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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蘇軾文學批評杜詩詩史

論文摘要：蘇軾的杜詩詩史批評主要集中在四個方面：老杜似司馬遷；以史證詩；以忠義解杜詩；杜詩用事載人。四個方面大致概括了其后宋人論說杜詩的主要方向。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主持北宋文壇的領袖人物。他自己對這一點也當仁不讓：“方今太平之世，文士輩出，要使一時之文有所宗主。昔歐陽文忠常以是任付與某，故不敢不勉。異時文章盟主，責在諸君，亦如文忠之付授也”(《師友談記》)。當然蘇軾有他自負的資本，不惟在詩詞文幾方面他都是北宋乃至有宋一朝的翹楚，趙翼所謂“天生健筆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此所以繼李杜后為一大家也”(《甌北詩話》)云云，即是其謂；而且也可以說北宋的文學批評亦是在他手里形成了自己的系統(tǒng)而集其大成。他曾說：“子美之詩、退之之文、魯公之書，皆集大成者也”(《后山詩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也是如此。蘇軾自己對杜詩的批評并不如后來宋人集中在“詩史”品格的分說上，但宋人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的幾端，大抵亦發(fā)源于他；而他的批評杜詩“詩史”品格，其實亦大多是他的詩作自況，日為夫子自道未嘗不可。分說如下：

一老杜似司馬遷

《東坡志林》卷十一有一條資料，與《東坡詩話·荔枝似江瑤柱》重：

仆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日：“似龍眼。”坐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仆日：“荔枝似江瑤柱。”應者皆憮然。仆亦不辨。昨日見畢仲游。仆問：“杜甫似何人?”仲游日：“似司馬遷。”仆喜而不答，蓋與曩言會也。

這是宋人后來以遷史論說杜詩的嚆矢。以老杜比之司馬遷，固然是出于辨正“詩中有子美，猶史中有子長”的目的，強調(diào)杜詩是集詩大成的極至典范，類于《史》之為史家的極則，可以范儀后世；但其中關于“詩”“史”的會通意識卻也可以感覺得到。后來的詩話家每以杜少陵似司馬說事，其實并不是如蘇軾一樣著眼在“詩”“史”的殊途同歸的意義上，而是肢解了蘇軾的這一創(chuàng)論，各以一隅之見一孔之得以求附和，或筆力，或史法，不一而足。清劉熙載《藝概·詩概》說：“杜陵五七古敘事，節(jié)次波瀾，離合斷續(xù)，從《史記》中得來，而蒼莽雄直之氣，亦逼近之。畢仲游但謂杜甫似司馬遷而不系一辭，正欲使人自得耳”，可為其詮釋。“使人自得”之語，其實也就是王夫之后來所謂“作者用一致之思，讀者各以其情而自得”(《詩繹》)的意思。蘇軾提出“杜甫似司馬遷”固然是他作為讀者而從杜詩中“自得”之處；蘇軾以后之人發(fā)揮、附會這一論題卻又是作為蘇軾的讀者而“自得”，如葉夢得、李樸、陳長方以杜詩“窮極筆力”而似太史公，而陸時雍徑謂杜詩“記事”而人“子長筆”、劉塤《隱居通義》云“少陵詩似《史記》”，要皆如是；至釋居簡詩《大雅堂》謂：“少陵何人斯?日似司馬遷”，則顯然步蘇軾后塵。

二以史證詩

其實以史證詩并不始于蘇軾。孟子“知人論世”說其實隱然有了“以史證詩”的意識，李善注《文選》多征引史實則已赫然是此法之用；但就“以史證詩”這一論題而言，在宋代，若論其開創(chuàng)之功以及對后世批評產(chǎn)生的影響，則不能不說是蘇軾。其《評子美詩》云：

子美自比稷與契，人未必許也。然其詩云：“舜舉十六相，身尊道亦高。秦時用商鞅，法令如牛毛。”此自是契、稷輩人口中語也。又云：“知名未足稱，局促商山芝。”又云：“王侯與螻蟻，同盡隨丘墟。愿聞第一義，回向心地初。”乃知子美詩外尚有事在也。

