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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董志凱工作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

“打開門要找規律”，及時將劣勢轉化為優勢

陳云十分重視研究對外貿易的規律。他說：“打開門要找規律”，⑦在對外貿易中要遵守規則、建立信用、知己知彼、靈活操作、提高效益。知己知彼，利用市場規則，防止低價賣出、高價買進20世紀50年代，亞非新興民族獨立國家，同中國有著共同的歷史遭遇，面臨著發展民族經濟，鞏固政治獨立的共同任務。1950年，中國政府同印度、緬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亞等國政府建立了雙邊貿易關系。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以后，美國大量囤購橡膠等軍用物資，引起了世界橡膠市場的混亂。1951年4月，美國強迫馬來亞停止對中國出口橡膠；接著，又同泰國，印度尼西亞訂立壟斷橡膠協定。美國的禁運政策打擊了東南亞各國的出口業。1951年，由于美國囤積橡膠過多，又限制國內民用膠的消費量，減少了從產膠國的進口，致使世界市場橡膠供過于求，膠價急劇下降，主要產膠國錫蘭、印度尼西亞等國遭受很大損失。在這種情況下，當時英聯邦中最小的一個國家——錫蘭⑧，成為我國在西方對華“禁運”鏈條上的東南亞突破口。錫蘭于1950年承認新中國。當時錫蘭每年需輸入40萬噸大米，主要依靠輸出橡膠等產品來償付米價．美國的“禁運”政策使橡膠價格由1950年12月份的每磅0.735美元降至1951年9月的0.245美元，導致錫蘭膠業瀕于破產，失業人數也隨之增加。美國壓迫錫蘭政府，要其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出售橡膠給美國，同時卻要錫蘭以市場競爭價格向美國購買大米。面對錫蘭的困難，中國駐緬甸大使及時向錫蘭透露可供應大米的信息。錫蘭政府為了擺脫困境，不顧美國的“禁運”指令和壓力，表示愿意向中國供應橡膠，以換取急需的大米。1952年9月17日錫蘭商務貿易部部長沈納努亞克率團來華談判。中國對外貿易部受總理親自指導，在談判中認真貫徹平等互利的原則，并經政府批準，給予適當價格優惠。10月4日兩國簽訂了中國售給錫蘭8萬噸大米的合同。同年12月中錫兩國政府又簽訂了關于橡膠和大米的5年貿易協定。根據這個協定，1953~1957年，中國每年以27萬噸大米交換5萬噸橡膠。此后中錫貿易有了很大發展。在這場交易中，陳云仔細計算和處理了米價、膠價的關系以及國家與國家、國家與商人之間的關系。1952年10月，錫蘭政府提出進口中國的大米由20萬噸提高到30萬噸。陳云對此指出，按照中錫協定規定，每年出口錫蘭的大米按協定價格售出，但中國采購的橡膠是由商人經營，錫蘭政府只能給出口證，中國賣大米所得的錫蘭盧比，只能在錫蘭自由市場上購膠。這樣一來，橡膠商人可以隨時抬高膠價。雖然錫蘭個別商人是無組織的，但錫蘭政府或其大資本家組成的私人公司可能收購橡膠，繼續抬價。因為橡膠價格漲跌，錫蘭政府在換米合同上沒有責任。在這種情況下，如輕易允許增加出口10萬噸大米，可能進一步促使膠商抬價。因此，陳云建議如果可能增加10萬噸米的出口，不如向印尼售出，換印尼膠。也就是說，進口橡膠的渠道越多，越有可能阻止膠價上漲。這正是尊重國際貿易市場規則，靈活處理對外交易的作法。⑨及時將比較劣勢轉化為比較優勢進入國際市場新中國的機床制造工業，在國民經濟恢復和“一五”計劃時期，通過引進國外機床制造技術，有了很大的發展。陳云及時將以往的比較劣勢產品轉化為比較優勢產品進入國際市場。1955年9月，陳云主持國務院第19次全體會議討論中埃貿易協定問題時提出：我們應該出口一些工業品。我們的工業品雖然基礎差，產量少，商品比不過資本主義國家，但是我們有這樣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吃的是面包、黃油，我們吃的是青菜、蘿卜、窩窩頭，我們的成本要低一些。出口一些工業品，僅從經濟上來說也是有利的。