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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歷史開創了自然史與社會史之后在科技史中實現了自己的自我認識；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高級階段，它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科技史史料不僅具有歷史價值，同時還具有科學價值；科技史的建構是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是歷史科學而不是科學哲學；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必然表現為科技史的當代主義；科技史中蘊含著一種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嶄新的人文精神。

關鍵詞：科技史；歷史；歷史哲學；科學主義；思辨理性

科技史是伴隨著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而出現的一門源遠流長的人文學科。它首先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它不僅較為全面地反映了科學技術艱難曲折的發展歷程，而且還集中地體現了科學家求真務實的獨特和珍貴的人文精神。科技史與歷史的關系不只是部分與整體的單純形式關系，其中包含極為豐富的思想文化內涵。理解和把握二者之間的關系，不僅對科技史自身基礎理論建設，而且對傳統歷史學思想和方法的發展具有極為重要的理論與現實意義，尤其在帝王將相主宰歷史的中國社會，它還將超出歷史學科本身，對未來的思想文化與社會發展產生廣泛和深遠的影響。

一、“存在”視域中的本體論關系

歷史首先是一種存在。然而它并不是某種可以直觀地呈現在物理空間中的物質實體，而是一種呈現在時間關系中的屬性存在。時間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如果不是引入時間尺度，則任何實體都將只有現在而不會有過去和未來；實體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實體在時間中的變化，則所有的時間都將會聚成為現在。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識別而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實體在時間中所發生的某種變化。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特殊的否定性存在，它不能夠像科學家在實驗室中所處理的物質實體那樣重復發生。一切事物和現象稍縱即逝而成為一種歷史。

現代哲學拒斥本體論問題，所以西方的歷史學家們大都是歷史的不可知論者，他們習慣于懸置存在問題，從而使得西方的歷史概念重“史”輕“歷”。《新不列顛百科全書》是這樣解釋歷史的：歷史“是一門研究事件（影響國家和民族的事件）的編年紀錄之學科，它奠定于對原始史料的考證之上，并對這些事件的緣由做出解釋。”[1]與西方不同，經驗形態的中國哲學還沒有能力給歷史學家提供太多的理性教條。所以中國的歷史概念是尊“史”重“歷”。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歷史大國。國內目前流行的工具書基本上反映了國人的歷史概念。《辭海》認為，廣義的歷史“泛指一切事物的發展過程，包括自然史與社會史”，而狹義的歷史“通常指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它們“是史學研究的對象”，而“一般說來，關于歷史的記述和闡釋，也稱為歷史。”[2]可見中國人首先考慮的是存在，其次才是關于存在的描述。這是一種直觀的和樸素的實體中心主義的歷史概念。雖然它在本體論上作出了一種承諾，然而濃厚的經驗色彩則束縛了其歷史視野，限制了中國人的歷史空間。比較起來，《現代漢語詞典》表述要更為全面，它認為歷史是“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發展過程，也指某種事物的發展過程和經歷”。[3]盡管它還是一種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唯像描述，卻畢竟意識到了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之外還存在某種東西，只是沒有明確表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

歷史是一種時間性的屬性存在，它表現為某種流變的過程。從實體方面來看，歷史過程的主體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而從關系方面來看，則歷史過程還要包括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它一方面表現為自然界對人類的統治和奴役，另一方面則表現為人類擺脫種種奴役而在自然界中的解放。而且只有這種相互作用才能夠更深刻地體現歷史在時間中流變的本質。當然，這里并不是說沒有人類社會就沒有自然界中所發生的那些變化，而是說自然界中所發生的一切變化都只有借助于這一相互作用才能夠被識別從而成為我們通常所說的歷史。創生人類的那個所謂純粹的自然界也是立足于這一相互作用獲得的經驗經由推測而成為歷史的。所以從實踐本體論的觀點看，一部完整的歷史應當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以及二者之間的相互作用這樣三個方面。這種歷史概念不僅超越了實體中心主義思想的束縛，消除了自然與人類、科學與人文之間的兩極對立，更重要的是把人類的歷史觀從人類社會內部的爾虞我詐、互相殘殺提升到了人類在自然界中尋求解放的共同事業中。

