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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提出

自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速擴張，2002—2008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額從6207.7億美元上升到25616.4億美元，年均增長27%，貿易順差從304.3億美元上升到2954.6億美元，年均增長60%。盡管受到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自2008年后中國對外貿易受到一定抑制，但貿易順差仍然維持在較高水平。對外貿易的持續增長，成為驅動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重要動力之一。但是，中國對外貿易主要依靠的是生態資源密集型的初級產品及制成品出口，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始終處于下端，巨額的貿易順差，很可能掩蓋了生態資源的流失，從而制約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此，僅從傳統經濟學的貨幣資本角度來考察中國對外貿易利益顯然存在一定局限。鑒于此，本文嘗試以生態足跡（EcologicalFootprint，EF）作為自然資本的測度，運用投入產出（Input-Output，I-O）模型考察中國進出口貿易的自然資本流向，以揭示中國對外貿易所獲得的貨幣資本利益是否以犧牲生態資源為代價。Rees（1992）及WackernagelandRees（1996）在關于EF研究的開創性文獻中，提出以用地面積為單位測度人類對生態系統供給可再生資源與吸收廢棄物這兩大類生態服務需求。具體而言，EF將某一商品所含的自然資本分解為耕地、草地、林地、水域、建筑用地、碳匯用地六種用地類型。其中，前五類用地表現為人類生產活動實際占用的地表面積，稱之為實際用地（ActualLand）；碳匯用地表現為吸收廢棄物和排放所占面積，反映排放空間的大小，稱之為虛擬用地（VirtualLand）。EF綜合考慮人類經濟活動所占用的自然資本，為研究國際貿易的生態影響提供了新思路。

二、研究方法

目前在使用EF分析國際貿易的文獻中，EF的測算主要分為產品用地系數法（ProductLandUseCoefficient，PLUC）與投入產出法（Input-Output，I-O）兩種。PLUC法源于WackernagelandRees（1996）提出的EF計算模型，并由后來的學者引入產出因子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用均衡因子將各類用地面積換算成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態生產力的面積，再加總求和。這種模型被曹淑艷、謝高地（2007a）稱為生態足跡基本模型，被金書秦等人（2009）稱為綜合法。采用基礎模型計算國際貿易EF值的研究見諸于vanVuurenetal.（1999），AnderssonandNevalainen（2003），Hornborg（2006），陳麗萍、楊忠直（2005），陳琰等（2010），劉建偉（2011）等文獻，后三篇中文文獻計算了中國進出口貿易的EF值。這些研究的產品選擇缺乏標準和框架，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分散。Moran（2007）首次提出產品用地矩陣法（ProductLandUseMatrix，PLUM），Moran（2007），Moranetal.（2009）構造了產品用地產出系數（YieldCoefficient）矩陣，產出因子和均衡因子的數據來源于全球足跡網（GlobalFootprintNetwork，GFN）為世界大多數國家編撰的國家足跡賬戶（NationalFootprintAccounting，NFA），NFA涵蓋HS商品編碼的全部商品。

PLUC法至少有兩個主要缺陷：一是它將商品量折算成各類用地面積，故不能計算服務貿易的EF值；二是它只計算了最終產品的EF值，沒有包括中間投入品的EF值，換句話說，它沒有考慮經濟體各部門之間的關聯。Bicknelletal.（1998）首次將I-O法引入EF計算，計算新西蘭三次產業的EF值，彌補了PLUC法在服務業和部門關聯上的不足。I-O法的基本思路是將用地面積直接導入投入產出模型，利用投入產出表中反映的部門之間的經濟聯系和數量關系得到完全用地轉換系數，進而測算最終需求的EF值。該方法測算對象針對具體部門，能夠充分發揮投入產出模型所具有的結構性優勢。后續研究從各個方面拓展I-O法：Ferng（2001）用復合用地乘數取代Bicknelletal.（1998）的用地乘數，避免了不同類型用地直接加總所導致的錯誤；HubacekandGiljum（2003），Suh（2004）著重探討了實物型投入產出模型與貨幣型投入產出模型在EF值測算中的區別。國內學者曹淑艷、謝高地（2007b），劉建興等（2007），邱東、席瑋（2008）分別利用中國投入產出表分析中國三次產業在單一年份的進出口EF值。I-O法的分辨率取決于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劃分，但由于缺乏部門用地數據，將I-O法應用于對外貿易的現有國內研究局限于產業層面。