一方面可以換回些外匯。外匯光靠豬鬃等農產品的出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可以有稅收，有利潤。除了這兩條外，還有一條是很重要的，就是棉花少了紡織廠要停工，停工要照付工資75%，花了錢還影響不好。我們出口一些工業品，比如機器等，能夠進口一些原料來維持生產，比如進口棉花維持我們紡織廠的生產，然后再將紗布出口。在這次會議上，陳云肯定了中財委副主任薄一波和第一機械工業部部長黃敬關于出口的東西要講信用，規格、質量要好的意見。他指出，出口的機器是要搞得精密些，需要有個商品檢驗機構。⑩根據上述思想，外貿部制訂了相關政策。1956年中國開始向香港和東南亞國家出口機床，當年出口了49臺，金額為6.1萬美元。由于中國的機床具有價廉、耐用、操作方便的特點，很快打開了銷路。到20世紀60年代初已在香港等市場上創出了“西湖”牌臺鉆、明精牌車床等名牌產品，為擴大對港澳、東南亞地區出口打下了基礎。隨著中國機床制造工業生產的發展和產品技術水平的不斷提高，機床出口有了長足的進展。1981年7月20日，中國船舶工業總公司以工貿結合形式出口了第一艘遠洋船，1991年交船十周年之際，陳云題詞：“大力發展造船工業。”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和在國際市場上地位的變化，是我國工業化戰略產生的比較劣勢變為比較優勢的一個例證。陳云對于一些國營商業的官商作風給予嚴肅批評。1961年他在外貿專業會議上指出：我們的出口商品一定要保證質量，對外國做生意不能出門不認貨，要包換包退，建立信用。要樹立這樣的硬牌子。過去的商人為了創牌子，建立商品信譽，開始賠本也賣。現在我們有些商品不合規格，質量又差，在國際市場上名譽不好。因此，對出口的商品，一定要建立嚴格的質量檢驗制度，不合標準的一律不準出口。這樣做，不僅今后三四年有好處，而且從長遠來說也是有好處的。只有這樣，我們的出口貿易才能鞏固和發展。他嚴肅批評國營商店的官商作風：做經濟工作要有戰略眼光，要算大帳。同時，也要算小帳。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進大出，而要該大則大，該小則小。總之，無論外貿內貿，都要像個做買賣的樣子。現在我們的國營商店好像“閻王老子開酒店”，誰敢進來？這種“官商”習氣非去掉不可！出口要看進口，要摸索出鈔票流通的規律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西方對華封鎖升級，對外貿易的難度加大。陳云指出：對外貿易與資本主義國家來往少了，我們可以轉口，轉向蘇聯以及新民主主義國家。出口采用易貨方式，把物資收購起來放著，又壞不了，等到有差價時，自然就有商人來了。美國現在已有了兩個讓步，一是它不能不要豬鬃，二是我們現在可以自香港進口，美國的商人也不都是那樣“愛美國”，遵守封鎖指令的。我們的步子要穩，經常要有六七千萬美金在手里，說動就動。出口要根據進口情況決定，我們出口什么時，要先看拿什么東西進來，進口多了，出口才多，這樣就穩當了。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蘇聯對我國提供的成套設備和技術是通過對外貿易實現的。其中既有易貨貿易，也有外匯交易。為了保證工業化建設重大項目實施，陳云和蘇聯的賬是算得很精的。1952年，當蘇聯援建中國的項目協議尚未簽約時，他指出，在未得蘇方答復以前，五年建設的規模雖還不能確定，但我國五年的對蘇出口計劃不應變更，因為對蘇出口是外匯的基本的最大的來源。即令基建減少而外匯需要量減少時，亦應減少貸款而不應減少出口。只要出口計劃不變，而蘇方又能接受我們出口物資的全部數量，則今后五年我國的外匯情況便可處于主動地位。零星設備及器材訂貨，寧多勿少，多了可由國家儲備。蘇方對我們五年計劃中新設計的項目需兩個月時間加以核算，以便算清五年中他們共需供應我們多少裝備，以及能否如數供應。為了解決內外交流中的市場運作和貨幣問題，陳云于1951年對上海提出要求：在現有經濟條件下，要在一年內摸索出鈔票流通的規律。現在，農村和中小城市反映鈔票少了，上海等大城市反映鈔票太多了。