科技史從屬于歷史，它是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相互作用的產物。所以它既不能夠被錯誤地歸結為自然史，也不能夠被簡單地歸結為社會史。自然史是指獨立于人類的那個外在的和天然的自然界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包括宇宙史，天體史，地球史，動物史，植物史等許多具體分支。它們首先是科學研究的對象，其次才能成為史學研究的對象。自然史的史料絕大部分來源于科學活動，它所以能夠成為我們所謂的歷史，是由科學研究加以確認的。所以從某種意義上說，在自然史研究領域中，科學與史學是直接合一的。正是由于這樣的原因，自然史也日益成為人類科學研究的一部分，甚至有人還把它看成科技史的一部分，這當然就更是錯誤的。社會史是指內在于人類自身的那個由人際關系所關聯起來的社會在時間中的演變過程，它包括家庭史、家族史、民族史、國別史、世界史等眾多的分支。它們首先在人類的感知中直接成為歷史，而后才被納入到歷史科學中。許多人認為，科技人員是屬于社會的，科學活動也是在社會中展開的，所以他們把科技史也看成社會史的一部分，這就未免失之淺薄了。因為我們也可以在同樣的意義上接著講，科技人員是屬于自然的，科學活動也是在自然界中展開的，所以科技史也是自然史的一個部分。事實上，科技活動既不是一個簡單的自然過程，也不是一個純粹的社會過程。自然過程是一種相對自足的存在，而社會的意志性活動則無疑是對自然過程的一種否定。科技活動既是對以自由意志作為特征的社會非理性過程的一種否定，同時又是對自然理性的一種回歸。歷史正是通過自己的否定性在科技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

科技史是歷史自我認識的一種高級形式。在歷史的本體論結構中，它處于自然史與社會史之間，隸屬于自然界與人類社會的相互作用范疇。人類社會所曾歷經的種種自然災難史，是自然界統治和奴役人類的歷史，正是它開啟了人類人化自然和人工自然的歷史，迫使人類走上了一條擺脫奴役、尋求解放的智慧之路。中國古代神話中的盤古開天地、羿射九日、女媧補天等，就是人類人化自然思想的早期萌芽。從神話史開始，經過巫術史與宗教史，歷史在哲學史中開始了自己的理性認識，并最終在科學史與技術史中實現了它的自我認識。這里之所以說科技史實現了歷史的自我認識，是因為科技史不僅譜寫了自然界的歷史，而且開啟了人工自然的歷史，第一次在實證的意義上描繪了一幅完整、系統和詳細的歷史全景圖。如果說自然史所反映的是一個客觀規律支配的世界，社會史所記錄的是一個自由意志相互碰撞的世界，則科技史所描述的是一個介于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之間的世界，是一個從自由意志走向客觀規律的過程，是人的自由意志與客觀規律的一種和諧與統一。它不僅關聯著自然界所發生的各種變化，而且直接關聯和影響著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

科學技術是人類精神回歸自然的一種方式，就其本質來說是反社會關系的，而且它從自然界所呼喚出來的巨大的物質力量對現存的社會關系來說也確實具有一種革命的意義。科技人員是科技史的主體，從物質的和世俗的層面來看，他們同其所生活的社會具有廣泛和密切的聯系，而從精神的和超越的層面來看，他們則同社會的其他成員具有截然不同的價值取向與人生追求。這就使科技史表現出了一種濃厚的和不同尋常的人文精神。科學與技術首先是科技人員的一種生存方式，是他們修身養性的一種形式。這在歷史上最偉大的科學家和最杰出的能工巧匠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即使在現代為功利主義所主宰的所謂大科學和高技術社會中，真正的科技人員精神始終也還是面向自然而不是面向社會的。科學活動是這樣，技術活動也是這樣。所以，科技人員只有首先把自己的精神從社會人際關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才能夠使他們的思想伸向自然界的深處，欣賞到絕大多數人所無法觀賞到的那種獨特景觀。這是在科技史的深處所隱藏的一條獨特和永恒的規律或法則。

二、思維“建構”中的認識論分析

歷史不僅是一種存在，而且是對存在的一種感知和描述。它是一種呈現在史料關系中的虛擬性存在。由于歷史事件的流變性和否定性特點，人們通常所能夠面對的就只能是關于歷史事件的各種回憶和記錄。事物和現象的稍縱即逝、不可重復性不可避免地把歷史史料推到歷史前臺，人們只能根據這些史料重構人類已經逝去了的歷史。在認識論的視野中，史料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如果沒有保存下來的史料，就沒有任何可以知曉的歷史；構造是歷史之所以成為歷史的關鍵，如果沒有對于歷史史料的梳理，歷史就只能是一種僵死的文字堆積而不可能真正成為鮮活的歷史。歷史之所以能夠被表述成為一種存在，正是由于史料在梳理的過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某種內在一致性。也正是由于這樣一種原因，歷史又表現為一種可能性存在。它永遠也不可能達到絕對的真實，未來所發掘的新史料還將不斷地豐富、完善和修正人們頭腦中的歷史，有時甚至重構正在傳世的歷史。