“詩外有事”的說法，嚴格說來似乎還停留在“以詩證事”的“實謂”層面，即囿于對詩本事的追求和詢問；而對詩本事的重視正可以視為“詩史”傳統(tǒng)的一斑，從《左傳》即已肇其端。在左氏看來，史本來是“紀事載言”的，“寓褒貶懲善惡”的道德價值也只有在字里行間的本事里才能體現(xiàn)出來。蘇軾既然有心于“詠史詩”的創(chuàng)作，而且又注重多學科的會通化成，如其鼓吹的“儒釋不謀而同”、“相反而相為用”(《南華長老題名記》)，“莊子蓋助孔子者”(《莊子祠堂記》)，以及所謂“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書摩詰藍田煙雨圖》)、“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之一》)之論，那么他在這里對子美詩本事的探究實際上正表明了他對于“詩”“史”會通與“詩史”批評的興趣。所以他接著說：

《悲陳陶》云：“四萬義軍同日死。”此房蓐之敗也。《唐書》作“陳濤邪”，不知孰是。時蓐臨敗，猶欲持重有所伺，而中人刑延恩促戰(zhàn)，遂大敗。故次篇《悲青坂》云：“焉得附書與我軍，留待明年莫倉卒”。《北征》詩云：“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此謂陳元禮也。元禮佐玄宗平內(nèi)難，又從幸蜀，首建誅楊國忠之策。《洗兵馬行》：“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此張鎬也。明皇雖誅蕭至忠，然常懷之。侯君集云“蹭蹬至此”，至忠亦蹭蹬者邪?故子美亦哀之云：“赫赫蕭京兆，今為時所憐0”《后出塞》云：“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qū)河洛昏。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詳味此詩，蓋祿山反時，其將校有脫身歸國而祿山殺其妻子者，不知其姓名，可恨也。

僅僅因為“不知其姓名”，所以“可恨”如此，正表明蘇軾的興趣所在。當然，他“以史證詩”的努力，不僅僅出自其詩學批評的興趣，更在于他的“以文為詩”的學術背景。因為“以文為詩”需要廣闊的視界和深厚的知識基礎，只有高人一等的學識和服光才能發(fā)他人不到之處。宋人之注重“須要在作史者不到處別生眼目”(費袞《梁溪漫志》)，雖然似有偷襲杜甫的嫌疑(杜詩《丹青引曹霸》即有“開生面”之語)，但宋人卻以“別開生面”為號召，以為對唐人的反動，不僅標志他們的詠史詩乃至整個詩歌創(chuàng)作的魄力和主旨，甚至嚴格意義上說，也標志了他們迫于唐詩登峰造極的成就而于創(chuàng)作道路和詩境拓展的無奈，“近來別具一只眼，要踏唐人最上關”(楊萬里《送彭元忠》)，自然也體現(xiàn)在他們的文學批評上的別開生面。姜夔說“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難言，我易言之，自不俗”(《白石道人詩說》)，著眼點其實也就在此。如果可以說唐詩成就在闊大和宏觀的剪裁，那么宋詩則成就在細密和微觀的針腳。

但事實上蘇軾的“以史證詩”式批評還不能說是十分自覺的實踐；而這大抵也就是作為一種新鮮的詩學批評方式的“詩話”在發(fā)育期中的品格所局限的。如歐陽修所謂“集以資閑談”(《六一詩話·自序》)，正如詞的最初起來也只是“敢陳薄技，聊佐清歡”(歐陽修《采桑子詞序》)一樣。雖然《東坡詩話》其實并不是自作，而是他集，但早期詩話型態(tài)的品格還是可以窺探得到的。如《書子美(憶昔)詩》說：

《憶昔》詩云：“關中小兒壞紀綱”，謂李輔國也。“張后不樂為上忙”，謂肅宗張皇后也。“為留猛士守未央”，謂郭子儀奪兵柄入宿衛(wèi)也。正是章學誠所謂“論詩及事”的典型做法。不過他的“以史證詩”創(chuàng)論，既濫其觴，其后作者遂多有繼作。如同是證張鎬，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上即謂：杜子美詩云：“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須眉蒼。征起適值風云會，扶顛始知籌策良。”此謂張鎬也。舊史載鎬風儀偉岸，廓落有大志，好談王霸大略，讀子美詩，尚可想見其人。則是發(fā)揮了蘇說。至于說“舊史載鎬風儀偉岸”云云，其實已經(jīng)是“以史證詩”的自覺實踐了。

