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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研究數據與方法

1.1數據來源.專利文獻是最能及時地反映一個領域目前技術發展的信息渠道，也是反映科技水平最具代表性的表現形式［41-42］，其數量巨大、內容豐富，包含技術、法律、經濟等有效信息，實用性強，傳播最新的科學技術，而且高度標準化、規范化和網絡化［43］.Liefner等［44-45］指出，合作專利能較好地反映產學研關系，是刻畫不同產業的創新網絡結構、各類創新主體相互關系、創新網絡演變的重要數據來源.農業科技知識涵蓋范圍廣、領域多，包括育種、畜牧、種植、漁業、農機具、瓜果等多個領域，因此文章基于《中國專利數據庫（知網版）》中的“農業科技”一欄，按照從1985年1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的專利申請日期逐個對“農業基礎科學、農業工程、農藝學、植物保護、農作物、園藝、林業、畜牧與動物醫學、蠶蜂與野生動物保護，水產和漁業”10個子欄目的專利數據進行篩選.對于合作專利的界定，文章認為合作的專利須由兩個及其以上單位的作者合作完成，以合作專利作者的工作單位信息和空間區位信息為數據源.文章對數據的篩選和處理主要有以下幾個步驟：①從中國知網專利全文數據庫中收錄的公開發表的從1985—2015年的農業專利中選取1985、1990、1995、2000、2005、2010、2015年7個時間節點，以不同單位合作專利為研究對象，具體農業科技領域包括全部10個子領域的合作專利，不考慮中國大陸地區與港澳臺地區機構以及與國外機構聯合申請專利，提取兩個或兩個以上的機構信息；②將合作機構分為高校、科研機構、企業、政府機構四類.由于在中國申請專利時，政府很少單獨出現，大多是以政府推動下形成的混成組織如技術推廣站、農村技術服務中心、縣技術服務流動站等出現在作者名單中，故為了突出混成組織的政府導向作用，也為了敘述方便，將混成組織歸為政府機構.最后需要說明的是文章以農業科技專利數據為對象，從整體上對我國農業合作創新網絡的分析，但是數據統計上也存在一些局限性：①由于專利申請的成本因素，導致專利申請機構中大型企業、高校和科研機構較多，難以反映小型企業和個體的創新活動；②對于難以專利化的農業創新活動無法描述.1.2研究方法.CiteSpace［46］軟件是美國德雷塞爾大學信息科學與技術學院的陳超美（ChaomeiChen）博士開發的一款主要用于計量和分析科學文獻數據的信息可視化軟件，用來繪制科學和技術領域發展的知識圖譜，可以直觀地展現科學知識領域的信息全景，識別某一科學領域中的關鍵文獻、熱點研究和前沿方向，軟件利用分時動態的可視化圖譜展示科學知識的宏觀結構及其發展脈絡的方式，堪稱是科學和藝術的完美結合［47］.科學知識圖譜是近些年才興盛起來的，多被應用于科學計量學、信息科學等領域，它能揭示知識來源及其發展規律，而且能以可視化形式將知識結構和演進規律等信息清楚地表達出來，其設計原理包括引文分析理論、多元統計分析理論、社會網絡分析法、共被引分析理論等.科學知識圖譜的繪制中，不同的節點類型決定了CiteSpace分析的目的及功能，包括了作者、機構或者國家的合作網絡分析，主題、關鍵詞或WOS分類的共現分析，文獻的共被引分析、作者的共被引分析以及期刊的共被引分析，還有文獻的耦合分析和共同資助分析這四大類.圖譜可以揭示科學結構的發展現狀及其演變趨勢，進而做到演化分析、科研評價等.但針對某一領域某一主題的具體的研究問題，應根據不同圖譜的繪制原理、分析性質、參數選擇來進行制定［48］.