歷史是一種呈現在史料中的摹本存在，它表現為某種史料之間的依存關系。傳統史學非常重視收集歷史史料。中文中的歷史與英文中的History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然而都同時指稱歷史過程與歷史記錄。司馬遷把自己所撰寫的從黃帝到漢武帝時代的中國歷史稱之為《史記》，而西方史學的奠基人希羅多德則把他描述希波戰爭的著作直接稱為《歷史》。歷史史料是一種客觀的存在。本來的歷史作為一種在時間和空間中曾經存在的具體事件已經煙消云散了，人們只能根據那些歷史記錄在客觀知識世界中再現那一去不復返了的歷史。從原則上講，史料在總體上應當內在、自足、唯一地蘊涵一種歷史。這種歷史無論同本來意義上的歷史有多大的差別，人們也只能、而且必須把它作為本來的歷史來追求。因為從認識論上講，史料之外的歷史是一個永遠也無法知道的、沒有任何意義的偽問題，其存在問題確實應當被懸置起來，不予理睬。然而史料之中的歷史可知性與真實性問題則全然不同，盡管這種記錄在史料中的歷史仍然保留了歷史自在之物的某些特點，但它卻絕不能夠繼續被懸置起來；否則，史學將喪失自己的客觀性和真實性追求而徹底蛻變成為一種文學。

歷史是一種被建構起來的可能性存在。歷史學家不僅需要考證和梳理歷史過程遺留在客觀知識世界中的種種歷史史料，而且還必須綜合各種史料在人們的精神世界中完整地再現一個感性具體的歷史過程。任何一種歷史都是在特定史料的基礎上被建構起來的。由于不同歷史學家所占有的具體史料不同，從而關于同一歷史過程的描述就必然會有所不同。同時歷史學家要超越有限的具體史料再現一個完整的歷史過程，就不能不依賴于某種合理的推測與說明，對于可疑的或存在爭議的具體史料還需要做出某種特殊的解釋，從而也就不可避免地讓不確定性侵入史料的梳理過程中。它必然要不同程度地犧牲歷史的客觀性和真實性。所以，任何一種歷史所描述的事實上都只能是一個可能世界。然而這決不意味著在可能世界面前各種不同的歷史一定是平權的。建立在不同史料基礎上的兩種或兩種以上的歷史版本，其各自的競爭力與生命力一方面依賴于自己所賴以建立的史料本身的可靠性，另一方面則取決于它們相互之間的開放性及其對未來所出現的新的史料的包容性與適應性。把歷史的建構性推向極端的建構主義是對歷史的科學精神的一種反叛，在科技史中尤其不能認同。

首先，在形形色色的歷史史料中，科技史的史料具有其顯著的特點，其中歷史記錄與研究成果是同時保存的。科技史中不僅具有文字記載，而且同時具有與文字記載相應的思想成果和物質產品一起保存下來，里面有一些在我們今天的現實生活中還依然發揮著自己獨特的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一般的歷史事件過去了也就消失得無影無蹤了，除了當事人的回憶和記錄很難再找到其它的旁證。然而在科技史中，大凡是值得記錄下來的科技活動，就一定具有傳世的東西存在，其中不同程度地保存著當時的歷史，后人可以理性地加以解讀。牛頓與麥克斯韋早已經成為歷史，然而經典力學與經典電動力學仍然活躍在我們的現實生活中；瓦特與法拉第也已經成為歷史，可是蒸氣機與電動機則繼續構成我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從這些鮮活的歷史史料中，人們可以見證到當時的歷史。當然文學史中也有類似的情況，然而文學作品的意義通常需要讀者結合自己所生活的時代加以闡發，而且不同的讀者往往具有不同的解讀，缺乏必要的確定性。科技產品則不同，它們的意義將由邏輯、符號與實物內在地和無歧義地規定在具體的概念、理論和產品中，從而永遠都是確定的與歷史的。盡管不乏一些后現代思想家熱衷于把科技產品作為文藝作品加以解讀，試圖闡發其中所蘊涵的思想解放意義及其社會顛覆作用，然而最終則還是無法撼動它們的科學意義。

