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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兩岸三地經貿投資合作的歷史與現狀

1.香港與祖國內地經貿投資合作的歷史與現狀

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實行對外開放以來，香港與祖國內地經貿投資合作關系的發展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1979-1985年，祖國內地與香港經貿投資合作的起步階段。這一階段，國家首先在東部沿海地區實行對外開放，從興建4個經濟特區，到開放14個沿海港口城市，繼而擴大到3個沿海開發地區；另一方面，大力開展農村經濟體制改革和城市市場取向的改革，從而為港商到祖國內地投資及擴大貿易創造了條件。

在貿易方面，按香港海關統計，兩地貿易額由1979年的170.48億港元，增至1985年的1201.75億港元，增長6.05倍。祖國內地與香港貿易在香港對外貿易總值中的排名，由第3位升為第1位。其中，香港自祖國內地轉口由第6位升至第1位；香港產品對祖國內地出口由第15位升至第2位，香港自祖國內地進口，由第2位升至第1位。

港商對祖國內地的投資，首先在經濟特區和沿海少數地區投資興建旅游賓館、酒樓餐廳、建筑裝修、路橋建設和經營出租小汽車等業務。同時陸續以“三來一補”為主要形式，在經濟特區和珠江三角洲地區發展加工貿易項目。投資者以中小資本為主。1979-1985年，祖國內地實際利用外資217.90億美元，其中我國港商對祖國內地的直接投資及其他投資，占很大的比例。廣東是利用外資最多的省份，這段時期，廣東實際利用外資28.46億美元，港資比重超過80%。

第二階段：1986-1992年，香港制造業大量轉移，奠定了“前店后廠”的格局，香港與祖國內地經貿合作逐步向多元化發展。1986年，香港制造業工廠為4.86萬家，雇傭勞工186.97萬人，占本地生產總值的22.6%，至1992年分別降為4.2萬家，57.12萬人，和占本地生產總值13.6%。可見，自80年代中期以來，香港制造業面對經營成本提高，國際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和來自鄰近國家、地區激烈競爭的嚴峻挑戰，開始了大規模的產業轉移，引發兩地生產要素與資源重新配置，奠定了“前店后廠”的格局。兩地優勢互補，香港的資金、技術、設備、市場和管理方面的優勢，與祖國內地低廉豐富的土地、勞動力和政策優勢相結合，從而使香港產品在價格上取得競爭優勢，也促進了祖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珠江三角洲地區的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增加了勞動就業。

1986-1992年，祖國內地與香港貿易由1450.49億港元增長為6284.12億港元（香港統計）。其間祖國內地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和其他投資額321.15億美元，較第一階段的60.61億美元增長4.30倍。根據對外經貿部公布的數字推算，第一、第二兩個階段全國實際利用外資381.76億美元，其中港資為203.47億美元，所占比重為53.3%。港商的投資不僅在加工生產領域取得重大進展，并且開始向其他行業全面滲透，發展了多領域、多渠道、多形式的經貿合作關系。

第三階段：1993年至今，兩地經貿投資合作進入新時期。其中1993-1997年是香港回歸前的過渡期。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黨的“十四大”召開后，港商增強了對內地的投資信心和熱情，投資趨勢呈現出金額大、期限長、范圍廣、進展快的特點。投資主體從中小企業到大公司、大財團；投資領域從加工生產擴大到房地產業、基礎設施、基礎工業和第三產業；投資項目的平均金額顯著增大，投資額以千萬美元和億美元計的單個項目已非罕見。

1993-1999年間，港商對祖國內地的投資總額達1366.57億美元，占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48.11%，其中1993-1995年3個年份分別占到62.82%、58.40%和53.59%。1997年后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香港到祖國內地的投資在全國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當中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保持在40%以上，是祖國內地最大的投資來源地。

截止到1999年底，香港在祖國內地的直接投資總計6206億港元，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的24.8%，1999年一年香港對祖國內地的直接投資就達786億港元，占其對外直接投資總量的52.4%，祖國內地是香港最主要的資本輸出地。

