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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新性、持續性是創新型企業文化的基本特征，開放性、協同性是創新型學術論文最早可追溯到人文主義者的信札［1］，隨著社會的發展、科技的進步，學術論文在當代社會一定程度上已成為揭示事物發展規律、展現最新研究成果的代名詞。由于學術論文的前沿性、專業性、嚴謹性，就要求學術論文的內容在一定時空范圍內具有相對準確性，以此來傳播相對正確的內容。在當代社會，科技期刊論文、學位論文、學術會議論文是學術論文的主要組成部分，各種學術論文科研意味濃厚。盡管科學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著行業權威性、前沿性，但在科技研究論文中也不能避免錯誤信息的出現。蘇振倫對《中華耳科學雜志》45篇文稿調研發現，平均每篇文稿存在10．6處錯誤信息，這些錯誤信息包括理論或概念錯誤、方法錯誤、數據錯誤、內容錯誤、術語錯誤、翻譯錯誤等［2］。另一項對醫學類學術論文的調研表明，公眾對學術論文具有較高信任度，但公眾卻難以讀懂論文，以至于會對論文的研究結果產生誤讀［3］。與公眾對學術論文的誤讀相比，學術論文在正式發表前經過同行評議、編輯部審查等，這個過程要包含比一般公眾更高的行業理解力，由此出現的誤讀和對錯誤信息的忽視，是應該被避免的。胡紅林將錯誤信息細分為六類，分別為:假設性錯誤信息、經驗性錯誤信息、傳統性錯誤信息、數據性錯誤信息、社會性錯誤信息、預測性錯誤信息［4］。但學術論文錯誤信息與錯誤記憶(falsememory)不完全相同［5］，因為學術論文錯誤信息有較大的可能通過實踐來不斷修正，以保障呈現的信息是相對客觀的、真實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學術論文信息的呈現要摒棄經驗主義、先行記憶，經驗是產生新知的基礎，但經驗無法決定新知的內容。溫家林等總結了國外對錯誤信息(misinformation)的研究，并初步對比了其與假情報(disinformation)、謠言(rumor)、八卦(gossip)的區別，其總結認為內容的“非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信息不對等、故意為之等是錯誤信息產生的原因，錯誤信息的主要傳播模型包括傳染病模型、社會影響模型、社會學習模型三種［6］。這些原因和模型對于傳遞給公眾的信息而言具有一定參考價值，但對于專業性較強的學術論文而言，往往不會存在“非中介化”、故意為之等情況。因為學術論文中的錯誤信息，往往會傷害到作者的學術聲譽。此外，學術論文中的錯誤信息還有可能對社會、學科發展產生負面效應。特別是在新媒體普及的情況下，一些民眾對專家的解構、非議、抵抗，使得科學傳播真理、傳播事實變得越加困難。龍強等認為，加強民眾、媒體、專家的多維互動，科學傳播借鑒民眾視角進行知識敘事和事件敘事等有助于提升民眾對專家的理解和信任［7］。但科研信息與此有所差別，以學術論文為載體的科研信息主要的受眾是同領域的同行，同行本身具有同業話語權，對同行話語也具備更專業的判斷力，不考慮利益、權力等因素，依托學術共同體的同行評議本身內在的對學術論文進行業內監督。但由于人的社會性、利益沖突等原因，實際上目前發表學術論文比比皆是，反而對已發表學術論文的監督、反駁則較為難產。此外，當專家變“磚家”之后，學術領域的權威感也在被逐漸消解。如王正祥調研民眾對不同信息來源的信任感，結果表明民眾對專家的信任要高于法律機構人員，但要低于中央媒體報道及政府部門信息，說明民眾對所謂權威的信息依然沒有達到極高的認可度［8］。這在一定程度促使人反思:為何掌握著科技信息權威話語權的專家反而沒有得到應有的信任?張意忠認為，教授的學術權威本身對學術共同體、學生、資本權威有積極意義，但由于教授本身亦存在學術霸權、學術不端、學術功利等問題，使得教授的學術權威受到挑戰和質疑［9］。劉彥君等則認為，科技類不實信息的內因在于公民的科學素養有待提高［10］。但實際上，公民的科學素養在一定程度上無法與專業化的科技發展前沿同速發展，而且即便公民的科學素養提升，也無法避免科研工作者發表的科技類不實信息，故而其內因論并不完全成立。同時，在其枚舉的不實信息表現形式中，其列舉了謠言、流言、傳言、傳說等，但并沒有著重指出錯誤信息是不實信息中的一類，也造成其研究具有一定局限性。而潘祥輝指出，相對于傳播完全而言，傳播失靈是信息傳播中的常態［11］?？梢姡畔⒃趥鞑ミ^程中存在失靈是常見的，這是由受眾的多樣性、受眾的辨識力、信息的完整性等因素造成。但若僅以學術論文本身而論，則正確性是學術論文的內在要求，也為避免后續信息傳播過程中出現傳播失靈提供了源頭性保障。相對而言，以往關于錯誤信息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學、行為學、傳播學、醫學等領域，基于文本的定量化分析、實證研究是主要研究手段［6］。以文本為載體的研究往往依托大量的文本數據而展開，而缺少對錯誤信息的細節關照。本文從沖擊地壓礦井數量這一微小的視角出發，通過對相關學術論文的文獻特征展開分析，探究學術論文錯誤信息傳播的類型、原因。研究內容有助于從源頭上理解學術論文錯誤信息的產生機制，為減少學術論文中的錯誤信息提供有益借鑒。

