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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賴蔚英工作單位：福建龍巖學院

踐行真心實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取得農民對于蘇維埃的信仰

為了鞏固和發展農村革命根據地，需要在開展武裝斗爭的同時建立地方革命政權。蘇維埃政權雖然只是共產黨的局部執政，但她毫無疑問是共產黨為之奮斗的全國政權的雛形。老百姓透過她，可以了解共產黨為之奮斗的到底是一個什么樣的政權，可以了解共產黨的革命宗旨，并據此確定自己對革命的態度。“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6]82，對此，黨和有深刻的認識。指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要動員廣大群眾參加革命戰爭，蘇維埃政府必須踐行真心實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宗旨，給農民以實實在在的利益。“只有蘇維埃用盡它的一切努力解決群眾的問題，切切實實改良了群眾的生活，取得群眾對于蘇維埃的信仰，才能動員廣大群眾加入紅軍，幫助戰爭。”[7]308在《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提到：“我們對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問題，群眾的生活問題，就一點也不能疏忽，一點也不能看輕”[5]136，“從土地、勞動問題，到柴米油問題。……一切這些群眾生活上的問題，都應該把它提到自己的議事日程上。……要讓廣大農民明白黨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5]138只要“真心實意地為群眾謀利益，解決群眾的生產和生活問題……廣大群眾就必定擁護我們，把革命當作他們的生命，把革命當作他們無上光榮的旗幟。”[5]138-139為了給農民實實在在的利益，黨領導農民進行土地革命斗爭，把土地分給農民，讓他們擁有了夢寐以求的土地；為了給農民實實在在的利益，蘇區中央先后成立勞動互助組、糧食調劑合作社、消費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以平抑糧食價格，促進物資交流，保證農民日常生活用品得到及時供應，解決農民發展生產所需要的資金，保護農民利益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為了給農民實實在在的利益，各縣、鄉蘇維埃也把關心、解決群眾生活問題作為工作切入點，“長岡鄉有一個貧苦農民被火燒掉了一間半房子，鄉政府就發動群眾捐錢幫助他。有三個人沒有飯吃，鄉政府和互濟會就馬上捐米救濟他們。去年夏荒，鄉政府從二百多公里的公略縣辦了米來救濟群眾。”[5]138黨和蘇維埃政府關心群眾，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千方百計地解決群眾生產和生活中的困難和實際問題，使蘇區群眾了解了黨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實實在在感受到了蘇維埃政府“真心實意地為人民謀利益”的先進性，激發了他們對蘇維埃政權、對全國勝利的無限向往，并從這些事情出發認識革命戰爭的任務，自覺接受黨的政治號召，擁護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國去，為革命的勝利斗爭到底。

