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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要和平、國家要發展、社會要進步、經濟要繁榮、生活要提高,已成為各國人民的普遍要求。而作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社會主義中國面臨生產力落后、商品經濟不發達的現狀,迅速地發展壯大自己,以民富國強的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已經成為中國國家、民族和人民一致的強烈要求和熱切企盼。發展的中國呼喚發展的理論。作為特色理論核心的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以中國國情為前提,以實踐為基礎的產物。它已經和必將成為指引我國人民實現“三步走”戰略目標的跨世紀的行動綱領。

(一)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時代主題轉換的敏銳把握

對時代主題的正確認識和敏銳把握,從來就是一個政黨正確地制定自己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的主要依據。而時代主題是客觀的、發展的,這種客觀發展只有正確地反映到人們的頭腦中來,才能為人們所把握。在較長的一個時期里,我們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和把握出現了某些偏差,從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初,我們國內的一切工作實際上是圍繞著“要準備打仗”和立足于戰爭“早打”、“大打”來進行的。認識上的偏差導致了決策上的失誤,不可避免地擠占了國內經濟建設的時間。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鄧小平在思考黨的工作重心轉移的同時,開始了對時代主題的重新審視。到70年代中期,他在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科學理論基礎上,提出了延緩世界大戰是可能的觀點。從80年代初開始,他在分析國際社會的主要矛盾已集中表現為和平問題(東西問題)、發展問題(南北問題)的新變化后,又提出了爭取較長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進而從中概括出和平和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的精辟論斷。〔1〕據此,我們黨及時調整了自己的對內方針和對外政策。“一九七八年我們制定一心一意搞建設的方針,就是建立在這樣一個判斷上的”〔2〕。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對國際風云的急劇變化,人們一度對時代主題的認識再次陷入迷惑,鄧小平又一次有針對性地指出:“世界和平與發展這兩大問題,至今一個也沒有解決。”〔3〕也就是說,雖然世界依舊很不安寧,但和平與發展仍是當代世界的兩大主題。二戰以后,由于出現了一個較長時期的和平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出現了驚人的大發展。有人計算,單是戰后頭30年,世界工業總產值累計額就是人類歷史全部工業總產值累計額的兩倍左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戰后頭二十多年生產的產品,就超過了過去二百多年產品的總和。從1950年到1980年,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4.7%。就目前我國的工業化水平看,不僅與經濟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巨大,即使在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中,也已在一定程度上呈落伍之勢。更令人擔憂的還不僅僅在于已存在的差距。在當前以至今后的世界經濟發展中,一方面由于具有較高水平的工業、雄厚的資本、豐富的組織與經驗以及眾多的優秀人才,新技術革命成果將更容易被經濟發達國家所利用,使他們得以更快地發展,由此將使南北差距呈進一步擴大之勢。另一方面,在發展中國家(地區)之間,工業化的進展速度也日益顯示出明顯的差距。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亞洲“四小”、巴西、墨西哥以及泰國等)的迅速崛起令世人刮目相看。為此,鄧小平指出:“過去我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現在比下也有問題了。”〔4〕“現在,周邊一些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比我們快,如果我們不發展或發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較就有問題了。”〔5〕正是這種強烈的時代緊迫感和歷史責任感促使鄧小平從改革開放以來,一再強調發展才是硬道理。“化劍為犁”是我們所處時代的本質特征。新科技革命更加強化了和平與發展的主題。新科技革命引起的以經濟為主導的綜合國力競爭,使得各國日益重視本國的經濟改革、調整與發展,推動國際社會的軍事角逐和政治對抗讓位于經濟競爭。此外,高科技因素孕育的先進的交通、通訊手段,推動了世界范圍內的經濟往來和文化交流,世界各民族的文化體系與價值觀念將在頻繁的交流和碰憧中相互吸納、磨合與交融,以人類共同利益為基礎的價值取向將日益被各國所認同,從而使和平與發展成為維系人類社會共同命運的紐帶。

(二)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的理論回應

1840年鴉片戰爭,既是中國由獨立的封建主權國家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開始,又是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被動地走向現代社會的歷史轉折點。隨后中國的發展問題就被突出地提了出來,無數仁人志士圍繞著發展問題設計過諸種方案,但最終都沒有找到根本的出路。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開始了發展社會主義的艱辛開拓,對來說,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是一個比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更為陌生和更為艱巨的事業,因為后者是植根于他多年的觀察、親身體驗和研究而形成的,對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經濟性質、經濟結構和階級關系的認識,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和成熟的戰略思考,而前者僅僅停留在從當時蘇聯傳播進來的關于社會主義的理論和蘇聯社會主義實踐的一般了解。究竟什么是社會主義,在中國如何去建立和建設社會主義,的確是一個在思想上無法也來不及仔細思考的問題,于是中國首先是照搬照抄蘇聯的經驗,其實蘇聯模式也并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模式。雖然在50年代中期,已經察覺到了蘇聯模式的一些弊病,并且開始獨立自主地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但在當時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尚不明晰和對社會主義的本質及其發展規律的認識十分有限的情況下,加之晚年背棄了他一貫倡導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使得關于社會主義的發展思想在某些方面出現偏差與失誤,給中國的經濟建設和發展帶來了難以挽回的損失。幾乎與此同時,隨著二戰以后殖民帝國主義體系徹底崩潰,現代化成了亞、非、拉美大批獨立國家所追求的目標,發展的主題受到了極大關注,一大批關于現代化和發展問題的理論相繼形成。例如“現代化理論”學派,“依附論”學派和“世界體系論”學派等等。但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一種理論可以作為第三世界國家共同的戰略指南或可以被某個國家完全接受和運用,特別是關于兼有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雙重身份的中國如何發展,更不可能在上述發展理論中查尋到現成的答案,這個空白留待了中國共產黨人通過自己的實踐來填充。發展的中國呼喚發展的理論,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需要發展的理論,改革開放以后,鄧小平將實現現代化作為解決中國社會問題的根本著眼點,同時將中國現代化納入到世界現代化背景中加以思考,在此基礎上對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科學的闡述,構建了當代中國的發展理論。

