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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書·周書》選編的大部分文字都是有關西周初年的史事，而《商書》最后兩篇也是關于殷周之變的內容。宋作為商殷裔胄、周之諸侯，尤其能顯示歷史之變的意義。是以《尚書》中關于宋之始祖微子的事跡，選入了兩篇文字，一為《商書》之《微子》，一為《周書》之《微子之命》。雖然如此，關于微子的事跡仍有很多不甚明白。比如關乎他的最重要的史事：什么時候、哪一位周王封他于何地？文獻記載就很不一致。《史記》之《殷本紀》、《周本紀》、《宋微子世家》、《魯周公世家》以及《書序》等認為封微子在成王時。后世多數學者都從《史記》說。然而《呂氏春秋·慎大》云：“武王立成湯之后于宋，以奉桑林。”《禮記·樂記》亦云：“武王克殷，及商，下車……投殷之后于宋。”其他如《荀子·成相》、《韓詩外傳》等也都說是武王封微子。《左傳》僖公六年載：武王伐紂，微子面縛銜璧前來投降，武王親為釋縛，并“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微子世家》將“使復其所”理解為“復其位如故”。一些學者認為，復其所就是使其回歸原來的封邑，其地在今山東梁山西北，后來再徙封到宋國，并認為《史記》說成王封微子乃錯解了《書序》的話；（注：參見楊寬：《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23—124頁。）還有人認為：“復其所，復微子之國也。微國本在紂之畿內，后又封武庚于畿內，乃改封于宋”。（注：其說清人劉文淇已倡言，楊伯峻等人從之。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僖公六年，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第314頁。）可以看出，周初微子受封于何人，古代以來就有不同的意見。至于何地一般都相信在宋，即今河南商丘市。然則封于宋何以不曰“宋公”而仍稱“微子”，甚至其弟仲衍繼位仍稱“微仲”，直到其侄稽繼位才曰“宋公”？對此，《史記·宋微子世家》“索隱”引《孔子家語》辯解道：“雖遷爵易位，而班級不過其故，故以舊官為稱。故二微雖為宋公，猶稱微，至于稽乃稱宋公也”。既說遷爵易位，又言“班級不過其故”，其牽強處過于明顯，是以不為后人所信。清顧炎武另為之解：“微子之于周，蓋受國而不受爵。受國以存先王之祀，不受爵以示不為臣之節，故終身稱‘微子’也……衍之繼其兄，繼宋非繼微也。而稱微仲者何？猶微子之心也……至于衍之子稽則遠矣，于是始稱‘宋公’……《微子之命》以其舊爵名篇，而知武王、周公之仁，不奪人之所守也。后之經生不知此義，而搶器之臣、倒戈之士接跡于天下矣。”顧氏雖為考據大家，但說論此事比之“索隱”尤多曲會之辭，是以為其書作“集解”的黃汝成便不能同意他的意見，指出：“先生之義甚正矣，核之命篇之義，似不必然。”（注：顧炎武著，黃汝成釋：《日知錄集解》，長沙：岳麓書社，1994年，第57頁。）顧炎武宣揚文武周公之道，相信武王周公仁義之師，故而有此論調。其說武王伐紂等等，如此言論尤多。（注：顧炎武著，黃汝成釋：《日知錄集解》，第50—52頁。）可以說，多數學者盡管相信微子初封于宋即商丘，但對微子不名宋公并沒有提出很好的解釋。其他一些人對此或存而不論，徑謂其封于宋；或含糊其辭，隨意稱引。此外，宋之宗廟不在國都而在以北數十里地的薄邑，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之國都，微子之侄稽第一個稱名宋公等，都與微子封宋不能契合。

微子受封之事，相關材料缺少詳細描述，《微子之命》一篇大家又認為它不甚可靠（盡管一些人認為今存古文尚書可能是整理的問題，不一定是偽書），且亦不涉及封地、封時等問題。微子受封是宋國初期歷史的主要內容，涉及周武王勝殷的許多內幕，可以說是先秦史上的一件大事，過去未有人對此作過具體考察，以至相關史實不甚清明。本篇嘗試論之。

一北亳與湯之景亳的關系

《左傳》哀公十四年載宋景公語：“薄，宗邑也”，薄即亳，音近相通。宋景公說薄是宋的宗邑，當可信據。微子為宋之始祖，薄為宋之宗邑，因此對薄邑來龍去脈的考察，實際上即是對宋國最初歷史即微子封建史實的考察。

