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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開皇三年；隋文帝；《隋史新探》

論文摘要：在《隋史新探》一書中，金寶祥先生等人引用了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文帝的一道詔書，引文是“東夷諸國，僅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并由此而得出結論，開皇初年“高麗、契丹、突厥、吐谷渾等北方草原各族，從東至西己對隋構成了一個具有嚴重威脅的弧形包圍”。這道詔書載干《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從中可以看出隋文帝此詔是基于隋朝與突厥歷時多年的戰爭。將詔書的背景和內容進行分析后可以發現，金寶祥先生等人的觀點有值得商榷之處。

金寶祥先生等人為了論證“煬帝對高麗決戰的根本目的在于打破以高麗為首的北方草原強大弧形包圍”的觀點，在《隋史新探》一書的第三章第三節的第一部分專門論述了隋朝“對高麗決戰的歷史條件”，其中引用了《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記載的隋文帝的一道詔書中的幾句話，并據此而闡述了他們的觀點：

開皇初，隋文帝曾了一道很值得人們重視的詔書，其中曰：“東夷諸國，僅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齒磨牙，常伺其便。”從文帝所謂“東夷”對隋的“私仇”，“西戎”對隋的“宿怨”，契丹、突厥等對隋的“切齒磨牙”與伺機進犯的情況分析，當時的高麗、契丹、突厥、吐谷渾等北方草原各族，從東至西已對隋構成了一個具有嚴重威脅的弧形包圍。

僅從引文的字面來理解，金寶祥先生等人對所引史料的分析論證似乎沒有不妥之處。如果從隋文帝詔書的背景出發，將詔書的內涵作進一步分析，則會發現金先生等人對詔書原文的引用及由此而闡發的觀點，似乎存在有斷章取義之嫌。本文擬從以下幾點談談自己的一點兒管見，以求教于方家。

一、此道詔書的背景

據《資治通鑒》記載，隋文帝這道詔書的時間是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書》卷八十四《北狄·突厥傳》將詔書的背景作了簡要敘述：

沙缽略勇而得眾，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會營州(治所在令遼寧省朝陽市)刺史高寶寧作亂，沙缽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鎮(在今河北省撫寧縣境內)。上郲緣邊修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治所在今北京市)、并(治所在今太原市)。沙缽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缽略。由是悉眾為寇，控弦之士四十萬。上令上柱國馮昱屯乙弗泊(大概在今青海省或甘肅省的中西部)，蘭州總管叱李長又守臨洮(治所在今甘肅省岷縣)，上柱國李崇屯幽州(治所在今北京市)，迭奚長儒據周槃(地址不詳，馬長壽先生認為周榘在隋宏化縣界內)，皆為虜所敗。于是縱兵自木硤(又名木硤關，在今寧夏固原西南，扼隴山之口)、石門(在今寧夏固原西北九十里左右的須彌山)兩道來寇，武威(治所在今甘肅省武威)、天水(治所在今甘肅省禮縣東)、安定(今甘肅省涇川)、金城(令甘肅省蘭州)、上郡(治所在今陜西省富縣)、弘化(治所在今內蒙古鳥審旗西南)、延安(治所在今陜西省延安市東北)六畜成盡。天子震怒，下詔曰……

顯然，隋文帝下達的這道詔書，是基于隋朝與突厥之間已進行多年的戰爭。

突厥是北魏時期興起于我國北方草原上的游牧民族之一，木桿可汗在位時逐步強大起來，“遂擊茹茹，滅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到陀缽可汗在位時，突厥已擁有兵馬數十萬，對處于對峙狀態的北齊、北周政權構成了極大威脅。為了增加與對手抗衡的籌碼，周、齊統治者爭相“交結突厥，以為外援”。他們交結突厥的方法大致相同，主要是和親與輸送大量財物。“朝廷(北周)既與和親，歲給繒絮錦彩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又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齊人懼其寇掠，亦傾府藏以給之。”在這種心理的支配下，他們不惜“竭生民之力，供其往來，傾府庫之財，棄于沙漠”。周齊的做法，使突厥統治者益發驕橫，更加輕視中原人民。每當突厥南侵之時，周、齊兩國為保存實力均采取避戰態度。開皇初年，隋將李充對此提出過嚴厲批評：“周齊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為計，莫能死戰。由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

隋朝代周以后，隋文帝認為周、齊皇帝爭事突厥的做法是“以厚斂兆庶，多惠豺狼，未嘗感恩，資而為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也”。他所采取的措施是“因入賊之物，加賜將士，息道路之民，務于耕織”。隋文帝維護中原人民利益的強硬政策，使突厥貴族極為不滿，進一步激化了隋朝與突厥的矛盾。在北周千金公主的煽動下，突厥沙缽略可汗與隋朝營州刺史高寶寧再次聯合，開始對隋朝西部、北部邊境大舉進犯。面對突厥的強大攻勢，隋文帝君臣采取了積極的軍事和外交政策，于開皇三年三月初，任命在抗擊突厥入侵的戰爭中戰功顯赫的上柱國達奚長儒為“蘭州總管”，調遣“涼州總管孤獨羅、元州總管元褒、靈州總管賀若誼等發兵備胡，皆受長儒節度”。隋文帝這些措施不僅加強了西北地區的軍事力量，也統一了各軍的指揮。四月初，“衛王爽破突厥于白道(約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行軍總管陰壽破高寶寧于黃龍(今遼寧省朝陽市)”。軍事上的局部勝利，使隋軍逐步扭轉了戰略上的被動局面。經過長期的英勇奮戰和外交努力，到開皇三年(583)四月，隋朝基本上完成了反攻的各項準備，于是隋文帝這道詔書激勵各軍將士對突厥進行決戰。

