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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自1840年開始，中國被迫走上了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以改變貧窮落后的面貌。開始，人們只知道西方的武器厲害，經過長期的教訓發面，中國必須從各個方面向西方學習，包括農業而不僅僅是軍事方面。因此許多農業書籍被翻譯成中文，許多農業機器、作物和畜禽品種被引進到中國。本文主要關注來自歐美的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作者指出，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開始于1840年，到1895年左右。引進行為主要是由外國僑民來完成的。第二階段從1896年到20世紀的20年代末。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國外的畜禽品種的優點，注意到中國畜禽品種的產品性能與歐洲品種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于是他們認為引進西方培育品種是一條迅速提高中國畜牧業水平的快捷方式。第三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試圖通過科學的方法，培育出既能夠保持本地品種特點，同時又具備外國品種特征的新品種。但是，由于多種原因，特別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國，使得本土化的過程到1949年仍然沒有完成。大約到了20世紀末期，由于幾個標準品種的育成和推廣，才完成了歐美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

[關鍵詞]近代；西方豬種；本土化過程

一、引言

鴉片戰爭以后，隨著國門的洞開，國外培育的畜禽品種也陸續通過各種途徑進入中國，開始了歐美豬種落戶中國的過程。在中國近代，這一過程可以分為三個特征比較明顯的階段。第一階段開始于1840年，到1895年左右。引進行為主要是由外國僑民來完成的。具體來說是一些外國僑民以及帝國主義列強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將歐洲的豬品種帶入中國，隨之開始了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第二階段從1896年到20世紀的20年代末。這一時期的前期正值晚清興農運動，一些有識之士開始認識到國外的畜禽品種的優點，注意到中國畜禽品種的產品性能與歐洲品種存在著較大的差距，于是他們認為引進西方培育品種是一條迅速提高中國畜牧業水平的快捷方式。然而，由于政權的更替，社會動蕩不安，政府根本無暇顧及畜禽品種改良的事情，對歐洲的豬種的利用只是停留在認識階段，沒能有效地進行改良。第三階段從20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末。這一階段的特征是試圖通過科學的方法，培育出既能夠保持本地品種特點，同時又具備外國品種特征的新品種。但是，由于多種原因，特別是由于日本侵略中國，育種工作受到極大沖擊，沒有也不可能育成一個新的品種，使得本土化的過程到1949年仍然沒有完成。大約到了20世紀末期，由于幾個標準品種的育成和推廣，才完成了歐美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由于1949年以后，已經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圍，容日后另文探討。本文主要探討1840年到1949年一百多年間歐美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

二、外國僑民的引進及中國民眾對外國豬品種的初步認識

1840年以前，中國與外界的交往基本上處于隔絕的狀態，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閉關自守，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相當有限的畜禽養殖的主要目的是用于自給自足，而不是為了出售，所以多數的畜禽品種是以自然品種的面貌出現。由于接觸外界的機會幾乎沒有，因而也沒有外國的品種引入；而同時代的歐洲，工業革命開始于紡織業的進步，帶動了養殖業的發展，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對外貿易發達，畜牧業有一個迅速發展的過程，由于商品經濟的逐漸發達，對于家畜品種來說，人們已經不能滿足于飼養一些自然品種，而是需求飼養一些產品性能優越的培育品種，產品性能比較優越，能夠滿足人們的不同層次的、多元的需求。在這種背景下，諸如以產奶為目的的黑白花奶牛被培育出來，產蛋率高的來航雞也被培育出來。