1研究背景概述

沖擊地壓是影響煤礦安全生產的動力災害之一，源于安全、高效生產的工程需要，沖擊地壓問題在最近30年被大量研究［12－13］。恰恰是源于實際工程需要的特質，使得沖擊地壓礦井成為研究人員不能忽視的重點，沖擊地壓礦井數量也成為研判災害發展程度、分析礦井空間分布特征的重要指標。從深層次看，數量背后是與具體礦井之間的內在聯系，是通過礦壓現象研究科學本質的重要一環。礦井數量屬于定量化指標，具有極佳的區分度，因此可用于辨別錯誤信息。筆者2014—2015年對關于沖擊地壓的中文文獻展開調研，從而形成了對中國沖擊地壓礦井空間分布、礦井數量的全新認識［14］。正因為有親身研究經歷，筆者對這一數字較為敏感。在筆者博士論文2016年下半年上線中國知網后，筆者發現后續的若干篇相關學術論文在這一數字上存在不同類型的錯誤，以至于欲探尋一下這些錯誤信息產生的原因?；诠P者已有研究經驗，本文中認為正確的沖擊地壓礦井數量具有以下特征:(1)能夠較為明確地列舉出相應的礦井名稱或詳細引證資源的，如文獻［13－15］的研究;(2)具有行業權威性，如文獻［16］的作者為沖擊地壓領域的專家群，文獻［16］的數字結果與文獻［13］相一致，而文獻［13－15］的引證數據來自相關行政部門或相關行政部門人員的統計報告。此外，文獻［13－15］的數據在時間維度上具有漸進增加的特點，符合近年來我國沖擊地壓礦井數量逐漸增長的事實。因此，將文獻［13－16］的數據定義為正確信息，按發表時間先后順序，正確沖擊地壓礦井數量分別為142座(潘俊鋒等，2013年)、142座(姜耀東等，2014年，數據截至2011年底)、157座(杜學領，2016年，數據截至2015年底)、177座(齊慶新等，2019年，數據截至2017年)。對于不滿足以上條件的，本文認為是錯誤信息。應該指出，本文所述的正確和錯誤具有時空相對性，而不是絕對的。沖擊地壓礦井數量作為可量化對比的著眼點，能夠從數量和引證關系維度對這種相對錯誤進行評價。由于為量化指標，錯誤信息的確定同樣需要審慎、精準操作，而不能采取文本提取的辦法?？紤]到文獻發表具有一定滯后性，本文以中國知網2017—2019年收錄期刊文獻中主題為“沖擊地壓”的中文核心期刊學術論文為基礎，分別獲得2017—2019年初始論文157篇(剔除2篇期刊刊登的博士論文摘要)、112篇(剔除消息等非學術論文、重復文獻后)、117篇，并進一步對這386篇論文進行人工篩選。2017—2019年發表的論文中，包含沖擊地壓礦井數量論述的學術論文分別為12篇(含正確信息1篇)、10篇、10篇(含正確信息1篇)，占當年論文的比重分別為7．64%、8．93%、8．55%，該數量和比例整體較為穩定，一方面說明行業內對此的關注度是較為穩定的，另一方面也說明本文篩選的數據能夠用來做典型案例分析。在這32篇學術論文中:符合正確信息、合理引用正確信息的有7項、占比為21．875%;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錯誤信息二次傳播的有5項、占比為15．625%;剩余20篇、占比高達62．5%的學術論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錯誤信息。由此可見，錯誤信息不僅占比較高，而且還容易造成信息二次傳播過程以訛傳訛，短短3年內因二次傳播而造成的錯誤信息比重就達到15．625%。研究錯誤信息的類型并探尋解決之法，對于傳遞相對正確的學術信息是非常有意義的。為了便于后續重點分析，本文將包含錯誤信息的20篇學術論文按照收稿時間順序編號，見表1［17－36］。

2錯誤信息傳播的案例分析