宋景公所說之薄，早期文獻還有兩處提到。（注：《左傳》襄公十一年另有“同盟于亳”。此亳，《公羊》、《穀梁》并作京，學者亦多信其為京之誤，但“鄭亳說”者堅信其是。亳為京之誤，方酋生新近辯之最詳，參見氏著：《也談古代文獻記載中的湯亳》，《殷都學刊》2004年第1期。）一是《春秋》僖公二十一年：“公會諸侯于薄，釋宋公”。（注：《左傳》僖公二十一年作：“會于薄，以釋之”。）二是《左傳》莊公十二年：“公子御說奔亳”。杜預注薄曰：“宗廟所在”。這個薄即漢之薄縣，皇甫謐《帝王世紀》所謂的“北亳”。他說：“殷有三亳，二亳在梁國，一亳在河南。谷熟為南亳，即湯都也；蒙為北亳，即景亳，湯所盟地；偃師為西亳，即盤庚所徙者也”。皇甫謐之前，說亳（薄）為湯都者還有班固。《漢書·地理志》論宋、曹地之風俗：“昔堯作游成陽，舜漁雷澤，湯止于亳，故其民猶有先王遺風。”薄縣，漢屬山陽郡，今在山東曹縣境，（注：田昌武《早商文化的探索》（田昌武主編：《華夏文明》第3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年，第10頁）認為，此亳在曹縣西北跨濟水處，地當曹衛之間、華戎錯居之處，為推測之論，沒有實據。）春秋后期在曹、宋界上。魯哀公七年，宋軍圍曹，曹筑五邑于其郊以抗宋，其中之揖丘邑，注家多認為在今曹縣內，（注：參見楊伯峻：《春秋左傳注》，哀公七年所引，第1645頁。）說明曹亡前，今曹縣一帶正在曹、宋兩國邊界地帶。關于曹國的疆域，《史記·管蔡世家》所附《曹世家》并未及之，《漢書·地理志》述宋之分野時說到武王封弟叔振鐸于曹，“其后稍大，得山陽、陳留，二十余世為宋所滅”。漢陳留郡寧陵縣與梁國的睢陽即宋都城緊鄰，而山陽郡的薄縣直接蒙縣，距睢陽僅數十里。還有，據《左傳》成公十八年載，春秋時宋國都城西北門曰“曹門”，直對曹國，也說明宋都城距曹地近甚。由這兩點說宋之宗邑亳春秋時曾經屬于曹可能性很大。當然，最大的可能應該是，宋強則屬宋，曹強則歸曹。《左傳》莊公十二年杜預注：“亳，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可能其時已屬宋，也可能只是杜預的推測。

古之建邦立國，必于其國都之中建立宗廟社稷，以便于隨時祭告神明。《墨子·明鬼下》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圣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為宗廟，必擇木之修茂者，立以為叢社。”《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匠人營國》：“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禮記·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這些記載都表明宗廟必立于國都之中。考古研究也表明，春秋中期以前之宗廟祭壇，全都在國都中的正位。（注：參見王震中：《中國文明起源的比較研究》，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4—344頁；劉慶柱：《中國古代都城考古學研究的幾個問題》，《考古》2000年第7期。）宋國都城在商丘市，其宗廟則在以北幾十里外的地方，近于別國，這是很可怪異的現象，其他國家遷國都者似未之見。北亳之南有南亳，酈道元說：“睢水又東徑高鄉亭北，又東徑亳城北，南亳也，即湯所都矣。睢水又東徑睢陽縣故城南，周成王封微子啟于宋，以嗣殷后，為宋都矣”。（注：酈道元：《水經·睢水注》，長沙：岳麓書社，1995年，第356頁。）酈道元時南亳與宋都一水之隔，而春秋時睢水自西北向東南橫穿宋都城中，考古發掘已證明這一點，說南亳是宋國平常奉祀的宗廟所在，應該沒有問題。王國維說南亳“不獨古籍無征，即漢以后亦不見有亳名”，（注：王國維：《觀堂集林》卷20《說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似不確。那么，北亳即景亳又是從何而來的呢？

《路史·后記》注引鄭玄《六藝論》云：“景山，商墳墓之所在也。”上古墳墓所在常常也是宗廟之地與君王之所居，景與亳并言當本于此。《史記·殷本紀》“集解”引《括地志》云：“宋州北五十里大蒙城為景亳，湯所盟地，因景山為名。”認為此景山乃湯與諸侯會盟之地，這明顯是對皇甫謐之論的發揮。關于景山，酈道元《水經·濟水注》云：“黃溝支流……北徑已氏縣故城西，又北徑景山東。《衛詩》所謂‘景山與京’也。”以下又引毛公等傳注進一步說明之。酈氏此處誤從班固、杜預，將衛地的景山置于曹國，顧炎武等已辨其非。（注：顧炎武著，黃汝成釋：《日知錄集解》，第1129—1130頁。）顧氏并指出：“今曹縣東南四十里有景山，疑即《商頌》所云‘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而《左傳》昭公四年椒舉言‘商湯有景亳之命’者。”王國維考景山距宋都商丘“僅百數十里”，然未指實何山，（注：王國維：《觀堂集林》卷2《說商頌下》。）田昌五、方輝說商之景山即今曹縣西北之梁堌堆，至今仍有“景山”之名。（注：田昌五、方輝：《“景亳之會”的考古學觀察》，《殷都學刊》1997年第4期。）可以看出，漢魏以后學人說景山皆據曹縣薄邑周圍之山，臆而言之，無有確據。稽之先秦舊籍，這一帶并無景山之名，定陶以南至商丘一帶只提到一座山，這就是曹國之南山，見于《詩經·曹風·侯人》：“薈兮蔚兮，南山朝隮；婉兮孌兮，季女斯饑。”毛傳：“曹南山。”《通典》曹州濟陰縣：“有曹南山”，嘉慶重修《一統志》謂南山在曹州濟陰縣東二十里。葉圭綬道光年間宦游山東多年，全面考察山東各州、府、縣及其山川地理沿革，仿顧炎武《考古錄》著成《續山東考古錄》，將曹南山歸之于“古有今無之山”，（注：葉圭綬：《續山東考古錄》，濟南：山東文藝出版社，1997年，第757頁。）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第一冊）在亳邑之北、今曹縣南標有南山，略近于孫星衍考證的湯冢所在的土山集，北距曹縣城二十里。（注：孫星衍：《湯陵考》，《岱南閣集》，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比較各家意見可以看出，曹南山在后世若隱若現，與景山相表里，后世所謂的曹縣景山實則曹南山的傳訛，又因宋之宗邑亳而附會為“景亳之命”的所在。實際上，商代諸王居則“出入日”、“賓日”，即禮而事之，所以商王都居附近常有景山之名，即其禮日之所在。商湯所居之亳，實在今河南浚縣的丕山，即《尚書·禹貢》所謂的“東過大伾”之伾山，也即《國語·周語上》“商之興也，梼杌次于丕山”之丕山，由其地則曰伾、丕、伓、岯，筑邑其上又曰邳、，由其宗廟形象則曰亳，名其民族又為殷、衣、衛，皆丕山之丕的音轉，于此禮日故又曰景山，即《詩經·衛風》之景山。詳細情況筆者已有專文論述。（注：陳立柱：《亳在大伾說》，《安徽史學》2004年第2期。）其他一些學者的最新研究也表明，商湯之亳邑絕不可能遠在曹縣以南，那里距先商文化區較遠。（注：參見江林昌：《〈商頌〉與商湯之“亳”》，《歷史研究》2000年第5期；王震中：《甲骨文亳邑新探》，《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誠如鄒衡、田昌五等先生所指出的：“所謂宋宗邑至多也只能是宋始封之地的宗邑，決不會是什么商宗邑”，（注：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年，第189頁。）“宋亳亦非湯始居之地，而是微子受封后建立的宗邑……此處傳說為成湯會盟之地，即‘湯有景亳之命’是也”。（注：田昌五：《早商文化的探索》，《華夏文明》第3集，第15頁。）