1840年以后，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國門被迫向外開放，在外國人進入中國之時，東西方畜禽品種性能方面的差異，自然促使他們考慮諸如為什么不將他們原來生活地區飼養的歐洲畜禽品種隨身攜帶入中國的問題，于是在他們進入中國之際，將生活在不同國度的一些家畜品種帶入中國，這些行為客觀上起到了為中國人了解歐洲品種提供了方便的作用。許多國外的豬種，在這一時期被引進到中國。當時主要引進活動有：俄國人從俄國帶來了白色豬，在現在的東北一帶繁殖；德國人帶入巴克夏豬在現在的山東一帶繁殖；日本人將巴克夏豬和約克夏豬帶入東北地區。光緒年間，德國人又帶來大白豬，飼養在張家口和青島一帶。當時外國人從國外引入到中國的豬種主要有中約克夏（MiddleYorkshire）、大約克夏（LargeYorkshire）、巴克夏（Berkshire）、杜洛克（Duroc）、波中豬（PolandChina）、切斯特白豬（ChesterWhite）、和泰姆華斯（TamWorth）等。[1]這些豬品種的引入，主觀目的不是為了對中國豬種進行改良，而是由外國人自己養殖，并供他們自己消費。然而不可否認的是，這些豬品種作為新鮮事物，肯定會引起當時周圍中國人的關注，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有一些外國豬品種通過各種渠道散入周圍地區，客觀上使當時的中國人對國外培育畜禽品種的良好性能開始有直觀的認識，也為后來一些學者倡議引進歐洲畜禽品種的主張提供了直觀的物證。

三、晚清興農運動及北洋政府時期對國外豬品種的理論認識

晚清時期是中國人對于國外家畜品種真正關注、并初步認識的階段。隨著中國的國門洞開，在落后的生產力水平下，對外貿易中絲、茶等傳統農產品輸出量迅速減少，促使晚清政府尋求以增加畜產品出口來改變貿易入超的局面，然而要想使畜產品的出口量增加，同樣困難重重。從當時一些赴國外考察的人所看到的，以及外國僑民攜帶的畜禽品種中，人們很容易發現，中國的畜禽產品的產品性能不能和國外的品種相比，特別是家畜，中國沒有以單純以提供牛奶的品種；中國的豬，則多是脂肪型的，生長速度較慢；中國的羊，產毛量遠遠不能和美利奴羊相比。中國的雞，遠遠沒有歐洲的來航雞的產蛋率高。即使出口，價格會很低。因此一些有識之士逐漸意識到國內畜牧業與國外的差距，通過多種渠道表達了他們的看法，并提出解決的辦法。羅振玉首先倡議引進國外畜種，他說：“農業移植改良，日本之成效固昭矣，我國急宜加意如此而靳農業之進步。[2]《農學報》上也曾有介紹國外培育品種的文章。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農學報》發表了《述亞爾然丁牧業大略》一文，介紹南美阿根廷的優良畜禽品種。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發表了《俄羅斯馬之種類》一文，介紹俄國馬的培育品種。這些都有助于當時中國人從中外畜禽性能的對比中找到發展中國畜牧業的途徑，從而也對中國近代對國外優良豬種的關注和引進產生積極的作用。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當時的一些關于介紹國外品種的文章中，對于豬的論述很少涉及，原因可能是當時中國的豬，與國外品種的差異沒有別的家畜大，中國的豬有一些性能是國外品種所無法比擬的。如肉質，由于脂肪含量高，肉細嫩而且香，比歐美豬的肉要可口。另外中國的豬的飼養，在農家主要目的不是用于出售，而是用于積肥、利用人不能利用的農副產品如糠麩等，改良的任務沒有其它家畜那么迫切。

盡管羅振玉等人大力提倡向國外引進培育品種，但是當時的社會經濟、政治環境是不可能付諸有成效的實踐的。這一時期外國豬的引進，次數和數量都不是很多。1907年，由留美歸國學者陳振先在擔任奉天農事試驗場場長時，曾引進過少量的巴克夏豬，對東北土種豬進行過改良。辛亥革命以后，隨著留學生學成歸國，國際交流增多，對外國畜禽品種的認識也開始增多，中國學者開始了在科學意義上的引進工作。1910年以后，新疆曾引進俄國白豬，飼養在現在的伊犁、塔城一帶，同時邊境居民也從俄境內販來俄國白豬，這些白豬和曾由甘肅移民帶來的中國本土黑豬進行了雜交[3]。1919年廣東嶺南大學引進巴克夏豬；[4]