其次，科技史的史料不僅有其歷史意義，而且同時還具有它的科學價值。科技史中不僅包含著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記錄，而且包含著有關自然史乃至社會史方面極為豐富的歷史信息，其中不僅保存著大量已經過去了的科學事實，而且隱含一定的科學問題、豐富的科學思想與獨特的科學方法，從而它也就不僅是歷史的，同時無疑也是科學的和現代的。竺可楨先生曾經把科學與歷史結合起來開創了科學研究的歷史方法，他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在世界上曾產生了巨大反響；席澤宗先生利用古新星記錄證認超新星遺跡并判定其年齡也在天文學領域里產生了很大反響；吳文俊先生曾吸取了中國宋元時期數學的代數化和機械化特點，他首先將幾何問題用代數方程表示，然后對代數方程組求解提出一整套切實可行的計算機算法，從而開創了機械化數學的新時代。中國擁有五千年綿延不斷的歷史史料。在中國科技史上雖然缺乏某種成熟的理論思維成果，然而卻不乏方方面面的觀測記錄資料。全面、深入、系統地發掘和整理這些珍貴的歷史史料無疑將是一件極為重要的工作。實證主義曾試圖把整個歷史學變成一種經驗科學，就像竺可楨先生在氣象學方面所做的那樣，它讓歷史哲學在其中去發現支配各種歷史事件過程的一般規律。這種科學主義的宏偉藍圖雖然倍受中外某些人文學者的多方責難，然而它無疑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科學價值與現代價值。

再次，科技史的建構是當代價值取向的，它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必然要表現為當代主義。如同自然史的時間具有其不可逆性一樣，科技史作為科學知識的進化史也是不可逆的。薩頓認為科學“是人類唯一真正積累性的、進步的活動”,“是唯一可以反映出人類進步的歷史”。[4]用恩格斯的話說，“科學就是這種謬誤逐漸消除，或是更換新的但終歸是比較不荒誕的謬誤的歷史”。[5]這種歷史只要有所選擇和取舍，其結果就必然是當代取向的。所以，堅持歷史的客觀主義原則最終就必然要選擇歷史的當代取向。就連以反歷史的輝格解釋著名的巴特菲爾德本人一旦進入科技史領域，也不能不選擇當代的價值取向。事實上，按克羅齊的說法，“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6]這個判斷在自然史與科技史領域里還是顯而易見的。只是到了社會史領域中，當代價值被淹沒在黨派的階級利益之中，人們已經很難看到什么是真正的歷史了。因此，輝格史的核心問題是黨派利益，而決不是什么當代主義。所以客觀地說來，反歷史的輝格解釋斷然不能適用于科技史領域；否則，將會導致現代科學徹底喪失自己的歷史，而這恰恰是形形色色的蒙昧主義者所企求的。至于那些“為歷史而歷史”的歷史學家們所向往的所謂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不僅是一種不切實際的烏托邦追求，而且很容易導致歷史學家喪失自己對現代社會的道義責任。當然在社會史領域中，這個問題仍然有其獨特的價值。

最后，科技史的建構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統一，它截然不同于在其它歷史中的建構。自然史是一個不依賴于人類意志的客觀歷史過程，它的建構是人類科學認識發展的一種產物，其建構性直接表現為它的客觀歷史性，或者具體說來，就是科學認識的階段性；社會史是一個人類自由意志相互沖突的自然歷史過程，它的建構往往伴隨著強力意志的發展，其建構性首先表現為人類的主觀性與階級性；而科技史是一個主客體相互作用的歷史過程，它是人類的自由意志與自然界的客觀規律的一種歷史性統一，是主體性與客觀性的和諧統一。科技史的建構性集中表現在它的當代性這一缺省配置上。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只能是一部編年史。只要有選擇和取舍，就一定會有建構問題。巴特菲爾德要求歷史學家具備一種能夠看到重要的細節與發現事件之間的關系與影響的天賦，以及領悟使歷史過程得以起作用的整體模式的天賦。而所有歷史建構的一個無法回避的硬約束就是作為歷史過程結果的當代。倘若一種歷史沒有能夠走向當代，則它無疑是歷史學家們的一種歷史幻覺與文學虛構。反輝格史的巴特菲爾德正是由于自己具備這樣一種歷史天賦，從而才更加無法回避科技史的當代取向。當前有一股史學思潮一方面以歷史的建構性解構歷史的當代取向，另一方面又以莫須有的歷史客觀性恢復所謂歷史的本來面目，其目的無非是要把科學與宗教等一系列本質上對立的范疇淹沒和消解在歷史的瑣碎細節之中，把科學淹沒和消解在傳統的社會歷史文化之中，解除科學批判和改造傳統社會歷史文化的理性職能，為基督教文化壟斷現代文明提供歷史依據。事實上，科技史始終都是建構性與客觀性的內在統一。作為一個現代人必須時刻保持自己清醒的頭腦。

