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農業考古家畜管理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史前先民將一些野生動物馴化為家養動物，大體要經過拘禁、野外放養、定居放牧(放牧與舍飼相結合)幾個階段。50年代以來的一些考古發現，也大體反映了這一過程。如從內蒙古陰山巖畫中的一些“野牧圖”畫面，可以看到野外放養的情形，河姆渡遺址曾發現直徑l米左右的畜圈，可能是拘禁動物用的，其干欄或房屋底層，據民族學資料推測，可能是豢養家畜的地方。在半坡遺址發現兩座長方形畜圈，長6～10米，寬1．8～2．6米，周圍有密集的柱洞，說明圍有木柵以圈牲畜。在姜寨遺址也發現兩座略呈圓形、直徑約4米的欄圈，欄中有20～30厘米厚的畜糞堆積，足證是畜圈無疑[109]。圈養對牲畜的肥育、配種、繁殖都有重大作用，是原始畜牧業有很大進步的重要標志。

根據考古資料，我國原始畜牧業主要馴養的家畜有豬、牛、馬、羊、狗等，家禽有雞、鴨、鵝等。

1．家畜

豬

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家畜骨骼和模型中，以豬的數量最多，約占1／3左右。一些晚期遺址中出土的豬骨數量更大，如山東省泰安市大汶口遺址43座墓中出土豬骨96塊，甘肅省永靖縣秦魏家遺址46座墓中出土豬骨430塊，可見豬已成為財富的象征，也說明豬在我國原始畜牧業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是真正的六畜之首。目前考古發現最早的材料是廣西桂林市甑皮巖遺址出土的距今9000年左右的豬牙和豬頜骨，個體數為67個，其中65％為2歲以下，說明“是人類有意識飼養和宰殺的自然結果”。豬牙中“犬齒數量不多，較為長大粗壯的犬齒更少見，犬齒槽外突的程度很差，而門齒一般都較細弱。這些情況，可能顯示在人類馴養條件下，豬的體質形態的變化”[110]。其次是在河北省武安縣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和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等遺址出土了距今七八千年的豬骨或陶豬，其形態處于亞洲野豬與現代家豬之間，應屬于原始家豬階段(圖一○)。至目前為止，發現有豬骨或陶豬模型的新石器時代遺址達120多處，地點遍布各地[111]，表明我國家豬的歷史非常久遠，也證明以養豬為代表的中國原始畜牧業是和原始農業同時起步的。

到了商周時期，養豬業有較大的發展，甲骨文有許多“豕”字，還有一字是在“豕”字外面圍以方框，表示養豬的圈欄，《詩經·大雅·公劉》也有“執豕于牢”的詩句，說明豬已實行圈養。各地的商周遺址和墓葬中也常有豬骨骼出土。當時豬除用于肉食外，還用來祭祀，卜辭中有很多記載。亦有用銅鑄造雄性豬尊作為祭祀的代用品，如湖南省湘潭縣九華鄉出土的一件銅豕尊，器形碩大，造型生動，前后肘部橫穿一對直徑1．4厘米的圓管，可貫繩索，便于抬動進行祭祀。春秋戰國時期，養豬業受到進一步重視，“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孟子·梁惠王上》)。到了漢代，養豬業更加發達，地方官吏都提倡百姓家庭養豬以增加收人，各地漢墓中經常用陶豬或石豬隨葬，出土的數量相當多，造型也很生動逼真，因而可以據之了解漢代家豬的品種類型。如小耳豎立、頭短體圓的華南小耳豬，耳大下垂、頭長體大的華北大耳豬，耳短小下垂、體軀短寬、四肢堅實的四川本地豬，嘴短耳小、體軀豐圓的四川小型黑豬等等，這對研究我國古代豬種形成的歷史，具有很大的科學價值。