筆者也相信宋之宗邑是微子受封建立的，但理由與田先生不盡同。田先生如此說是他相信商湯之都在濮水流域，濮與薄通，薄又與亳通，以故亳是因濮水而得名的。至于另一個理由，即將“湯有景亳之命”會諸侯承大位為天下共主，改為“景亳之會”，即會諸侯以伐夏，發揮皇甫謐、杜預等人的成說，并據所謂的考古資料定其地在曹、衛之間，沒有提供直接證據，可以不論。薄邑既為宋之宗邑，即宗廟所在，微子為宋之始祖，則薄為微子所居應該沒有問題。有一件事也可以為之佐證，就是微子不僅居于此，也老死其地。《后漢書·郡國志》梁國薄縣，劉昭注云：“杜預曰：‘蒙縣西北有薄城，中有湯冢。《左傳》宋公子御說奔亳。其西又有微子冢”。（注：孫星衍《湯陵考》認為劉昭注系引《春秋釋例》文，“微子”冢當為“箕子”。柱按：劉昭引文，“湯冢”以上為杜預文，以下引《左傳》文不見杜預說，可知劉昭謂其西有微子冢，乃另有所本。微子冢，漢魏以后文獻記載凡有三處。另兩處是：《元和郡縣志》卷10《河南道五》：“沛縣微山，上有微子冢”；《水經·濟水注》：“濟水又北徑微鄉東”，并引杜預曰有微子冢。后一記載不可信，下文有考證。微山上的微子冢，當為微子后人遷其地而有之，非微子死其地亦可知。明清以后商丘也有微子墓。）商亡時微子年歲已過耄耋，因此其死于薄邑應該是居其地不久發生的事。微子居薄邑，則文獻另一記載也易理解，并可以與之互證。《呂氏春秋·誠廉》載：周王“使保召公就微子開于共頭之下，而與之盟曰：‘世為長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諸’。”王為周武王，可見武王曾派使召公與微子歃血為盟，周許諾微子長侯位置不變，世代繼之，并奉有桑林之祀，私有孟諸之利。孟諸又叫孟豬、孟渚、明都，在薄邑東南，古代是十大著名的澤藪之一，其水盛大時當距薄邑不遠。（注：《水經·濟水注》引“《尚書》曰：‘導菏澤，被孟豬，’孟豬在睢陽縣東北。闞駰《十三州記》曰：‘不言入而言被者，明不常入也，水盛方才覆被矣’。”又《墨子·兼愛中》：“古者禹治天下……東方漏之陸防、孟渚之澤，灑為九會”，九言其多；陸防，畢沅以為即大陸，古之巨野澤；說明菏澤以南迄于孟渚，澤藪多甚，水盛大時多所覆被矣。孟渚之水多來自曹國南部，薄邑居其上流，正合適于占有孟渚之魚鱉草木之利。）如此，微子私有孟渚之利，居薄邑最為合適不過，若在商丘就隔有空、蒙諸澤而不方便了。