祖國內地自1985年取代美國成為香港第一大貿易伙伴以來，一直保持著第一大貿易伙伴的地位。2000年，內地與香港貿易總值已從1993年的7400.89億港元增長到12579.68億港元，增長70%。雖然受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1998年貿易總值有所下降，但在1999年開始回升，并在2000年超過了1997年的水平。

2.臺灣與祖國大陸經貿投資往來的歷史與現狀

由于歷史的、政治的原因，祖國大陸與臺灣長期處于隔絕狀態，經貿往來受到很大限制。新中國成立以后直至20世紀70年代，雙方才有極少量的貿易，主要是臺灣“物資局”在香港采購一些大陸中藥材。盡管兩岸貿易起步較晚，至今仍主要采取經香港轉口的間接貿易方式，但自90年代以來，發展速度令人矚目。

1992年兩岸間接貿易僅為65.5億美元，2000年已達323.6億美元。其中，臺灣對祖國大陸商品進口大幅度增長，2000年增長幅度達到37%，對祖國大陸的出口也出現快速增長的勢頭，2000年達到261.4億美元，增幅達到23.2%，是近10年來增長最快的時期。2001年1-6月兩岸進出口貿易總額為140.37億美元，同比增長31.7%。其中，祖國大陸對臺出口24.14億美元，同比增長36.4%；由臺進口116.24億美元，同比增長30.8%。由于祖國大陸對臺經貿政策寬松，大陸廣闊的市場為臺商所看好，并且臺灣輸往祖國大陸的主要是工業原料、半成品及機器設備，適銷性強，祖國大陸已經成為臺灣重要的出口市場。相反，臺灣對祖國大陸的產品進口進行種種限制，因此長期以來，臺灣對祖國大陸出口依存度較高，但進口依存度有限。

臺商對祖國大陸投資早在80年代初已有涉足，但由于兩岸政策限制，投資規模小、期限短、形態單一，主要集中在勞動密集型加工業，以“臺灣接單、內地加工、香港轉口、海外銷售”的模式運作。隨著兩岸相關政策的出臺及1991年臺灣當局正式實施祖國大陸投資審核報備制度，使部分臺商對大陸的間接投資“合法化”，臺商迅速掀起祖國大陸投資熱。產業形態由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展到資本與技術密集型，土地利用型投資大幅度擴張，房地產開發、園區建設等成為投資熱點，并且通過在上海等地設立據點，占領祖國大陸市場。

根據中國外經貿部統計的數字，截至2000年底，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的項目有48837個，累計合同投資506億美元，實際投資276億美元。2000年，臺商在祖國大陸的投資額為50.77億美元，是1991年4.72億美元的10倍多。

目前臺商在祖國大陸的投資與以往相比呈現以下幾個特征：

第一，投資規模大型化、投資主體集團化。1992年臺商投資平均金額只有73.4萬美元，1994年突破百萬美元，1995年躍進到223萬美元，1997年達到320萬美元。目前，不僅數千萬美元以上的項目普遍化，而且上億美元的大項目明顯增多。臺灣大中型企業已成為赴祖國大陸投資的主力，包括臺塑、和信、遠東、統一、長榮、力霸等在內的大型上市公司，已有70%在祖國大陸投資。

第二，投資領域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產業分工由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轉化，特別突出的是以IT產品制造為代表的高科技產業成為臺商投資的主流。臺商對祖國大陸的投資，56%為電子電器業。臺灣的鼠標器、電源供應器廠家已有九成轉移至祖國大陸生產；掃描器、顯示器、機殼、監視器等，有六至八成在祖國大陸生產；筆記本電腦和主機板等也有五成在祖國大陸生產。除電腦及周邊設備與零件生產投資加快外，臺灣核心高科技產業半導體廠商突破臺灣當局的限制正式到祖國大陸投資。其中臺灣宏仁集團董事長王文洋與祖國大陸合作在上海張江科學園區投資16億美元興建8英寸芯片廠，開創了臺灣半導體產業投資祖國大陸的先河。另外移動電話、數碼相機與光電、信息、家電等產業也開始向祖國大陸轉移，軟件、網絡與電子商務等投資與合作發展迅速。據統計，2000年臺商到祖國大陸投資中投資電子業金額所占比重高達64%，而此項比重在1991年僅為18.13%，1997年升為20.19%，1999年再升到43%，顯示出臺商赴祖國大陸投資已向電子業集中的趨勢。

