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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傳入中國已有近百年的歷史了，它對中國史學的發展無疑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建國以后，唯物史觀在我國占據了主導地位，廣大史學工作者以之為指導，在各個史學領域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績。但一度左傾思潮泛濫，問題也隨之而來，不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而是馬克思、恩格斯以至列寧、斯大林、的一些個別論述被割裂開來，被斷章取義，被當作教條、公式，變成束縛生動的歷史研究的繩索。改革開放的春風解開了人們思想的禁錮，人們在總結過去歷史的研究的成敗得失之余，難免會思考，唯物史觀在新時期是否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從而可以繼續作為我們研究的理論基礎?應當怎樣理解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怎樣豐富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本文擬就這些問題談一點個人的不成熟看法。

一

不少學者認為，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是由我國社會主義的性質決定的，我們事業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主義，這已被寫進了憲法，唯物史觀的指導地位難道還用得著懷疑嗎?這種說法固然不錯，但是，從認識論的角度出發，我覺得這種說法尚不夠完善，或者說，尚不足以說明唯物史觀所包含的真理性成份。堅持唯物史觀實有著更重要的理由，就是這種史觀是被實踐證明了的唯一正確的理論體系。就幾十年歷史研究的實踐來說，只有這種理論提供給了我們分析歷史問題，闡釋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最為銳利的思想武器。

我這里說的首先是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即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表述的用于指導他整個研究工作的出發點：

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合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這只是生產關系的法律用語)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82—83頁。)

以上關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相互關系及其矛盾運動的論述，可以說是對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全面深刻而準確的概括，是對歷史發展規律的總結。以我們迄今接觸到的古今中外所有關于社會歷史發展的理論，確實還難以找到比這更全面深刻的理論概括。近一個世紀以來，廣大史學工作者正是以之為武器，在研究的各個領域對歷史做整體的或具體的探討，認識歷史進程，探討歷史規律，結出大批碩果，推動了中國史學的發展。

以我本人從事的先秦史研究為例，我認為，無論是過去傳統的古史系統，還是在進化論思想指導下的所謂“新史學”，乃至最近傳入的各種西方史學理論，都難以同唯物史觀指導下對這段歷史所做出的闡釋相比擬。這段包含有我們祖先的童年、我國文明的開端、早期國家，以及世襲社會向傳統社會轉變歷程等發展階段的我國遠古歷史，只有用唯物史觀來闡釋才更合理，更接近歷史真實，更給人以深刻的啟迪。

如論及春秋戰國之際的社會變革，我們知道，這是我國歷史上除近代社會的轉型外最大的一次變革。過去先哲們亦或朦朧地意識到歷史上的這次重大變革，如王夫之就曾說過戰國是“古今一大變革之會”；(注：王夫之：《讀通鑒論》。)顧炎武《日知錄》言及春秋與戰國禮儀風俗之差異，認為這所有變化皆出于春秋戰國之際百數十年間，而得出“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盡矣”的結論。(注：顧炎武：《日知錄》第13卷，《周末風俗》條。)然而他們有誰能像唯物史觀的運用者那樣，把握住這場變革的根本性質，說清楚這場變革的起始原因，及其逐層變化的事理邏輯?根據唯物史觀，這場變革實起于春秋戰國之際生產力性質的變化。春秋時期鐵器與牛耕的使用是促使所有這些變化的最根本的動力。由于有了鐵器與牛耕，才有了土地的大量墾辟，有了戰國大規模水利工程的興修，有了精細農業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以及隨之而來的手工業的發展和商品經濟的繁榮，包括金屬鑄幣的廣泛使用、城市的興起，富商大賈及高利貸的活躍……以上標志著戰國生產力水平提高之犖犖大端者，皆見于文獻記載和考古發掘，是誰也無法否認的。隨著社會經濟的這種變化，人們的相互關系包括財產關系也跟著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舊的宗法組織，即以血緣為紐帶的各種氏族(宗族)或大家族結構紛紛崩毀，代之以個體家庭為主的社會結構，個體勞動、“分地”代替了集體勞動和“公作”；統治階級對農民的剝削也由過去的“助法”即力役剝削改變為稅畝制即租稅剝削，這使我國從此進入傳統的以個體小農經濟為基礎的社會。所有這些有關生產關系及社會結構的重大變化都發生在春秋戰國之際，并且它們都可以歸結為社會生產力提高所導致的結果，其間變化之跡也是十分清楚的。在社會經濟基礎發生了如上變化之后，便是上層建筑和意識形態領域革命了。在這方面，人們同樣看得十分清楚的是，由于宗法制及氏族社會結構的瓦解，我國夏商周三代沿襲下來的早期國家(即建立在氏族組織的聯合基礎之上的國家)最終演變為建立在地域組織基礎之上的成熟國家。郡縣制代替了過去的分封制，由郡縣及于鄉、里、會、伍這樣一套管理編戶齊民的地區編制由是成為以后兩千多年專制王朝政權的組織基礎，一套新的中央集權的官僚制度代替了舊的世卿世祿制，世襲貴族的統治從此成為歷史。在思想文化方面，一個新的知識者階層——士的出現是這個時期最重要的事件，它的出現同樣根源于社會經濟結構的變化。由于士階層的出現及國家任用賢能而不是任用世襲貴族這一變化，又促使了士階層的活躍，促使了諸子百家的爭鳴和戰國學術的繁榮，以及各種文化事業的發展。總之，一個世襲社會向傳統社會的轉變過程，不僅可以，而且只有用唯物史觀才能得到很好的說明。迄今為止，難道還有什么其他的理論可以比這更好地解釋春秋戰國之際的這場變化嗎?

