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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村文化的理論與發展

愛德華•泰勒在《原始文化》中，將文化分為廣義和狹義，廣義是指人類所創造的一切物質成果和精神成果，狹義文化專指精神成果，而且更突出了文化的動態性。在此基礎上，學者們對農村文化內涵進行探究，給予不同的解讀，可歸納為3種視角：第一，農村文化是一種生活方式。蘇國勛認為：“農村文化就是農村居民在長期的社會實踐中,為了適應環境而形成的特定生活方式。作為價值體系,農村文化是由理念價值、規范價值、實用價值(即所謂道德體系、典章制度、品物行為)3個層面共同構成的統一整體。”[1]第二，農村文化內容的廣泛性。王家新認為“：所謂農村文化,其內容非常廣泛,幾乎涉及農村社會生產、生活的所有領域,具體包括文學、藝術、體育、歷史、科技等各個方面,如農村的地方戲曲、民間曲藝、傳統手藝、傳說傳奇、婚喪嫁娶、群眾體育等,它一般通過鄉村風貌、鄉民氣質、民情風俗等加以體現。”[2]第三，從廣義和狹義的角度界定農村文化。吳理財認為“：在廣義上可以把農村文化視為農村社會生活的整體;在一般意義上可以把農村文化定義為農民獨特的生活方式;在較為狹窄的意義上,農村文化僅僅指農民特有的價值觀和行為規范。”[3]從現有的研究文獻來看，農村文化研究內容主要集中在3個方面：農村社區文化研究、農村公共文化研究和農村和諧文化研究。在農村社區方面，代表人物有王春光、費孝通、弗里德曼等。在農村公共文化研究方面，研究成果相對匱乏，最為重要的一項成果是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在2006年3月就全國16個省區所做的專題問卷調查。就農村和諧文化研究而言，學者們主要是從構建和諧社會的角度加以研究，主要成果有楊榮翰的《民族地區新農村和諧文化建設的主要原則及其實施》、魏文婷的《農村和諧文化建設需要農民的積極參與》等。

二、農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

（一）農村文化建設的歷史與背景

改革開放之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農民帶來切實的實惠，中國的農村建設成為國家建設的著眼點。但是此時，現代性向農村的驟然涌入與農民大規模的外溢成為新時期農村建設必須面對的現實問題，城鄉二元結構也逐步形成。自黨的十六大之后，中央明確強調“三農”問題是國家建設的重中之重，并且連續強調4次。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進一步提出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要根本遏制城鄉社會經濟發展差距繼續擴大的趨勢，就必須貫徹“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針，加大各方面對農村發展的支持力度。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是農村建設新的飛躍，“新”在以農村綜合發展為核心，實現城鄉統籌、現代農業、農村改革、農村公共事業和農民收入的全面建設。在這一背景下，農村文化建設也又一次成為新農村建設的重點。按照《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所規定的內容，農村文化建設的目標任務是按照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要求，經過5年的努力，基本形成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符合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規律的農村文化建設新格局[4]。