牛

牛是指兩種不同屬的黃牛和水牛。黃牛既可用于肉食又可用于耕田，水牛主要用于南方水田耕作。它們是分別從其不同的野生祖先馴化而來的。在黃河流域和長城內外的上新世到更新世地層里，都發現有現今黃牛和水牛祖先的化石，為原牛或原始牛，所以，中國黃牛和水牛是獨立起源的。河北省武安縣磁山遺址、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遺址和鞏義縣瓦窯嘴遺址及舞陽縣賈湖遺址、山東省滕縣北辛遺址、陜西省寶雞市北首嶺遺址等，都出土過牛骨，雖不能肯定都是家養的牛，但也不能否定當時已有馴養野牛的嘗試。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曾出土16個水牛頭骨(圖一一)，江蘇省吳縣梅堰遺址也出土過七個水牛頭骨，特別是湖北省宜都市城背溪遺址出土了距今7000多年前的水牛頭骨，說明南方馴養水牛的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時期遺址中，出土的牛骨大為增加，至少在新石器時代后期，牛已在原始畜牧業中占有重要地位[112]。

商周時期養牛業有很大發展。除了肉食、交通外，牛還被大量用于祭祀，動輒數十數百，甚至上千，這在卜辭中都有記載，可見牛在商代已大量飼養，各地商代墓葬中經常用牛殉葬，或隨葬玉牛、石牛等，也可作為例證。《周禮·地官》設有“牛人”一職，負責掌管供應各種肉牛和軍需所用之役牛，分為賓客之牛、積膳之牛、膳羞之牛、軍事用的犒牛、喪事用的奠牛及軍旅行役的兵車之牛。《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牛，九十其槨……爾牛來思，其耳濕濕，或降于阿，或飲于池。”亦可想見西周養牛業已具相當規模。春秋戰國時期，牛耕已經推廣，在農業生產上發揮了很大作用，養牛業得到迅速發展。秦國政府還專門頒布《廄苑律》，對牛的飼養管理和繁殖都有嚴格的規定，反映當時對養牛業的高度重視。春秋時期已創造了穿牛鼻子技術，《呂氏春秋·本生》：“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以所之，順也。”《莊子·秋水》：“落(絡)馬首，穿牛鼻，是謂人。”這是駕馭耕牛技術的一大進步。有趣的是，上海博物館藏有一件春秋銅牛尊，其牛鼻上正穿有一環，可與文獻記載相印證(圖一二)。

秦漢時期，牛耕得到普及，養牛業倍受重視。“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為之強弱也。”(《風俗通義》)各地的漢墓中也經常隨葬陶牛、石牛和木牛等。《史記·貨殖列傳》：“牛蹄角千(即養100多頭牛)……此其人與千戶侯等。”說明已有人專門養牛致富。為了改變公牛的暴烈性情，以便于役使，同時也是為了改進畜肉的質量，漢代已經推廣閹牛技術，河南省方城縣出土的一塊閹牛畫像石，就是目前出土的惟一有關漢代閹割技術的實物例證。魏晉南北朝時期，由于畜牧業的發達，已經總結出一套役使飼養牛馬的基本原則：“服牛乘馬，量其力能；寒溫飲飼，適其天性；如不肥充繁息者，未之有也。”(《齊民要術》)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墓出土壁畫中的畜牧圖反映了牧牛、飼牛的生動情景，使我們得以了解當時養牛業的生動情景[113]。

馬

馬在古代曾號稱“六畜之首”，是軍事、交通的主要動力，

有的地方也用于農耕。中國家馬的祖先是蒙古野馬，因此中國最早馴養馬的地方應該是蒙古野馬生活的華北和內蒙古草原地區。在甘肅省蘭州市皋蘭山曾發現距今近1萬年的普氏野馬頭骨[114]。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遺址也發現了距今10500年至9700年的馬骨[115]。稍晚些有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兩顆馬齒和一節趾骨，但有人認為其不是家馬。不過至遲在龍山文化時期馬已被馴養，當不成問題，因為東西南北各地都有馬骨出土。如：陜西省華縣南沙村龍山文化遺址就出土了兩匹馬骨架；山東省歷城縣城子崖，河南省湯陰縣白營，吉林省扶余縣長崗子，甘肅省永靖縣馬家灣，陜西省神木縣新華，內蒙古包頭市轉龍藏，江蘇省南京市北陰陽營，浙江省樂清縣白石以及云南省通海縣黃家營、尋甸縣姚家村、麻栗坡縣小河洞、廣南縣木犁洞、馬龍縣仙人洞、宣威縣尖角洞、江川縣古城山等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都發現了馬骨或馬齒[116]。