這一時期對于國外豬品種的認識，還主要停留在認識階段，停留在理論和觀念上。但是這一時期已經了解到了歐美的畜禽品種的特點，找到了提高中國畜牧業發展水平的思路。但是，要實現其目標，必須要對國外品種進行充分地了解，并找出一條迅速提高中國畜牧業水平的有效途徑。

四、民國時期對國外豬品種的深入認識及引進、改良

20世紀的二三十年代，是中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相對穩定的時期，對于國外的培育家畜品種的認識也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畜牧界的一些學者對中國和國外畜禽品種特性有深刻認識了解者，紛紛指出中國畜種性能的缺點，為引進歐洲的培育家畜品種造輿論。內容涉及到中國的馬、牛、羊、雞和豬。他們指出：馬的速率，英國純血種馬在跑馬場上，跑一英里用1分2秒，而中國馬則需5－6分鐘；英國挽用馬，一馬可挽重500余公斤，而中國馬只能挽300－350公斤；荷蘭牛每日產乳15－20公斤，而中國牛僅產3．5－6公斤；牛肉產量，英國短角牛每頭可產750－800公斤，中國牛則不過250－300公斤；中國綿羊產毛量，每只不過1－1．5公斤，而美利奴羊可產5公斤以上。至于雞蛋產量，相差亦大，來航雞年產蛋可達三百枚，而中國雞只產七八十枚[5]。因此許多畜牧界人士紛紛發表文章，指出通過改良中國禽品種的方式來達到發展畜牧業之目的。關于豬的改良和發展，吳英華最早對東北豬種改良問題提出了具體的建議，認為利用西洋之優良豬種固然是改良中國豬種的最有效途徑，但是還應有優或次優之分，他認為巴克夏和波中豬適合于改良東三省的豬種[6]。其它如王宗佑、李秉權、崔贊丞、莫甘霖、朱明等，都提出一些改良中國或某一地畜牧業的良策。他們還一致認為，要改良中國畜牧業，引進畜種是主要方面，但是首先應該對國內畜種進行調查，以發掘出適合改良的優良種群，然后選優汰劣或用外國純種改良，最后固定繁殖，繼而推廣，達到促進我國畜牧業發展之目的[7]。1931年，國民政府實業部還特地派員到中央廣播電臺作了一次關于“我國畜種改良之方針及具體辦法”的報告，認為要改良中國的畜牧業，最為簡捷的方法就是引用良種，畜牧產量就可迅速增長數倍。具體的是要用外國美利奴羊和中國寒羊雜交；用哈佛特牛改良中國黃牛，以獲得役肉兼用牛；用荷蘭奶牛改良中國黃牛以求得乳用品種；以阿拉伯馬、英國純血馬改良蒙古馬；用來航雞改良中國雞種；用約克夏豬和巴克夏、波中豬改良中國豬種[8]。不管當時的這些建議是否都對，但是有一點他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了，即歐洲品種的產品性能是本地品種無法相比的。要想改變畜牧業的現狀，引進歐洲品種是大勢所趨。如果說晚清時期一些有識之士對歐洲畜禽品種的認識是“眾人皆醉我獨醒”式的少數人的超前認識，傳播面較窄，實施受較多限制；那么民國時期對國外畜禽品種的認識，已經不能同日而語，引進改良已經是當時知識界的共識，并付諸行動。