第三，投資行為長期化，由最初的“跑、帶”戰略轉變為“生根”戰略，簽約年限一般都在40年以上。

第四，投資重心由“珠江三角洲”向“長江三角洲”轉移。據有關資料顯示，20世紀90年代初至90年代末，臺商在祖國大陸投資最集中的廣東占有34.6%的份額，其次是江蘇（含上海），占31.99%。但近來江蘇（含上海）所占比重有不斷上升的趨勢，2000年江蘇（含上海）占48.01%，超過廣東所占的份額39.11%，已躍居臺商投資祖國大陸首位。

第五，開始伴隨投資進行技術轉移。自2000年以來，許多臺商在投資祖國大陸的同時也將研發基地轉移至祖國大陸，如神達、明基、仁寶、大眾、華邦、廣達等臺灣知名科技企業紛紛在祖國大陸籌設研發中心、IC設計中心及軟件開發基地，并形成一種趨勢與風潮。

第六，由“外銷”向“內銷”轉變，強勢出擊祖國大陸市場。隨著全球經濟出現萎縮，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在全球范圍內一枝獨秀，這個龐大的消費市場吸引著來自世界各地的投資者。臺灣企業意欲憑借其地域和文化優勢，搶先占領祖國大陸市場，便紛紛增加對祖國大陸的投資，積極開拓祖國大陸內部市場，內銷導向十分明顯。

第七，房地產投資熱再起。面對島內房市低迷、祖國大陸房地產市場的日益興旺及臺商投資建廠熱的出現，再度出現臺灣房地產企業的祖國大陸考察熱與投資熱，甚至出現許多民眾移居祖國大陸的現象。

3.兩岸三地經貿投資的快速發展已經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

有關統計資料表明，1990-2000年的11年間，世界經濟年平均增長率只有3.2%，而我國香港為4.4%，臺灣為6.3%，祖國大陸則達9.6%，與香港、臺灣經貿投資關系密切的上海和深圳更達11.4%和23.6%，都高于或遠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發展的平均水平。雖然祖國大陸經濟高速增長得益于中國改革開放和市場化發展，但也從一個側面說明兩岸三地經貿投資關系的快速發展對三地的經濟快速增長起到了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二、祖國大陸入世對香港、臺灣經濟的影響

1.中國入世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經濟的影響

內地入世將使香港直接面臨以下三個方面的挑戰：

第一，香港作為中國對外經貿關系大門的地位會減弱。長期以來，香港憑借其自由的體制、豐富的資訊、高效完善的服務體系、天然的地理優勢成為中國與世界溝通的橋梁。隨著中國入世，更多的外國公司將繞過香港直接進入中國內地市場，香港作為中國內地橋梁的作用必將減弱。

第二，競爭環境更加激烈。中國市場的開放必將迎來更多更具實力的外國公司的進入，因而香港公司在整個祖國內地市場上將要與更多財力雄厚、管理完善的外國公司競爭。而在國際市場上，香港產品又要面臨來自祖國內地產品的競爭。

第三，轉口貿易受到沖擊。中國入世后，內地許多政策和法規都在按照國際慣例重新修訂。隨著祖國內地港口基礎設施的日益完善和海關手續的簡化，必將有更多的貨物從祖國內地港口直接付運海外，不再經香港轉口。另外，如果臺灣和祖國大陸達成一致協議實現“三通”，原來經香港轉口進行的兩岸貿易也將無需經香港而在兩岸開放的港口間直接進行。這些都將使香港的轉口貿易受到影響。