本文采用I-O法測算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在模型選擇上，采用單區域投入產出模型，這種模型更適合于估算進口國通過進口所節約的本地區的生態足跡，用以評價貿易對單個地區的生態資源所產生的影響。而采用多區域投入產出模型，更加適合于通過產業間關聯、全球供應鏈及多國間貿易流動來估計進出口的生態足跡，從而追尋足跡的源頭（Wiedmann，2009）。中國對外貿易的EF值反映中國對外貿易自然資本的流向，有必要深入探討造成這種自然資本流向的影響因素，包括各個因素對于EF變化的貢獻程度。對于此類問題的研究主要采用指數分解分析（IndexDecompositionAnalysisIDA）、結構分解分析（StructureDecompositionAnalysisSDA）及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計量經濟學分析方法需要較長的時間序列數據，而IDA與SDA只需要兩個時期的數據。IDA與SDA分別適用于分析比值和絕對值的影響因素，故本文采用SDA。SDA方法近年來在國內得到廣泛應用，主要集中于分析能源消耗（劉瑞翔，姜彩樓，2011），碳排放以及貿易含碳量（郭朝先，2010；張友國，2010；黃敏，劉劍鋒，2011）的影響因素。但在現有文獻中，鮮見將SDA方法應用于國際貿易EF的研究。本文的主要貢獻在于：①在研究方法與數據處理上，克服前人主要采用競爭型投入產出表以測算單一年份對外貿易EF的局限，將研究期擴展到五個年份，編制了1992、1997、2002、2005、2007年五個年度的可比價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實際用地EF值和虛擬用地EF值的測算分別采取5個部門和22個部門劃分，使I-O法在對外貿易EF測算的應用中從產業層面拓展到部門層面。②在完成EF測算的基礎上，利用SDA分析不同因素對于中國對外貿易EF凈出口總值及部門對外貿易EF凈出口值的影響，從而揭示造成中國對外貿易生態資源流失的主要因素。

三、模型和數據

1.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

（1）EF測算的基本模型：按照對進口的不同處理方式，投入產出模型分為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與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將中間投入部分剖分為國產品中間投入和進口品中間投入。加工貿易在中國對外貿易中占有重要地位，造成進口品中間投入所占比重較大，而這部分中間投入并不會對國內生態資源產生影響，為避免EF值高估，本文采用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本文構建了一個非競爭型投入產出簡表，如表1所示。表1中，X、XT分別表示總產出列向量與總投入行向量，XT為X的轉置；Z、Zd、Zm分別表示中間投入列向量、國產品中間投入列向量與進口品中間投入列向量，且Zd+Zm=Z；Yd、Ym分別表示國產品最終需求與進口品最終需求列向量；E、M分別表示出口與進口列向量，由于進口品中的直接出口比重很小，設定出口Em=0；K表示分部門自然資本（土地及能源）投入行向量；Q表示EF凈出口列向量，QT為Q的轉置。設A為直接消耗系數矩陣。各行向量、列向量、矩陣分別為1×n階、n×1階、n×n階，測算實際用地EF值時，n=5，測算虛擬用地EF值時，n=22。

（2）EF凈出口變化的結構分解：根據上述模型，影響凈出口生態足跡（Q）的三個因素分別是土地（能源）強度（T贊）、技術水平（B）、凈出口規模（N）。其中t=0，1分別表示基準期與計算期，ΔQ表示EF凈出口變化量，E（ΔT贊）、E（ΔB）、E（ΔN）分別表示包含ΔT贊、ΔB、ΔN的所有分解形式的平均值。由于從不同的因素排列順序進行分解，會得到不同的分解形式，因此在實際應用中采取的方法各有不同，其中以兩級分解法與加權平均法應用最為廣泛。兩級分解是取首尾兩個因素開始分解所得到結果的平均值，作為各因素變化的影響結果，適合于變量較多情況下的一種近似替代。加權平均法則是利用n個因素所決定的n!個分解方程中，每個因素的變動對因變量影響的平均值來衡量該因素變動的最終影響。李景華（2004）對加權平均法進行了詳細闡述，證明了當選擇因素大于2時，加權平均分解得到的結果更加精確，并提出了一個一般性的多因素分解方法。