我們摸不到其中的規律，不知道一元票子運到農村去幾時可到上海，可收回多少，外面還留下多少。要是能摸到這條規律，覺就可以睡安穩了。因為鈔票放得少了，農村就不成；放得多了，大城市又受不了。現在，我們對此是盲目的。今年內要摸到這條規律，要把盲目的上海變成自覺的上海。1973年，陳云受委托研究外貿方面的一些問題，并參加國務院業務組的工作。他的這個想法在研究資本主義世界市場的價格與貨幣發行關系中得到進一步發揮。他指出，供求關系加上貨幣危機，使價格問題更復雜了。要注意每天的變化，更要注意長期的趨勢。由于世界黃金產量每年約2200萬兩，價值35億美元。而世界國民生產總值按每年增長1%計算，就是300億美元（貨幣還有周轉次數）。35美元一盎司黃金這個時代已經過去了。貨幣不會再同金子聯系在一起了。根據我國的經驗，貨幣發行量與商品流通量大概是1：8。就是拿這樣的比例計算，目前黃金產量也是跟不上商品的增長。這在貨幣市場上是個很大的問題，值得注意。他預言：世界貨幣可能會用一種像我們解放初期的那種“折實單位”來計算。1944年建立起來的那種國際貨幣體制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那時的美元很吃香，好像我們現在的“全國通用糧票”一樣。看來，用貨幣升值、貶值的辦法解決不了問題，還是要采用貿易手段。他的這番話反映了他對規律的探索在深入，其中一部分已被世界金融體系的歷史進程所驗證，一部分體現了他注重實體經濟的一貫思想，對當下處理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關系也具有啟示意義。

利用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力主勞務出口

1971年10月中國恢復了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這兩樁事態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20世紀70年代開始的經濟危機，使西方發達國家生產力過剩的矛盾更加突出，產品、設備、技術都急于尋找市場，這就為中國從西方引進成套技術設備創造了機遇。1971~1973年，國家計委經過反復修改，制定了《關于增加設備進口、擴大經濟交流的請示報告》。這一總體方案計劃引進技術項目26個，共需資金43億美元，被稱為“四三方案”。1972年，陳云復出后參加了制訂實施“四三方案”的領導。這一方案引進技術和設備所需外匯大部分來源于對外貿易。1970~1973年，我國的外貿工作取得了較大進展。l970年，全國出口總額為22.6億美元，l973年即翻番達到58.2億美元，為中國出口創匯的產品中，土特產、手工藝品占據重要地位。（一）促進抽紗等勞動密集產品出口由于我國資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勞動力價格便宜，生產同一產品的勞動成本可以比發達國家低。所以用勞動代替資本，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可以在國際市場中取得“比較優勢”。陳云十分重視利用國內豐富的勞動力生產成品出口。如抽紗是刺繡工藝品。我國農民利用空余時間在家中手工生產，成本低、質量高，在國際市場上有賣點。1973年12月，陳云在聽取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負責人匯報時特別就出口抽紗工藝品指出，抽紗的生產和出口，是有關國計民生的事情，國家可以拿到外匯，老百姓可以增加收入。一個月有幾元錢的現錢收入，對一個農民來說是件大事。從1972年開始，我國陸續恢復了工藝美術品和農副產品出口基地，并實行國家投放資金和給予優惠貸款等扶持措施。為了抽紗出口，陳云進行了大量調查研究，并具體分析了抽紗出口的辦法。他指出，抽紗是實用工藝品，也就是非生活必需品。價格適當與否是銷售中的一個大問題。現在90%以上是銷售到我們貿易有逆差、生活水平比較高的地區，對我們非常有利。要鞏固和擴大西歐市場，千方百計打開美洲、大洋洲和其他市場；要保持發展高檔貨，重點發展中低檔貨，中低檔貨有大量的消費者；手繡和機繡的發展應該根據市場需要而定，做買賣總是以較低的價格打開銷路，要以較低的售價進入新的市場，站穩之后，再按情況逐步提價；要選擇客戶、選擇中間商。