目前，對于春秋戰國之際歷史進程的這樣一種闡釋，已成為多數人的共識，說明唯物史觀已深入到廣大史學工作者心中，成了多數人們自覺運用的思想武器。非但春秋戰國之際的變革，其他如中華文明的起源、早期國家、商周社會形態等重大問題，學者也都在用唯物史觀做武器，對之進行探討。到現在，前輩史學工作者已為我們積累了不少經驗，我們完全可以在此基礎上，高舉唯物主義的思想旗幟，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肩負起新時期賦予我們的光榮使命。

二

堅持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必須同史學領域右的或“左”的思想傾向做斗爭。所謂右的思想傾向，就是公開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認為唯物主義已經“過時”，或者干脆主張指導思想的多元化，亦即主張用非唯物主義思想指導我們歷史研究。所謂“左”的思想傾向，就是前面提到的把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論述割裂開來，背離實事求是的原則，以他們的個別論述取代馬克思唯物史觀的根本原理，使之成為束縛歷史研究的僵死的教條。就一段時間歷史研究的狀況和目前史學界的實際情況看來，我認為，這前一種思想傾向固然存在，并應當引起我們警惕，但后一種思想傾向卻是更主要的，更應值得我們大力克服的。這種傾向造成了我們的歷史研究脫離實際，脫離廣大群眾，并且是使許多青年史學工作者對唯物史觀發生誤解與產生隔膜的主要原因。在當前，亟需要針對這一方面的問題開展工作，堅持實事求是，堅持解放思想，一切從實際出發，破除那些長期以來束縛人們思想的似是而非的教條，正本清源，弄清楚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礎上搞好我們的歷史研究。這也與當前思想戰線總的形勢相吻合的。

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就其基本理論來說，其實并不深奧，并不繁復，也并不那么神秘。即如上引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闡述的那些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應是既簡明而又深刻，既樸素而又切中肯綮的。這些基本點，也反復見之于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其他一些著作，如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恩格斯的《卡爾·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卡爾·馬克思》、《在馬克思墓前的講話》等，說明馬克思、恩格斯有關唯物史觀基本原理的論述是始終如一的。簡單說來，這個基本原理就是對人們的物質生產活動決定人們的經濟關系、經濟基礎決定社會的上層建筑及意識形態，由此推動社會由低級到高級的發展這樣一種歷史規律的歸納。現在一些人賦予唯物史觀過多的含義，把本來不屬于這個范疇的一些內容也當成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去宣傳，要求人們去遵守，并拿它當普遍規律去闡釋社會歷史發展的進程，這實際是既不尊重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背離了歷史研究的實事求是原則。