2．1錯誤信息的傳播時序及錯誤類型。如圖1所示為相關錯誤信息的傳播時序路徑。由表1和圖1可知，若以本文的正確信息為參照標準，則調研的20篇學術論文存在不同程度的錯誤信息，這些錯誤信息可分為以下幾類:(1)可能正確的錯誤信息。如編號2、7的論文，盡管作者在論文中并沒有給出沖擊地壓礦井的詳情，但作者指出其信息渠道來源于課題組調研或不完全統計，而所列舉的數量符合我國沖擊地壓的發展趨勢，有可能這些信息是正確的。但因為作者并沒有給出詳情和直接的引用文獻，使其數據的可信度大大降低，且讀者無法依據作者的信息進行事實性判斷，故而這些信息依然屬于可能正確的錯誤信息，而不應該被認定為正確信息。(2)引用過程中出現的錯誤信息。如編號3、4、9、14、16、17、19的論文，盡管作者為所列舉數據提供了參考文獻，但作者的信息與參考文獻原文存在較大出入。造成這一類錯誤的原因可能有:①稿件編輯時輸入不慎造成的，如原文的信息為“142”，但編號3的論文卻錯誤地引用為“143”，這有可能是數字輸入不慎造成的;②理解性錯誤，如原文的信息為“142”“147”，但編號16的論文卻認為“近200座”，這種數據顯然是夸大的，類似的編號12的論文作者認為“近年來，沖擊地壓災害呈爆發式增長態勢”也是缺乏依據甚至是夸大的，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是作者對數據或信息的理解有誤;③經驗式錯誤，編號4、9、14、17、19的論文能夠引用相關文獻，并言之鑿鑿地列舉沖擊地壓礦井數量，但回溯其引用的文獻，卻發現其列舉的數據與參考文獻存在顯著差異，這種數字間的差距極有可能與作者的一些經驗有關，如曾經閱讀過類似的論文，或近年來參與過相關的學術活動，造成作者在意識層面對這一信息已經形成經驗，當撰文時，又未加詳細考證，甚至參考文獻的引用具有隨意性，以至于出現這種先入為主的經驗式錯誤。此外，其中7篇論文(不含數字為“143”的論文)、占32篇論文的比重為21．875%，盡管作者引用了參考文獻，但參考文獻與正文卻無法構成嚴謹的一一對應關系，以至于參考文獻形同虛設。(3)無參考文獻式錯誤。無參考文獻的論文數量高達12篇，達到所有錯誤信息文獻總數的60%，充分說明因未參考必要的文獻，使得學術論文中存在可能的錯誤，甚至一些數字的列舉有信口開河之感，也大大降低了學術論文的可信度。潛在的，由于這些文獻沒有相應的參考文獻，有可能造成其研究內容被進一步傳播而出現二次錯誤。前述的因引用他人信息而造成錯誤信息二次傳播的有5項，其中就有4項直接引用了這20篇學術論文中的某幾項，無參考文獻的二次傳播在32篇論文中高達12．5%，不僅說明密切相關的研究沒有被重視，還說明若無相關參考文獻的學術論文中存在錯誤，錯誤被二次傳播的風險不容小覷，以至于多次傳播之后，有可能正確信息會被掩埋在錯誤信息之中。此外，由圖1還可以看出，對于本文所述的正確信息的文獻，20篇包含錯誤信息的學術論文中僅有4篇能夠對這些相對正確的文獻進行引用，但從引用時間而言，絕大部分投稿在2016年12月以后、發表于2017年之后的論文仍在引用2013、2014年的文獻，而并沒有對最新的研究成果給予充分重視，這也可能是造成出現錯誤信息的一個原因，即有可能作者認為出現錯誤信息的內容與其研究主體并不密切相關，以至于并沒有參考相應的密切相關文獻。下文將結合文獻的特征量，進一步分析產生錯誤信息的原因。2．2錯誤信息傳播原因的文獻特征量統計分析。以表1中的20篇學術論文為基礎，對其文獻特征量及相關信息進行分析。2．2．1期刊檔次對錯誤信息的影響。對于出現錯誤信息的原因，一種猜測是期刊檔次是否潛在影響錯誤信息的數量。本文分析的論文均為發表在中文核心期刊的論文，為了進一步區分期刊檔次，結合工科行業特色和近期科技部鼓勵發表“三類高質量論文”的要求［37］，本文從兩個維度來分析:①EI收錄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其中中文核心期刊不包括被EI收錄的中文核心期刊，假設EI收錄期刊的檔次高于普通中文核心期刊;②卓越期刊和普通期刊，其中卓越期刊為“中國科技期刊卓越行動計劃入選期刊目錄”的期刊［38］，普通期刊為非入選期刊，假設卓越期刊優于普通期刊。表1期刊檔次中的“EI”“核心”為維度①的統計簡稱，“卓越”“普通”為維度②的統計簡稱。由表1可知，兩種假設之下，錯誤信息出現在不同檔次期刊的數量和比例是基本相同的，說明在本文的研究條件下，不同期刊檔次對錯誤信息的產生并無顯著性差異。換言之，盡管有些期刊是EI收錄期刊或卓越期刊，但這類期刊中出現錯誤信息的概率并不明顯少于其他期刊。對于編輯和審稿人而言，也并沒有因為期刊檔次的差異而顯著降低這類錯誤信息。由此而論，期刊本身和審稿人在把控錯誤信息方面，仍有較大的改進余地。2．2．2作者因素對錯誤信息的影響。第二種猜想是:是否因作者因素而導致出現錯誤數量不同，主要考察作者層次、作者數量等。