到了商周時期，馬已成為交通運輸的主要動力，養馬業相當發達。甲骨文已有馬字，商墓中常用馬殉葬，各地都時有車馬坑發現，河南省安陽市武宜村北地一次就發現了117匹馬骨架[117]。《詩經》中描寫養馬牧馬及駕馭馬車的詩句也很多，《周禮·夏官》有“校人”掌國馬之政，“辨六馬之屬”。這六種馬是指：繁殖用的“種馬”、軍用的“戎馬”、毛色整齊供儀仗用的“齊馬”、善于奔跑驛用的“道馬”、佃獵所需的“田馬”和只供雜役用的“駑馬”。可見西周時期養馬業發達的程度。春秋戰國時期盛行車戰和騎兵，馬成為軍事上的主要動力，特別受到重視，此時馬已成為“六畜”之首。各地的遺址和墓葬中也經常發現用馬隨葬，如山東省淄博市齊故城就出土了83匹馬骨架[118]。有的墓葬開始用銅馬代替活馬隨葬，如河南省洛陽市西工區、安徽省壽縣、云南省祥云縣大波拿等遺址都有銅馬出土[119]。商周時期在中國畜牧史上的另一大成就，是利用馬和驢雜交繁育騾子。山西省靈石縣旌介村出土的一件銅簋底部鑄有騾子紋飾、陜西省長安縣灃西出土的戰國銅雕飾上有兩匹騾子的形象，是難得的考古資料[120]。

秦漢時期，馬已被視為“甲兵之本，國之大用”，因而養馬業特別興盛。西漢政府從西域引進大宛馬，改良了中國馬種，還從大宛引種優質飼草苜蓿，促進了中國養馬業的發展。從秦俑坑和各地漢墓出土的陶馬和銅馬，可以見到當時良種馬的矯健身姿(圖一三)。唐代是我國養馬業的另一個高峰，僅西北地區的甘肅、陜西、寧夏、青海四處就養馬70多萬匹，史稱“秦漢以來，唐馬最盛”(《舊唐書·兵制》)。當時還從西域引進優良馬種在西北地區繁育：“以金帛市馬于河東、朔方、隴右牧之。既雜胡種，馬乃益壯。”(《舊唐書·兵制》)從各地出土的唐代三彩陶馬的健美形態，亦可看到當時良馬的形象，它們應是“既雜胡種，馬乃益壯”的真實寫照。

羊

羊是從野羊馴化而來的。家羊分化為綿羊和山羊。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陜西省臨潼縣姜寨等新石器時代遺址都出土過羊骨或陶羊，說明中國北方養羊的歷史有可能早到六七千年以前。到了龍山文化時期，出土羊骨的遺址已分布南北各地。北方有內蒙古、甘肅、陜西、山西、山東、河南、河北、遼寧以及安徽等地；南方有江蘇、浙江、湖北、湖南、廣西、云南等地[121]，說明養羊業有所發展。一般來說，南方養羊的歷史應晚于北方，但是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羊，塑造得甚為逼真，顯系家羊無疑(圖一四)[122]。看來南方馴養家羊的歷史有可能比人們所料想的早得多。

