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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的史學思想進行了相當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們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認識。但也存在一些問題，主要是缺乏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整體觀照和系統研究。

關鍵詞：周谷城；史學研究；史學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陽人，現當代著名史學家和社會活動家。周谷城是一位頗為獨特的史學家，既研究中國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獨力撰著了《中國通史》和《世界通史》兩部不同凡響的通史著作，成為史學界的一大奇觀和“絕唱”。

學界對周谷城史學研究的關注可謂由來已久，但對其學術價值的認同和深入研究則在改革開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紀學人周谷城去世，學界隨之出現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熱”，學術成果紛紛涌現。但略感遺憾的是，學界尚未對此十年來的研究成果加以總結。筆者不揣淺陋，擬就此問題加以梳理，以期學界的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縱論今古，橫說中外”的學術大家。其史學思想堪稱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劃分為以下幾個方面：《生活系統》、《中國社會史論》、《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觀、反對歐洲中心論、“無差別境界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中西文化觀九個方面。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研究可謂方方面面、林林總總，但總體上并未超出上述九個方面。

一、關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統》

《生活系統》是周谷城早年撰寫的一部歷史哲學著作，成書于“”和大革命期間。該書的基本宗旨是闡明“生活的真相”。反對各種主觀武斷的人生觀和社會理論，對周谷城以后的學術研究產生了深遠影響。他指出：“這在我個人的學術體系上似乎是一個框框，但我后來的工作，如果稱得上是治學，卻實是依這個框框進行的。”

十年來，學界對《生活系統》的寫作旨趣頗感興趣。張志哲認為，“《生活系統》力圖表明這樣一種哲學觀點：任何思想都不是偶然產生的，而是來自現實生活；生活本身使人有所感，從而產生了各種看法和見解。”武克全指出，《生活系統》把知、情、意三種精神狀態與治學相聯系，而不同的精神狀態又與不同性質的學術相聯系，這就決定了周谷城后來治學領域的廣泛。孔繁敏認為《生活系統》貫穿于周谷城的史學研究，“《生活系統》是周先生學術思想體系的萌芽，它與30年代所寫的《歷史完形論》和60年代所寫的《統一整體與分別反映》以及《所謂意境》等思想是一脈相承的。”莫志斌對《生活系統》的學術價值給予了高度評價，“生活三境輪轉進化的人生觀雖然不是十全十美，甚至在某些方面也不無缺失，然而，這種人生觀的提出對于會通古今、融合中西，以及調和科學與人生觀來說，堪稱為一個楷模。”

二、關于周谷城的《中國社會史論》

大革命失敗后，周谷城開始了著書立說的大學教授生涯。但他仍然關注中國革命的前途和命運，參與了“中國社會史論戰”。在此期間，他撰著而成《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和《中國社會之現狀》三部社會學著作，后來合稱《中國社會史論》。

十年來，《中國社會史論》的革命性和學術性為學界所認同。姜義華先生在分析《中國社會史論》的寫作宗旨時指出：“他努力運用自己所掌握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分析近代以來中國社會經濟的變遷，剖析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特點，試圖說明改造中國社會現狀的途徑。”孔繁敏指出：“他的寫作目的很明確，就是要專從歷史上下手，探尋歷史上中國的真相，揭示中國社會轉變的原因，以圖改造現實狀況。”張光武認為，《中國社會史論》是周谷城史學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該書為以后的周著《中國通史》打下了堅實基礎。莫志斌認為，《中國社會史論》的最大的特色就是運用了馬克思的唯物史觀與階級分析方法，特別是階級斗爭理論。他對《中國社會史論》的學術性給予了肯定，“他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作指導，對中國社會的結構、中國社會的現狀以及近代社會的變化，作了極為全面和深刻的分析，從而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需要指出的是，周谷城本人并不諱言《中國社會史論》存在的某些缺憾，坦承該書過于偏重階級斗爭而辯證性不足。