調研發現，20篇學術論文中，有3篇發表在《煤礦開采》、1篇發表在《中國安全生產科學技術》的論文因原文中并無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的區分、且在原文中未提供有效聯系方式，因而無法辨識這4篇論文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的歸屬問題;剩余16篇論文中，有5篇論文明顯區分了第一作者和通訊作者，師生互換、校企互換第一或通訊作者的情況均存在，其余11篇論文第一作者與通訊作者保持一致。從第一作者層次而言，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的人數分別為3人、5人、6人(含2名高級工程師、1名煤礦總工程師)、6人(含研究員、教授級高工各1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級職稱以上人員占比高達85%，說明第一作者身份的層次差異并沒有顯著消除錯誤信息，反而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即便第一作者具有較高層次，其依然具有一定犯錯幾率。從通訊作者層次而言，考察16名可明確為通訊作者的情況，博士研究生、博士、副教授、教授人數分別為4人、4人、4人(含煤礦總工程師1人)、4人，可以看出博士及副高級職稱以上人群依然占主體，從通訊作者角度輔證了錯誤信息的產生并不區分學歷和層次。從期刊編輯的角度而言，對待所有作者應一視同仁，刻意的抬高副教授、教授、行業大牛，反而有可能會使得一些錯誤信息被忽視。進一步考察20篇論文的作者人數情況，統計情況詳見表1。由表1可知，20篇學術論文中，1篇論文最少作者人數為2人，最多達10人，平均作者人數為5．2人，有85%的單篇論文作者數量不低于4人，一方面，這說明本領域科學研究中的學術合作已經較為廣泛;另一方面，也說明極有可能并非所有作者都對論文的內容進行了實質性把關。這一點也可以從編輯實踐中得知，一些期刊論文在整個投稿－出版周期內，一般主要和通訊作者聯系，至于通訊作者是否如實的把論文分享給其他作者也是未知之數。若作者團隊能就一篇論文進行集體討論，很有可能會提升學術論文的質量。從本文的調研而言，以平均作者人數5．2人、高達85%的論文作者人數不低于4人而論，若進行文獻對比，可以發現一些論文中的同一作者在數據上也未保持完全一致，說明并非所有作者都對論文內容進行了審查。要改進這一狀況，應從期刊編審流程角度加強管理，從而實現期刊編輯與所有作者的良性互動，并通過完善期刊管理，來提升學術論文的質量，并潛在地提升期刊品質。為進一步對比作者數量的影響，選取《煤炭學報》《煤炭科學技術》《煤礦安全》作為觀察對象，三者分別為行業頂級期刊、行業高影響力中文核心期刊、行業一般中文核心期刊，均選取2018年第1期，觀察其作者數量方面是否存在顯著差異。統計可知，當期三份期刊發表學術論文量分別為35篇、36篇、63篇，平均作者人數分別為4．68人、3．94人、3．11人，可以看出，隨著期刊檔次的提升，論文作者數有增多趨勢，但即便對于一般的中文核心期刊，其平均作者人數仍達到3．11人，說明多位作者合作的情況是較為普遍的，此時就存在掛名或共同作者審查不嚴的風險。三份期刊當期作者數量單篇學術論文作者超過7人的情況均屬于少數，作者不超過2人的情況也相對屬于少數，3～6人的作者群屬于較為普遍的情況。相對而言，高影響力的期刊存在著更大人群范圍的合作，而影響力相對較低的期刊則更好地展現出了獨立研究的特質。表1所有論文的平均作者人數為5．2人，這一數字要高于三份期刊的平均作者人數3．11人，從另一個側面說明，對于本文所研究的錯誤信息，盡管這些論文的作者人數要高于行業一般情況，但這些錯誤依然沒有被避免，說明在當前的調研情況下，作者越多，并沒有顯著降低錯誤信息。這與事實期待是相矛盾的，如果每個作者都能檢視一遍論文，作者數量越多，出現錯誤信息的概率越低，但本文的調研卻未出現這種情況，說明未來有必要從作者層面進一步完善所有作者的知情權和學術自我審查義務。2．2．3研究群體對錯誤信息的影響。是否因為領域較小，使得這些錯誤較大概率地出自同一個研究團隊?為了驗證這一猜想，對上述20篇學術論文的第一單位進行統計。根據統計結果，20篇學術論文共有13家第一單位，因此從第一單位而言聚集性并不明顯，但可以注意到的是聚集于大學的數量要明顯高于企業，這并不代表大學的犯錯概率要高于企業，而是因為大學是的主力機構，出現錯誤數量就要相對高于企業。進一步對20篇論文的所有單位進行統計。其中，同一作者掛名同一單位的多個二級單位的，以一個單位計算;同一作者掛名不同單位的，以不同單位計算;有母公司和子公司的，以母公司計算;煤科集團的分公司因分布在全國各地，每家單位單獨計算。統計結果如圖2所示。所有單位合計26家，單位計數總和為48家。