2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的單螺旋主體分析

三螺旋理論的創新主體［49］主要包括大學、企業、政府和科研機構四類主體，其中大學和科研機構因為都是從事的學術創新和科技研發而并為一個螺旋，故而為三螺旋.四方主體共同成為政策創新、技術創新、應用創新和知識創新的來源，相互補充、相互滲透，從而共同擔任合作創新的任務.下面通過觀察1985—2015年中國農業科技政產學研合作專利數量（表1）和1985—2015年中國農業科技政產學研合作專利百分比（圖1）來具體分析單個類型創新主體的合作創新情況.2.1產業主體.企業是合作創新中最活躍的創新主體，組織內合作尤其頻繁.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參與到合作網絡中的企業，公司眾多，合作頻繁，在1985—2015年7個時間節點的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及政府之間的1780次合作中，其中1357次有企業參與；企業組織內合作總計500次，僅2015年就有414次；有企業參與的組織間合作有865次，沒有企業參與的組織間合作僅有396次，顯然，企業已經成為合作創新中的經濟運營和技術創新的最活躍主體.在政產學研合作創新中，企業作為知識溢出的主要受益者，吸納網絡中其他機構外溢的知識，通過實現創新產出，進而帶動整個網絡創新能力的提高.由于政產學研合作創新，是有著市場導向的經濟行為，因此產業方作為技術需求方和轉化方，是實現專利成果轉化的最終環節也是最關鍵的環節，是將科技與經濟聯系在一起，實現科研方與產業方對接的合作，或者說是科研人員與企業家對接的合作.科技創新的源頭在于科學發現，科學發現的價值在于科學發現的知識理論經過轉化開發而誕生的新技術所帶來的生產力.因此，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的核心驅動力首先來自企業，企業對技術創新的積極性和對技術轉化的能力很重要，需要根據市場需求和企業技術創新水平提出技術創新需求的能力、選擇相匹配的合作機構的能力、有效管理合作過程降低合作風險的能力、確保合作開發的新技術或新產品能得到有效應用并產生顯著經濟效益等能力.2.2科研主體.大學與科研機構是人才與知識的聚集地，共同作為合作創新中的科研方機構，向其他機構輸送科研成果，是科技成果轉化的主要來源.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31年來的大學、科研機構、企業及政府之間的1780次合作中，科研方總共參與1212次.分開來看，大學參與611次，其中373次與企業合作，43次組織內合作；科研機構參與768次，其中434次與企業合作，136次組織內合作.大學與科研機構源源不斷的科研力量向企業尋求發力點，以產業方為技術需求方和生產要素轉化方，以大學、科研機構為技術供給方的研發合作成為合作創新最主要、最基本的形式.大學與科研機構肩負生產與擴散知識的任務，作為知識和技術網絡的節點，是政產學研合作創新中科研力量的代表，是產業升級與創新的重要支撐，與創新主體企業，形成“大學-企業”和“研究機構-企業”的直接線性利潤導向的合作模式.