這里有一個問題需要多說幾句，就是殷末微子的封地。作為帝乙的長子，微子封于何地，先秦文獻沒有明言。《禮記·王制》疏引《鄭志》以為微、箕皆在圻內，《論語集解》引馬融語：“微、箕，二國名；子、爵也”，疏曰：“王肅云：‘微國名，子，爵，入為王卿士’。肅意蓋以微為圻外，故言入也”。可見微子究在圻內抑或其外，漢魏學者說法已相互矛盾。其實，商之圻內有多大，又包括哪些地方，學者也僅是據《詩經·商頌》一句“邦畿千里”而推斷的，并無確證。其后，《水經·濟水注》云：“濟水又北，徑須朐城西……濟水又北，徑微鄉東。《春秋》莊公二十八年，經書‘冬筑郿’。京相璠曰：‘《公羊傳》謂之微’。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微鄉，魯邑也。杜預曰：‘有微子冢’。”孫星衍據此而言“疑微子采地亦在是”，（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第253頁。）今在山東梁山北。微子采地在梁山以及杜說微子冢也在此，甲骨金文與早期文獻皆不能證實。相反，不少材料說明微子封地在殷都的西邊，而不是東南。據朱鳳瀚研究，殷后期王族子支的封地，其地望可考者都在豫北西端與晉南、晉東南地區，目的在于屏護殷都的安全。（注：參見朱鳳瀚：《商代晚期社會中的商人宗族》，田昌五主編：《華夏文明》第3集，第90頁。）最新甲骨文研究也表明，山西境內就有一微國。（注：李雪山：《卜辭所見商代晚期封國分布考》，《殷都學刊》2004年第2期。）這個說法還有文獻可為佐證。顧頡剛引閻若璩《四書釋地》文：“今潞安府潞城縣東北十五里有微子城”，（注：顧頡剛：《三監的結局》，《文史》第30輯，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而宋代成書的《太平寰宇記》潞城縣下也有“微子城，在縣東北二十里”，嘉慶重修《一統志》潞安府有“微子嶺、微子橋”等，可見說微子早期封國在晉南，與商末王族分封情況相一致，也能得到甲骨文及文獻記載的印證。或者正是在這里，微子看到周族勢力的迅速擴張，感受到殷之將亡而與周人暗中接謀，助其伐紂（詳下）。微子與周召公在共頭山下結盟，其地在漢河內共縣，正在今晉東南與豫東北接近處；若微子封國遠在山東，就不會跑到此地與周人盟，而封地在晉南則順理成章了；紂亡以后若微子回到山東梁山的“微鄉”，處在武庚與殷東諸夷國之間，武庚與夷人叛，微子只怕也難免被挾裹而反。商亡后微子居于孟渚之濱的薄邑，周人通往東方的要道地帶，則不僅可以避免背叛之脅，也能助周人東服叛國。因此，無論從地理環境，當時商、周族人的分布形勢，以及甲骨、古籍記載看，微子封地都應在殷都以西而不是東南。

二是成王還是武王封建微子

依據現在掌握的資料，筆者認為封建微子的是武王而非成王。

（一）微子不稱“宋公”，說明接受成王之命者不會是微子，他也不曾主祀殷先人。《書序》云：成王“命微子啟代殷后，作《微子之命》。”今存《微子之命》中有這樣一句：“庸建爾于上公，尹茲東夏”，明說封宋時是命為“上公”的。《逸周書·王會解》述成周之會時“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而立焉；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可見成周之會時，宋之國主是以“公”的身份入朝的，而文獻從無記載微子稱公之例。不僅如此，《史記·宋微子世家》明言，第一個稱名宋公者為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而不是微子兄弟。若是微子接受了成王之命而不稱名宋公，這是講不過去的。《禮記·樂記》孔疏：“其實封為五百里在制禮之后，故《發墨守》云：‘周公六年制禮作樂，封殷之后，稱公于宋’，是也。”鄭玄注亦云：“投，舉徙之辭也。時武王封紂子武庚于殷墟，所徙者微子也。后周公更封而大之。”這里有幾點值得注意：一是武庚受封時武王徙微子出其舊地，別有所封；二是周公曾更封宋而大其地，說明周公所封與此前又不同，有所擴大；三是“稱公于宋”，按之《宋微子世家》，正是微子之侄稽第一個稱名宋公的。王國維說，商、宋聲相近，宋公即商公，（注：參見王國維：《觀堂集林》卷12《說商》；又，楊寬也認為宋、商同聲通用。參見氏著：《西周史》，第386頁。）名宋公即商公才有資格續殷先祀，而微子一系正是在稽當位時才稱名宋公、代替武庚續殷先祀的，微子時還是武庚祀商，武庚敗后才是宋之國主續殷先祀。不名宋公說明微子未嘗主祀殷先，而其封地也絕不會是宋；既曰徙封微子，則微子不可能在原封地為殷長侯了。

（二）宋之宗廟不在商丘，也說明微子不居其地。微子為宋之始祖，始祖所居即是宗廟所在，宋之宗廟不在商丘而在薄邑，說明微子只是居薄不曾都宋。而自薄邑徙至商丘，方可謂之“更封而大其地”。

（三）古之封賞必于宗廟，成王時微子若不死年歲至少已在百歲左右，過于老邁，不可能至宗周接受周公成王的冊命，以及參加成周之會。關于微子的年歲情況，文獻是透露出不少信息的。1.《尚書·微子》記載微子去紂前與太師、少師有一番談話，請問太師自己該如何是好。微子的話中有這樣一句：“吾家耄遜于荒？”馬融注：“卿大夫稱‘家’”，鄭玄：“耄，昏亂也，”孫星衍疏云：“謂我年耄，將遁于荒遠以終老”。（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258頁。）《禮記·曲禮》：“八十曰耄”，鄭注：“耄，惛忘也”，年老自然惛忘。可見，微子謀去紂時，年屆80，已是年老惛忘之歲。2.《微子》中還有一句話：“我舊云刻子，王子不出”。這一句話舊注大都認為是太師之言，雖解釋各種各樣，皆不甚通順。《論衡·本性》則屬之微子，云：“微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王充明說這是微子說的話，孫星衍從之，皮錫瑞甚至批駁不信漢人遺說者，非是信而好古、不知蓋闕之意。（注：參見皮錫瑞：《今文尚書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231頁。）王充引此文是說紂王很小的時候，微子已看出他的本性不好。既曰紂為“孩子”，則微子已成年可知，彼此相差至少在15—20歲。3.據《左傳》哀公九年、《史記·宋微子世家》等，微子為帝乙長子，紂為少子，《呂氏春秋·當務》甚至說：“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意思是說，和二位兄長相比，紂的年齡很小。這與王充所引微子以長者口氣言紂小時候的情況相一致。4.微子長于紂，則紂的年齡也有助于推斷微子的年歲。紂王在位，《今本竹書紀年》謂之52年，《帝王世紀》與夏商周斷代工程判為30年，以其15—20歲始居王位，50年后則在70歲上下，30年后也在50歲左右。其小時微子已見其本性不好，以相差15—20歲計，則紂之亡年，微子多則90歲上下，少也在70歲以上。這是據紂之在位時間提出的推斷，說明微子去紂時自言已在耄耋之年，不是沒有根據。馬融注《論語·微子》甚至說：“微子見紂無道，早去之”，很早就離開了紂王廷。其時已80歲，至紂之亡年又有不少歲月矣。到成王六年周公更封宋時，微子若未死，則其年歲至少已在百歲左右。