2.數據來源及處理

（1）投入產出表：本文考察的年度為1992年、1997年、2002年、2005年及2007年。其中前四個年份的可比價投入產出表（33部門）來源于《中國1992—2005年可比價投入產出序列表及分析》（劉起運，彭志龍，2010），該序列表由國家統計局核算司與中國人民大學合作完成，并在郭朝先（2010）的研究中得到應用。筆者參照劉起運、彭志龍（2010）可比價投入產出表編制方法，用國家統計局公布的2007年中國投入產出表（現價）及歷年《中國統計年鑒》中的價格指數編制出2007年可比價投入產出表。在此基礎上，按照上文闡述的方法，將歷年競爭型投入產出表轉換為非競爭型投入產出表（33部門）。

（2）自然資本投入：EF的單位是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其中實際用地劃分為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建筑用地五種類型，由于中國土地統計的分類數據與投入產出表的部門劃分，以及以上五種用地類型不相匹配，在此將耕地、林地、草地、水域劃歸為農林牧漁業，將建設用地分解為工礦用地、交通運輸用地、水利設施用地及其他服務業用地，將上述轉換后的投入產出表與土地利用數據相匹配，合并為5部門，這種處理保證了投入產出部門與土地統計數據的匹配，所損失的五種用地信息通過均衡因子統一為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產力的土地面積。土地利用數據來自于歷年《中國統計年鑒》及《國土資源統計公報》，其中1992，1997年部分數據缺失，筆者利用2000—2007年相關數據進行估算。虛擬用地以吸收能源消耗所產生的二氧化碳的林地面積計算，根據可獲得的部門能源投入數據，將上述轉換后的投入產出表合并為22部門。能源投入以標準煤為單位，數據來自歷年《中國能源統計年鑒》。

（3）均衡因子及能跡轉換系數的選取及計算：本文選取2002、2004、2006年《地球生命力報告》中所提供的均衡因子，取平均值得本研究所采用的均衡因子（耕地2.17，林地1.36，草地0.48，水域0.36，建設用地2.17），將對應的均衡因子與歷年土地利用數據相乘，折算成單位面積具有同等生產力的土地面積（全球公頃）①。虛擬用地根據二氧化碳排放的熱值轉化為林地面積計算，由于不同類型能源的能跡轉換系數存在差異，而中國能源消耗結構在研究期內基本保持穩定，因此可將中國歷年能源消耗結構與相應的能跡轉換系數②加權平均，得到統一系數80GJ/hm2，再乘以標準煤的燃燒熱值（29.26GJ/t）及林地的均衡因子（1.36），得到最終的虛擬用地面積。

四、測算結果及分析

1.貿易EF及其變化

（1）貿易EF總量及其變化：如表2所示，1992—2007年，伴隨著中國貿易順差持續增加，實際用地出口除在1997—2002年、進口除在1992—1997年及2005—2007年有小幅回落外，均保持著穩步增長，凈出口則表現為波動趨勢。在整個研究期中，中國始終為實際用地凈出口。與之相應的是，虛擬用地出口與進口均呈現增長，且增長幅度明顯超出實際用地，凈出口的波動趨勢與實際用地相似，其中2005—2007年，虛擬用地凈出口增長最為迅速，從1775.6萬公頃變化為9310.0萬公頃，遠超出同期實際用地凈出口的增長。從EF凈出口總計看，1997—2002年由凈出口轉為凈進口，表明此階段中國生態資源狀況得到改善，但不容樂觀的是，自2002年起，在虛擬用地凈出口迅猛增長的拉動下，生態資源流失加劇。整個研究期內，虛擬用地凈出口增長占整個EF凈出口增長的90%，反映出貿易所產生的環境污染是造成中國生態資源惡化的首要方面。