中國入世也使香港特別行政區面臨新的發展機遇：

第一，中國內地入世后，將牽動香港貿易進一步增長。中國內地入世后會帶動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增長，香港將會得益不少。香港特區政府經濟局于2001年3月27日了最新的報告預測，香港港口吞吐量將由2000年的1800萬箱增至2010年的3000萬箱，20年后更會增至4000萬箱，成為全球單一超級大集裝箱港。未來20年，香港港口吞吐量將平均每年增長4%，至2020年，達到3.863億噸。報告說，在未來20年，華南地區包括香港的整體貨運量每年平均增幅將達到8.6%。這一預測正是基于對中國加入WTO后全球貿易會普遍增加、港商在珠江三角洲的加工制造業進一步擴大、同時廣東的外貿進出口額不斷增長等方面的預期。第二，香港也是祖國內地最主要的直接投資來源，占其累積流入資金的52%。中國成為世貿組織成員后，內地經濟將更趨自由和透明，投資祖國內地的香港公司將得以從交易成本降低中獲益。

就整體來說，盡管中國與其他經濟體系的直接交往日增，香港作為中國內地的橋梁作用可能會稍微減弱，但中國入世所帶來的重大商機應可確保香港與祖國內地商貿有更大增長。

2.祖國大陸入世對臺灣經濟產生的影響

臺灣在祖國大陸加入WTO后以發達經濟體成員身份加入世貿組織，其向WTO進行的承諾與祖國大陸相比更進一步，加上臺灣本土市場狹小，因此與祖國大陸相比，臺灣經濟在入世后可能要面臨更大的沖擊，尤其是祖國大陸入世可能會對它造成更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祖國大陸市場開放，臺資企業發展空間增大；二是臺灣與祖國大陸將在WTO統一的經濟規則下運行，以往臺灣對兩岸經貿往來的行政干預和阻撓將無法繼續，貿易更趨自由化。這兩方面的影響將給臺灣經濟帶來嚴峻的挑戰：

1.臺灣本土將直接受到祖國大陸產品的沖擊

目前臺灣與祖國大陸間的貿易主要是通過香港間接進行，使雙方貿易成本大大增加。并且臺灣對祖國大陸產品進口實行歧視性的限制政策。現在兩岸已經先后加入WTO，臺灣必須對其經貿政策進行調整，這就意味著將有更多的祖國大陸產品進入臺灣市場，從而對臺灣本土產業帶來沖擊。

2.臺資企業將面臨更激烈的市場競爭

與港資企業相似，在祖國大陸的臺資企業中多以中小資本為主。祖國大陸入世后，這些企業將直接與進駐祖國大陸的外資企業進行競爭。而這些公司大多規模大，資金實力強，管理經驗豐富，各方面的競爭條件都優于中小規模的臺灣企業。他們憑借品牌優勢和資金實力，可以全力建立和拓展在中國大陸市場上的銷售網絡和服務體系，運用其在中國大陸和海外的生產基地，對臺灣企業構成巨大的競爭壓力。

3.臺灣企業加速向祖國大陸轉移

雖然臺灣當局對企業到祖國大陸投資限制較嚴，甚至對投資祖國大陸的臺灣企業施加政治壓力，但臺灣企業還是冒著風險通過各種渠道來祖國大陸投資。臺灣高科技產業轉移祖國大陸的趨勢不斷加劇。一方面，臺灣島內投資環境惡化，這反映在臺灣經濟發展趨緩，產業政策惡化，勞動力成本高昂等方面。另一方面，祖國大陸對高科技企業陸續出臺一系列優惠政策，同時在祖國大陸的生產成本也相當低廉，土地成本相當于臺灣的1/5，勞動力成本相當于臺灣的1/10。與臺灣相比，祖國大陸還擁有10多億人口的消費市場。這些對臺灣高科技企業無疑是難以抗拒的誘惑。

據統計，從1995-2000年，資訊業在島外生產的比重由28%增加到52%，而其中70%以上又是在祖國大陸生產的。2000年臺灣的資訊硬件在祖國大陸的產值為185億美元，占島外產值的74.4%。

三、WTO背景下的兩岸三地經貿投資合作關系

1.在全球貿易投資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的浪潮下，兩岸三地應利用“一國四席”的獨特資源，推進貿易投資自由化進程

隨著市場競爭日益加劇，許多國家紛紛彼此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進一步降低關稅，推動雙邊或多邊貿易自由化，目前全球已經有240個自由貿易協定。其中經濟比較發達的美國和歐洲國家早已與多個國家和經濟體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在亞洲經濟占據重要地位的日本也積極謀求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貿易自由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全球經濟并行不悖的發展趨勢。