三、關于周谷城的《中國通史》

《中國通史》是周谷城撰寫于三十年代中后期的代表性史學論著。十年來，學界對周著《中國通史》及其“歷史完形論”給予了相當的關注和研究。

“歷史完形論”在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屢屢被認定為資產階級史學的黑論而橫遭批判。莫志斌富有針對性地指出。“歷史完形論”是唯物史觀指導下的史學理論，而不是什么黑論。徐復芝認為，在白色恐怖的歷史條件下，周谷城在《中國通史》中不可能公開標榜馬克思主義歷史觀，而“歷史完形論”是他對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新見解、新闡釋。學界對周著《中國通史》的學術成就給予了肯定。楊志剛認為，周谷城注重在世界史的總體格局中研究中國史，周著《中國通史》是一部具有世界眼光的中國通史。莫志斌認為，周著《中國通史》無論是在謀篇布局還是在具體論斷上都不乏獨特之處。徐復芝指出，周著《中國通史》的坎坷經歷從一個側面反映了中國現代史學發展的曲折歷程，該通史在中國的通史著作中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美國學者德里克認為，周著《中國通史》注重歷史證據，靈活運用了馬克思主義理論，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解釋中國歷史的最佳范例。但也有學者認為該通史存在某些偏頗之處。趙梅春指出：“由于周谷城過分地關注通史著作表現出歷史的完整性，對紀傳體、編年體、章節體等史體一概否定，有失偏頗。……中國通史的內容側重于社會變化方面，這樣固然便于完整把握中國歷史的變遷，但個人的活動、學術文化等被忽略，難以反映出歷史本身的豐富內涵。”

四、關于周谷城的《世界通史》

周著《世界通史》是周谷城在40年代后期撰寫的又一部代表性史學論著，也是中國人自己撰寫的第一部世界通史。十年來，該通史以其新穎的史學理論和編撰旨趣而飲譽學界。

關于周著《世界通史》的史觀。研究者認為，周著《世界通史》強調世界史的統一整體和有機組織，其史觀為“整體史觀”。莫志斌分析說：“周谷城的《世界通史》打破國別史集合的世界史舊框架，力求從部分與全體的對立統一角度，綜合鳥瞰人類社會發展中的全局或統一整體。”張廣智從反對歐洲中心論的角度指出：“周谷城在他的《世界通史》中，貫穿的一個基本思想就是：反對歐洲中心論，倡言世界史編撰的整體觀念。”李勇認為，周著《世界通史》從“歷史完形論”的內在要求出發，著力揭示世界史的有機整體性，這樣的編撰觀念也就是“整體史觀”，與近年來風靡史壇的“全球史觀”相接近。顧曉鳴指出，周谷城在史學研究中具有世界眼光，能夠以健康平等的心態看待世界和自我，因而既能夠堅決地反對歐洲中心論又沒有陷入狹隘的民族中心主義。于沛對周著《世界通史》把中國史納入其中的做法表示了贊許，反駁了某些海外學者攻擊該通史散布“中國中心論”或“漢族中心論”的虛妄之論。姜義華先生也指出：“將中國置于世界聯系之中，這本是客觀而公正的態度，與將中國看作世界的中心風馬牛不相及。”此外，研究者普遍肯定周著《世界通史》成功地運用了比較法，認為周谷城是新時期倡導中外史學比較研究的先驅人物。

五、關于周谷城的古史分期觀

古史分期問題是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無可回避的理論問題，學界對此問題聚訟紛紜，長期爭論不休。周谷城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對該問題做了不懈的思考，也多有論述，是古史分期流派中“東漢封建說”的倡始人。

莫志斌認為，周谷城的“東漢封建說”既是他注重世界全局性的結果，也是他獨立深思的結果，因而能夠獨樹一幟。孔繁敏認為，古史分期問題是近代史家們無法回避的問題，對歷史分期看法的不同，實際上也就是歷史觀的不同。王秀青認為，“東漢封建說”立足于周谷城對中西歷史充分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是周谷城幾十年來治學的經驗總結。她指出：“盡管他的研究結論尚有商榷的余地，但是他因中西比較的方法表現出來的寬闊視野和因比較而得出來的結論都充分體現出他不懈追求真理、勇于創新的開拓精神。”陶用舒對周谷城的“東漢封建說”給予了高度評價：“獨具特色，理論充分，當為一家之言。”