（2）分部門貿易EF及其變化：1992—2007年，實際用地進出口規模與各部門所利用土地資源數量是相吻合的。農林牧漁業由于耗費了近95%的可利用土地資源，始終處于第一的位置。各部門實際用地進出口規模除個別階段有所回落外，總體表現為不斷增加的趨勢。凈出口波動在農林牧漁業中表現最為顯著，經歷了1992—1997年、2005—2007年兩個大幅增長期及1997—2002年的大幅下滑期，其他四個部門的實際用地凈出口變化相對比較平穩，總體表現為小幅增長，其中，其他服務業實際用地凈出口自1997年后超過另外三個部門，反映服務業對生態資源流失的影響開始增強。但從整體來看，由于這四個部門所占用土地資源極為有限，對實際用地凈出口總值的影響并不顯著（見圖1）。虛擬用地進出口規模與能源消耗狀況密切相關，石油加工煉焦及核燃料加工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等高能耗部門的進出口規模位于前列。從凈出口來看（見圖2），在整個研究期內，V3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V4金屬礦采選業部門均為負值，有利于改善本國生態環境；V1農林牧漁業、V2煤炭開采和洗選業、V6食品制造和煙草加工業、V7紡織業、V8服裝皮革羽絨及其制品業、V9木材加工及家具制造業、V10造紙印刷及文教產品制造業、V13非金屬礦物制品業、V15金屬制品業、V17其他制造業及廢品廢料、V20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V22其他服務業共12個部門均為正值，對生態環境造成負面影響；其余部門在正負之間波動。凈出口增長排在前五位的部門分別是V7紡織業、V12化學工業、V13非金屬礦物制品業、V14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V20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其中V14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中增長最為劇烈，從1992年的-1056萬公頃增長到2007年的2677萬公頃，這5大部門凈出口共計增長8452萬公頃，占虛擬用地凈出口增長的82.1%，總凈出口增長的74.6%。反映出這5個部門的貿易對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為嚴重。

2.EF凈出口結構分解

（1）EF凈出口總值分解結果：1992—2007年分階段中國實際用地凈出口總值與虛擬用地凈出口總值的分解結果分別如表3、表4所示：在整個研究期內，土地（能源）強度與技術水平變化導致實際用地凈出口減少1950.6萬公頃、1231.3萬公頃，貢獻率達到-187%與-118%；導致虛擬用地凈出口減少78.8萬公頃、987.5萬公頃，貢獻率達到-1%與-10%，說明這兩種因素對于中國生態環境的改善起到了積極作用。而凈出口規模變化導致實際用地凈出口增加4223.8萬公頃，貢獻率為405%，虛擬用地凈出口增加11357.3萬公頃，貢獻率為110%，在數量上遠遠抵消了前兩種因素所帶來的積極影響。分階段來看，由于受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沖擊及國內宏觀經濟形勢的影響，1997—2002年，中國外貿發展陷于低潮，凈出口規模變化導致兩類用地凈出口分別減少3142.7萬公頃、1756.8萬公頃。2001年底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后，“入世”效應逐步顯現，外貿環境的極大改善導致出口潛能迅速釋放，出口成為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力量，并帶動了凈出口規模迅速擴大，由此造成了生態資源大量流失，其中對于虛擬用地的影響尤為顯著。在2002—2005年與2005—2007年兩個階段中，凈出口規模效應分別達到3010.7萬公頃、9757.2萬公頃，貿易增長的粗放型特征得到不斷強化。但同時我們也發現，自2002年后，土地（能源）強度效應與技術水平效應對生態資源流失所產生的抑制作用開始明顯增強，如2005—2007年，實際用地中兩種效應累計達到-1276.1萬公頃，略低于1992—1997年，虛擬用地中兩種效應累計達到-2222.8萬公頃，遠超過之前任一階段，說明中國長期致力于改善資源利用效率、增強科技創新水平的努力開始取得一定成效。可以預計，隨著可持續發展理念逐步成為普遍共識，節能減排等約束指標已明確進入政府考核體系，中國在促進生態資源保護，生態環境治理上的投入將日益加強，對生態環境的改善將產生更為積極的作用。