古之人年齡近百歲，可謂老之至也，能千里迢迢赴宗周應周公成王的冊命，又能在成周之會的堂階下站立數個時辰不倒，這些都是不可思議的事。就是微子的下一輩人（70歲左右）應付這樣的奔波也不能說不夠勞苦。因此，以周初的社會變亂、微子的思想情緒以及其年歲情況推斷，說成王徙封宋時微子已不在人世顯然更在理。微子、微仲不在人世，而繼位之稽徙封故謂之宋公，否則其第一個稱名宋公就不可解了。

（四）相比較而言，說成王封微子于宋的文獻多在秦漢以后而少先秦者。言成王封微子者，以《史記》為最多見，如《殷本紀》、《周本紀》、《魯周公世家》、《宋微子世家》等。前引《書序》也言成王封微子，其成書時間，司馬遷以為出于孔子，近代以來多數學者認為寫于周、秦間，且是在漢代輯錄整理的。（注：陳夢家：《尚書通論》，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282頁；蔣善國：《尚書綜述》，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67頁。）《史記》以后，認為成王封微子的文獻就很多了，大概都受到《書序》與《史記》的影響。相比較而言，先秦時期的文獻謂武王封微子的要多些，已見上引文。

討論微子封于何時，我以為有兩件事首先需要弄清楚：一是微子自己當時是怎樣的想法又如何作為？二是微子何以得封？這兩者是有聯系的，其所作為與其受封應該相關。

關于第一個問題，《微子》一文有提示，這就是微子自己所說的“人自獻于先王”。（注：本句舊多視為太師語，孫星衍屬之微子，皮錫瑞據司馬遷文義推斷，亦以為微子言，并言古文《尚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俱見上引兩人書。以前后文意揣之，說為微子言較可取。）這一句話較為淺明，是說人各有志行，各照自己的意愿對先王做出自己的貢獻吧。我們看他做了哪些事情呢？《史記·宋微子世家》說微子與太師、少師商量后“遂亡”，又說“遂行”。這個說法可以和孔子之言相對證。《論語·微子》云：“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孔子曰：‘殷有三仁焉’。”但僅僅是“去之”顯然不足以說對先王有所貢獻。可能是因為這樣，朱熹注之則云：“微子見紂無道，去之以存宗祀。”（注：朱熹：《四書集注》，長沙：岳麓書社，1987年，第267頁。）孫星衍說：“微子去之，為抱器以存宗祀”。（注：孫星衍：《尚書今古文注疏》，第262頁。）這個說法是從《宋微子世家》中武王伐紂，微子將其祭器造于軍門以降周推說而來的。武王既已伐紂克殷，微子持其祭器投降，武王就允其保有先人之祀，理由未免單薄。事實上，微子去紂后還是做過不少事情的。由文獻所述，可以舉出至少四件與其“存宗祀”有關的事。

第一件事就是《呂氏春秋·誠廉》篇所說的，微子與周大臣召公歃血為盟于共頭山，周許諾微子世為長侯，守殷常祀以及相奉桑林，私有孟渚之利。可是周為什么會許諾微子，微子又是如何報答周人的？留下的盟辭中沒有見到記載。但若考慮上古時人對神盟誓，不敢違背神明，則微子報答周人之事，必是口頭承諾，未入盟辭而已。《誠廉》接著說到伯夷、叔齊聽說這件事，“相視而笑曰：‘嘻！異乎哉！此非吾所謂道也……今周見殷之僻亂也，而遽為之正與治，上謀而行貨，阻兵而保威也。割牲而盟以為信，因四內與共頭以明行，揚夢以說眾，殺伐以要利，以此紹殷，是以亂易暴也”。二人不恥周之作為，北行而餓死首陽山。細繹伯夷、叔齊之言，周為代殷而興，賄賂者有之，以兵相威者有之，陰謀離間殷貴族者有之，利用夢話以取悅眾人者有之，如此等等。而周與微子盟，正是行賄以求其內應。同篇還說到周王使周公旦與殷大臣膠鬲盟于四內，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也是通過許諾官財而獲得其支持的。可見，微子、膠鬲與周早有陰謀，文獻有明確記載。

