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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傅振磊工作單位：紹興文理學院體育學院

理性是什么呢?從哲學理論角度來說，理性是與感性相對應的，專指隱藏于紛繁復雜的各種現象背后的普適性規律，而且，這種規律能夠解釋客觀事物外在的現象、運動或變化。由此而言，農民理性可理解為農民對各種紛繁復雜事物或現象感性認識的加工，并最終達到理解和把握感性其運動和變化規律的過程。然而，農民理性更多的來自于農村社會現實生活。從社會現實生活角度來說，農民理性主要指農民通過自身及其前輩的生活經驗形成的意識、態度和看法，并體現于日復一日的日常生產和生活中所形成的各種諺語、口頭讒等日常話語之中。［4］從某種程度上說，它們是農民意識和態度更加直觀、形象的反映，屬于文化體系中的“俗文化”或“小傳統”范疇。［5］這種習以為常的日常生活哲理對農民的影響更長久、更深遠。因此，本文以此為切入點來分析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諺語、口頭讒等內容的作用與意義。人情我國傳統農業社會是一個“親情社會”和“熟人社會”。村落是我國農民生、老、病、死的發祥地，村落居民長期的緊密交往形成親情關系，比如:血緣關系、地緣關系等。就此角度而言，我國傳統農業社會還是一個“人情社會”，有時候人情甚至大于王法，因為人情可以給農民帶來信任、依托、互助等各種優越性。當農民遇到無法解決的問題和陌生環境時，首先想到的是可以信任、依托和互助的親戚、朋友和鄉鄰等這些所謂的“自家人”。在傳統農業社會形態下，我國農村體育參與者主要局限于以同宗或同姓氏相聚居的村落成員，成員之間均為血緣、地緣等親情關系。［6］在這種人情關系社會背景中，體育參與者所出現的矛盾或糾紛基本上分為兩類:一類是前輩與后輩之間，另一類是同輩之間。前者一般在儒家倫理秩序控制下，后輩會敬畏前輩的權威而做出讓步，或以“大人不與小孩子一般見識”而了事;后者所產生的糾紛也會在親情關系或熟人關系調停下而出現緩和，再加上本族年長者出面調節，而且后輩們都會給長輩們一個“面子”。因此，這種人情社會關系內的矛盾或糾紛一般也會“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自近代社會以來，中國踏上了以“現代化”為標志的社會發展征程，村落與外界的聯系日益增多，而各地農民工相互流動又進一步加劇了農村地區各村落地域之間的相互聯系。農村體育參與者不再局限于具有血緣關系或親情關系的“自家人”，而是增加了“外來者”，出現了“主”、“客”角色，其矛盾或糾紛也出現了新類型。以儒家學說所倡導的天、地、君、親、師的倫理秩序和“三綱五常”的倫理控制在這種新矛盾或糾紛面前黯然失色，家族或宗族中年長者的“面子”也顯得分量不足。因此，在處理族群內部成員與外部成員之間關系時需要一種新型的方式:契約管理與法律管理。與現代化社會發展相適應，中國農村體育發展也呈現出現代化需求，在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趨于復雜，傳統的倫理關系和倫理控制經常無法解決或調解其關系糾紛，而倫理控制轉向契約控制、法律控制則成為歷史發展必然。然而，中國農民的“人情理性”也是幾千年傳統文化長期積淀的結果，實現轉變并非一蹴而就，而且在當前階段，這種“人情理性”依然影響著我國農民的社會生活。但無論怎樣，“人情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需要相背離是現階段中國農村體育發展的現實，盡管在一定歷史時期能夠繁榮中國農村體育，但在處理農村體育過程中紛繁復雜的人與人的相互關系時，農民的“人情理性”卻阻滯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

節約生產和消費是農民日常社會生活中的一對矛盾統一體。如果說農民理性在農業生產方面表現為勤勞，那么在消費方面則表現為節約，盡量壓縮開支，即將消費支出降低到最低限度。在傳統農業社會，農業生產收益非常有限，農民不可能拿出較多的財富進行消費。在農民的日常社會生活中，生產和消費是一體的，節約也就意味著財富積累，即增收。同時，由于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較低下，農業生產受自然環境的影響很大，豐歉難保，而且，農民又沒有其它的生活保障，他們只能依靠自己的日積月累進行自我保障，由此形成農民的節約理性。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村家庭生活水平有了較大幅度地提高，這是無可爭議的。然而，農民的節約理性仍在發揮作用。20世紀90年代，國家統計數據顯示，我國農村家庭收入有了較大幅度的增長，于是，有研究者就提出“體育市場化”、“體育商業化”的觀點，進入新世紀以來，國家又了多項與體育產業相關的法律法規，鼓勵體育市場化和體育產業化發展，［9］然而，我國農民體育消費卻仍處于較低水平，農民不愿意花錢購買體育服務和體育設施。究其原因，我國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民基本上更是沒有多少保障，他們必須依靠自身的力量尋求正常的生活保障，將消費限制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也就是農民經常掛在嘴邊的“吃飯穿衣量家當”。長期以來，我國農民一直維持著無體育設施或僅有簡單體育設施的農村體育發展現狀，或者農民對體育設施的要求不高，或者能夠忍耐農村體育設施的缺乏，這些均與我國農民的節約理性有關。然而，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體育場地設施多樣化”，以滿足中國農民日益增長的、多樣化的體育需要。很顯然，中國農民的節約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要求產生了沖突，限制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進一步推進。忍受在傳統農業社會，我國農民的所生存的環境極其復雜，既要應對來自變幻莫測自然環境的挑戰，又要面對來自統治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在復雜的生存環境下，他們學會了忍耐，學會了逆來順受。無論在什么樣的生存環境下，他們總能夠找到適合自身生存的空隙。農村嚴重缺乏體育設施、農村體育缺乏指導以及農村體育缺乏組織領導等已成為我國現階段所公認的農村體育現實。然而，另一種觀點則認為，我國農村并不缺乏體育，而是形式多樣、內容豐富。前者以城市體育為參照，以現代體育為內容所得出的結論;后者則以我國傳統村落為參照，以傳統體育為內容而得出的研究結果。［10］至于，在我國廣大農村地區體育格局的真實現狀則無法體現出來，因為已有相關數據缺乏這方面的調查與統計。依據相關文獻資料所述，我國農村地區的現代農村體育與傳統農村體育發展不均衡，要么傾向于現代農村體育，要么傾向于傳統農村體育，然而，我國農民對此卻表現出“無所謂”的漠然態度。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則要求農村體育格局和諧發展，二者互相促進、互相補充，不能相互替代，而和諧程度、和諧標準應以長期生活在農村的農民的親身感受和需求為依據。

農民理性與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發展充滿了重重矛盾，人情理性制約了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法制化進程，勤勞理性使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的社會職能難以世俗化、生活化，經驗理性對中國農村體育技術傳播知識化不利，節約理性限制了中國農村體育設施多樣化的現代化需求，忍受理性使中國農村體育格局和諧化發展失去了明確的方向。然而，這并非絕對，理性是特定環境的產物，其內容、形式和功效十分復雜。隨著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逐步推進，農民理性也在發生著惟妙惟肖的變化，法治理性、科學理性、消費理性、知識理性以及人權理性等現代化理性越來越得到我國農民的認可與追求，它們也必將在中國農村體育現代化進程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