（二）農村文化建設的研究現狀

自2005年中辦、國辦頒發《關于進一步加強農村文化建設的意見》,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強調“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興起社會主義文化建設新高潮、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的重大戰略任務以來,研究社會主義新農村文化建設便成為學術界長盛不衰的熱點。農村文化建設的內涵一直是學者研究農村文化建設不可規避的一部分。學界的意見并不統一。王建林認為：“農村的文化建設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涵蓋農村教育科學文化建設、農村思想道德建設等諸多領域的建設工程。”[5]張慶滿認為“：新農村的文化建設包括教育、文化、科技、衛生、體育、藝術等各項事業以及良好的鄉風民俗、道德習慣的養成。”[6]相比之下，本研究更認同馬永強和王正茂的觀點。在他們看來，農村文化建設的內涵要從5個方面理解：（1）新農村建設視域中的農村文化建設,歸根到底是建設一種屬于鄉村和農民的新鄉村文化；（2）新農村建設視域中的農村文化建設是“現代”與“傳統”的對話與互融,是民族的、地域的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對話與互融,是鄉土文化內涵的重構與創新；（3）農村文化建設說到底是“人的建設”；（4）農村文化建設是鄉村精神與鄉村文化價值觀的重構；（5）農村文化建設是鄉村文化生態的建設。此外，全國農村文化聯合調研課題組也曾給出界定，認為農村文化建設的核心內容是:圍繞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由傳統農村向現代農村轉變的需求,培養一代具有較高思想道德素質、文化科技素養和專業職業技能的新型農民。在內涵的詮釋基礎之上，學者們普遍探究了農村文化建設的價值與意義。在這一方面，研究者們的觀點相近，普遍認為農村文化建設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題中之義，是滿足廣大農民群眾多層次、多方面精神文化需求的有效途徑。例如，華中科技大學中國鄉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賀雪峰教授指出“:農民也是有著精神生活需要的活生生的人,當他們的溫飽問題解決之后,他們就需要有精神生活。更重要的是,當前的市場經濟及現代價值觀的侵入,使農民傳統的生存價值邊緣化,農民作為自己生活主體的地位,被一種強有力的外來力量所壓抑和排斥,而不能成為自己生活的主人,他們因此有著強烈證明自己人生意義的內在需求。”[7]何蘭萍則從農村文化本身發展的角度,強調農村文化建設在保護、傳承農村優秀民間文化方面的重要作用。而對于農村文化建設的發展現狀，很多學者都進行了實證的研究。一方面，研究者們都肯定了改革開放以來農村文化建設的顯著進步。另一方面，研究者們普遍認為農村文化建設仍舊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無法滿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并指出了實際建設中存在的問題。第一，農村文化的供給與村民的實際文化需求不平衡。這是諸多學者都指出的一個問題。當前，政府興建了“村村通”、“文化下鄉”“、農家書屋”等各類文化工程，雖說給村民們送去了文化，但是這些僅僅只能滿足村民的基本文化需要。隨著現代性逐步沖擊著農村，傳統的文化供給已經無法滿足村民更高的精神需求，“農村文化供需嚴重失衡，即農村文化需求旺盛而農村文化供給不足”[8]。第二，傳統與現代的矛盾。在當前的信息化時代中，農村文化建設面臨的一個實際問題是處理好傳統文化與現代文化的關系。吳理財曾在對安徽的實證調查中發現，村民的私性文化資源豐富，主要是電視和手機等現代設備。而相比之下，農村的傳統民間活動卻愈見衰落，村民只是參加廟會、祭祖等活動。因此，他得出結論“：農村的私性文化生活有所發展，但是公共文化生活逐步衰落。”崔海興、鄭風田也認為“，城鄉二元結構背景下文化差距逐步拉大，農村文化有陷入邊緣化的危險。”第三，農村文化建設只注重前期建設而未關注后期的管理。當前，農村的文化建設仍舊是行政為主導，由政府統一規劃投入建設。雖說各地農村都建立了鄉鎮文化站、圖書館等，但是實際的運行和管理并沒有隨時跟進，缺乏必要的評估。財政部教科文司在2006年的調查中發現：“當前的評估一般都是一次性評估，缺乏一個事后的反饋監控機制，一些已建成的農村文化設施很難得到有效使用。”[9]從現有的文獻看，在建設現狀的研究方面，大多數學者更多是定性的論述，缺少量化的研究。只有少數的實證成果呈現，例如財政部教科文司與華中師范大學聯合課題組于2006年3-7月組織了全國農村文化調查。同時，關于現狀的描述通常過于空泛，缺少對個案的透析。