蘇軾“以史證詩”的杜詩批評，與晚唐以來孟柴李肇開創(chuàng)的“以詩證史”一樣，為后人杜詩批評提供了一種全新的批評方法；兩種方法的相同處是都是建立在著重對“詩”“史”品質(zhì)互通和匯流的基礎上對杜詩“詩史”品格的發(fā)掘。其不同處則在一以“證史”為依歸而一以“證詩”為目的；以史證詩，著眼自然還在文學形態(tài)的詩，其實對詩本事的關注很容易造成流弊，有牽強附會之嫌疑；而以詩證史著眼則在對史事的過分追尋和探究，以致把詩當成純粹的生硬的材料而消解其新鮮的藝術個性。

三以“忠義”解“杜詩”

蘇軾對杜詩“詩史”品格批評的最大貢獻是以“忠義”解讀杜詩。雖然遠在歐陽修即已經(jīng)有以“忠義”解讀杜詩的意思，這其實還是孟子“知人論世”說的發(fā)揮；但蘇軾的過人處在他以詩人的個性品質(zhì)來連通詩人作品的品格，所以其論多少有點“文(詩)如其人”的味道。當然最重要的原因是蘇軾之以“忠義”解讀、批評杜詩，實質(zhì)上還是一種形而上的自況，正如他晚年醉心于陶淵明的詩作而至不惜壓低李杜一樣，所謂：“吾于詩人，無所甚好，獨好淵明之詩。淵明作詩不多，然其詩質(zhì)而實綺，癯而實腴，自曹、劉、鮑、謝、李、杜諸人，皆莫及也”(《子瞻和陶淵明詩集引》)。因此他對于“詩史”的批評，未嘗不是他自己的夫子自道：至少他自認為自己的詩作實際上也具備杜詩中那種所謂“忠義之氣”；而“忠義之氣”的得到，在方法論上其實很簡單，即繼承騷雅傳統(tǒng)。所以他在《王定國詩集敘》中說：

太史公論詩，以為“《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爾，烏睹《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后變風發(fā)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于禮義，以為賢于無所止者而已。

若夫發(fā)于情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為首，豈非以其流落饑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不過宋人論杜詩而標“騷雅”，宋初王禹已經(jīng)如此。王《自賀》詩中說：“本與樂天為后進，敢期子美是前身。從今莫厭閑官職，主管風騷勝要津。”雖然多在自任，客觀上卻有標榜杜詩“風騷”之意。但把騷雅傳統(tǒng)與“忠義”進行整合，騷雅其外、忠義其里，則不謂不自蘇軾始；而這種整合，也反映了蘇軾的詩美追求。他的《次子由祥相慶》詩更是宣稱要繼承屈騷和孔子作《春秋》的“有為而作”：“《春秋》古史乃家法，詩筆《離騷》亦時用。但令文史還照世，糞土腐余安足夢!”但與其說這是蘇軾的詩歌美學追求，毋寧說是他的詩歌道德價值追求；或者說，是由詩歌的經(jīng)驗審美轉(zhuǎn)向道德審美。

實際上蘇軾以詩騷傳統(tǒng)的繼承進而以詩騷傳統(tǒng)標示的“忠義”品格來批評杜詩，源于蘇軾對作為“詩史”的杜詩詩作對詩騷傳統(tǒng)的繼承的認同；正因為有共同的品格．所以批評才可能找到更好的契合點。這也就是只有到以詩騷精神自任的蘇軾才能發(fā)掘杜詩“詩史”的“忠義”品格的原因。

蘇軾以宋人慣有的“通感”思維賦予杜詩“詩史”以實際上屬于個人人格品性范疇的“忠義”品格，揭開了后人以“忠義”解讀杜詩“詩史”的序幕。其后蘇門四學士之一的黃庭堅即說：“老杜文章擅一家，國風純正不欹斜。……千古是非存史筆，百年忠義寄江花”(《次韻伯氏寄贈蓋郎中喜學老杜詩》)，自是承蘇軾之說；又晁說之《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云：“工部之詩，一發(fā)諸忠義之誠，雖取之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群可也”；陳俊卿《鞏溪詩話序》云：“杜子美詩人冠冕，后世莫及，以其句法森嚴，而流落困躓之中，未嘗一日忘朝廷也。”羅大經(jīng)《鶴林玉露》卷六“李杜”條引云：“《北征》詩識君臣大體，忠義之氣，與秋色爭高，可貴也。”而同時詩話作者以“忠義”解詩者不一而足，如《潘子真詩話》引黃庭堅說“忠義之氣，感然而發(fā)”、元劉履《風雅冀》卷十二“憂國傷時”等。至于袁枚《隨園詩話》，則說：人必先有芬芳悱惻之懷，而后有沉郁頓挫之作，人但知杜少陵每飯不忘君，不知其于友朋、弟妹、夫妻、兒女間，何在不一往情深耶?(卷十四)是在“忠君”之外，又發(fā)掘了杜詩“詩史”的“孝”、“悌”、“信”、“義”、“仁”等人倫道德價值。對杜詩“詩史”的這一發(fā)揮直到當代仍然不絕如縷；但當代人的發(fā)揮不僅僅在以上諸種人倫道德價值，而更多在其所謂“人民性”、“現(xiàn)實性”等階級性色彩(濃厚的意識形態(tài)色彩)的道德或者審美意蘊。