第二件事與第一件事相關聯。《呂氏春秋·貴因》篇載：“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侯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朅至？’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也。膠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過去認為膠鬲之主是為紂王，不僅沒有根據，而且使得文中內容不可解。據陳奇猷先生最新考證，膠鬲之主實則為微子。（注：陳奇猷：《呂氏春秋新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939—940頁。）膠鬲之來見武王，實為約期以為內應，所以武王才會說“吾已令膠鬲……”的話。膠鬲與周有陰謀，《國語·晉語一》也有記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妹喜有寵，于是乎與伊尹比而亡夏。殷辛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女焉，于是乎與膠鬲比而亡殷。”膠鬲是和伊尹亡夏一樣的亡殷者。他是如何亡殷的呢？聯系他與周武王約定甲子日在殷郊會期，結果紂兵前徒倒戈，周人不戰而勝，說這是膠鬲與微子暗中做的手腳，應該沒有問題。不然膠鬲和武王期以甲子就不好解釋了。而武王確實在甲子這一天到達殷郊并戰勝紂王的軍隊，出土銅器利簋銘文及其他一些文獻都已證實。不僅如此，筆者還曾經從三個方面指證，利簋上的利，實際上就是膠鬲，因為他幫助周人不戰而勝，結果得到獎掖而作寶器。（注：陳立柱：《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說獻疑》，《中華文史論叢》第79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膠鬲是為聯絡人，而微子才是主謀。因為害怕失期，讓膠鬲前往聯絡周武王，以確定日期。武王為了成其克殷大功，不顧士卒生病，雨夜兼程，只用虎賁3000人，戎車300輛，一早晚便戰勝紂兵70萬，取得克商大功。《荀子·成相》云：“紂卒易向，啟乃下，武王善之，封于宋。”細繹文義，牧野之戰中，紂王的軍隊投降，反戈擊紂，微子啟便下車而降，說明其與武王合謀之事成功，武王稱贊他，并且給他封邦建國。《荀子·議兵》篇還說道：“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奔命者貢，微子開（啟）封于宋，曹觸龍斷于軍。”荀子也認為微子是順應潮流投降周人因而得封的。共頭山下與周結盟，如今又使紂兵前徒倒戈，則周之勝殷，微子之功大也。

第三件事是微子使族人降周，并參與伐紂。據《尚書·牧誓》，參加周武王伐紂的八國中有微國。這個微還見于《尚書·立政》：“夷、微、盧烝，三亳阪尹”。《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孔安國語：“髳、微在巴蜀”，“正義”引《括地志》云：“戎州之南，古微、瀘、彭三國之地”。對此，現代學者信者有之，不以為然者亦有之。顧頡剛、王玉哲等考證，參加武王伐紂的八國都在漢水以北至河南西部、山西南部等地，在大西南者為后來遷入的。（注：參見顧頡剛：《牧誓八國》，《史林雜識初編》，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王玉哲：《中華遠古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84—487頁。）錢穆則將之與穀水以南的微山聯系起來，地在今洛陽以西的新安。（注：參見錢穆：《周初地理考》，《古史地理論叢》，北京：三聯書店，2004年。）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指出：“羌近于微”，都在今山西。（注：參見李學勤：《殷代地理簡論》，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年，第33—35頁。）若此，參與伐紂之微與上文考證微子之國地理上相當，應是一個國家，微子國人曾經參與伐紂為事實。微子遣其族人入周還見于陜西扶風莊白村一號青銅窖藏出土的銅器銘文，其中的史墻盤銘云：“青（靜）幽高祖，才（在）微靈處。雩武王既殷，微史（使）烈祖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寓于周卑處。”徐中舒指出其中之微即微子，（注：參見徐中舒：《西周墻盤銘文箋釋》，《考古學報》1978年第2期。）得到許多人的贊同。趙誠說，微氏“高祖早在文王時代就已暗地歸周，所以生前‘在微靈處’，死后遵為‘靜幽’，以示安安靜靜地呆著，像五體投地那樣地臣服于周。不僅沒有以軍隊助紂反周，還可能有過保衛文王或周國的業績，建立過功勛，所以稱得上是周王朝的得力輔助，上帝賜給文王的大屏。從這種意義上才能理解‘靜幽高祖’是周王朝的有功之臣，當然值得稱道”。（注：趙誠：《墻盤銘文補釋》，《古文字研究》第5輯，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微子使其族人入周為史官，所以不少學者徑稱其為“微史家族”。史墻參加過周王對師酉的策命；墻的兒子繼任作冊，鐘銘所謂“夙夕左（佐）尹氏”即是明證。如此，則微子使族人降周伐紂，立功名于周廷。

第四件事就是武王伐紂成功，微子面縛銜璧投降周人。此事見于《左傳》僖公六年及《宋微子世家》，上文已提到。紂王兵敗自殺而微子立時投降受封，微子若沒有為周人做過什么，這是不可理解的。將上面三件事與之聯系起來看，說彼此之間密切相關，或者是前此舉動必然會有的結果應該沒有問題。又據《尚書·微子》，殷太師、少師建議微子出逃，而自己則準備“興受其敗。商其論喪，我罔為臣仆”，就是說他們不愿做別人的臣仆，要接受失敗帶來的災難。這句話既說明太師、少師不愿意做別族的臣仆，也暗含有微子可以去投降周王的意思，否則不會以做不做“臣仆”為言。太師、少師雖然不愿為人臣仆，事實上他們并沒有和紂王一起死難。《論語·微子》載：“太師摯適齊，少師陽入于海”，《淮南子·氾論訓》：“殷之將敗也，太史令向藝先歸文（武）王，期年而紂乃亡”，《史記·殷本紀》：“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也云：“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奔周”，《漢書·董仲舒傳》：“殷紂殺戮賢知，守職之人皆奔亡，逃入河海。”看來，太師、少師也和微子一樣離紂而去。二人和微子關系密切，本要和紂王一道接受懲罰，后來棄紂而去，只怕與微子也不無關系。