商周時期，羊已成為主要的肉食用畜之一，也經常用于祭祀和殉葬。卜辭記載祭祀時用羊多達數百，甚至上千。《詩經·小雅·無羊》：“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群。”每群羊數量達到三百，可見商周養羊業甚為發達。商代青銅器常用羊首作為裝飾，如湖南等地出土的二羊尊、四羊尊等，鑄造極為精美，亦反映出南方養羊業的興盛。春秋戰國時期，養羊業更為發達。“四海之內，粒食人民，莫不犓牛羊。”(《墨子·天志篇》)“今之人生也……又畜牛羊。”(《荀子·榮辱篇》)秦漢時期，西北地區“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出現“牛馬銜尾，群羊塞道”的興旺景象(《后漢書·西羌傳》)。中原及南方地區的養羊業也有發展，各地漢墓中常用陶羊和陶羊圈隨葬。魏晉南北朝時期，養羊已成為農民的重要副業，《齊民要術》專立一篇《養羊》，總結當時勞動人民的養羊經驗。從甘肅省嘉峪關市魏晉壁畫墓中的一些畜牧圖，可見當時放牧羊群的具體情形。唐代的養羊業亦取得相當成就，已培育出許多優良品種，如河西羊、河東羊、濮固羊、沙苑羊、康居大尾羊、蠻羊等。各地的魏晉南北朝和隋唐墓葬中，也經常用陶羊、青瓷羊及羊圈隨葬[123]。

狗

狗是由狼馴化而來的。遠在狩獵采集時代，人們就已馴養狗作為狩獵時的助手，因此，狗要算人類最早馴養的家畜。在農業時代，它亦兼為肉食對象。河北省徐水縣南莊頭、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汝州市中山寨，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山東省茌平縣尚莊以及陜西、山西、遼寧、內蒙古、甘肅、湖南、湖北、安徽、江蘇、上海、福建各地新石器時代遺址中都出土過狗的骨骼或陶狗。其中，徐水縣南莊頭的狗骨的年代距今近萬年，磁山、裴李崗的年代都距今七八千年，可見其馴養歷史之久遠。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陶塑小狗和山東省膠縣三里河遺址出土的狗形鬶(圖一五)，造型生動逼真，使我們得見新石器時代家犬的形態特征。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出土的狗骨，頭骨較小，額骨突出，肉裂齒小，下頜骨水平邊緣彎曲，與現代華北狼有很大區別，說明當時狗的飼養已很成熟，遠遠脫離野生狀態[124]。

商周以后，狗已成為主要的肉食對象之一，先秦著作中經常“雞狗豬彘”(《荀子·榮辱》)、“犬彘”(《墨子·天志》)、“雞豚狗彘”(《孟子·盡心下》)并提，可見狗在六畜中的地位。據《禮記·少儀》記載，狗在當時有三種用途：“一曰守犬，守御田舍也；二曰田犬，田獵所用也；三曰食犬，充庖廚庶羞用也。”狗還用作祭祀之犧牲，實際上也是供人們食用的，因此以屠宰狗肉販賣為業的人也不少。春秋時期的朱亥、戰國時期的高漸離、漢初名將樊噲等人，都是歷史上屠狗賣肉出身的名人。因此商周墓葬中也經常葬有狗骨，漢墓中則經常以陶狗隨葬。

大約從魏晉南北朝開始，狗已退出食用畜的范圍，只用于守衛、田獵和娛樂，因此《齊民要術》中的畜牧部分就不談狗的飼養了。不過民間仍有食狗肉的習慣，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常以陶狗隨葬。

2．家禽

雞

我國的家禽主要是雞、鴨、鵝等，其中鴨、鵝馴養的歷史較晚，而雞的馴養歷史卻是很早的。雞是由野生的原雞馴化而來。江西省萬年縣仙人洞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就發現了原雞的遺骨，陜西省西安市半坡遺址也發現過原雞屬鳥類遺骨，說明原雞在長江和黃河流域都有分布，因而史前先民們就有可能將它馴化成家雞。在河北省武安市磁山、河南省新鄭縣裴李崗、山東省滕縣北辛等較早的遺址中都有家雞遺骨出土，可見雞的馴化年代在中國已有8000多年的歷史，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記錄。在南北各地的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遺址中都有雞骨或陶雞出土，證明雞在當時已被各地人們馴養成功，成為主要家禽[125]。