二、金先生等人的引文所涉及的幾個問題

從開皇初年隋朝與東北地區各少數民族的關系來看，“東夷諸國，盡挾私仇”指的是突厥與他們之間的恩怨，而不是隋朝。

按照《隋書》的記載，隋代的東夷，主要是指居住在我國東北地區的和朝鮮半島的高麗、百濟、新羅、靺鞨等民族。新羅與隋朝交往始于“開皇十四年(594)”，百濟、靺鞨雖然與中原隋朝早有來往，但因山河懸隔，相距遙遠，彼此之間并無直接的厲害沖突，相關史書中也沒有這些民族在開皇初年與隋朝交惡的記載。隋文帝建國之始，他們相繼進入中原朝賀，受到隋朝的隆重接待和賞賜。隋文帝建國初年，隋朝與新羅、百濟、靺鞨等民族并無明顯的恩怨之爭。與中原接壤的高麗民族，自漢朝起就與中原歷代王朝聯系密切。從北魏到北周以及隋朝初年這段歷史時期，高麗人基本上和中原政權保持著友好往來。“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復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高麗與隋朝的關系緊張大概始于開皇九年前后，“及平陳之后，湯大懼，治兵積谷，為守據之策”。武力沖突是開皇十八年以后才爆發的。這道詔書中值得重視的一點是，隋文帝講述了“往年利稽察大為高麗、靺鞨所破”的歷史事實，進一步說明了突厥與東夷諸國存在著復雜的矛盾恩怨。

隋代的“西戎”，泛指居住在隋朝西部的吐谷渾、黨項、高昌以及中西亞地區的康國、安國、石國、女國、焉耆、龜茲、疏勒、于闐、鐵漢、吐火羅、挹怛、米國、史國、曹國、何國、烏那曷、穆國、波斯、漕國、附國等。據《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記載，除吐谷渾、黨項、高昌等少數國家與隋朝直接交往外，其余大多為突厥的附屬國，也只有吐谷渾在開皇初年侵犯過隋朝的疆界。由于地理方面的因素，隋朝與西域諸國一般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彼此間的交往大多是禮節性的互訪或者說是朝貢，而有些國家根本沒有與隋朝交往過。突厥是在和其他草原民族的激烈競爭中發展壯大起來的，彼此之間的矛盾重重。木桿可汗在位時又“西破挹怛”，就與西域各國因利害沖突而結怨已久，他們時刻尋找著擺脫突厥控制的機會。“達頭前攻酒泉，其后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即叛。”從這些歷史事件中不難看出，隋文帝在詔書中所說的西戎群長的“宿怨”，是針對突厥的統治者。

突厥之北的“契丹之徒”，乃為泛指，概指居住在突厥東北地區的契丹、奚、霫、室韋等少數民族和突厥北部的鐵勒諸部。契丹、奚、霫等民族，處在突厥與高麗之間，長期受到突厥的壓迫、奴役。開皇初年，隋文帝派遣長孫晟為使節，“齎幣賜奚、霫、契丹，遣為向導，得至處羅侯所，身布心腹，誘之內附”。與他們進行了有效合作，成功地離間了處羅侯與沙缽略的關系。開皇三年(583)，李崇出任幽州總管，沉重打擊了突厥的入侵者，“奚、霫、契丹等懾其畏略，爭來內附”。開皇之世，奚、霫、契丹勢力弱小，經常受到高麗、突厥的入侵，而基本上與隋朝保持友好往來。突厥建國之始，伊利可汗就“以兵擊鐵勒”，將鐵勒諸部驅逐到其北境遼闊草原上，殘酷地奴役他們。到了隋代，鐵勒諸部仍然散居在突厥北部的廣袤之地，他們“雖姓氏各別，總謂之鐵勒。并無君長，分屬東、西突厥”。由于鐵勒諸部沒有形成統一的民族國家，力量分散，世受突厥的奴役，很少與隋朝來往。從當時隋朝與北方少數民族的關系來看，奚、霫、契丹等民族與隋王朝保持著較為密切的合作關系，鐵勒諸部則由于突厥的因素而與中原地區缺乏直接聯系，他們的“切齒磨牙”應該是指壓迫奴役他們的突厥人，而不是給他們提供幫助的隋王朝。

從這道詔書的歷史背景和詔書所涉及的歷史事實可以看出，隋文帝意在激勵全軍將士。詔書主要是政治、經濟、國際關系等方面昭示了突厥所處的各種不利條件，其中的“東夷諸國，僅挾私仇，西戎群長，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徙，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顯然是說突厥與“東夷”、“西戎”、“北狄”之間存在的尖銳矛盾及其所處的孤立狀態，而不是說“當時的高麗、契丹、突厥、吐谷渾等北方草原各族，從東至西已對隋構成了一個具有嚴重威脅的弧形包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