科研方的組織內合作并不活躍，在合作創新體系中，無論是技術轉讓、委托研究、聯合攻關、非正式交流、內外部一體化、人才聯合培養和人才交流或是產業技術聯盟，都是科學家向企業家的交接而找到利益訴求點，將知識轉化為科技成果，最終轉化為生產要素.而科研方的組織內合作是知識的生產與組合行為，沒有產業方的對接，注定無法在市場導向原則下的合作創新中流行起來.2.3政府機構.政府是合作創新的服務者和引導者，其混成組織在合作創新網絡中參與度很低.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有政府機構參與的合作專利寥寥無幾，在所有的1780次合作中，政府參與只有133次，僅占7.5%.中國的政產學研合作創新是以市場為導向，以企業為主體，以大學和科研機構為技術依托，強調政府的引導與集成作用.各方資源共享、優勢互補、地位平等，以共同參與、共享成果、共擔風險為準則，為共同完成一項技術革新所達成優勢互補的分工協作契約中，需要政府制定規劃與政策，合理配置資源與投入，建立科技園區和產業集聚區，加快知識擴散與人才流動、完善監督與保護機制，促進服務體制發展，推動交易市場建設，以推進企業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并創造經濟效益，提高大學和科研機構科研能力并實現科研成果產業化.在合作創新中，政府作用內涵一是引導企業與大學、科研機構合作創新，二是促進國家科技計劃與產學研合作的對接.在知識網絡中，政府作用內涵一是推動合作創新和服務機構的發展，縮短知識網絡中節點間的社會距離與時間隔閡；二是加強處于知識網絡邊緣區域節點的知識吸收和創新能力的建設，對知識進行有效利用和傳播.2.4科研團隊.以申請合作專利的發明人為研究單元，以發明人合作網絡為研究對象，利用CiteSpace軟件進行發明人的合作創新網絡的細化分析，得出發明人合作創新網絡可視化的知識圖譜（圖2）.從圖2可以看出，總體來說，科研方和產業方均出現了大量的合作創新主體，圖譜中節點厚度和與相應時間分區內成果數量成正比，每個大節點就是一個創新牽頭人，在創新網絡中相互合作關系最頻繁、最穩固的多個人，形成了穩定的科研團隊，最大的節點可以形成發明數量意義上的創新極，在自身高速發展的同時促進整個團隊的活躍，帶動整個合作創新網絡的演變.但也有一些沒有形成創新團隊，只是分散型合作.科研團隊的長期穩定合作是推動知識誕生與擴散、轉化與應用，增強創新網絡節點，固化節點聯系的重要因素.技術水平和創造力的高低作為衡量合作創新的指標，其取決于知識學習過程和企業之間、產學研之間關系的質量、強度及其網絡的結構.合作創新網絡中知識創新極有滾雪球效應，容易形成“一極多強”.由圖2從2000年到2015年的圖譜中可以看出，已經形成明顯創新團隊的有2000年同濟大學束昱團隊、2005年煙臺大學張全勝團隊、2010年上海海洋大學馬允團隊、中國農業機械化科學研究院的劉貴林團隊等.從2010年開始也出現了較多的產業方創新團隊，如2010年云南省煙草公司曲靖市公司楊榮生團隊和2015年北京高氏投資有限公司蔣俊蕊團隊等.由此還可以看出，要在創新網絡中成為關鍵的節點，除了科研能力，還受科研成果、科研經驗、科研名望影響.一位資深科研專家在某個領域多年積累的成果和聲望，必然使之成為領域元老，成為創新中心，吸引外界交流，從而發生以其為中心的、建立在師緣和業緣基礎上的大量合作.