陳云特別舉了一個意大利客戶由兼銷變為主要經銷抽紗和漢堡轉口的例子，說明外國中間商以及港商在開拓市場方面的重要作用。出口商品價格要服從以下原則：要有利于長期擴大銷售，要變被動為主動。降價以后，對某些已經買我們貨的中間商可以有某些補貼，補貼可以采取不同的形式；新銷售地區的價格，可以不受老銷售地區價格的束縛，等等。陳云還指出，國內棉花要做到自給自余，完全用自己的棉花加工棉布出口，需要很長時間，我們要進口棉花加工棉布出口。中國人多，勞動力資源豐富，工資水平低，利用國內豐富勞動力加工成品出口，這個道理是容易講通的。不這樣做就是傻瓜。1970~1973年，我國進出口總額持續走高，從1973年起，我國進出口總額超過100億美元，達到109.8億美元，是1969年的2.7倍。我國出口貿易總額也持續走高。1973年，我國出口總額達到58.2，是1969年的2.7倍。（二）“勞務出口”應當大搞中國是人口大國，勞動力充裕，勞動力素質較好，成本較低，在世界勞務市場上具有競爭優勢。改革開放之初，陳云力主勞務出口。1982年他從以往進口木材、出口家具受到啟發，認為“勞務出口”這件事很重要，“勞務出口”應當大搞。要求中央財經小組商議決策。此后我國勞務出口迅速發展。根據商務部2009年的統計，每年被海灣地區、非洲、拉丁美洲或東歐雇用的中國建筑工人高達50萬人。21世紀以來，中國成長起大批受過高等教育的勞動力隊伍，很多勞動力在計算機和數學方面接受過良好教育；而且中國知識型勞動力成本相對較低，平均IT勞務成本比印度低三至四成。在此基礎上，我國進一步發展起服務外包產業。中國成為許多跨國大公司拓展外包業務的首選地。（三）建立與發展出口商品基地1954年，華南外貿分局就關于擴大對港澳出口的貨源組織問題提出建立出口商品生產基地的構想。三年困難時期，為了進口糧食，、李先念先后提出擴大“以進養出”以增加外匯的辦法。1961年陳云在外貿專業會議上指出，在國際市場上做生意，不只是我們一家，而是有許多家。在彼此競爭中，哪一種商品質量好，價格便宜，那一種商品就有銷路。做生意的要在競爭中取勝，只能聽從顧客的需要，不能由生產單位主觀決定。為了多出口，就必須根據國際市場的要求組織生產，搞好出口商品的基地。不論出口的或內銷的商品，只要是名牌貨，過去都有自己的基地。全聚德的烤鴨，東來順的涮羊肉，張小泉的剪刀，蘇州的檀香扇，杭州的綢傘等等，都有比較固定的原料供應的基地。基地出產的東西，生產穩定，產量大，質量好，成本低。……要保證出口，就一定要搞商品基地。從1961年開始，外貿部擴大了1957年以來實行的“以進養出”規模，這類商品在1960年約為9億元，1961年增加到13.4億元，增加近4.4億元，即增加近50%。經過艱辛的努力，為進口糧食提供了必要的外匯支持。20世紀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以來，通過改革與完善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新的組合形式——出口生產體系得以逐步取代出口商品生產基地而成為出口創匯的主要形式。1986年中央“一號文件”決定從“七五”計劃開始，建立一批商品糧基地和出口商品基地，主要是引進新品種，改善基礎設施；實施“星火計劃”，支持鄉鎮企業技術改造，設計100類成套技術裝備、建立500個示范企業，取得實用成果后向全國推廣，大批培養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1991年8月28日，陳云為外貿部舉辦的出口商品基地產品展覽會題詞：“搞好出口商品生產基地，提高出口商品競爭能力。”

關注世界資本主義市場，改革外貿體制