三、“客觀知識”傳統之間的方法論分歧

歷史作為人類思想的一種建構，內在地關聯著一系列不同層次的理論和方法。它是一種呈現在思想關系中的建構性存在。這里方法是歷史建構的工具，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前提，沒有一定的方法，不僅難以鑒別史料的真偽，而且更不可能澄清史實；理論則是方法得以運用的動力和指南，是歷史所以存在的基礎，如果沒有一定的理論，方法將失去其靈魂而被淹沒在浩如煙海的史料之中。歷史之所以能夠被建構成為一種特殊的存在，正是特定的理論和方法共同運作的結果。科技史作為一種歷史，在世界觀和終極的意義上，無疑是應當同自然史與社會史共同分享一種統一的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然而在其具體操作的不同層面上，它常常具有一些自己獨特的理論與方法，其中有些根源于科技史的本性，具有其內在的必然性與合理性，有些則顯然是由于學科發展的不完善所產生的。

首先，科技史是在科學家專業群體中產生的，因而其研究方法同科學方法之間具有一種天然的聯系。科學研究中的分類、比較、分析、綜合、歸納、類比、假說等邏輯思維方法和直覺、想象等創造性思維方法都曾被廣泛地應用到科技史史料的鑒別、科技史事件的梳理與科技史過程的建構中。科技史研究雖然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然而科學方法的應用卻絕不僅僅局限于科技史領域中。事實上，科學研究中的絕大多數方法很早就已經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史學研究領域中了。中國傳統的史料學與考據學中就包含著多種科學方法的萌芽。清代乾嘉學派的訓詁、校勘和類推就是以歸納為主兼及演繹，他們首先是廣泛地收集例證，在頭腦中形成通則，然后再用通則推演同類；而“理斷”則是以演繹為主，是以常理推斷某一史料的真偽。實際上，在乾嘉樸學中歸納和演繹是經常同時并用的。當然其間也常常交替穿插著分類、比較、分析、綜合、類比等多種方法。顧炎武倡導的“實事求是”正是樸學精神的集中體現。梁啟超就認為：“乾嘉間學者，實自成一種學風，和近世科學的研究法極相近”。[7]胡適也認為“清代的‘樸學’確有‘科學’的精神”，[8]他還把中國傳統史學中提問、設答和證偽之術進一步提煉和概括為“大膽假設，小心求證”這樣一項重要的史學方法論原則。

從原則上講，科學方法應當普遍地適用于整個歷史學研究領域。因為歷史學就其思維形式來講，是一門非常典型的科學。這集中地體現在歷史學所特有的懷疑、批判、求實和理性等科學精神方面。不同的是，科學處理的大都是即時和直接的觀察材料，而歷史學所處理的則大都是時過境遷的歷史遺存。當然也有一些方法還存在著爭議，例如演繹方法，迪昂就明確反對把演繹方法應用于史學，他認為“歷史將永遠不是演繹科學。”[9]不過西方人重視抽象的理論和建構，中國人重視具體的史料與方法；西方人重視先驗的原則，而中國人更重視經驗的實效。所以在兩種不同語境中所說的演繹顯然不在同一層面上。一般說來，任何一種具體的研究方法都存在著特定的適用范圍，從而它總是有限的，然而不斷發展著科學方法的總體則是無限的。目前所存在的問題似乎還不是如何在技術上確定各種方法的適用范圍，而是科學與人文的背景沖突，反科學主義的實質是元歷史理論與方法的主導權問題。記得金觀濤曾把系統方法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提出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定結構假說，就頗受到一些歷史學家的非議。當然這種問題只能在科學與人文的持續沖突中自然歷史地解決。

其次，科技史作為歷史自我認識發展的一個高級階段，不僅是歷史的，同時也是邏輯的，它是歷史與邏輯的有機統一。作為人類關于自然過程的認識史，科技史是對主體與客體、人類與自然界相互作用過程的歷史表述，它必須反映這一客觀歷史過程的內在邏輯。恩格斯在談到邏輯與歷史的關系時曾經講到：“歷史從哪里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里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這種反映是經過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現實的歷史過程本身的規律修正的”。[10]恩格斯這里所說的“歷史”，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是指客觀世界現實的發展過程本身；而“邏輯”則是廣義上的邏輯，泛指人類的理性認識過程。作為事件的歷史Ⅰ已經消失了，然而作為史料的歷史Ⅱ保存下來了；同時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關于自然現象與社會現象的研究還揭示了隱藏在歷史過程背后的一些重復的和穩定的關系，以這些普遍的歷史規律作為基礎梳理歷史史料，可以揭示出特定歷史階段起作用的特殊規律。歷史研究首先應當在思想上理性地把握歷史Ⅱ中所蘊涵的內在邏輯，然后再以這一客觀邏輯作為藍圖在思想上建構一種具體的和豐滿的歷史Ⅲ。這就是所謂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它應當作為編史學領域一項總的方法論原則。