六、關于周谷城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問題

周谷城是中國學界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先驅人物，周著《世界通史》堪稱反對歐洲中心論的通史佳作。建國后他又多次闡述歐洲中心論的荒謬和危害。

肅清歐洲中心論的消極影響是中國學界面臨的艱巨任務。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率先起來反對歐洲中心論表示了極大的關注。研究者認為，歐洲中心論與周谷城的“整體史觀”不相容。這是他能夠實事求是地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內在原因。張廣智強調：“周谷城從世界歷史的全局觀念或統一整體出發，斷定歐洲中心論是荒謬的，但必須指出周氏的思想是全面的而非偏激的。”李勇認為，周谷城的“歷史完形論”與歐洲中心論不相容，這是他率先起來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學術動因。學界對周谷城反對歐洲中心論的努力和成就給予了高度評價：“他所提出的觀點和作出的論證，對于‘歐洲中心論’這一頑癥，可以說是一劑良藥。”多數研究者肯定周谷城是徹底的反對歐洲中心論者，但也有學者認為，周谷城雖然在主觀上堅決地反對歐洲中心論，但從客觀效果來看并不徹底。

七、關于周谷城的“無差別境界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

20世紀60年代前期，周谷城撰文探討史學、美學和文藝理論問題，結果引發了全國性的學術大論戰，論戰影響之大，甚至引起了海外學者的關注。

關于論戰的緣起，武克全分析說：“周谷城從史學、美學、藝術創作的角度，闡述了如何正確認識矛盾斗爭的限度、矛盾斗爭與矛盾統一的關系，如何認識時代與時代精神，如何正確認識科學、道德、藝術的社會功能等重大問題的看法，批評了當時支配一切的‘斗爭哲學’的錯誤思潮。周谷城的這些文章，特別是其中提出的‘無差別境界’和‘時代精神匯合論’，立即招來了一場人多勢眾的圍攻。”志斌指出：“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意識形態領域過火的政治批判不斷升級的情況下，他在自己熟知的領域進行學術研究，發表一系列文章。闡述了‘無差別境界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等學術觀點，雖然由此而引發了大的學術論爭，但他始終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與對方辯論。真正表現了一位正直的學者的學術良知與無私無畏的學術勇氣。”姜義華先生精辟地分析了論戰的背景和實質。20世紀60年代前期，黨內外對1958年以來的重大失誤作了一些反思和糾正，但與此同時。階級斗爭的弦也越繃越緊，糾“左”努力被指責為要復辟資本主義道路。在此情形之下，周谷城挺身而出撰文糾“左”，其“無差別境界論”和“時代精神匯合論”與當時居于支配地位的“斗爭哲學”對立，因而很快就引發了全國性的學術大批判。

八、關于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觀

如何妥善處理中西文化問題是關乎民族復興和現代化建設能否順利進行的現實問題，也是長期困擾學界的重大理論問題。周谷城在其漫長的學術生涯中對此問題作了不懈的思索，晚年的周谷城對中西文化問題更為關切，提出了不少真知灼見。

武克全先生認為，周谷城特別關注中國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的研究，力主中西文化交流，“文化綜合說”是其一生治學的總結論。張光武指出，在中西文化問題上，周谷城既反對全盤西化也反對全盤中化，而力主中西文化交流。莫志斌認為，周谷城的中西文化觀要點有三：一是重視中國文化的歷史地位；二是認為世界文化史是一個多元的有機整體；三是認為中西文化交流是相互滲透、互有提高并走向綜合。張謙分析了周谷城的文化關懷，認為周谷城極為關注如何實現中國文化的現代化，同時也很關注如何傳承中國傳統文化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十年來，學界對周谷城史學思想作了相當廣泛的研究，取得了階段性的研究成果。但無庸諱言，既有成果大多屬于專題論文或者人物傳記，對周谷城史學思想的系統研究有欠缺，對其史學思想的發展脈絡和內在聯系關注不夠。此外，既有成果似有概念化之嫌，缺乏對具體內容的具體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