WTO在倡導貿易自由化和公平競爭的同時，規范區域合作但并不反對和限制區域經濟合作，允許成員以自由貿易區、關稅同盟等形式組成區域經貿集團。集團成員對外共同遵守WTO原則，對非集團成員實行統一關稅，集團內部成員間則實行特別優惠安排，使貿易、投資更加自由。

在祖國大陸與臺灣相繼加入WTO后，中國形成了在WTO框架下“一國四席”的獨特現象，香港、澳門、臺灣都是中國的單獨關稅區。這是以前WTO中從未出現過的現象。四個經濟體在主權上雖都屬于中國，但各自之間的經貿關系，遵循一般國際經貿規則，受WTO原則的共同約束，形成了“體制接近、規則統一、多邊保障”的局面。兩岸四個經濟體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經貿交流取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相互成為重要的貿易、投資伙伴，然而合作主要是靠市場力量的推動。在經濟全球化和區域一體化的潮流下，人們對此感到不滿足，希望尋求一條更合理、有效的合作方式，特別是在祖國大陸華南地區與港澳的合作問題上，大家寄予了更多的期望。而利用“一國四席”的獨特資源，在四個經濟體間建立自由貿易區的呼聲為最高。現在“一國四席”的形勢，無疑為探求新的合作方式帶來了更廣闊的空間，進一步深化經貿合作的條件日趨成熟。

盡管港澳臺在內地的投資近年來有大型化的趨勢，但中小企業仍占較大比重。祖國大陸加入WTO后，這些中小企業將直接面對國外大公司的競爭，并且以往享受的優惠政策也隨著祖國大陸市場的開放而失去。如果祖國大陸給予港澳臺更優惠的政策，按照WTO的規定，這些優惠政策同樣也要給予WTO其他組織成員，否則就會與WTO的最惠國待遇原則相違背。港澳臺與祖國大陸的經貿往來已達到相當規模，相互依賴加深，有實行某種優惠措施的需要，如建立自由貿易區以減少區域內經貿交流障礙。香港、澳門、臺灣和祖國大陸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不僅不違背WTO的相關原則，而且能夠使相互之間的貿易、投資更加自由化。祖國大陸可以對港澳臺的投資給予更多的政策支持，從而保護和促進港澳臺與祖國大陸的經貿關系。同時，建立自由貿易區有利于港澳臺依托祖國大陸持續高速的經濟增長，走出經濟困境。因此，中國應該利用其WTO框架下“一國四席”的獨特資源，在兩岸四席間建立自由貿易區，促進祖國大陸與港澳臺經貿關系的發展，發揮產業分工和互補作用，優化資源配置，如祖國大陸提供廣闊的市場、低廉的勞動力，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領域發揮優勢；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和航運中心，提供完善高效的金融、貿易服務；臺灣是全球重要的IT設計中心，在資訊科技、金融等領域發揮優勢；澳門在博彩、旅游業方面繼續保持特色。

2.兩岸三地在WTO框架下進一步促進貿易投資自由化仍有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

從港澳方面來看，港澳是高度開放的自由港，一般不與其他經濟體結盟，單從關稅方面來看也沒有必要結盟，因為香港進出口自由，除極少數商品外，幾乎沒有關稅。這樣，“自由貿易區”這種契約式的經濟合作形式操作起來存在著相當的難度。但作為自由港的新加坡已經與新西蘭簽訂了自由貿易協定并得到了國際的認可，港澳與祖國內地結盟也應該能夠在國際上得到認可。

由于港澳對傳統產品幾乎沒有關稅，因此港澳與祖國內地間的自由貿易協定應與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有所區別，應側重于投資和服務貿易方面。這樣就能夠充分發展港澳的金融業、服務業和旅游業，促進祖國內地的服務貿易，同時還有利于保持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和信息中心的地位。