在科技史領域，歷史與邏輯的統一具體地體現為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無論是薩頓和李約瑟的編年史，還是柯瓦雷與巴特菲爾德的觀念史，本質上都是邏輯主義的。從亞里士多德到伽利略、從哥白尼到牛頓，從牛頓到愛因斯坦，既是一個歷史流變的過程，同時也是一個科學思想邏輯演化的過程。吳文俊教授利用計算機甚至從開普勒運動三定律中自動推導出了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所以如果說編年史還是萌芽狀態的邏輯主義，則觀念史直接就是完成了的邏輯主義。二者彼此表里呼應，互為補充，共同構成科技史的主體。有一些科技史家被埋葬在歷史的史料中喪失了理智，似乎不把牛頓的煉金術編進科技史中就是歪曲了歷史本來面目的輝格史；還有人熱衷于張揚科學的宗教起源。這都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不過在社會史領域，情況就要復雜了。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總是不可避免地表現為歷史主義編史學綱領。這一方面是由于以自由意志相互沖突作為特征的社會歷史過程本身的邏輯就不是很明朗，另一方面則是由于人們自身無法排除的利益關系，從而使得社會史領域充滿了難以捉摸的復雜性。要超越這種復雜性必須超越社會歷史過程本身，把它作為一個自然歷史過程來看待。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就是社會史領域中這樣一個卓有成效的邏輯主義編史學綱領。

再次，科技史的思想基礎應當來自于歷史，而不是哲學，它是一門歷史科學。然而由于科技史與科技哲學長期的曖昧關系，使它不同程度地背離了歷史的科學精神。盡管“沒有某種理論偏見的歷史是不可能的”，[11]然而歷史科學的基本精神是實事求是，科學的客觀性原則就是要把偏見降低到最小。相反，哲學家則常常是一些制造偏見的高手，哲學中充滿了形形色色的偏見。尤其是當科學哲學發展到連科學家都不想接近的時候，科學史家就更是沒有理由同這種東西聯姻了。早在19世紀時，坦納里就曾注意到一些科學哲學家在研究培根和笛卡爾等歷史人物時，其特有的哲學偏見致使他們離開了真實的歷史，從而變得“非歷史”了，所以他提醒歷史學家要警惕“科學的哲學”。隨著邏輯實證主義的興起與科學史的社會建制化，科學史與科學哲學開始彼此自覺地疏遠了。然而歷史主義的興起又吹起了層層波瀾。拉卡托斯所謂“沒有科學史的科學哲學是空洞的；沒有科學哲學的科學史是盲目的”，[12]其實是在現代哲學社會學化的歷史背景中出現的一種謬論。它不僅斷送了科學哲學，而且擾亂了科學史。有人曾經這樣評價拉卡托斯的這一命題：“由教條的自命不凡的科學哲學所支持的科學史要冒雙倍盲目的風險，而由黨派的科學史支持的科學哲學則要同時冒盲目和空洞的風險！”[13]以至于就連庫恩這樣的著名的老牌歷史主義者也認為，按照哲學理論“重建”歷史的做法“可能會成為編造歷史的借口”，[14]而且“為哲學而寫的歷史，往往幾乎不是歷史”。[15]

然而，科技史真是同哲學水火不容嗎？恰恰相反。真正的歷史需要一種真正的哲學。這種哲學是一種恬靜無為的哲學，它應當是超越歷史的演變過程而不是陷入其中；它應當是客觀的和理性的，而不是主觀的和武斷的。倘若科技史不得不依賴于某種哲學的話，則它應當回歸一種元史學或歷史哲學，而不是科技哲學。而真實的情況正如美國科學史家費諾喬羅已經指出的，迄今為止所有希望擔任這個角色的人都沒有成功。同時，真正的科學哲學也不是像歷史主義者所向往的那樣利用概念逼近真實的歷史。無論科學哲學家如何努力逼近科學史實，它也絕不可能代替科學史的認識，反而科學哲學自身的價值在這種迎合科學史的逼近中喪失殆盡了。杜贊奇認為歷史是反理論的，“歷史學可能是唯一一個不反思自身假設的學科，而且很可能還是習慣上不作自我剖析的學科。”[16]這種說法雖然過于絕對化，但是至少可以提醒歷史學家警惕哲學家的圈套。哲學家不要自作多情地貼近歷史，哲學在任何時候都只能是邏輯的，它是人類思維的一種自由創造。默多克有一種說法頗有啟發意義。他說哲學家的討論幾乎從來不和歷史學家的工作“相符”，然而科學哲學對于科學史的價值恰恰在于這種“不符”。換句話說，哲學也正是由于它所帶來的與歷史的“不符”而成為有價值的、啟發歷史分析的工具。[17]顯然歷史主義科學哲學家的理想同這樣一種價值是相去甚遠的。