甲骨文已有雞字，為“鳥”旁加“奚”的形聲字。雞在商周已成為祭祀品，河南省安陽市殷墟已發現作為犧牲的雞骨架[126]。在四川省廣漢縣三星堆發現了商周時期的銅雞，在河南省羅山縣蟒張商墓中發現了玉雞[127]。《周禮·春官·雞人》的官職是“掌共雞牲，辨其物”。《詩經·王風·君子于役》中有“雞棲于塒”、“雞棲于桀”的詩句，表明當時已實行舍飼養雞，早已脫離原始放養狀態。江蘇省句容縣浮山西周墓中出土了一罐雞蛋，應是舍飼養雞的產物(圖一六)[128]。

春秋戰國時期，雞已成為六畜之一。先秦著作中經常提到“雞豚狗彘”、“雞狗豬彘”，說明雞已被普遍飼養。當時還育成了越雞和魯雞等不同品種，并且還有專門用來斗雞的品種。河北省石家莊市莊村出土過戰國雞蛋(殼)，廣東省增城縣出土過戰國陶雞，云南省祥云縣出土過戰國銅雞[129]。

漢代的養雞業更加發達，許多地方官吏如黃霸、龔遂、僮仲等都要求每家至少養四五只雞。劉向《列仙傳》記載：“祝雞翁，居尸鄉北山，養雞百余年，雞千余，皆有名字，暮棲樹上，晝放之，呼即別種而至。賣雞及子得千萬錢。”雖是傳說故事，亦反映當時已有人專業養雞致富的現實。從各地漢墓常有雞舍、雞籠模型出土，可以看出當時已逐漸采用雞舍飼養方式，從而改善和提高了雞肉的品質和產蛋量，這是一個明顯的進步。至魏晉南北朝時期，養雞技術更加成熟，《齊民要術》已列專章加以總結。唐宋以后直至今天，雞依然是廣大農村飼養的主要家禽。魏晉至唐代的墓葬中都有很多陶雞出土，有的陶雞是子母成堆，映射出當時養雞業的興旺景象。

鴨

鴨是水禽，家鴨是從野鴨馴化而來的。從考古材料來看，鴨的馴化遠較雞要晚得多。目前最早的發現是湖北省天門縣石家河遺址出土的陶鴨、青海省馬家窯文化的鴨形尊、福建省武平縣巖石門丘山的陶鴨，其中最早的是石家河陶鴨，但也只有4000多年而已[130]。商代甲骨文雖然未見“鴨”字，但商墓中已有銅鴨、玉鴨和石鴨出土[131]，可見商代確已飼養家鴨。西周青銅器中常有鴨形尊，西周墓中也有鴨蛋出土，亦反映了當時鴨的飼養已較普遍[132]。

在先秦古籍中，鴨稱作鶩，亦稱家鳧或舒鳧，鳧即野鴨。《吳地志》：“吳王筑城以養鴨，周圍數十里。”說明江南水鄉，養鴨業已有很大發展。至秦漢時期，鴨與雞、鵝已成為三大家禽。據《西京雜記》載：“高帝既作新豐衢巷……放犬羊雞鴨于通途，亦竟識其家。”可見養鴨之盛。因此各地漢墓中也常用陶鴨隨葬。至南北朝時期，養鴨技術更加成熟，《齊民要術》設專章加以總結。南朝墓中經常出土青瓷鴨圈，亦反映當時舍飼養鴨的情況。

鵝

鵝是從野雁(鴻雁)馴化來的。其馴化年代較晚，但至少在商代就已馴化成功。河南省安陽市婦好墓就出土過三件商代玉鵝(圖一七)。山東省濟陽縣劉臺子西周墓中也出土過玉鵝[133]。先秦古籍稱鵝為舒雁(《禮記》)。鵝字首見于《左傳·昭公二十一年》：“宋公子與華氏戰于赭丘，鄭翩愿為鸛，其御愿為鵝。”《爾雅·釋鳥》注：“野曰雁，家曰鵝。”西漢末王褒《僮約》中已有“牽犬販鵝，武都買荼”之句，說明養鵝已成為商品性生產，其社會需求量日益擴大。漢墓中亦有用陶鵝隨葬的。《齊民要術》中更有專門篇章敘述養鵝的技術。魏晉南北朝及隋唐墓中也隨葬陶鵝，但比起隨葬的陶雞、陶鴨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