與前述統計結果進行聯合分析，以第一單位而論，最顯著的為遼寧工程技術大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緊隨其后的是山東科技大學、安徽理工大學、華北科技學院;但以全部單位評價時，則北京科技大學位列榜首，緊隨其后的為華北科技學院、煤炭科學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國礦業大學(北京)?？傮w而言，錯誤信息聚集在某一研究群體的現象并不明顯，說明錯誤信息并不是某一群體的集中產出，而是不同研究團隊的隨機產出，這種隨機性也駁斥了針對某一研究群體的陰謀論，說明在不同的學術團體中，都有一定概率的錯誤信息;但從個體而言，可以看出個體存在重復致錯的可能，如表1中，有2位作者類似的錯誤信息分別出現2次，對于樣本容量僅為20篇學術論文而言，其錯誤就占到4篇;從相關性而言，一些作者出現在不同論文的不同作者位次，也有可能對錯誤信息的產生有一定影響。此外，由于無法詳細分析不同作者之間的師承關系、科研團隊合作情況，對于這些錯誤信息是否受師承關系、團隊合作等因素影響，無法一一核查。2．2．4參考文獻對錯誤信息的影響。由圖1及表1可知，關于正確信息的文獻并非不存在，而是很多存在錯誤信息的文獻沒有參考或者不恰當地參考了相關文獻。是否因為研究人員未足夠重視不同類型的文獻導致這些錯誤產生?為了評價這些影響，統計了表1中學術論文(按論文編號)不同類型參考文獻數量情況，統計結果如圖3所示。由圖3可知，期刊論文在所有參考文獻的類型中居于主導地位，僅引用期刊文獻而沒有引用其他類型的文獻占比高達35%，期刊論文在所有文獻類型中的平均使用比例高達90．12%。這說明:第一，期刊論文是目前研究人員參考的重點，期刊論文質量直接影響未來相關研究的準確性。第二，因過度倚重期刊論文，極有可能出現信息盲點，這種信息盲點在一定程度上和研究人員沒有將視野投入到更多類型的文獻范圍有關。同時也說明，如果期刊論文本身未包含全部的重要信息，那么過度依賴期刊論文而導致錯誤信息的出現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必然性，這種信息不對等本可以通過廣泛地閱讀或針對性地閱讀而改進，卻因為引文的類型而掣肘。第三，前述分析中曾提及一些學術論文的數據有可能援引自報告、會議等渠道，但從圖3的調研結果可知，20篇學術論文的參考文獻總數為388篇，而其中出自會議、報告的參考文獻合計僅為4篇，出自學位論文的僅為11篇，這既說明除期刊論文外的文獻類型未得到相關研究人員的重視，也說明對于關鍵信息的呈現，一些期刊論文存在參考文獻引用不規范的問題，以至于一些言之鑿鑿的數字，也無法找到相關的論述依據。此外，對參考文獻的調研還發現:①所分析的文獻均與沖擊地壓相關，屬于行業小領域的研究內容，參考文獻表現出行業高影響力期刊高被引的特點，特別是EI收錄中文期刊發表的論文廣受青睞;②不同學者對文獻的選擇有一定偏好性，發表在中文期刊的學術論文對于外文期刊、非期刊文獻的總體關注度不足;③行業內普通中文核心期刊的受關注程度相對較低，相關學位論文、相關非頂級期刊未得到充分重視［39］，以至于一些學者不能注意到正確信息;④非核心中文期刊受關注度極低，這說明，如果成果發表在層次相對較低的期刊上，在科技信息較為豐富的今天，極有可能成果得不到充分重視。從本文的統計數據可以看出，以中文發表的學術論文仍重點關注行業內中文高影響力期刊，而造成對影響力較低的期刊關注度不夠，即便相關的正確信息發表在后者，依然存在一定概率造成研究人員無視這些成果。從科學傳播的本質和長期性而言，論文內容、論文質量應該是關注的重點，而不是期刊影響力。科技部對“三類高質量論文”的鼓勵，極有可能造成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兩極分化，甚至造成低影響力期刊鮮有人問津，由此帶來的惡性循環是不利于期刊和科技傳播的。在破除“唯論文”不良導向的同時，也應該關照到不同期刊的層次、不同作者的需求、期刊未來的發展方向等方面，應引導期刊和作者都走向高質量的道路，而不是僅僅以有限的平臺作為評價核心，期刊質量的全面提升，更能代表整個行業的態度和質量。綜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參考文獻對于一篇學術論文的完整性、精確性具有重要影響。高影響力期刊應該警惕對非高影響力期刊關注不足而導致出現錯誤信息，同時所有期刊都應適當鼓勵多元化的參考文獻結構，以此來提升作者視野的廣度，并降低可能出現錯誤信息的概率。從目前的現狀而言，對影響力較低期刊的關注度是明顯不足的，與鼓勵發表“三類高質量論文”相比，提升影響力較低期刊的質量、由數量優勢轉向質量優勢、促進期刊的全面發展和科技信息的廣泛被關注，同樣重要。