（三）農村文化建設的模式探索

農村文化建設的進行通常都需要以某種形式、機制作為載體。因而，建設模式的探索也一直是農村文化建設研究中的熱點。例如,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農村問題研究中心對建國以來農村文化建設模式進行了概述，提出“三種理論模式”，認為建國以來，我國農村文化發展呈現出從計劃控制模式、過渡轉型模式向公共發展模式層次遞進的基本趨勢。這3種模式是農村文化建設的理論模式。計劃控制模型是計劃經濟時期以文化參與權為核心的農村文化建設模式，即以行政主導為重要動力，以維持既定秩序為價值取向，以樹結構為基本組織形態，以國家資源注入為基本維持方式。過渡型模式是改革開放以來社會轉型時期以文化享有權為核心的農村文化建設模式，即以行政主導和市場導向并存，以樹結構或樹果結構為基本組織形態，是國家公共資源注入與社會贊助共同起作用。公共發展模式則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時期的建設模式，即以果結構或果樹結構為基本特征，以利益協調為基本維護方式，以人為本，以文化方式服務于人的全面發展。除了理論建構模式以外，全國各地都在文化建設實踐中探尋新的模式。河北省大力推行一種“民資文化”模式，把新農村文化建設作為安民、樂民、助民、富民的重要載體,鼓勵農民采用市場融資辦法自辦文化團體,興辦文化產業,探索以民間資本“入股”方式發展農村文化,從而形成了企業資助型、集體投資型、村民集資型等形式多樣的“民資文化”格局。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課題組對該省近年農村文化建設進行了總結,提出了“以農民文化需求為導向,構建多元化農村文化主體”的農村文化建設模式:一是按照“兩轉四化”的思路,盤活做強鄉鎮文化服務中心;二是按照專業化、市場化的思路,建設好文化中心戶、文化科技屋等文化個體戶;三是按照政府引導與農民自發相結合的思路,大力扶持民間文化活動主體[10]。浙江省臺州市則是推行“農村網絡文化俱樂部”，充分將網絡文化這一新興文化形態融入到農村文化建設中，激發了村民的參與性與創造性，取得了豐碩成果。關于模式探索的研究雖然并不匱乏，但是更多是一般性的闡述或是理論意義上的建構，缺乏實際的操作性和可行性。同時，研究者們對于近幾年來各地出現的新的建設模式沒有給予太多的關注。

（四）農村文化建設的實證研究成果

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關注農村建設問題，尤其是農村文化建設問題，并且進行不少實證的調查研究。其中較有代表性的是：財政部教科文司、華中師范大學、全國農村文化聯合調研課題組的《中國農村文化建設的現狀分析與戰略思考》，吳理財、夏國鋒的《農民公共文化生活的衰落與復興———以安徽省農村文化調查為例》，江麗的《新農村文化建設的當下態勢和推進舉措研究———針對鄭州市農村文化建設的實證調查分析》以及安徽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資助項目“安徽省農村文化建設與農村文化產業研究”等。財政部教科文司與華中師范大學聯合課題組于2006年3-7月組織了全國農村文化調查。本次調查按東部、中部、西部以及宗教地區和少數民族地區五大類選擇了19個省(自治區)的70個縣(市)200個鄉鎮進行問卷調查和實地調研。調查顯示，農民的業余文化活動多以現代文化形式為主,對傳統民間文化活動的興趣正在逐步降低，即農民私性文化有了長足發展，農村公共文化卻不斷衰落。與此同時，調查從體制、結構和變遷的角度全面了解當前農村文化發展特點與態勢，發現建設呈現明顯的“重投輕管”“、部門分割”“、供求不對稱”等特點。此外，調查以三大理論模型的分析最終得出當代農村文化建設的目標指向是通過建立健全國家農村公共文化服務體系和農村文化市場服務體系,提升農民的素質,保證農民群體的文化發展權。