（2）部門EF凈出口值分解結果：部門實際用地凈出口分解結果顯示（見表5）。五大產業部門的土地強度效應在整個研究期內分別為-1463.9萬、-110.9萬、-63.3萬、-12.7萬、-299.7萬公頃，對生態資源均表現為正面影響；分階段看，各部門土地強度效應各不相同，呈現波動趨勢，例如1992—1997年，土地強度變化造成農林牧漁業減少土地輸出1200.1萬公頃，影響最為顯著。在整個研究期內，技術水平效應在各部門表現不同，其中對農林牧漁業、交通運輸倉儲郵政業、其他服務業三大部門表現為正面影響；分階段看，2005—2007年，技術水平變化造成農林牧漁業減少土地輸出1067.5萬公頃，影響最為顯著。五大產業部門的凈出口規模效應在整個研究期內分別為3219.4萬、207萬、104.4萬、104萬、589.1萬公頃，是影響中國實際用地凈出口的最主要因素，其中在農林牧漁業中，貢獻程度高達630%，分階段看，凈出口規模對農林牧漁業實際用地凈出口的影響也最為劇烈。需要引起關注的是，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其他服務業的凈出口規模變化均導致了實際用地凈出口的增加，尤其是其他服務業，凈出口規模效應從數量上看僅次于農林牧漁業，雖然影響仍然有限，但其貢獻程度卻在不斷上升，表明服務貿易凈出口規模的擴張使中國生態資源的流失加劇。部門虛擬用地凈出口的分解結果顯示：從整個研究期來看（見表6），能源強度正效應較為顯著的部門是紡織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分別減少虛擬用地凈出口545.6萬公頃、485萬公頃，負效應較為顯著的部門是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分別增加虛擬用地凈出口650.3萬公頃、573萬公頃；技術水平正效應較為顯著的部門是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分別減少虛擬用地凈出口458.3萬公頃、450.4萬公頃；負效應較為顯著的部門是紡織業與化學工業，分別增加虛擬用地凈出口195.4萬公頃、205.4萬公頃；除石油和天然氣開采業、金屬礦采選業、非金屬礦采選業外，其他所有部門凈出口規模變化均造成了虛擬用地凈出口的增加，其中，以紡織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最為嚴重，分別增加虛擬用地凈出口1757萬公頃、1253.1萬公頃、3540.9萬公頃、1295萬公頃。整體而言，無論是從數量上，還是從貢獻程度上，絕大多數部門的凈出口規模效應都要大于其他兩種因素的效應，這充分說明，貿易順差的持續擴張已經成為中國環境污染不斷加劇的首要因素。分階段看（見圖3—圖5），在傳統高能耗部門中，V7紡織業，V12化學工業，V13非金屬礦物制品業，V14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能源強度正效應正在逐漸顯現，其中，在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中，能源強度效應從1992—1997年的420.1萬公頃降至2005—2007年的-194.5萬公頃，變化最為劇烈，紡織業能源強度效應在2005—2007年達到-451萬公頃，效果最為明顯，但同時，需要高度重視的一個現象是V20交通運輸及郵政倉儲業的能源強度效應在2005—2007年急劇攀升到713.3萬公頃，成為能源強度負效應最為嚴重的部門，反映出中國城市化的加速發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引致汽車等交通工具的旺盛需求，由此帶來的能源消耗開始給我們造成巨大的環境污染壓力；技術水平正效應在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V18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業，V20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部門表現顯著，在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中變化最為劇烈，從1992—1997年的105.1萬公頃持續下降至2005—2007年的-536.8萬公頃，技術水平負效應開始在紡織業及化學工業中得以加強，2005—2007年分別達到278.4萬公頃、178.5萬公頃；凈出口規模效應在紡織業、化學工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中體現最為突出，其負面影響自2002之后開始加劇，其中，2005—2007年，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凈出口規模效應高達3950.4萬公頃，占據該階段EF凈出口總計增長的40%。更為令人擔憂的是，在中國貿易順差增長最快的2005—2007年間，22個部門的凈出口規模效應均為正值，意味著貿易所造成的環境污染開始滲透到所有部門，追求貿易順差使中國付出了愈加沉重的生態資源代價，轉變粗放型的貿易增長方式已經刻不容緩。