及其歷史背景不合。金文邑字上部一律為圜形，甲文邑字上部□形乃圜形省刻，本象天體圜圓，是上天之表示，下部為跽狀之人，整字取意于面稽天若、奉答天命，即于廟壇告（請）命于天之象形。說詳陳立柱：《邑字緣起新說》，《殷都學刊》2004年第4期。）“亳”字即宗廟之象形，故曰亳（薄）邑，后來就成為宋之宗邑。微子既不得為殷之大宗子，只能以微子而不是宋公、殷公相稱，所以其弟仲衍繼位仍曰微仲。只是到了武庚遭廢、微仲之子稽繼位獲封為宋公即商公時，才成為殷之宗子，有資格稱名商公、殷公，主祀殷之先公先王。學者將《左傳》“使復其所”解釋為讓微子回到原來的封地微，顯然是對司馬遷“復其位如故”的進一步發揮。周已為天下共主，微子為周之天下做出了大貢獻，周王兌現部分諾言正情理中事。再與上文所說“北亳”的來歷合而觀之，則周王正是允許其在孟渚之濱建立宗廟祭祀。《荀子·成相》云：“封之于宋，立其祖”，楊倞注：“立其祖，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所引《左傳》之文見于文公二年，而帝乙正是微子之父。學術界不少人認為周武王“封微子于宋，與成湯有直接關系”。（注：參見辛德勇：《關于成湯都邑位置的歷史文獻研究》，《九州》第3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年，第115頁。）這種關系若有只可以理解為奉祀成湯。若然，則武庚“續殷先祀”就是不可能的了，因為大宗子只能有一個，而武王伐紂后封武庚“續殷先祀”大概不會有人懷疑。如此則微子未奉成湯為大宗子就是真的。微子不立成湯廟，（注：鄭玄注《詩經·有客》云：“微子啟，紂母庶兄也，武王投之于宋，因命之，封為宋公，代殷后，承湯祀。”說微子祀成湯顯系不實。宋之祖為帝乙，微子啟父也，微子若祀成湯，則為大宗子，宋之祖就是成湯而非帝乙，武王伐紂所封奉殷先祀者就是微子而非紂子武庚了。這與事實顯然不符。）這是大宗子才有資格祭祀的，微子作為小宗支子，只能以其父帝乙為祖，猶如魯國立周公廟以為祖。直到宋公祀商后才于宗邑建立成湯廟，這是薄邑有成湯之墓的原因所在。這個事實也說明，微子之初不曾稱名宋公即商公。若此，將“使復其所”理解為周武王焚其櫬、釋其縛后，讓他回到其原在殷京的官所休息，比理解為回到原封國，無論從字面上講，還是從當時的具體情形上看都更在理。老邁的微子面縛銜璧，膝行而降，艱難受罪可想而知，讓他回到住所休息正是人之常情。

由上述，封建微子的周王只可能是武王，先秦文獻多言武王封微子，也可以說明這一點。秦漢以后，因為大家只注意到成王正式冊封宋公以代武庚，便以為受封的是微子。加之微子的封地就在宋國都城北邊不遠處，后世也在宋的范圍之內，以及司馬遷習慣于以始封之君名其世家，（注：《史記》之《吳太伯世家》、《魯周公世家》、《齊太公世家》、《燕召公世家》、《宋微子世家》、《衛康叔世家》等等，都是以始封之君名之，雖然如周公者并不曾為魯公，重其始封之君也。）結果導致混而不辨，微子遂成了宋國的封君。宋公稽承續了微子一脈才得以成為殷之宗子，一如魯公伯禽之承周公而為侯于魯一樣。不過宋公稽之徒封宋（商丘），東方形勢已經大變，某種意義上可以說，宋國之立是周公成王統治東方政策的重新部署。