3避免學術論文錯誤信息傳播的對策

3．1改進策略分析。(1)論文作者層面前述研究重點對作者層次、作者數量的影響進行了分析，實際上作者本身是錯誤信息的制造源頭，從作者層面降低錯誤信息是從源頭上保障學術信息的本體正確性，也可避免錯誤信息在后續的傳播。作者層面可從以下幾方面改進:①論文引用的嚴謹性。如表1所示，20篇學術論文中無引用或錯誤引用的情況較為普遍，甚至隨意更改原文的數據，這是極不嚴謹的。在引文的使用上，作者既應該據實引用，也應該最大程度上貼近原文主旨引用。盡管有相似度的要求，撰寫論文時還是不應該偏離原作者或行業的基本認識，務求學術論文更加客觀、可信。②論文表述的嚴謹性。本文僅僅是圍繞沖擊地壓礦井數量這一錯誤信息而展開的，但在調研中還發現，作者本身在論文表述中也存在不當之處，這種不恰當的表述可能是由作者本身的不細心、理解偏差或個人習慣造成的，如多篇論文提及類似“沖擊地壓頻次、強度增加”“動力災害事故頻繁發生”“沖擊地壓礦井數量明顯上升”等，實際上很多作者并沒有對中國沖擊地壓礦井總數、沖擊地壓事故總數、近年來發生沖擊地壓事故的實際情況、深部開采中沖擊地壓礦井所占的比例等有詳細的調研，但作者認為可能大概是如此，甚至是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形成了經驗式思維，造成論文表述夸大甚至是錯誤的，雖然對每一句話都進行仔細論證有矯枉過正之嫌，但作者層面還是有必要盡量客觀地呈現詞句，以避免出現錯誤信息。③共同作者審讀。由前述分析可知，盡管目前本領域學術合作較為普遍，但一些論文作者并沒有盡到審讀義務，以至于論文從撰寫、投稿到發表，一些共同作者僅有知情權，卻沒有盡到審讀義務，造成一些本可以在多位作者審讀的情況下消除的錯誤而因只有通訊作者把關，而無法通過多人合作而消除錯誤信息。由于每個人的思維、視野、見解是不同的，盡管多人審讀同樣無法根治錯誤信息(因為傳播失靈是較為普遍的)，但通過多人審讀，可以減少錯誤信息數量。(2)期刊編輯層面期刊編輯是錯誤信息傳遞出去的重要屏障，因為期刊編輯擔負著聯系作者、審稿人、主編的責任，甚至承擔著排版、校對的責任。期刊編輯層面主要從以下幾方面改進:①較為全面地傳遞審稿人的意見。筆者近年來投稿到教育類期刊中，發現有些期刊雖然論文進入外審環節，但最終拒稿時一字不提。實際上將審稿人的意見較為全面地反饋給作者，對于翹首以盼的作者改進論文質量是有益的。②做好常識性的審讀。期刊編輯作為聯系作者的紐帶，應該做好論文的常識性審讀工作，如筆者調研中發現，多位作者在研究中提出“沖擊地壓是自然災害”，這種常識性的問題，期刊編輯在審讀中就應該反饋給作者，而不應該默認文責自負就意味著所有責任都是作者的，作者在期刊上，成敗榮辱都是休戚相關的，降低作者犯下的錯誤，也是提升期刊質量的內在要求。③對存疑信息交由作者考證。筆者近年來投稿發現，一些期刊編輯雖然給出了審稿人的意見，但如同傳話筒一般，并沒有提出自己的意見;但也有一些期刊編輯，如《實驗技術與管理》《煤炭經濟研究》等的編輯，會就一句話、一個圖的細節和作者反復校對。顯然，因編輯與作者的良性互動，使得存疑的內容變得更明朗。期刊編輯雖然在專業研究領域可能不及行業專家，但具備發現可疑信息的能力。將這些存疑的信息反饋給作者，并交由作者去校對、考證，盡管期刊編輯并沒有直接消除這些可疑信息，但至少通過作者的修改，可以使學術論文更嚴謹，更加言之成理、持之有故。④增加出版前與作者的校對工作。優質的期刊，往往不辭辛勞與作者多番校對，而一些期刊則根據“編輯部有權修改論文的部分內容”，出于排版、期刊自身要求等對論文進行修改。筆者自身的投稿、發表經歷也表明，有些文字性的錯誤，有可能是編輯在修改過程中造成的，比如中英文翻譯，盡管編輯部從語法角度有較高質量的把關，但在專業術語方面，有可能會背離作者初衷。在出版前增加與作者的最后校對工作，是把好出版前的最后一道關。由于出版周期的問題，有可能從投稿到發表期間的一些觀點、看法，可以在這一階段進一步完善。因此，增加出版前與作者的校對工作，對減少學術論文中的錯誤信息、提升論文質量也是非常重要的。(3)發表后對錯誤信息的更正約20年前，期刊的數字化、網絡化在我國剛剛處于起步階段［40］。時至今日，數字化文獻已在科學研究的文獻閱讀中舉足輕重。依托中國煤炭行業知識服務平臺，目前大量煤炭行業期刊論文也實現了OA化。在前述的研究中筆者曾界定本文的正確信息和錯誤信息是相對的，一些錯誤信息有可能隨著原作者提供更充足的證據，可以被認定為正確信息。借鑒傳統紙質期刊出版中勘誤的做法，對于已發表學術論文中的錯誤信息，完全有可能依托在線平臺，由作者或編輯部對信息進行二次甚至是多次更正，也可以從中看出研究的脈絡、爭議、答復等。