20世紀70年代，世界格局發生深刻變化，以美蘇為基軸的兩極體系演變為東北西南關系交錯、兩極與多元并存的多層次的網狀體系。資本主義世界長期積累下來的矛盾迅速激化，直接引發了大規模的世界經濟危機。1972年4月，陳云受委托研究經濟特別是外貿方面的重大方針政策問題。陳云對資本主義世界這次危機的前景作了三種估計：一是“走鋼絲”；二是較大地放松通貨，結果是較大地膨脹；三是較大幅度、較長時間地收縮通貨，縮減工時，降低庫存，引起新的資本投資。他認為第三種解決經濟危機的“可能較大”。歷史的發展證實了他對解決危機前景估計的正確性和預見性。1974年10月，陳云撰寫了關于七十年代世界經濟危機的兩份提綱，對經濟危機的現狀、特征、結果等問題作了分析和判斷。1978年我國進入改革開放時期以后，陳云基于對國內外新形勢的認識，將外貿體制改革作為推動對外貿易發展的重要舉措，積極支持改革外貿體制。1984年8月，對外經濟貿易部草擬了逐步改革外貿體制的方案。其要點為：政企分開，經貿部運用行政、經濟和法律手段管理外貿企業，各類外貿企業在國家政策、法令和計劃指導下，獨立經營，自負盈虧；進出口實行制，盈虧均由使用和生產部門負責，解決吃“大鍋飯”問題；產銷直接掛鉤，實現工貿結合、技貿結合。陳云閱后當月答復對外經濟貿易部副部長鄭拓彬：送來的改革方案看過了，很好。可在實行中繼續總結經驗，不斷完善。對外貿易工作既要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又要堅持統一對外，這是外貿體制改革必須堅持的一條原則。實踐證明，這兩條原則是在新時期發揮我國在世界市場上的比較優勢，搞好對外貿易的重要原則。

陳云作為新中國經濟建設的奠基人和領導者之一，在領導對外貿易工作的實踐中，形成了一系列有特色、有膽識、有創見的思想和作法，對今天我國的對外貿易以及發展戰略均有重要的啟迪意義。首先，獲取比較優勢是商品出口的基本條件。陳云在外貿領域的這些思想與作法符合對外貿易的一般理論——比較優勢（Comparativeadvantage）理論。他從中國的實際出發，靈活運用絕對比較優勢，即由于資金短缺，收入水平低，勞動力價格便宜，生產同一產品的勞動成本可以比發達國家低的特點，用勞動代替資本，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如出口農副產品、抽紗、棉布、加工家具等，在條件許可時力主大搞勞務出口；并且發揮相對比較優勢，不失時機地出口制造業產品。由于靈活運用比較優勢，在遭受“封鎖”“禁運”的不利條件下取得了新中國商品在世界市場上的一席之地，為中國工業化取得寶貴的外匯，得以進口成套設備和技術，建立起獨立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第二，在國際貿易中，國與國之間商品的絕對比較優勢與絕對比較劣勢、絕對比較優勢與相對比較優勢、絕對比較劣勢與相對比較劣勢等等，其內容與結構不是絕對的，是可能并可以相互轉化的。僅僅通過國民經濟恢復和第一個五年計劃的努力，我國在制造業上的絕對比較劣勢就開始轉化為相對比較優勢，車床等機器制造業產品開始出口到一些發展中國家，使我國的出口商品結構有所調整和改善；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加速了這種轉化。陳云是領導與力促轉化的杰出推手。第三，比較優勢的取得，不僅有生產成本的作用，還有制度成本、交易成本、環境成本、甚至代際成本等多方面的因素。陳云所處的時代包括改革開放初期我國的比較優勢主要來自廉價的勞動力成本、資源成本和環境資本以及制度上的保護貿易政策。如在1950年12月主持政務院會議，討論《對外貿易管理暫行條例》等文件時，陳云就指出，“對外貿易的基本政策是保護貿易政策，不讓帝國主義打擊我們的工業，以利國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1954年9月，在談到內銷服從外銷的意義時，他又談到了大力發展對外貿易，把我國建設為工業化國家，對于改變我國經濟落后狀態的重要意義。他強調開展對外貿易不能脫離國民經濟的發展水平和承受能力，不能以損害民生、破壞國民經濟的基礎為代價。陳云清楚，類似一億條牛仔褲換一架大飛機的“比較優勢”支撐不起一個強大的國家和一個有尊嚴的民族，中國切實需要的是“核心競爭力”，也就是自主研發的高技術、高科技、高附加值產品等。而“核心競爭力”的基礎平臺是獨立自主的國民經濟體系，自主創新的科學技術，中國之所以今天在航天領域還能夠在世界領跑團隊中有一席之地，就來源于這個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