在希望大力引進歐美培育品種的背景下，各大學農科、農專、農場相繼引入外國豬種以改良中國豬種。1923年北平燕京大學農科引進泰姆華斯豬、波中豬、約克夏豬[9]；1924年陳宰均在青島李村建立新型豬場，引入巴克夏豬進行豬種改良工作；1925年太原農業專科學校由外省購入巴克夏豬品種，主要供學生實習，僅在太原附近農村推廣，數量不大。[10]1927年南京中央大學從日本引進巴克夏豬；1928年河北定縣“平民教育研究會”從燕京大學農場購入波中豬與本地母豬雜交。1930年運來波中豬數頭，使用純種繁殖方法，用于雜交。當地農民將自養的母豬牽來配種。1930到1933年之間共交配2352次，得到改良豬16740頭。平民教育研究會希望級進至四、五代，使之與純種的波中豬相同，但是由于飼料條件的限制，未能實現預期目標。

1932年，北平大學農學院引入波中豬、泰姆華斯豬，從事雜交改良工作；1932年山西岱岳畜牧學校成立后，建立畜牧場，由外地購入巴克夏豬和波中豬進行繁殖推廣。建場數年間，推廣于晉北一帶的優種豬不少。當場老百姓也對改良豬產肉多、肉質好有一定的認識。[11]1933年，南京遺族學校引入波中豬、泰姆華斯豬、漢普夏豬、巴克夏豬；同年江蘇無錫江蘇省立教育學院引入波中豬、杜洛克豬、切斯特白豬、中約克夏豬；江西農業院引入中約克夏、大約克夏、泰姆華斯豬；1935年四川家畜保育所引入大約克夏豬、巴克夏豬；1936年夏，南京大學畜牧獸醫系得到美國洛克菲勒基金資助，進行中國豬種改良工作，改良由許振英教授主持，先后自美國進口巴克夏、約克夏、切斯特白豬、波中豬、漢普夏豬和杜洛克豬，將其中一部分用作純種繁殖，另一部分用于級進雜交。1937年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全部豬只遷往四川成都地區，與四川省合作繼續開展雜交工作。至1941年因經費緊張而告停。由于時間持續不長，僅獲得一些初步改良效果。[12]

當大量的國外豬種被引進到了中國以后，如何發揮這些培育品種的產品性能是當時的畜牧工作者所面臨的問題。同時，本地的品種在這一過程中扮演什么角色？是否就是一無是處呢？外來品種的特點在什么地方？其優良性能是建立在什么基礎之上？能否適應中國各地的飼養和自然條件？這些都是當時的科學家們需要回答的問題。解決這些問題，將會對引進品種的本土化過程產生積極的影響。對此，一些畜牧學家在引進過程中，開始從事中外豬的飼料利用能力的對比試驗，對國外豬種的產品性能進行分析，找到改良本土品種的辦法。

首先人們非常關注外國豬種對中國本地農家的習慣飼料條件的增重效果如何？有關的試驗開始于20世紀20年代后期。1927年，燕京大學農學院以波中豬、北平豬、波平一代雜種豬進行比較試驗，結果增重速率為：波中豬和一代雜種豬較北平豬有16％的增重優勢。1930年，河北定縣“平民教育會”以波中豬、定縣豬及波中豬和定縣豬的一代雜種為試驗材料。結果發現，波定一代雜種的增重效率為146％；波中豬的增重效率為113％，分別比定縣豬的增重效率高出46％和13％。由于上述兩次實驗結果不一致，因此汪國輿在1932年作類似上述的試驗，試驗豬只分別為波中豬、定縣豬、波定一代雜種，結果表明波中豬生產速度最快，而一代雜種則次之，定縣豬最次；每增重100磅，波中豬較定縣豬可節省飼料183磅，一代雜種豬比定縣豬節省128磅；波中豬之身長及四肢發育最快，定縣豬則腹部膨脹最甚，雜交一代豬胸部最為發達[13]。從上述試驗中可以看到，外國豬種無論是增長速度還是產品性能（波中豬屬瘦肉型豬，定縣豬則為肥肉型豬）都優于土種豬，而雜交一代的性能更是十分優秀。這些試驗是利用全價飼料所得到的結果。