3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的多螺旋合作分析

通過觀察表1和圖1中多類創新主體之間的合作創新，發現中國農業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具有如下特點.1）網絡結構正由單螺旋向雙螺旋階段演化，而三螺旋階段的到來還較遙遠.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中國農業專利總體演化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85—2000年為緩慢增長單螺旋階段.專利數量緩慢增加，專利合作總數也在波動中增加，但一直少于50次，也就是說這個階段農業創新基本是單個主體（個人獨著或同單位作者合作）獨立發表；2000—2010年為較快增長雙螺旋階段.專利總數及兩個不同單位間的合作專利數量均穩步增加，而三個單位合作專利依然稀少；2010—2015年為飛速增長雙螺旋階段.專利總數、兩個及三個不同單位間的專利合作數量均大幅增加.這是因為2000年以前，非國有企業申請專利的權利受限.2000年8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關于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專利法>的決定》，此次修改使得非國有企業與國有企業、國家科研機構等具有了相同的申請權利和地位，加快了個人和民營企業申請專利的發展.國家發改委在“十一五”期間頒布《國家知識產權戰略綱要》、《農業科技發展規劃（2006—2020）》、《“十一五”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重大項目“糧食豐產科技工程”》等一系列促進農業科技發展的政策措施，這些措施刺激和促進了農業科技專利的大發展.2）31年來各類型機構參與創新合作的總數均大幅上升，從“研企合作”到“企企合作”，企業間合作創新已經占據主導地位.由表1和圖1可以看出，機構間合作專利的總數由1985年的4次上升到2015年的1148次.其中，企業間的合作增長最快（2015年到達414次），其次是企業與研究機構間的合作，政府及其推動下的混成組織參與合作最少（共76次）.31年來，中國農業的合作創新是以企業之間合作為主.企業成為政產學研合作創新最活躍的主體，最高頻合作對象由研究機構演變為企業，合作次數爆發式增長，“企企合作”成為最高頻合作模式.過去的科技創新路徑處于科學家時代，而現代的科技創新路徑已經步入了企業家時代.以科學發現為源頭的科技創新，既需要科學發現的眼光確保技術創新的前沿性，也需要企業家作為創新主體，引領技術創新的市場價值與應用導向，企業家已經成為最活躍的市場導向代言人，他們追求效率最高和利益最大化是催生“企企合作”的最主要原因.3）科研團隊的形成產生了合作引力，合作創新網絡結構呈現極化趨勢.2000年之前的合作創新網絡結構散亂、稀疏、零星分布，沒有明顯集中趨勢.2000年之后開始形成多個集中結構，出現高頻定向合作和高產量創新強人，并以其為創新中心形成科研團隊.科研團隊的形成，顯現出人才優勢，機構資源優勢，在團隊活躍發展的同時，引領業界相關領域呼應，進而帶動整個創新網絡集中化發展.相比于沒有形成科研團隊的知識節點，科研團隊更具有科研實力和發展潛力，突顯于創新網絡中是必然結果，從點對點分散式合作到網絡集成式合作發展是必然趨勢.4）政府及其推動下的混成組織的作用還不顯著.31年來，雖然產學研之間合作逐漸加強，但是政府作用不顯著，2015年政府及混成組織參與產學研合作的次數只有76次，僅占總數的6.6%，次數極少，而且增長緩慢.說明中國農業產、學、研協同創新的程度還不高，創建能促進產學研合作的第三方機構——政府混成組織已迫在眉睫.2012年底召開的共產黨十八大明確提出要“加快科技成果轉化，建立以企業為主體、以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結合的創新體系”，正是對這些問題的政策回應.5）不同階段參與農業專利合作的主體不同，大學的作用已經顯現.2000年以前，農業專利合作以企業、研究機構和高校內部為主，各主體之間的合作創新較少.2000年以后，各主體之間的創新合作開始增多，并且企業主體之間的合作開始成為農業專利合作的主力，企業與科研機構、企業與高校的合作占據不同主體合作的50%以上.2015年企業參與農業專利合作次數達到920次，占當年所有機構參與合作次數的80%以上（圖1）.從不同機構參與合作的次數變化來看，我國創新合作主體始終是企業類機構，科研院所類機構參與合作次數所占比例有下降趨勢，這說明企業的自主創新與合作創新能力不斷加強.大學參與農業合作的次數逐漸上升，對合作專利的貢獻也越來越大.