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激發農民完成自己

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取得農民對中國革命事業堅定不移的信念革命只有依靠具備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的群眾才能取得勝利。出于對黨的信任、對蘇維埃政權的向往，使農民愿意接受黨的革命理論和主張。但農民愿意接受黨的革命理論和主張，不等于他們在思想觀點上就能夠與黨的革命理論和主張取得一致，更不等于他們具備了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事實上，在20世紀30年代偏僻、貧困的贛南、閩西，農民絕大多數是文盲半文盲，他們不知什么主義，也少知救國救民的道理。由于長期受封建思想蒙蔽，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不能認清自己貧困的根源，認為窮是自己的命，不敢理直氣壯地反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缺乏翻身做主人的意識和勇氣。安貧守業的小農意識，讓他們在得到土地后，產生了安樂思想，不想參加紅軍，不想離開家鄉，不了解沒有全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土地革命的成果就不保的革命道理。因此，為了革命戰爭的勝利，為了蘇維埃政權的鞏固與發展，必須解除封建社會和反動統治階級加在農民群眾思想上的桎梏，激發他們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怎樣激發農民完成自己歷史使命的主動性和自覺性呢？以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提出要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去教育千百萬勞苦群眾。首先在進行土地革命的斗爭中，揭露地主階級的兇惡,讓農民認清自己受剝削的階級根源，引導農民從租佃關系認識“地主老財一般黑,天下窮人是一家”，啟發群眾翻身做主人的意識，號召窮人團結起來反抗地主階級的剝削與壓迫。與此同時“發動階級農民———雇農貧農中農起來爭取一切土地利益，自己來參加分田斗爭”，“組織雇農工會、貧農團，去討論土地問題，使他在分配土地過程中，起領導作用”。①29引導農民在爭取和捍衛自己利益的運動中用階級意識代替宗法家庭意識。由此極大地激發了農民反富農反封建的自覺性和積極性，不敢堅決沒收豪紳地主財產、土地分配不徹底的情況得以改變，農民的思想政治覺悟也得以提高，在土地革命深入的地方（如興國）參加紅軍的人多，土地分配不徹底的地方農民參加紅軍的人少便是很好的說明。其次在與國民黨反動派的斗爭中，揭露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本質，引導農民認清沒有革命戰爭的勝利，不推翻國民黨的反動統治，勞動人民就沒有生存的空間，土地革命和蘇維埃各項建設就無從談起。“我們要保障土地革命的勝利，要保障蘇維埃政權…不努力斗爭，只顧做田顧家，挑擔賺錢，不但不能更安樂，而且一定會失敗，……只有斗爭才能使家庭安樂，使全中國都安樂”，①16“要使群眾了解，要保障土地革命和其他一切已得的利益，必須向外擴大革命戰爭”。①198與此同時，對閩西只擴大地方武裝不注意擴大紅軍的地方觀念和在群眾中出現的家庭觀念、太平觀念、享樂主義進行批評教育，發動“反對開小差”運動等等，讓農民群眾深刻認識當紅軍和擴大紅軍的偉大意義；正確分析敵我形勢，肅清悲觀思想，使他們從思想上明白經過全體軍民的共同努力，必將克服目前面臨的暫時困難，取得最后的勝利，使他們從思想上接受黨中央對形勢的判斷和對革命發展前途的預見。由此激發了農民群眾參加紅軍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堅定了革命必勝的信心和決心，蘇區的擴紅運動得到蓬勃發展，有力保障了蘇區“反圍剿”斗爭的勝利。其三，建立工農蘇維埃政權,給勞苦工農群眾以完全的選舉權和被選舉權、對蘇維埃工作的監督與批評權，引導農民用主人翁意識替代依附意識。與此同時，在蘇維埃中實行經常代表制，以吸引廣大農民積極分子到政權機關工作，引起他們對于蘇維埃政權的積極性。由于堅持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改造農民的主觀世界，蘇區農民的政治覺悟有了極大的提升，開始懂得階級、政黨、國家等政治概念，明白了沒有全國革命戰爭的勝利，土地革命的成果就不保的革命道理，熟悉、向往并執著追求蘇維埃、社會平等、工農民主等目標，確立了為中國革命事業奮斗的理想，激發他們為了革命事業不怕犧牲和無私奉獻的精神。上杭縣才溪鄉溪粦村婦女王秋連（后來當選為中共“十大”代表），在歡送新婚才三天的丈夫上前線時，豪邁唱出“紅旗插出日日新，亻厓送親郎當紅軍，只要革命得勝利，無兒過世也甘心”的心聲，反映了蘇區群眾全心全意支持紅軍的革命立場和感情。

結合農村實際和農民特點進行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的宣傳教育，取得他們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