三、網絡文化與人的發展

（一）中國網絡文化的理論研究

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互聯網便在全球迅速發展。網絡的日益普及也不斷沖擊著傳統的社會文化，這也使得學界越來越關注網絡文化的研究。近十年來，國內網絡文化方面的研究成果顯著，學者們集中于網絡文化的內涵、特點、價值和影響進行了系統的研究。就網絡文化的內涵而言，學界觀點不一。目前主要有以下幾種視角：第一，從網絡的技術特性角度，網絡文化是與計算機網絡技術緊密相聯的文化。匡文波認為，網絡文化是指以計算機技術和通信技術融合為物質基礎，以發送和接收信息為核心的一種嶄新文化；第二，從文化意義上界定，周鴻剛認為，網絡文化就是以網絡物質的創造發展為基礎的網絡精神創造[11]。第三，從網絡的雙重特性角度，即技術與文化特性。劉同舫認為，網絡文化一方面是由網絡技術做界定，另一方面又超過技術規定，使技術成為人類一種全新的生存方式，充分體現著文化的精神內涵。就網絡文化的價值與意義，多數學者都是通過二分法進行了分析。一方面，網絡文化的低成本、低門檻、高效率的傳播方式及其為大眾提供的參與捷徑，縮短了人社會化進程的時間，擴大了社會化的受化范圍，并且對個人角色具有重塑作用。同時，網絡文化對社會的影響頗深，主要包括4個方面的內容：第一，網絡文化與社會政治。網絡時代的政治將打破以往金字塔型的政治結構，網絡文化中的平等性和開放性還銷蝕著金字塔式的等級集權制的權力結構，促進了政治的分權化。第二，網絡文化與社會經濟，主要是網絡對文化產業、社會經濟的影響。第三，網絡文化與社會文化。近幾年，我國逐步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網絡文化發展觀：第一，在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中，要堅持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主導地位。第二，我國網絡文化建設是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引領下進行的。同志還指出，加強我國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要求，堅持積極利用、大力發展、科學管理，以先進技術傳播先進文化，促進和諧文化建設。這是我國網絡文化建設和管理的基本方針。中國特色的網絡文化發展觀不再單單強調網絡文化的技術特點，而是真正還原了網絡文化的文化屬性，主張從“現實的人及其實踐活動”出發考察網絡文化問題。

(二）農村網絡文化發展研究

就農村網絡發展的研究而言，學者們主要是從農村網絡的發展現狀、價值與意義等方面加以探究。首先是農村網民研究。中國互聯網信息中心（CNNIC）2011年的“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顯示，截至2011年12月底，農村網民規模已達1.36億，占整體網民的26.5%，占農村總人口的20.7%[12]。從互聯網發展的城鄉結構來看，網民中農村人口所占比重也在不斷提升。互聯網正在不斷向農村地區滲透。有越來越多的“農民”向“網民”轉變。其次是網絡對農村發展的影響。研究者們大多從經濟、政治、文化等方面加以探究。其中，從農村經濟發展視角進行研究的居多。不過，隨著農村文化建設在新農村建設中的地位日益提升，更多的學者也開始關注網絡及網絡文化對農村文化的影響。網絡對農村文化的影響可歸結為以下幾點：第一，網絡改變了農村文化的傳播渠道和分布結構。第二，上網推動著農民文化活動由公共空間向私人空間遷移。第三，上網推動農村文化內容由一元主導趨向多元共生。第四，互聯網的興起為農村跨區域的文化交流排除了障礙，農村文化交流可以借助互聯網來實現跨越時空的雙向互動。第五，網絡不僅可以展示本地區的特色文化，擴大其影響力；同時，還能為農村居民提供學習、借鑒外來文化的機會，不斷豐富和發展本地區的特色文化，特別有利于民族傳統文化的發展和創新。

綜上所述，通過對近年來文獻的查閱，我們深入了解了農村文化的研究歷史與現狀、農村文化建設的理論與實踐發展以及網絡文化的研究現狀。我們發現，就農村文化建設的研究而言，以往的研究已經對其內涵、必要性、發展現狀方面做了較為深入的總結，并且擁有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實證成果，但仍舊存在一些不足。不少實證研究多集中在湖北、江蘇、安徽、福建等省，沒有涉及其他省區的重點探究。同時，研究者們沒有對近幾年涌現出的新的建設模式的關注。例如，山西省的“網絡文化站”、浙江臺州的“網絡文化俱樂部”等等。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應試圖將網絡文化、人的發展與農村文化建設創新相聯系，從網絡文化下人的發展觀的角度探索農村文化建設的新模式。

作者：陳曄工作單位：天津師范大學政治與行政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