4中國農業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結構演化的影響因素

中國農業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結構的演化是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各螺旋主體之間功能的互補和知識溢出的正外部性是決定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不斷發育的內在因素，而市場拉動和政府驅動是決定三螺旋各自得以發揮作用的外部關鍵因素.1）各螺旋主體之間功能的互補和差異是決定創新合作的內在動機.各主體在創新系統中的功能和屬性決定了合作可以實現知識流動，即一般以企業為知識的需求方，以大學或科研機構為知識的供給方，以技術契約為基礎，形成了知識的持續而穩定的定向流動；主體知識存量存在勢差，知識就可以從高知識存量的大學與研究機構向低知識存量企業流動；主體資金存量存在勢差，資金就可以以科研項目的形式從高資金存量的企業向低資金存量的大學與科研機構流動；主體資源存在屬性差別，大學與科研機構就要向企業尋求生產和經營管理資源，企業就要向大學與科研機構尋求科學技術資源，這些機構還要向政府尋求政策性、戰略性資源.通過各類主體的相互學習，合作各自擁有的特色資源，促進資源的合理轉移及有效共享，從而達到對資源的優化組合，實現資源的創新和增值，并建立良好的反饋回路，獲得合作效應，最終形成優勢互補、風險共擔、互利共贏的合作創新.2）知識溢出是政產學研合作的創新來源.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是個體知識與組織知識、隱性知識與顯性知識、技術性知識與制度性知識等多種層次、形態的知識，經過傳播與整合的結果.通過主體之間知識的轉移與聚合，實現對原有知識組織模式的補充與聯合，各主體之間由于知識分工的不同、知識互補性的存在，產生了知識的需求與供給，導致知識在政產學研各主體之間不斷循環流動，發生知識溢出效應.其實質是促進不同主體所擁有的知識資源的有效整合，合作創新不過是主體間知識溢出作用下知識資源相互作用的結果.3）市場導向是推動政產學研合作的最大外在動力.絕大多數的產業技術創新是市場需求拉動而不是技術推動的結果，即是市場需求觸發技術創新需求［18］.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政產學研合作創新作為一種主流的經濟行為，必然將市場作為最終的利益訴求點，合作創新最終必定會產生經濟效益，以此支撐前期運作，并助推合作持續發生.通過政產學研的結合，一方面大學與科研機構生產知識與人才，并為其做到前沿與價值的擔保，另一方面，產業和市場成為承接大量人才的重要場所，并讓知識創造經濟價值成為可能.4）政府機構的創新驅動決定了創新環境和制度環境的優越性.建設創新性國家，需要營造有利于產業創新的創新環境，需要在長期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中形成相對穩定的系統.基于政府引導所形成的產學研戰略聯盟，建設科技園區創新平臺，政策衍生的科技創新計劃，還有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和生產性產業集群，都是為加強合作創新網絡結構、縮短合作網絡節點距離，為加快知識經濟時代的經濟與科技一體化進程，為開創科研資源服務于產業與經濟新時代，為知識技術的單向驅動轉型為雙向互動，為從契約式合作到一體化合作的戰略進化，為全球網絡與地方網絡互動及特色化發展等創造出穩定活躍的地方創新環境，使合作成為常態，使創新成為可能.

5結論與建議

文章以中國農業科技合作專利為數據來源，以政產學研合作創新各類機構主體為研究單元，基于三螺旋理論，剖析了1985—2015年間，中國農業政產學研各部門間的合作創新狀況、發展演化及其影響因素.得出如下結論：1）雖然中國農業科技創新水平大幅提高，但合作創新網絡發育程度不高.促進政產學研之間的合作已迫在眉睫.從單螺旋主體來看，企業是合作創新中最活躍的創新主體，大學與科研機構是科技成果轉化中知識的主要來源地.雖然一些創新團隊已經形成明顯的創新極，但以政府為主導的混成組織在合作創新網絡中參與度很低.因此，在合作創新中，各主體應該達成行為主體的重疊系統，甚至互為角色，放大各方的功能，模糊機構間的界限，逐步形成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的理念.2）網絡結構正由單螺旋向雙螺旋階段演化，而三螺旋階段的到來還較遙遠.科研方機構與產業方機構的合作是最基本最有效的形式，合作創新網絡結構呈現極化趨勢，但總體政產學研合作不很活躍.政府部門必須加強深入思考，持續探索，加大混成組織即孵化器、技術推廣站、鑒定站、防疫站、保護站、農村技術服務中心、縣技術服務流動站等機構在產學研合作之間的牽線搭橋作用十分必要.3）各螺旋主體之間功能的互補和知識溢出的正外部性是決定政產學研合作創新網絡不斷發育的內在因素，而市場拉動和政府驅動是決定三螺旋各自得以發揮作用的外部關鍵因素.政產學研各創新主體要在平等互利、合作互贏的原則下，走市場主導、政府搭臺的合作創新網絡構建的道路.

作者:楊 陽 李二玲 王 琳 單位:河南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