許振英、張龍志還對外國雜種豬和中外雜種豬的飼料利用性能作了比較試驗。試驗材料為15頭雜種豬，其中約×巴雜種5頭，波×內江豬雜種5頭，約×榮昌豬雜種5頭。試驗結果表明外國純種豬之雜交種不及外國豬與土種豬之雜交之性能優良。[14]說明了土種豬也有其優點，在利用雜交方法育種時，用中外豬之間的雜交模式效果最好。

許振英、張龍志還對中外豬進行了利用農家飼料飼養的對比試驗。試驗采用榮昌、內江等地的土種豬與輸入國內的波中豬、大約克夏、巴克夏進行比較，所用飼料為農家習慣飼料稍加改進。結果表明，本地豬增重最快而用料最少，而波中豬次之，巴克夏最次[15]。這從一點上，可以看到土種豬的優勢所在，而國外優良豬種如果沒有良好的飼料條件作保證，增重快的性能也就無法體現。因此不能片面地認為中國本地豬的產品性能就一定比歐洲豬差。因此要做出優劣判斷，必須要考慮許多其它的因素。

從上述多項試驗中可以看到，在科學的飼養條件下，外國豬種具有較好增重性能；而在比較粗放飼養條件下，由于土種豬的抗逆性較強，增重效果比純種外國豬要好，具有耐粗飼的特征。不論什么樣的飼養條件，雜交一代的性能總是顯示出了雜種優勢性能來。

由于當時的經濟條件，人們不可能給引進豬飼喂品質好的飼料，只能飼喂品質比較差的飼料；而與此同時，還要利用引進豬種的優良的增重性能，讓它增重速度快。因此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取長補短，利用各自的優勢，彌補其缺陷。通過雜交的辦法，產生雜交優勢，培養既具有國外豬品種增重性能又有本地豬種的耐粗飼性能的雜種豬，便是當時條件下的必然選擇。這也為歐美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找到了正確的方向。

五、近代中西豬雜交育種的效果

中國近代的豬種雜交育種工作，由于種種原因，大多半途而廢，沒有系統地堅持下來，從而也就未能育成一個標準品種，僅有一些雜交代數不一的雜種豬群存在。直接從國外引進的純種豬，由于多種原因，也沒有進行純種自繁，所以也沒有留下一些可以供繼續用于改良的純種豬只，留下的也僅僅是一些雜交后代。1917年《農商公報》統計表明，1914年中國北方六省雜種豬只達4萬余頭[16]。顯然這僅僅是1914年部分省市的記錄，如果有更全面的統計材料，數量肯定會要多一些。以后隨著引進的深入，特別是到20世紀30年代以后，雜種的數量會更多。但是不可否認，相對于當時中國總的養豬情況來說，這些數量較多的雜種群體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由于雜種豬具備生長快，同時又具備耐粗劣飼料的優點，在一些地區逐漸為民眾喜愛，一部分雜種豬后代被留種繁殖，形成了一批血統混雜的雜種群，成為后來進一步培育出特征明顯的標準品種奠定了物種基礎。

新中國成立以后，由于政府的重視，和平的環境，一些標準豬品種才逐漸育成。在新中國成立后的20世紀50年代，歐美對中國實行種質資源封鎖的情況下，借助于這些雜種群，畜牧工作者經過周密的計劃，育成了一些較具特色的新品種。哈爾濱白豬、寧安黑豬、新金豬、吉林黑豬、定縣豬、上海白豬等是幾個有代表性的品種。

哈爾濱白豬的育成歷史可以上溯至1840年，當時由俄國僑民帶入一些俄國豬只進入東北，與當地豬種雜交，1923年又從加拿大引入巴克夏豬，后來日本人又引進一批巴克夏豬，此后又混入一些約克夏豬的血液，逐漸形成了一批白色雜種豬，分布于黑龍江省中南部，以及牡丹江至佳木斯鐵路沿線。1948年哈爾濱香坊實驗場從中選購一批白色雜種豬，利用其中的一頭種公豬進行純種繁育，經過較長時間的努力，于1975年經鑒定育成了性狀相對穩定的新品種—哈爾濱白豬[17]。