我們認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同馬克思、恩格斯對人類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及具體歷史問題的論述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前者是他們觀察人類社會歷史根本出發點，是對整個人類社會矛盾運動及其發展規律的總結，后者則是他們運用這一基本觀點對各個具體歷史階段所經歷的各種經濟形態的分析，或者是對某一民族或國家具體歷史的描述。雖然這些論述和分析也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也應當受到尊重，但畢竟是他們有關歷史理論的第二層次或第三層次的論述，與唯物史觀本身并不能劃上等號。這些論述的適應范圍一則受到具體時間和空間限制，二則(特別是有關具體歷史問題的敘述)也受到當時具體環境，包括資料來源等條件的限制。一些這樣的論述是否那么完善，一定要句句當真理，是需要我們采取實事求是的態度的。拿現在人們關心的社會形態理論來說，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中有四種生產方式或曰四種社會形態之說，加上他們描述的在這四種生產方式之后的共產主義社會，人們將其歸納為“五種生產方式”或“五種社會形態”。有人認為，這五種社會形態的依次演進也是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人類社會的發展規律，是馬克思唯物史觀的基本范疇。這實際是經不起檢驗的。因為馬克思、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已明確將上述五種社會形態的演進限于西歐各國，對于西歐以外廣大地區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他們是將其歸入“亞細亞生產方式”范疇之內的。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可以隨時看到他們將亞細亞社會形態(或曰“東方的”社會形態)與奴隸制、封建制并提，當作東、西方同時并存的幾種社會形態，如：

資產階級經濟只有在資產階級社會的自我批判開始時，才能理解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東方社會。(注：《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9頁。)

在奴隸制、農奴制等等之下，勞動者本身表現為服務于某一第三者個人或共同體的自然條件之一(這不適用于例如東方的普遍奴隸制，這僅僅是從歐洲的觀點來看的)。(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96頁。)

在奴隸關系、農奴關系、貢賦關系(指原始共同體時的貢賦關系)下，只有奴隸主、封建主、接受貢賦的國家，才是產品的所有者，因而才是產品的出售者。(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64頁。)

以上，“接受貢賦的國家”即指“東方專制君主”(注：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第370頁。)，其對臣民普遍實行的人身占有和剝削稱為“普遍奴隸制”。對于這種剝削關系，是不能用“歐洲的觀點”即西方的奴隸制、農奴制關系來加以解釋的。這種“東方的”即亞細亞社會的特征，一直與“古代社會”、“封建社會”的存在相始終。既然如此，我們怎么能夠將“五種社會形態”當作世界各民族普遍必經的社會，或者當作全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規律呢?

然而我們過去正是長期將之當作鐵定的歷史發展規律去看待。我們曠日持久的古史分期討論便是在預設了“中國不能沒有奴隸社會”的前提下進行的。從實際出發，中國歷史上本來就沒有過一個奴隸社會。商代不是奴隸社會，因為其時作為社會生產主要承擔者的“眾”或“眾人”并不是什么奴隸，而是各個氏族組織的族眾；西周、春秋也不是奴隸社會，那時社會的主要生產者庶人與商代“眾人”是同樣性質的農民；戰國、秦、漢廣大的編戶齊民更不是什么奴隸。可是過去在“中國不能沒奴隸社會”的指導原則下，大家非要把這其中的一個或幾個朝代說成是奴隸社會，然后再在此基礎上來討論所謂中國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的分期，也就是中國奴隸社會的下限到底應斷在什么時候的問題。所以這個討論曠日持久而得不出什么結論。要說反思建國以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這無疑是一個最大的教訓。它告訴我們，正是教條主義、公式主義阻滯了馬克思主義史學在中國的健康發展。包括現在一些人們對唯物史觀的誤解、生疏與隔膜，“左”傾教條主義都是難辭其咎的。

其他一些建國以來發生的重大歷史問題的爭論，例如農民戰爭問題、漢民族形式問題等，在涉及理論指導時，也有過類似情況出現。如關于漢民族形成問題的討論，不少論者僅是主要憑著斯大林關于“民族”概念的一段論述：“民族不是普通的歷史范疇，而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范疇”(注：《斯大林全集》第2卷，第300頁。)，就將我國主體民族漢族的形成拉到了明清以后，甚至近代，同時武斷地指責范文瀾先生所提出的漢民族形成于秦漢之際的論點，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原理相違背的。這里，斯大林有關民族問題的論述與馬克思主義原理二者之間劃上了等號，一個具有悠久歷史的民族硬被說成是僅僅形成于近代的幼稚民族。如此之類，今天看來實難以被人接受，而在過去教條主義盛行的年代，卻是堂而皇之。像這樣生硬搬用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語錄，打“語錄仗”，成為那個時候的一大景觀。這樣，歷史研究實難正常地進行，唯物史觀的真諦亦難得到很好地張揚。

