教育的關系作了說明，另列舉了美國一些實施家事教育的主要學校。

《德國工商補習學校》（商務印書館1925年1月版）：為“職業教育叢刊”第六種，系陸振邦根據同濟醫工大學工科學長德國培倫子博士原著所譯。該書詳述了德國工商補習教育的現行辦法和實施情形，出版后，成為當時國內辦理工商補習教育和熱心職業教育者的重要參考書。

3.關于指導職業教育如何實施的書籍。為了有效地指導各地職業教育的實施，職教社專門編寫了指導職業教育如何實施的書籍，這類書籍，一般從職業教育的重要性論起，涉及職業教育實施的方方面面。茲錄數種如下：

《職業教育研究》：為“職業教育叢刊”第一種，系鄒韜奮根據新近出版的美國希爾博士所著的《職業教育概況》，并參考其他英文名著、斟酌中國情形編成，經黃炎培校閱審定后，于1923年3月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該書共10章，涉及職業教育的意義和重要問題，職業學校的分類，職業心理，職業補習教育，職業指導等，書末并附有“美國實行振興全國職業教育之大計劃”，被認為是“研究職業教育最新穎最完全之善本”。

《小學校職業科教授要目》（中華職業教育社1919年版）：乃江蘇省立各師范附屬小學針對本省各縣設立職業科的小學日漸增多，而對小學校職業科教授要目所做的研究草案。該書條分縷析，內容詳盡，被稱為小學開辦職業科的最佳參考書。

《實施職業教育要覽》（中華職業教育社1922年版）：由職教社編，包括內容有10個方面：職業教育在新學制上之位置，職業教育之定義，職業教育之目的，職業教育之分類，職業教育機關之種類，職業學校名稱標準，職業教育設施標準，職業教育機關各學科之種類及分量，職業訓練標準，職業教育參考書諸要目鉤要、提要一覽。該書被認為是“辦理職業學校者不可不看，研究職業教育者不可不看”的一部重要著作，自1922年5月出版后，1923~1928年曾五次修訂（正）再版，對指導當時職業教育的有效實施起到了積極的作用。

綜上可見，作為近代中國第一個倡導、研究、實施職業教育的全國性的教育團體，中華職業教育社在成立后的最初10年間，其同仁團結一致，懷抱“教育救國”“職教救國”的信念，在致力于介紹西方職業教育的經驗、大力宣傳職業教育的同時，積極探索職業教育的有關理論，尋求中國職業教育發展的模式，他們所編寫或撰著的大量職業教育理論著作，不僅有力地推進了當時職業教育的近代化，更是成為我國職業教育發展史上彌足珍貴的精神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