從臺灣方面看，臺灣與祖國大陸結盟的前提是臺灣必須堅持“一個中國”的原則。因此，自由貿易區的建立取決于兩岸能否在政治上達成共識，以及隨后是否順利實現兩岸“三通”。不過，目前中國已與東盟達成10年內建成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基本目標，而東盟在1999年已經向中國、日本、韓國提出了成立“東亞自由貿易區”的建議，未來東亞經濟一體化已經成為不可逆轉的趨勢，臺灣地區如果孤立于這樣的經濟體系之外，顯然不是明智之舉。

3.香港面對祖國內地入世應重新定位

第一，提高貿易、金融等服務水平。面對中國及世界的改變，香港特別行政區作為內地貿易樞紐的角色毫無疑問將經歷根本性的變化。不過，問題的核心并不在于貿易商是否仍然需要香港這個中介角色，而是當祖國內地更趨開放時，香港所提供的服務能否滿足祖國內地及世界各地的需要。

面對國外貿易公司進入祖國內地市場的直接競爭，香港公司不單需要提供優良的交易、倉儲和分銷服務，而且還需要有能力提高、整合和協調供應鏈的每個環節，包括在祖國內地和其他低成本地區進行生產活動。它們必須改變以往“左手轉右手”的貿易方式，在生產及分銷過程的前端及后端，提供設計、市場推廣和貿易服務等增值服務措施。

第二，提升香港與祖國內地合作的層次。在過去的20年間，港商在祖國內地的投資構筑了“前店后廠”的合作格局，并且初步形成了包括港澳在內的珠江三角洲都市連綿區的雛形。但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后期，因香港制造業大規模內移已經完成，而祖國內地的市場開發功能，尤其是服務業市場開放仍未有實質性突破，因此，香港與祖國內地的經濟合作在制度性障礙的制約下，因缺乏新的投資動力而陷入基本停頓狀態。香港在自身經濟轉型中也面臨缺乏新一輪經濟轉型所需要的戰略性資源——科技、人才與市場的問題。

中國加入WTO后，祖國內地與香港將在統一的市場規則的基礎上運作，香港在祖國內地的投資將更加自由和開放。面臨這樣的機遇，香港應改變過去“前店后廠”的簡單加工貿易合作格局，而與祖國內地進行廣泛的合作，積極開拓祖國內地市場，充分利用內地科技人才資源提升香港國際競爭力，改變過去港商向祖國內地擴展動力不足的問題，積極與祖國內地開展更高層次的合作。

4.強化與祖國大陸的合作是臺灣經濟復興的必由之路

經濟發達體加入WTO，與祖國大陸相比其內部產業將受到更大的沖擊。而且由于近年來臺灣島內經濟萎縮、產業環境惡化，面對祖國大陸繁榮的市場，許多企業尤其是高科技企業加大對祖國大陸的投資，出現了臺灣高科技產業外移，島內產業空洞化趨勢。

另外，由于長期以來兩岸沒有實現“三通”，臺灣與祖國大陸的貿易相當比例以經香港中轉、轉運的形式進行。其中1997年以前經香港轉運的間接貿易在兩岸貿易中所占比重均在50%以上。這樣兩岸每年達300億美元的貿易額，220萬旅客人次的運輸收入，由于兩岸不能直航，貨物、商旅的運輸均由第三地轉運，其中部分利潤由香港甚至其他地區所獲得，臺灣失去亞太營運中心的地位也就在所難免了。

面臨這樣困境，臺灣惟一的出路就是加強與祖國大陸的合作。臺灣當局似乎已經認識到了這一點，因此在2002年的新年賀詞中已流露出一些意向，并且也正積極擬訂加入WTO后兩岸三通的有關措施。如果實現“大三通”，不僅會促進臺灣的港口運輸業發展，維持其亞太轉運中心的地位，而且還會帶動臺灣島內的經濟復蘇。