寧安黑豬、新金豬和吉林黑豬的育成，源于1911年日本僑民將巴克夏豬和約克夏豬帶入東北，后來公主嶺和金州試驗場又引進一批巴克夏豬，用級進雜交的方式進行改良，1945年級進至第三代后，這批巴克夏及高血雜種陸續散入民間，開始了無計劃的自然雜交。到了40年代末期，形成了以含75－87.5％巴克夏血液為主的雜種群。新中國成立后，遼寧省有關單位在此雜種群的基礎上，通過進一步的選育，育成了新金豬；在吉林則育成吉林黑豬；在黑龍江則以此為基礎育成了寧安黑豬[18]。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華平民促進會”利用波中豬與定縣豬雜交，沒有育成標準品種，僅留下一些雜種群體，新中國成立以后，在此基礎上育成了定縣豬[19]。

上海白豬的育成，源于鴉片戰爭以后上海開埠，隨著大量外僑涌入，帶來了一批白色豬種。日本侵略上海后，帶來了小型立耳豬。1945年以后，又從美國引進大約克夏。上述諸多豬種與當地豬種，主要是當地飼養的優良本土品種太湖豬進行沒有育種計劃的自然雜交，形成了相當數量血統混雜的雜種群體，后來在此基礎上，新中國的畜牧獸醫工作者經過選育，育成性狀穩定的新品種——上海白豬[20]。

六、結論

近代歐美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工作，固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畢竟到1949年為止，這一過程還沒有完成，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沒有育成一個性狀穩定的標準品種，其用于經濟用途的雜交類型也沒有充分推廣到各地。究其原因如下：

其一，由于社會環境的影響。1840年以后，帝國主義強行打開中國的國門，是一種赤裸裸的侵略行為，盡管國門洞開有利于人們對外部世界的了解，但是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過程，顯然不利于當時的中國無論從心理上、還是從行動上對外部世界有一個正確的了解。清朝滅亡后，各地軍閥在不同背景的外國勢力的扶持下，充當了帝國主義瓜分中國的傀儡，內戰連年，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在中國豬的引進過程中，可以充分地證明，沒有一個和平的環境，是無法實現本土化改良利用的。例如，自1937年開始，中國經濟發展的上升勢頭被日本侵華戰爭所打斷。對于歐洲豬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影響很大。因為，20世紀的20到30年代，當時引進的歐美豬品種數量較大，同時大量科學工作者參與其中，這是歐美豬品種在中國本土化的難得時機，應該培育出具有本土化特征的品種，并將這些新品種推廣到社會之中，但是由于戰爭的影響，他們基本的人身安全都不能保證，無法安心從事育種工作，也缺乏相應的物質條件的保證，如經費支持，只能是留下一些雜種的群體，未能育成一些性狀穩定的、符合當時的經濟條件的標準品種。這一過程只能到新中國成立以后才能能夠繼續完成。