實際上，目前一些期刊已經具備了這樣的數字化平臺，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利用這些平臺，并推進信息時代的期刊工作，可能也是編輯部值得深思的問題。另外，國外諸如ScienceDirect平臺在論文出版中已經充分利用數字平臺優勢開展大圖下載、提供相關數據包附件等工作，極大地提高了論文的可讀性和全面性，比如因紙質版版面、成本限制導致圖片不清晰、黑白圖片的問題，依托網絡平臺就可以看到更高清的彩色圖片，兼顧了出版成本和閱讀需要。傳統的參考文獻有可能因版面限制而進行縮減，但依托數字化平臺，完全可以將部分參考文獻甚至是論文中體量較大的數據、圖表以在線開放的形式公開，目前這一工作在國內的期刊還尚未大范圍開展，也需要監管部門在政策上予以支持。既然傳播失靈是較為普遍的，而學術論文在一定程度上又是學者極為重要的組成部分，允許學者犯錯，更應該允許學者更正自己的錯誤。允許發表后對錯誤信息進行更正，也體現了科學研究中的包容。畢竟，在知識特別豐富的今天，視野盲區、信息不對等都是有可能出現的，不能因這些問題的存在而斷然否定一個學者的所有研究，也不應讓科學的公平討論變成打壓異己、謀求利益的工具。發表后對錯誤信息的更正不僅有必要，而且還應進行常態化建設。(4)推進行業信息共享平臺建設時至今日，學術共同體已較為普遍，各種行業協會、學會在我國也具備一定基礎。但從實效性而言，目前國內行業協會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建設還并不顯著。比如本文研究的沖擊地壓礦井數量，如果行業協會能每年定期以公報的形式公開發表相關數據，則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信息的不一致。目前，國內不乏各種協會、學會，如何更好地激發各個機構的效力，使之切實服務于學術共同體的發展，是未來需要重點思考的。特別是在信息共享方面，諸如本次COVID－19疫情，在學術共同體的信息共享方面就暴露出諸多問題。當然，這其中涉及的版權歸屬、使用范圍等問題，仍有待于各種學術共同體去細化。3．2改進編審流程?；谝陨嫌^點，筆者提出一種改進的編審流程，基本框架如圖4所示。其改進之處:(1)擴大外審規模。目前國內的期刊以2～3人外審為主，一些期刊甚至在某一學科方向的審稿人還是長期固定的，這不利于學科發展，每年應適當吸納同領域的同業審稿人，并適當擴大外審規模以規避學術近親和專業領域彼此間人情式審稿。(2)增加擬錄用稿件的修改稿編審和糾錯審議環節。其中修改稿編審以編輯部的學科編輯為主，此外單獨增加同行的糾錯審議，新增的同行以青年學者為主，兼顧青年學者的審稿意愿并為將來納入外審專家團隊奠定基礎，此時應明確審稿的目的是在外審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升稿件質量，并應注重糾錯人員的貢獻情況，經過一段時間的磨合，可以更清晰不同審稿人的審稿特色，做到人盡其才。(3)改善返回審稿意見環節。一方面，對于初審或外審后退稿的稿件，分別在退稿時返回相應的審稿意見;另一方面，對于有較大錄用可能的稿件，對修改稿增加修改稿編審和糾錯審議環節，將此一輪的意見集中返給作者，供作者修改。(4)改善所有作者修改稿環節的知情權。修改意見和稿件情況應通知到每一位作者，這有助于作者團隊開展集體討論，發揮群策群力優勢。(5)完善出版前的編校環節。此環節可與通訊作者溝通，完成出版前的最后一道把關。上述改進過程，實際上同時增加了編輯部和作者的工作量。但在提升期刊質量的呼喚下，這種增加是有意義的，也改進了以往編輯部做了工作但作者卻感覺稿件被拒無收獲的現狀。對于學術論文中可能存在的錯誤，也可以通過多視角、多輪審讀，來盡可能減少這些錯誤。3．3其他方面。對我國沖擊地壓礦井數量方面相對正確信息，補充如下:(1)根據文獻［13－14］的研究，并考慮到二者研究中內蒙古的數據并不統一，且截至2017年7月陜西有5座沖擊地壓礦井［24］，則截至2017年1月，我國歷來發生過沖擊地壓的礦井數量應不低于177處，但具體數字還有待于詳細考證。(2)根據文獻［13］的研究，截至2019年6月，我國生產礦井中有沖擊危險性的礦井數量為121處。另根據國家煤礦安全監察局2020年3月的通知，我國高風險沖擊地壓礦井有123處［41］。換言之，近期我國真正存在沖擊地壓危險的礦井為123處，一些學者在研究中列舉累積礦井數據，可能存在夸大或對此認識不清的問題。(3)根據國家能源局的公告，截至2018年12月底，我國證照齊全的生產煤礦合計3373處［42］。僅以該數字而論，123處僅為3373的3．