最后，科技史可望通過外史的擴展走向社會史領域，最終實現整個歷史科學理論與方法的統一。本來意義上的科技史應當是內史，是科技思想的演化史。外史的性質則比較復雜：一部分可以作為內史的擴展，例如薩頓的《科學史導論》和李約瑟的《中國科學技術史》等，它們原則上可以納入邏輯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中；另一部分屬于社會史的延伸，例如默頓《十七世紀英格蘭的科學、技術與社會》和貝爾納《科學的社會功能》、《歷史上的科學》等，嚴格說來，這一部分應當作為社會史專題研究，它們在原則上可以納入歷史主義的編史學綱領之中。一般說來，前者的研究方法要較為規范，而后者則是五花八門。從總體上看，科技史還沒有自己獨立的理論和方法，缺乏統一的評價標準。這里是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中的各種研究方法跨學科應用的試驗區，是各種外來的方法生死角逐的戰場。而任何一種方法在科技史領域中應用的合法性并不取決于它在理論上的自我證明，而取決于統一的歷史科學自身發展的內在邏輯。以邏輯主義為綱領的科技史和以歷史主義作為綱領的社會史之所以可能實現溝通，一方面是由于科技史的內史可以通過外史橫向擴展自己的外延，展示自己的多樣性；另一方面則是由于社會史也可以通過自然主義化縱向收縮自己的內涵，增強自己的理論性，使其能夠被納入邏輯主義的綱領之中，進而實現歷史與邏輯的真正統一。這里需要說明的是，本文絕大多數場合都把科學技術連在一起使用而不加區分，這是由于科學理論中內在地蘊涵著技術原理，從而技術原則上應當作為科學的一種應用，盡管許多技術事實上都出現在科學之前。

四、社會“利益關系”中的價值論批判

歷史中蘊涵著價值，它歸根到底是一種價值性存在。無論是本體論意義上的歷史Ⅰ，還是作為一種史料而存在的歷史Ⅱ，抑或是作為一種思維的建構物而存在的歷史Ⅲ，本質上都是一種價值性存在。這里價值是一個關系范疇，它隸屬于主客體相互作用過程之中。其中主體的歷史需求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前提，正是這種需求把歷史的可能意義加以肯定并轉化為現實的形態，沒有主體需求的這種肯定和轉化作用，也就無所謂歷史的價值；而歷史的客觀屬性是歷史價值存在的基礎，是歷史價值的一種載體，沒有這樣一種屬性，歷史價值將會失去它的依托，從而也同樣無所謂歷史的價值。人類出現之前或迄今依然獨立于人類的天然自然史之所以具有價值，不僅是由于歷史內在地蘊涵著人化自然史與人工自然史的可能性，而且更重要的則是由于人類的存在本身已經把這種可能性轉化成為現實性。歷史正是在主客體相互作用的過程中不斷地生產著人類的歷史需求并不斷地滿足這種需求的。它是一個以人類作為核心的價值增值過程，而科技史是歷史價值運動的一個制高點。

首先，科技史是全部人類文明史的軸心。人類的文明是人類在擺脫種種自然奴役的過程中逐漸發展起來的。從舊石器時代到新石器時代，從青銅時代到鐵器時代，從鋼鐵時代、電力時代到信息時代，從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從天然自然、人化自然到人工自然，標志著人類文明發展的不同階段和水平。而科學技術則始終是推動文明發展的革命性力量。薩頓曾經呼吁歷史學家在把注意力從政治史與軍事史相繼轉移到文學史、藝術史、宗教史和經濟史之后，再進一步轉移到科學史中來，因為“科學是我們精神的中樞，也是我們文明的中樞。它是我們智力的力量與健康的源泉”，[18]“文明史應該主要集中于科學史。”[19]而“科學史的目的是，考慮精神的全部變化和文明進步所產生的全部影響，說明科學事實和科學思想的產生和發展。從最高的意義上說，它實際上是人類文明的歷史。其中科學的進步是注意的中心，而一般歷史經常是作為背景而存在。”[20]事實上，科學技術不僅是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人類文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科學技術還在創造和擴展著歷史本身。我們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印刷術，不可能完整地保存如此豐富與珍貴的歷史史料；如果沒有音像制品，也不可能輕松地拓展如此廣闊和充實的歷史空間；如果沒有互聯網，如果沒有現代科學與技術，歷史或許將永遠塵封在歷史學家的書齋里，而不可能進入人們的社會生活中。