三成王大徙封與宋國之立

武王伐紂后的第二年去世，武庚與三監聯合叛周。結果引起周公成王大舉東征，并對東方的統治政策進行調整，一改武王獲有“天命”便放馬南山的做法。這一切直接影響了周王朝的政治經濟政策，以及對于殷民族的統治措施，也間接影響了后來中國歷史與文化的諸多方面。單就對于殷民族的影響而論，東征以后，殷民族分崩離析，與前此統一于宗子武庚的領導根本不同。粗略地說，東征以后殷民族以五種方式析分各處：一是被稱“殷頑”者遷于成周，置于周王朝的直接統治之下；二是分配到各國成為被統治者，如魯國分有殷民六族，衛國分得殷民七族等；三是滯留在鄭、曹、祭、溫、胙、鄶（后來的鄭）等中原國家中的下層民眾；四是逃散于四方者，尤其是隨武庚北逃以及與淮夷一起南下者；五是集中于宋國的，由微子后人統治，以守殷祀。周王朝一方面析分殷民族于各處，另一方面將周族人等大批東遷，充實東方的統治力量，如封建衛、魯、齊、燕等國于東方。這些諸侯國原本封在河南中西部以及山西南部等地，現在則大批遷往原殷民族及夷人較集中的東部以至海濱。顧棟高《春秋大事表》曾羅列了20余國徙封的例子，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進一步提出有71國之多，周初姬姜兩姓有名的國家幾乎都在遷徙之列。周對于為伐紂做出過貢獻的微子這一支也不能放心，向東遷徙的不少諸侯國實則為了包圍、監控宋國，防止再出現叛亂。楊寬指出，周“分封許多諸侯對宋形成內外兩個包圍圈，從它的西、北、南三面加以監督。”內層包圍圈主要是異姓諸侯，在宋的西北有姒姓的杞、贏姓的葛；在宋的西南有妘姓的鄢，姜姓的許，傳為神農之后的焦。宋的外層包圍圈主要是姬姓諸侯，北方有曹、郜、茅，西南方有蔡、沈等國。（注：參見楊寬：《西周史》，第386—387頁。）這就是周公成王分封姬姓諸侯的實際用意，他們占據肥沃土地、戰略要地以及交通要道。不僅如此，“有時把異姓諸侯放在擴張有困難的地區附近，姬姓諸侯在后方，采取確保交通路線的方針”（注：伊滕道治：《中國古代王朝的形成》，江藍生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210頁。）宋國可以說就是這樣一個處于擴張困境中的國家。據《左傳》記載，春秋時宋國東有空澤，南有逢澤，東北是蒙澤，蒙澤以北則是上文說到的大澤孟渚，西南方為泓水，北邊近于曹，而杞、葛則在其西北。宋國唯一開拓發展的地方就是東南方，而這里是少有人居住的水網藪澤之地。徐偃王到中原，要在陳、蔡之間開溝而過，吳王夫差北進，要在宋、魯之間開運河前進。可見宋國所處的地理環境是一個幾乎沒有外向發展空間的所在。只是湖澤溝藪逐漸干涸后，宋才有所發展，西周時不能有所作為可以想見。對于周王朝來說，封宋僅僅只是存其祭祀而已。遷微子后人于商丘，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就是讓出地方給曹國。據《曹世家》，曹于武王時已封于定陶。實際上武王時所封之曹更可能是《左傳》閔公二年所說衛戴公“以廬于曹”的衛曹，在今河南滑縣與濮陽之間。這個曹，《管子·小臣》、《水經·淇水注》、《漢書·地理志》作曹，《列女傳·許穆夫人》、《易林·噬嗑之訟》、《詩經·泉水》則作漕。封叔振鐸于曹，正是占有要地，和三監一道監視武庚。成王遷于定陶，占據西方與“大東”、“小東”（注：傅斯年：《大東小東說》，《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2本第1分冊，1930年。）往來的通道，其南直逼于宋。宋之南遷雖數十里，其意義則大不同，不僅使殷人讓出交通要道，也使其迫近于水澤之鄉，無法擴張，不能再對周之統治構成威脅。

關于曹國早期的情況，這里雖然只是推測，但與當時徙封的形勢相契合，也能解釋曹之國名的來歷。武王伐紂封建姬姜二姓有功之人，鄭州（管）以東只有曹國，（注：曹縣東城武縣有地名郜，舊注多認為是郜國所在，楊寬認為此郜乃周武王所封。參見氏著：《西周史》，第127頁。楊說只是推測，沒有實據。）廣大的東方不是殷商族人，就是狄戎夷人的天下，置曹于定陶，處于東方諸族之中也不可解。若在河東的衛曹，處古黃河之濱，是大東與小東交通的戰略重地，則監視殷都甚便。

從以上所述周之徙封形勢與宋國所處位置來看微子之侄稽的稱名宋公，我以為更容易明了宋之封必不是微子，而是其后人，鄭玄所謂“周公更封而大之”也是有充分根據的，只是更封者非微子而是其侄稽而已。

商朝末年，紂王暴政不得人心，周族乘機發展起來。微子啟等殷貴族為使殷族不被夷滅，祖先得以血食，紛紛投奔周，助其伐紂，企圖得到周王的諒解，以達其“自獻于先王”的目的。古人以祭祀事大，存其族的具體表示就是能祭其祖，故而不惜一切成全之。微子去商投周時年已在耄耋，武王伐紂后置于孟渚之濱，既是安撫也是保護，不久老死其地。紂子武庚不愿臣周，復又起事，三年后敗北。周公成王改變了以往的統治政策，分崩離析殷族，層層包圍宋國，只讓微子之侄、微仲之子稽于宋掌其先祖之祀，命為宋公。宋之宗邑不在國都商丘，微子兄弟不稱宋公，稽第一個稱名宋公，以及微子死于薄邑而不是宋國都，所有這一切都已暗示微子不曾封宋。但是，因為孔子說過微子是仁人，（注：說微子仁人，也有不為然者，如《戰國策·秦策三》載蔡澤對應侯言有：“夫待死而后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圣，管仲不足大也。”只是后來影響甚微。）《管子》、《孟子》（注：《管子·宙合》云：“故微子不與于紂之難而封于宋，以為殷主，先祖不滅，后世不絕，故曰大賢之德長。”《孟子·公孫丑上》：“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膠鬲，皆賢人也。”）也說他是大賢德長之人，他和周人聯手倒紂的事，儒家之徒便諱言之，因而其去紂后的作為也就視而不見。此事不明，則其“存殷之祀”之心不能落實，宋初之史實也就隱晦不明。現代學者多忙于考古文獻的整理、研究，而宋國出土的銅器文物很少且直到目前為止尚未見有早期的，這也影響了對于宋初之史事的關注，是以近些年來出版的一些研究周初封邦建國的論著，對微子之封多是一筆帶過，加之有關于當時情況的文獻記載大多模糊不清，只有《史記》所述整齊有序，是以也多誤從《史記》，相信成王封微子國于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