65%，從數量而言沖擊地壓礦井在我國所有煤礦中的數量尚屬于少數;從產能而言，123處沖擊地壓礦井總產能為3．6691億噸/年，與2018年底全國35．3億噸/年的總產能相比占比為10．39%，該比例目前還達不到所謂“大多數”“大部分”的程度。本研究的缺陷，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正確信息和錯誤信息的相對性。本文分析的樣本中一些論文提出“本課題組調研”或有相關依據，但因35無實證性證據和參考文獻支撐，本文認為其為錯誤信息，這種認定本身存在一定缺陷。(2)本文的統計工作采用人工計數的方式進行，由于統計的數據多而雜，有可能因個人原因出現個別統計數字存在瑕疵，但總體而言結論應該是客觀的、可信的。(3)本文聚焦于沖擊地壓礦井數量這一問題，屬于學科范圍內的一個小的專業研究領域，因此所分析的樣本容量較小，未來仍有必要進一步擴大研究范圍，從而可從更廣闊的視角探究本文的結論是否具有普適性。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因學術不端問題而被頻頻提及的相似度問題。實際上，在論文寫作過程中，一些作者為了規避相似度過高的問題，會對參考文獻的內容進行部分改寫。本文調研的過程也發現這一問題，如某論文引用了表1中編號為［2］的文獻，但原文的表達是“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6年，煤礦沖擊地壓礦井的數量已超過160對。2014年，國家安監總局組織多家單位對我國沖擊地壓礦井進行了系統調研……”，而這篇文獻卻將其改寫為“據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統計，2016年我國現有煤礦中有沖擊地壓危害的礦井的總數已超過160對”，這種改寫相對于原文而言很明顯是存在偏差的，甚至可能是錯誤的。由此，筆者認為近年來的學術論文投稿中對相似度的要求有矯枉過正之感。應該說，一篇論文參考了諸多其他文獻，存在部分重復是合理的，完全沒有重復，就有可能發生改寫錯誤。筆者認為，對相似度的要求不應該嚴格要求在10%或15%以內，而應該根據投稿論文的總體質量、相似點的分布來評價一篇論文是否學術不端，編輯在此方面應該有一定的主動權和決定權。將相似度作為第一道看門人，這本身是一種偷懶、避責的做法。這種形式上依靠數字指標來把關的做法，有可能造成對內容的忽視。學術氛圍方面，筆者感覺近年來國內學術爭鳴的氛圍并不熱烈、學術批判缺少包容度。不論是已發表的學術論文，還是學術會議，唇槍舌劍的爭論少了一些，一團和氣的形式似乎多了一些。一定程度上，與學術批判缺少包容度也有關。似乎只要是批評對方就要置人于死地，似乎只要是犯了錯就不再是一流學者。如前所述，傳播失靈是常態，但如果面對失靈的常態閉口不言、任其大行其道，不僅不利于當代科技發展，也會貽害后人。學術氛圍方面，應該多一點包容的氛圍，也應該允許學者主動去改進自己犯下的錯誤，甚至一些細小而微的改進，也體現了學者的負責。前文中提到的發表后對錯誤信息的更正，就是基于這種思想。多一點包容，再多一點虛心接受批評，再多一點深沉的反思和熱烈的討論，有可能更有利我國科技的發展。

4結論

本文圍繞沖擊地壓礦井數量，探究學術論文中錯誤信息的傳播?；诒疚牡难芯?，獲得以下結論:(1)不同期刊檔次對錯誤信息的產生并無顯著性差異，期刊本身和審稿人在把控錯誤信息方面，仍有較大改進余地。(2)第一作者身份的層次差異并沒有顯著消除錯誤信息，錯誤信息的產生并不區分學歷和層次，錯誤信息并沒有因作者人數較多而被避免。(3)從總體而言，錯誤信息特別集中在某一研究群體的現象并不明顯，在不同的學術團體中，都有一定概率產出錯誤信息;但從個體而言，存在個體重復犯錯的可能。(4)參考文獻引用的準確與否對錯誤信息的產生具有重要影響。目前的參考文獻中，期刊論文居于主導地位，而對其他類型的文獻關注不足;行業高影響力期刊高被引和一般期刊未得到充分重視，也是造成信息不全的主要原因，這一現象還容易導致強者更強、弱者更弱的兩極分化。(5)避免學術論文錯誤信息傳播，可以從論文作者、期刊編輯、后的再次更正、推進行業信息共享等方面著手。在改進編審流程方面，可通過擴大外審規模、增加擬錄用稿件的修改稿編審和青年學者糾錯審議環節、改善返回審稿意見環節、改善所有作者修改稿環節的知情權、完善出版前的編校環節等方面改進。(6)應給予編輯一定主動權和決定權，避免相似度指標過度使用而造成對學術論文內容的忽視。應積極營造良好的學術氛圍，多一些學術爭鳴，也多一份對學者的包容。

作者:杜學領 單位:貴州理工學院礦業工程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