(三)鄧小平社會主義發展思想是對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歷史經驗的深刻反思

本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蘇聯解體和東歐劇變相繼發生,表明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遭受嚴重挫折并進入“低潮”。人們不禁要問:為什么在國際資產階級的暴力鎮壓、戰爭威脅、武裝入侵、聯合圍剿下,蘇聯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不但未被壓垮屈服,反而越戰越強并擴展了勝利;而在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平演變的攻勢下,與美國抗衡幾十年的世界超級大國蘇聯和已有四十多年建設社會主義歷史的東歐六國竟不打自垮了呢?這不能不激起人們的深刻思考。就發展角度而言,前蘇東社會主義國家至少犯了三個“可以避免的錯誤”。

1、社會主義建設模式凝固化

斯大林模式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第一個建設模式,它是在列寧逝世以后,于本世紀30年代在斯大林領導下的蘇聯建立起來的。實踐證明:這種模式在一定的適用范圍和歷史條件下是有效的,即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建設規模較小,經濟結構比較簡單,發展目標比較單純集中(如對付戰爭、危機、災害、解決溫飽等)的條件下,以及在封閉、半封閉的情況下如此,社會主義發展史上的“黃金時代”就是在這種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出現的。但隨著經濟發展規模擴大,經濟結構復雜化,發展目標多元化,人民生活要求提高以及對外開放使經濟越來越國際化的情況下,這種模式的優勢就轉化成劣勢,隨之出現經濟效益和增長速度下降,物質匱乏和消費品不足等問題。從理論上講,社會主義社會和其他任何社會一樣,也是需要經常變化和改革的社會,另一方面,實踐也向人們提出了改革的要求。但蘇聯東歐各國長期以來沒有認識到這一點。

2、社會主義發展偏離了方向

蘇東各國的改革姍姍來遲,本已是一大失誤。然而當進入80年代改革全面啟動后,又顯得操之過急。為了揭露舊體制的種種弊端,對傳統社會主義模式興師問罪,甚至對歷史人物進行人身攻擊,全面否定黨的歷史和社會主義,最后當把自己的歷史全部否定后,也就等于否定了社會主義的傳統價值和科學原則。于是這種“改革”的進一步發展,就不再是完善社會主義,而是拋棄社會主義,走向了以“民主社會主義”或“民主的、人道的社會主義”為旗號的西方改良主義。

3、社會主義發展失卻了重點

農業問題一直是蘇聯經濟建設中的致命的弱點。但蘇聯從斯大林時期到赫魯曉夫時期都實行優先發展重工業(實際上是軍事工業)的方針,并把它作為建設社會主義的普遍規律和“黨的總路線”。勃列日涅夫時期曾想對國民經濟產業結構進行重大調整,但在對外擴張爭霸天下的大背景下,他不可能對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有任何改變。直到蘇聯宣布建成“發達的社會主義”之后,仍然宣稱優先發展重工業的原則是適用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方針,造成國民經濟中農、輕、重之間的比例,軍用工業與民用工業的比例,生產資料的生產與消費資料的生產的比例,長期處于嚴重失衡狀態。如1965年,蘇聯農、輕、重產值的比例約為226,到了1980年,這個比例改變為1.526.5。又如在勃列日涅夫執政的18年間,工業產值中生產資料所占的比重一直為74%左右,到1982年漲至75•1%,比赫魯曉夫執政時期還高,達到衛國戰爭時期的水平。優先發展軍事工業使蘇聯60%的優秀科技人才以及大量精良的技術設備被集中在軍事部門,為了實行對外擴張、爭霸天下,蘇聯自己給自己背上了日益沉重的包袱。按1970年價格估算,蘇聯在1980年的軍費開支高達610~660億盧布,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2~14%。優先發展重工業還使蘇聯長期實行高積累、低消費的政策。按照蘇聯官方的統計,蘇聯國民收入中用于積累的部分通常占有1/4左右,有的學者甚至認為占1/2左右。高積累必然同低消費、低工資并存,使得蘇聯人民的生活和福利處于過低的水平。〔6〕基于同樣的理論認識和指導思想,東歐各國國民經濟發展也嚴重畸形化,引起了人民群眾的強烈不滿。殷鑒不遠,鄧小平在遵循經濟落后國家建設社會主義的客觀規律的基礎上,結合中國以農業立國的實際,提出了社會主義發展重點論,使中國成功地捍衛住了社會主義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