四用事載人

《東坡詩話·書子美黃四娘詩》云：昔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黃四娘獨何人哉?而托此詩以不朽。

是蘇軾在以忠義解讀杜詩“詩史”之外，又以為杜詩之為“詩史”，當然還有用事載人的功利目的。其言外之意其實不過是詩可以補史之不足、不載或者缺載。這自然是承認，作為藝術形式的詩，在某種程度上承載了應該為史志所具備的“載人”功能。毫無疑問，這種思維模式思維路徑來自蘇軾“詩史”會通并殊途同歸的學術背景；他是在實踐中把史志的和詩的語言、邏輯甚至審美習慣作了很自然的串聯(lián)和“通感(聯(lián)覺)”。不僅如此，他在《書子美“自平”詩》中說：杜子美詩云：“自平宮中呂太一。”世莫曉其意，而妄者至以為唐時有自平官。偶讀《玄宗實錄》，有中官呂太一叛于廣南。杜詩蓋云“自平宮中呂太一”，故下有“南海收珠”之句。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

與其把這種認識歸為蘇軾一貫的“詩”“史”通感思維而實踐所謂“以史證詩”，毋寧把它看作蘇軾基于“詩”“史”的通感而意識到詩事實上取代甚至剝奪了史的志人載事功能。蘇軾對杜詩的解讀，以為詩本有史乘所有的載事志人的功能，并非淵源無自。

不管怎樣，上引《書子美“自平”詩》中所發(fā)議論，“見書不廣而以意改文字，鮮不為人所笑也”，似乎標示了蘇軾于詩學的另類興趣或者學術思維慣性，所謂“以議論為詩”、“以才學為詩”，于此可見其端。正因注重學識的廣博、知識積累的豐富以及視界的開闊，當然，最重要的是對“理”的關注，并把“理”化為切實的議論，蘇軾才似乎有些肆無忌憚地“以學問為詩”“以議論為詩”。李清照《論詞》中對蘇軾等人的批評，“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讀不葺之詩”，雖是限于詞論，但未嘗不可移于詩論；王夫之更直斥蘇軾“以學為詩”之病，“人譏西昆體為獺祭魚，蘇子瞻、黃魯直亦獺耳。……除卻書本子，則更無詩”(王夫之《姜齋詩話》卷下)，雖有過火，卻是一針見血。

蘇軾開“以學為詩”而“以學論詩”之風后，繼論者蜂起。如鳳臺王彥輔《詩話》：

唐興，承陳、隋之遺風，浮靡相矜，莫崇理致。開元之間，去雕篆、黜浮華，稍裁以雅正。雖飾句繪章，人得一概，各事所長。如大羹元酒者，薄滋味；如孤峰絕岸者，駭廊廟；稼華可愛者，乏風骨；爛然可珍者，多玷缺。逮至子美詩，周情孔思，千匯萬狀，茹古涵今，無有涯渙；森嚴昭煥，若在武庫，見戈戟布列，蕩人耳目。非特意語天出，尤工于用字，故卓然為一代冠．而歷世千百，膾炙人口。予每讀其文，竊苦其難曉。如《義鶻行》“巨顙拆老拳”之句，劉夢得初亦疑之；后覽《石勒傳》，方知所自出。蓋其引物連類，掎摭前事，往往而是。韓退之謂“光焰萬丈長”，而世號“詩史”，信哉!

“引物連類，掎摭前事”云云，不過承蘇軾余緒而發(fā)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