以上這些，并非要把建國后我們的史學研究說得一無是處，沒有成績可言。我曾經寫過《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已對建國以來的先秦史研究的成就與不足做出過較為全面的總結，(注：沈長云：《先秦史研究的百年回顧與前瞻》，《歷史研究》2000年第4期。)不擬重復。這里只是強調，為了克服缺點，我們必須著重糾正過去那些主觀唯心主義的東西。盡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口號倡導了這么多年，史學界尚待清理的形而上學的東西仍然不少，許多是非仍不是那么明確。我想，只有清理了這些蒙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上的灰塵，我們才真正發揚唯物主義。

三

當前，面對各種史學思潮，包括被不斷引進的西方史學理論的沖擊，我們不但要堅持唯物史觀，而且要豐富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在這方面，我的想法還不夠完善，只能提出兩點粗略的看法。

一是要加強中國史的研究，尤其是加強中國社會發展史的研究，以中國歷史發展的實際去豐富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如前所述，馬克思、恩格斯曾將西歐以外廣大地區前資本主義的社會形態劃歸“亞細亞生產方式”的范圍，并同時勾勒了一些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征。現在看來，盡管馬克思、恩格斯對古代東方社會結構及發展路徑不同于西方的基本估計是正確的，但限于他們所處時代對東方了解的程度，他們有關亞細亞社會形態特征的具體描述尚存在著某些不夠精準的地方。眾所周知，馬克思、恩格斯也把中國歸入了亞細亞社會的類型，這無疑對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具有指導意義，然而毋庸諱言的是，我們有關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特征的具體描述同樣存在著不夠精確的問題。這或許是他們接觸到的有關中國的資料來源受到某些局限所致。鑒于這種情況，認真研究中國歷史，實事求是地總結出一套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的特征及其發展規律，對于豐富和完善馬克思主義的歷史理論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已有不少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文明是植根于自己本土的文明，并且在以后數千年的發展中未曾中斷，可以稱得上是一種自然生長的文明體系，因而中國歷史的發展比較起其他文明來說，更具有典型性，以之為標本解剖其發生、發展的歷程，將更有助于說明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

二是要善于吸收西方史學及中國史學遺產的優秀成份。中國史學遺產，遠的不說，就近一個世紀的情況來說，像梁啟超、王國維、顧頡剛、陳寅恪等諸位史學大師的主張，都不乏真知灼見，也可以說含有與唯物史觀某些相通之處，如王國維的“兩重證據法”，應當就是一種對于古史研究的樸素的唯物主義的方法論，以至于今天廣大史學工作者仍以之作為古史研究的基本通則。又如顧頡剛提出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觀點，當年郭沫若即認為它“的確是個卓識”。(注：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頁。)這個觀點至今未能被動搖，因為它發現了中國舊的古史系統含有后人層層附加的成份，而這些附加的東西乃是源于人們所處時代的各種思想意識，這無疑是具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傾向的。

至于近年不斷涌入的西方史學理論，我們更不必對之大驚小怪。對于其中一些帶有明顯政治企圖，披著學術外衣而意在誣蔑、攻擊我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東西，我們自然要駁斥之、堅拒之。但我相信，多數介紹到國內來的西方史學理論不是這種性質。其中有唯心主義的東西，或與我國史學工作者思維方式不相協調的東西，時間長了，自然沒有了市場；另有相當部分西方史學、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理論，確實蘊含著對于人類社會客觀歷史發展過程的某些局部性的規律的總結，或者含有對于歷史研究方法的有益的探討，一些內容也是與唯物主義精神相通的。如法國年鑒派大師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其將物質因素視作歷史運動的基礎，亦即歷史發展的主要原因的觀點，無疑就受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影響，他的理論當然應受到我們的重視。近年，在有關文明起源的研究中，西方人類學者提出的諸如“新石器革命”、“農業革命”、“城市革命”等命題也正引起人們的廣泛興趣，這些理論賦予生產力的進步以決定性的意義，把它當作人類進步的基本動力，其基本觀點也是符合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原理的，我們同樣沒有理由拒絕從這些理論中去獲取有價值的成份。馬克思主義應當是開放的，我們應當善于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有益的史學理論和方法，使我們的唯物史觀永葆活力與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