革命的理論一經群眾掌握，就會轉變為無窮的力量。因此，除了讓農民在革命斗爭的實踐中體悟革命道理外，還必須高度重視對農民進行革命的思想宣傳教育。早在井岡山革命斗爭時期,就根據中國特殊的社會環境和歷史條件,提出了必須通過經常性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教育來克服農民的狹隘性毛病。但在教育文化非常落后的農村開展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教育，空談經典作家的理論不行。對此，黨和同樣有著深刻的認識，1926年7月中國共產黨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通過的《農民運動決議案》要求對農民進行宣傳教育時必須注意農民的特點,一切符合農民的實際。提出教育農民要用啟發式,要由近及遠、由淺入深,說話要通俗化等等。為了對農民進行有效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教育，首先針對農民文盲半文盲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實際，開展以識字、掃盲為中心，以提高思想政治覺悟、積極參加革命戰爭、蘇維埃建設和反對封建倫理思想束縛為主要內容的教育，把思想政治教育與文化教育結合起來；其次是根據蘇區人口分散的特點，結合斗爭和生產的需要，照顧生產習慣，方便群眾生活，因時因地因人制宜，創造多種辦學形式，除了不正規的夜學、半日學校外，更多是遍及城鄉的識字班、識字組、識字牌、問字所等等，把思想政治教育與生產勞動結合起來。根據在“二蘇大會”報告中的統計，中央蘇區中的江西福建粵贛三省，有補習夜校6462所，俱樂部1656個。江西粵贛兩省有識字班32388個；其三是建立各種各樣的宣傳隊及讀報團、讀報組、講報隊等深入田間地頭、百姓中間進行宣講，提出每個黨員，乃至每個赤色工會會員，都要能切實負起宣傳工作的責任。“它們就像一支支精干的突擊隊、輕騎兵，構成了馬克思主義大眾化傳播的一道靚麗風景線”[8]；其四是大量運用標語、口號、畫報、漫畫、歌謠、戲劇、舞蹈等群眾喜聞樂見的形式，化大理論為小道理，宣傳黨、蘇維埃政府和紅軍的性質、宗旨，揭露帝國主義、國民黨反動派、地主階級的反動本質，動員群眾參加紅軍、宣傳蘇區土地革命和蘇區軍民的戰斗生活，讓群眾在潛移默化中接受著革命思想教育。這種無處不在、無時不有的馬克思主義、無產階級意識教育取得了極大的成功，蘇區群眾，無論男女老幼，都會唱國際歌、少先隊歌、十罵反革命、十罵國民黨、十罵、紅軍歌等革命歌曲。蘇區農民階級意識大大增強，無論三歲小孩，八十老人，都痛恨地主階級。打倒帝國主義，擁護蘇維埃、擁護共產黨，幾乎成了群眾的口頭禪。蘇區群眾樹立了無產階級的階級意識和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正是受到信仰的影響，蘇區群眾以極大的犧牲精神支持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當時中央蘇區紅軍部隊有10萬人，脫產的蘇維埃工作人員有8萬余名，還有4000余名小學教師，蘇區平均每15～20位農民就要供養一名脫產人員，還要保障數額巨大的軍需供給，蘇區人民的負擔可想而知。但蘇區人民為了革命戰爭，毫不猶豫地承擔了一切，貢獻了一切，把自己的最后一把米、一尺布、一雙鞋，直至生命，全部獻給了革命，獻給了紅軍。[9]中央蘇區時期的贛南蘇區總人口220余萬，其中青壯年人口僅50萬左右，但前后參加主力紅軍和地方紅軍的就達33萬余人，約占青壯年總數的60％；參戰支前的共60余萬人，占人口總數的30％；當年興國全縣總人口23萬人，參加紅軍的就達8萬多人，占青壯年的80%多。[8]被臨時中央政府授予全蘇擴紅“第一模范區”的才溪鄉，“上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16-55歲）554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485人，占88%。下才溪全部青年成年男子756人，外出當紅軍做工作的有526人，占70%。”[10]161-162戰爭的硝煙早已離我們遠去，但中央蘇區時期，中國共產黨通過取得農民對黨、蘇維埃政權、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和對中國革命事業堅定不移的信念，成功引領農民內化黨的革命理論和主張，使農民由小生產者向無產階級革命戰士轉變的基本經驗乃至具體做法，于今天仍然具有重大的借鑒和啟示意義。它啟示我們：在新農村建設背景下，要引領農民內化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必須鍛造一支克己奉公，真心實意為農民辦實事、辦好事的干部隊伍，并以新農村建設的新成就取得農民對黨、政府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高度認同；必須在新農村建設的實踐中引導農民克服市場經濟自私自利的逐利傾向和小農價值觀，培育農民的團結協作、互助友愛、集體觀念、大局意識、民主意識和長遠目光，使農民的思想觀念符合新農村建設的要求，激發農民建設新農村的主動性、自覺性；必須采取適合農民實際和農民特點的內容、方式方法，進行黨的理論、路線、方針、政策的宣傳教育，堅定他們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