因為對兩岸“三通”的預期，許多臺商已逐漸將投資向長江三角洲地區轉移，因此可以預見未來長江三角洲的進出口貿易將有較大幅度的增加。如果兩岸實現三通，長江三角洲和福建一帶的貨物將不再繞道香港而是通過臺灣港口或由祖國大陸的一些港口直接付運海外，這將大大增加臺灣港口的貨源。臺灣的船運公司也可以直接參與兩岸貨運經營。臺灣運輸研究所分析，預計兩岸在2010年全面直航后，屆時每年將有224多萬個TEU運往臺灣轉運，比目前境外航運中心每年50多萬TEU的轉運貨柜量要多出幾倍。這將與香港港口形成直接競爭，因此，高雄港必須提高配套的服務設施，如設立物流中心來吸引更多祖國大陸貨柜和海外貨柜。臺灣基隆港目前的軟硬件設施已經無法滿足臺灣北部地區的運輸要求。又因其地理位置接近祖國大陸港口，兩岸直航后，運量還有可能增加，因此現有設施必須盡早改善。

臺灣的高科技產業以接受海外委托加工尤其是以硬件產品加工為主，這是臺灣的優勢，同樣也是約束臺灣高科技產業發展的瓶頸。因為隨著臺灣經濟的發展，其勞動力價格、土地價格要遠遠高于周邊地區，生產成本和社會運行成本非常高，這樣的要素價格體系已經支撐不住制造業的發展。而與此同時，國際市場上硬件產品價格不斷下降，軟件產品將逐漸成為未來資訊市場的主流產品。據世界一些研究機構估計，在2001年全球5.87億美元的資訊產品產值中，軟件產值占59%，硬件產值占41%。臺灣目前的軟、硬件產值比率為1∶10，而工業發達國家如美國的軟硬件產值比率為6∶4。這一趨勢對以硬件產品為主的臺灣電子資訊產業非常不利。臺灣必須適時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將制造業向周邊地區如祖國內地進行轉移，同時下決心改善產業環境，加大政策支持，積極發展軟件產品，大力發展技術含量高、附加值高的產品。兩岸加入WTO為臺灣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和可能。兩岸可在WTO的經貿規則下，有效地促進祖國大陸與臺灣間的產業轉移，推進兩岸統一市場的建立，這對帶動臺灣經濟回升和產業結構調整具有重要意義。

5.祖國大陸應率先采取措施，積極推動兩岸四席貿易自由化的進程。

在四席貿易自由化進程中，祖國大陸要率先作出響應，發揮主導作用，尤其是與港澳的合作，承諾對WTO開放的領域可以對港澳投資者率先開放。

如關系國家經濟命脈和影響整個國計民生的金融保險、電訊與通信行業，原來在大陸屬于壟斷行業，只有近幾年來才進行市場化改革，其與國際發展水平及市場化相比還有相當大的差距。而香港是自由港，在某些領域尤其是金融領域已達到國際水平，祖國內地完全可以對港澳地區先行開放，即首先放寬對港澳企業在祖國內地開展業務的限制。這樣祖國內地企業可以通過與香港企業的競爭與合作，借鑒香港的做法和經驗，大大提高其對市場化和國際化的適應能力及與外國同行的競爭能力，并順利平穩地實現逐步開放國內市場的過程，不至于造成太大的動蕩。另外，祖國內地還可以率先向港澳開放會計、律師、審計、咨詢、旅游等專業性較強的服務業，放寬港澳臺到祖國大陸投資服務領域的限制。港澳臺尤其是香港的服務業在全球都具有競爭優勢，如果祖國內地率先對香港開放服務領域，香港企業的加入必將加劇祖國內地服務業的競爭，促使內地服務機構提升其經營管理水平，以有利于減輕日后全面開放服務領域帶來的沖擊。

如果短期內對港澳臺全面開放仍存在障礙，那么更保守的辦法是可以選擇祖國大陸較為開放、市場化程度比較高的地方如廣東沿海地區先進行試點。通過在這些地區的試驗可以積累經驗，進而在全國推廣。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廣東地區一直是全國吸引港澳臺投資最多的地區，與祖國大陸其他地區相比，市場化程度比較高，因此可以進一步加強粵港、粵澳、粵臺合作，為以后兩岸四席貿易自由化以及祖國大陸向WTO全面開放積累經驗。祖國大陸應采取更加積極的態度，采取相關措施，為這些地區加強合作創造條件，解決有關硬件設備和技術問題，如加強基礎設施建設，延長通關時間，簡化通關手續等等，為日后自由貿易區的建立探索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