其次，科技史是地方性知識全球化的歷史，是我們理解世界歷史和把握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思想基礎。不同的民族擁有不同的文化，塑造著自己豐富多彩的內在精神世界，然而它們所面對的卻是同一個自然界。科學技術是人類理性同自然界相互作用的產物，是人類理性超越各種不同精神世界回歸同一的自然界的結果，是全人類集體智慧的結晶。按照薩頓的說法：“科學從根本上說是國際性的，或許我們應該說它是超越國度的。”[21]李約瑟則把人類科學的發展形象地描繪為一個“朝宗于海”的過程：“不同文明的古老的科學細流，正像江河一樣奔向近代科學的大海。”[22]因為人類是統一的，自然界也是統一的，作為自然界在人類精神中的鏡像的科學技術也必然是統一的。統一的科學技術為統一的世界歷史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能性。科學技術的求真務實與分工協作精神不斷地破除民族國家所固有的狹隘視界，推動全球經濟的一體化發展，創造著統一的世界歷史，使越來越多的民族國家的歷史不僅是民族的，同時也是世界的。科學技術是人類文明的基石，是世界歷史全球化發展的動力。一般說來，民族國家對于科學技術、尤其科學精神普世價值的認同與接納程度，是其歷史走向世界歷史的一個重要標志。只有具備濃厚科學精神的民族，才能昂首闊步地面向全球化的世界歷史大潮；否則，必然會以這樣或那樣的借口拒斥全球化，并最終走向反科技。近年來形形色色的所謂地方性知識的流行以及世界各地反科技與反全球化思潮的風起云涌也說明了這樣一個問題。

再次，科技史是人類智慧邏輯演進的歷史，是人類在這種智慧演進中逐漸擺脫奴役和尋求解放的歷史，是逐漸消解與顛覆傳統歷史價值觀的歷史。薩頓曾反復強調過：“科學活動是人類最主要的創造性活動，不只是在物質上，而且在精神上。”[23]科學技術不僅是能夠把人類從繁重的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且可以使人類從此擺脫種種精神奴役。一部科技史就是人類逐漸戰勝迷信、擺脫神像、告別奴性、走出蒙昧的歷史。按薩頓的說法，“科學史是人類的統一的歷史、人類的崇高目標的歷史和人類逐漸得到拯救的歷史。”[24]“我們的主要目標不是簡單地記錄孤立的科學發現，而是解釋科學思想的進步和人類覺悟的逐步發展，理解并擴展我們在宇宙進化中的職責地位。”[25]這樣一種宏偉的目標還將使科學家進一步擺脫狹隘的自我利益的內在精神奴役成為一個截然不同于傳統歷史主體的嶄新的人類。愛因斯坦曾講過：“一切宗教、藝術和科學都是同一株樹上的各個分支。所有這些志向都是為著使人類的生活趨于高尚，把它從單純的生理上的生存的境界提高，并且把個人導向自由。”[26]“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斷地給我新的勇氣去愉快地正視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7]而這樣一種天地境界則顯然是在以往的帝王將相爾虞我詐的歷史中所不可能存在的。科技史是科技活動的歷史，是科技勞動者智慧和創造的歷史，它無疑是對人類傳統歷史價值觀一種根本性顛覆。

最后，科技史中蘊涵著一種新的和科學的人文主義。這種人文主義并沒有傳統人文主義的豪言壯語，然而卻更加求真務實、客觀公正；它也沒有傳統人文主義那種貴族化的浪漫情懷，但卻更加積極進取、無私奉獻。它是一種以人類作為終極關懷的、既具有濃厚理想主義色彩然而卻又是大眾的、理性的和世俗的人文主義。這是我們在科技史以外的其它歷史中難以看到的。薩頓畢生致力于利用科學史來弘揚和傳播這樣一種科學的人文主義。在他看來，“無論科學活動的成果是多么的抽象，它本質上是人的活動，是人的滿懷激動的活動。”[28]“科學只不過是自然界以人為鏡的反映。在某種意義上我們始終是在研究人，因為我們只有通過人的大腦才能理解自然，然而，我們同樣也可以說我們一直是在研究自然，因為沒有自然我們無法理解人。”[29]“每一個科學思想，無論它多么神秘，從其誕生到成熟都徹底地是人性的。由于它的最終表現是無生命的抽象形式，因而否定它所固有的人性，那就如同因為我們只是通過冷漠的印刷字體了解詩歌的人性，就因此否認詩歌具有人性一樣愚蠢。科學也像其它人類活動一樣充滿生機，正是由于產生它的特殊活動是最高級的活動之一，它充滿了最高級和最純潔的生命力。”[30]因此，一個真正的人文主義者必須能理解科學的生命，正如他必須理解藝術的生命一樣。然而，令人遺憾的是，薩頓的理想和愿望并沒有能夠實現，科技史中的這種科學的人文主義或者說新人文主義至今依然風雨飄搖在人類社會歷史的驚濤駭浪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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