其二，由于經濟的影響。通過歐美的家畜品種在中國的本地化過程，我們很容易從中看出，由于經濟條件的不同，產生了不同的價值取向和追求，直接導致了畜禽品種形成了各具特點的性能。歐美豬品種的特點是瘦肉率高、生長快。這是因為當時的歐美人的食物結構中，肉食品的比例較高，而且有足夠的優質飼料飼喂家畜，從而育成了適應優質飼料的品種；而中國本地品種特征是增長慢，但能夠耐粗劣的飼料。由于中國普通民眾的食物構成中，植物性食物占有主要成份，所提供給豬的飼料，只能是一些谷物加工的副產品和生活中的廢棄食品，這樣，經過長期的飼養，中國本土的豬具備了耐粗劣飼料的能力。兩種產品類型是基于不同的飼養目標的產物，也就是說是在不同的生活水平下各自培育出來的產品。如果要讓歐美的品種在中國完成本土化過程，需要從兩方面著手。第一，提高中國人的生活水平，改變傳統的養豬目的。即將生長快、瘦肉率高、料肉比低作為養豬的主要目標，而不是養豬為了積肥、為了利用農副產品等，為了獲得豬油，這樣歐洲品種就會很容易成為中國農家接受的品種；顯然這一項工作不是畜牧工作者所能夠完成的，提高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水平，是一項需要全社會成員共同完成的、極其困難的工作。第二，是降低歐美豬品種對飼料的要求，使它們能夠適應中國農家的普通的飼料條件，顯然畜牧工作者的主要工作目的集中于此，即是使歐美品種適應中國的環境。當然這一工作也不是短時間內所能夠完成的，必須經過一個較長的時間才能完成。

其三，技術方面的原因。近代新型的家畜育種技術產生于歐洲，一些早期留學歐美的中國學生將這一新型技術帶回國內，但是留學歐美的學生數量畢竟很少，他們從事育種工作也僅僅限于有限的科研機構中，所作的工作主要停留在理論階段，或者說是從學術的角度進行一些理論方面研究。此外，沒有利用當時的一些其它相關技術，如人工授精技術，以發揮引進豬種的遺傳性能。在利用國外的豬品種與本土品種雜交過程中，由于引進品種數量畢竟較少，產生的影響相對來說有限，此時如果利用人工授精技術，就能夠迅速地利用數量有限的外國豬種。在20世紀30年代，中國已經開始引進并從事家畜的人工授精技術，但是當時只在羊、牛和馬的繁殖上應用，沒有運用到豬的繁殖過程中，[21]從而也就沒有有效地利用歐美豬品種的遺傳性能，使得雜交育種工作局限于很小的范圍之內。

近代的中國，少數的富人愿意吃瘦肉、喝牛奶，并且能夠消費得起這些高檔食品；多數的普通老百姓想吃肉、喝牛奶，但是喝不起牛奶，只有在過重要的節日時偶爾能夠吃上肉，但更想吃的是肥肉。因此豬的飼養只能在這種需求背景下提供產品。歐美豬品種固然有一些明顯的優勢性能，但是多數的農家并不會迅速改變原有的飼養習慣，還是愿意飼養原有的農家品種。只有在經濟條件改善后，多數的普通老百姓變得也愿意吃瘦肉時，歐美品種的優良產品性能才會完全被人們接受和利用。所以從歐美引進的畜禽品種在中國的本土化過程的長短，取決于中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程度。然而，由于戰爭和經濟的關系，這一過程直到今天才完成。

中國近代的畜禽品種，從產品性能的角度，是不能與歐美的品種相提并論的。但是不能否認本地品種有許多獨特的優良性能，如太湖豬具有繁殖力較強的特點，本地豬的肉質相對于西方豬品種來說，普遍具備肉質細嫩、可口的優勢，本地豬對于劣質飼料具有較強的適應性，抗逆性比較好等等。如果無視本地豬的特點，將會導致錯誤的育種方向。而只有充分地利用中國本地豬的特點，在此基礎上，將雙方的優點結合起來，避免各自的缺點，才能育成符合社會經濟環境的要求、并能夠被人們接受的新品種。顯然，對于中國本地豬的特點，畜牧工作者有了足夠的認識，他們通過雜交的辦法，使中國豬的優良性能融入到了新的雜交品種之中。

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西方品種具備的優勢將會越來越明顯，特別是當人們消費瘦肉成為時尚的情況下，具備較強飼料轉化能力，增重速度快的歐美品種就具有明顯的優勢，這就是當今中國的家畜品種逐漸被歐美與本地品種的雜交種替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