五、結論及建議

本文基于非競爭型投入產出模型測算中國1992—2007年的貿易EF，以揭示中國對外貿易中的自然資本流向，并運用結構分解技術分析影響EF凈出口的主要因素，得到如下結論：①在1992—2007年的中國對外貿易中，實際用地與虛擬用地的進出口規模總體保持增長態勢，其中虛擬用地進出口的增長幅度明顯超過實際用地，在EF進出口中的比重不斷攀升。與中國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相比，EF凈出口總量在波動中不斷增長，在整個研究期內，中國始終是實際用地的凈出口國，自2005年起，從虛擬用地凈進口國轉變為虛擬用地凈出口國。尤其是自2002年后，受虛擬用地凈出口急劇增長的拉動，中國生態資源流失程度明顯加劇。由此說明，在該研究期內，中國對外貿易所獲得貨幣資本利益是以生態資源的流出和環境污染為代價的，對外貿易的增長隱含著生態資源的廉價外流。特別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假定進口品按照中國的技術條件生產，而中國進口品絕大部分來自于發達國家，整個進口品生產的平均技術水平優于中國，同時進口品生產國的平均能源消費結構相對中國更為合理，平均能跡轉換系數會更大，這兩種因素都會造成EF凈出口低估，即生態資源流失的真實狀況更為嚴重。②EF凈出口的結構分解結果顯示：整體來看，土地（能源）強度與技術水平效應對兩類用地凈出口產生抑制作用，并具有不斷加強的趨勢，反映中國在改善資源利用效率、提升技術創新水平上開始取得一定成效。在實際用地中，土地強度效應對中國各部門凈出口始終表現為抑制作用，技術水平效應在各部門表現有所差異；在虛擬用地中，能源強度與技術水平效應更為顯著，在高能耗部門中，紡織業，化學工業，非金屬礦物制品業，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的能源強度正效應正在逐漸顯現，技術效應在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業，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的生產與供應業，交通運輸及倉儲郵政業等部門也已實現由負轉正。但比較而言，這兩種因素對于中國EF凈出口的影響程度十分有限，遠遠無法彌補凈出口規模對EF凈出口的拉動。基于上述研究結論，筆者提出以下對策建議。

第一，促進貿易的生態結構優化。上述結論表明中國貿易生態結構的調整速度遠遠滯后于貿易規模的增長，以生態資源密集型的初級品與制成品為主導的出口貿易生態結構強化了中國貿易增長的粗放型特征。從長遠來看，對外貿易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因素，試圖以犧牲貿易增長來保護生態環境并不符合中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因此更為可行的做法是靈活運用出口退稅、增加出口關稅等貿易政策工具，嚴格控制“兩高一資”的產品出口，推動加工貿易的轉型升級，引導出口產品向低資源消耗及低碳方向轉移，以此促進貿易生態結構的優化，尋求出口增長與生態資源保護的協同發展，最大限度地減少產品出口所付出的生態資源代價。

第二，適度擴大進口規模。自“入世”以來，中國出口規模增速明顯高于進口規模，且有不斷擴大的趨勢，一味追求貿易順差所帶來的貨幣資本利益，使凈出口規模效應成為導致生態資源流失迅速擴大的主要因素。面臨日益強化的資源環境約束，我們應該在保持出口穩定的同時，通過采取進口關稅調整、提供多元化融資便利、提升貿易便利化水平、完善進口管理等多種政策措施，適度擴大進口規模，這不僅可以促進對外貿易的平衡發展，而且能夠彌補出口增長所帶來的生態資源流失。將貨幣資本的外匯儲備轉換為自然資本的生態資源儲備，有利于達到貨幣資本及自然資本的貿易收支雙平衡，對于緩解中國資源環境壓力，實現可持續發展無疑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三，提升技術水平，改善資源利用效率。中國以煤炭為主的能源消費結構，以及相對落后的技術水平導致資源強度與技術水平對生態資源流失的抑制效果并不明顯。但換個角度看，這也為中國在清潔能源及“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應用上提供了巨大的發展空間。對于重點行業，政府應大力鼓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通過技術創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提高產品技術含量，這不僅可以實現生產過程中的節能降耗，而且有助于提升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與此同時，應積極尋求與發達國家在相關領域的合作，通過引進、吸收國外先進清潔技術，更快地實現技術追趕。資源消耗的加劇增長是現階段中國工業化與城市化進程的必然要求，我們只有通過技術創新與技術引進的“雙輪”驅動，才能在這一客觀背景下，更好地實現生態資源的保護。

第四，大力扶持林業發展，增強森林碳匯能力。在中國EF凈出口中，虛擬用地的比重不斷加大，反映中國的碳排放負擔不斷加重。提升森林的碳匯能力是吸收碳排放的重要手段。與技術條件要求更高的直接減排相比，森林碳匯投資少、見效快，是目前最為經濟的碳吸收方式，更加適合于中國這樣林地資源豐富、技術條件相對落后的發展中國家。2007年，中國政府已明確提出將林業納入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的重點領域，將促進林業發展提升到維護國家生態安全的戰略高度。未來應該多渠道地加強林業扶持，如利用信貸手段加快造林步伐，增加森林經營投入；努力探索林業經營管理制度，提升森林管理水平；重視森林固碳技術的研究，增加森林碳匯功能；積極開展森林碳匯貿易，吸引國外資金與技術參與中國的林業建設，充分實現森林的生態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