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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的提出

針對一些科研人員把肺炎暴發的研究論文首發在國際期刊上，2020年1月30日，科技部了《科技部辦公廳關于加強病毒肺炎科技攻關項目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通知要求科技人員“把論文寫在祖國大地上，把研究成果應用到戰勝疫情中”。科技人員傾向于把論文（本文特指科技類，下同）首發在國際期刊上已是一個非常普遍的情況。根據中國科技部的《中國科技期刊發展藍皮書（2017）》（中國科學技術協會2018）對世界上14個論文產出大國SCI（《科學引文索引》）期刊論文的流入和流出情況，可以發現除了荷蘭、英國、美國這3個國家屬于論文流入國家外，其余11個國家的論文都在向外流失，而中國是論文流失問題最嚴重的國家之一。統計發現，中國至少有88%的SCI文章流向國外期刊，不僅數量而且質量也是遠遠高于國內SCI期刊。中國作者在國內SCI期刊所發論文的影響力僅為5.63，遠遠低于中國作者全部（國內國外）SCI文章的影響力（9.27）。為什么中國科技人員和高校教師熱衷于把論文首先發表在國際期刊上呢？這里有許多原因，如國內人情稿的痼疾、重洋輕中的獎勵機制等。國內各級科研機構對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的績效、職稱、資助、獎勵等的考核評定，包括院士等榮譽授予主要看SCI期刊上發表的論文及其數量，對國內期刊即使是優秀期刊的認可度也不高。這種機制已造成至少兩個方面的副作用。其一，一些科研人員急功近利，不擇手段，造成最近幾年中國科技論文造假泛濫。如SpringerNature集中撤銷旗下期刊《腫瘤生物學》于2012～2016年發表的中國學者的107篇論文，原因是各種造假。a中國學者最近5年國際期刊論文撤稿量為1437篇，于2017年達到高峰（400篇）；2018年112篇已被撤稿。其中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的論文撤稿達273篇（占19%），基本上每5篇撤稿就有1篇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根據艾普蕾全球撤稿數據庫，截至2018年5月31日，全球共有15059篇撤稿，中國學者的論文6879篇（占45.68%），幾乎是全球每兩篇撤稿中就有一篇涉及中國學者。一些科學家（如賀建奎）甚至鋌而走險、違背科學倫理，在實驗室非法造出基因編輯嬰兒，把搶先在國際著名期刊看得高于一切，高于倫理、道德和人的生命。其二，追求國際期刊發表，造成科研經費的大量流失。李警銳、韓莎莎（2018）和江曉原（2017）都注意到這個問題，他們發現中國學者在國外刊物發表文章的版面費，粗略估計每年達到數十億元人民幣。劉彩娥（2018）則利用中國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年度報告數據（2006～2016年），以2016年為樣本，通過用WebofScience統計SCI期刊在2016年刊發的中國學者英文論文共321266篇為依據，測算出這些論文所耗用的科研經費大約為295.56億元人民幣。由于這些論文是用英語發表在國際期刊上的，因此國內同行科技人員要閱讀這些文獻，又不得不花費巨額資金購買國外文獻數據庫的使用權或訂購國外刊物。根據劉彩娥（2018）估算，全國“211”高校每年購買國外文獻數據庫的使用權需花費十幾億元人民幣，而這筆費用僅僅是購買一年的使用權。如何改變這種“SCI至上”和重洋輕中的情況？2020年2月18日教育部和科技部印發《關于規范高等學校SCI論文相關指標使用意見》，要求“抵制以發表SCI論文數量、高影響因子論文、高被引論文為根本目標的異化現象實行代表作評價”，規定今后“不再要求填報SCI論文相關指標”“取消直接依據SCI論文相關指標對個人和院系的獎勵”等。李宇明等（2020）在《光明日報》發文響應科技部的號召，提出要“改變科研成果評價體系，提倡中文首發制，中國人包括世界華人最好最新的科研成果應先用中文發表，然后再用英文等外語發表或者中外文同時發表”。科技部的文件非常及時，李宇明等的建議也非常積極。但是應當看到，大多數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并不會因一紙文件而降低他們在國際期刊尤其是SCI期刊的熱情，文件和倡議并沒有解決這一日益突出的矛盾：隨著國家對基礎研究加大力量投入，國內期刊的現狀日益無法滿足越來越多的科研人員急需發表科研成果的要求。我們不能只堵不疏，而是要有積極對策，研究如何吸引他們把科研論文首發在祖國大地上。為此本文從3個方面探討：（1）科研論文的發表機制；（2）科研論文的首發語言；（3）如何把科研論文吸引到國內期刊發表。

二、國內、國際期刊的審稿和發表機制

中國科技人員和高校教師傾向于把在國際期刊，除了獎勵機制或國內刊物人情稿等因素外，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際期刊審稿和發表的效率。如中國疾控中心的研究人員a介紹，他們于2020年1月24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TheNewEnglishJournalofMedicine）發表的《2019年中國肺炎患者的病毒》（AnovelcoronavirusfrompatientswithPneumoniainChina,2019）（Zhu2020）一文，是基于該研究小組2019年12月30日從武漢金銀潭醫院采集的樣本完成的。他們采集了3位患者的肺泡灌洗液，進行RNA提取核酸，最后分離出的一種毒株，被命名為2019-nCoV。接著他們馬不停蹄，寫成論文，投稿給《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后者收到后，經過同行匿名評審（一般是3個同行專家），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里正式刊出。從投稿到送審到發表，其速度難以想象。疾控中心的另一篇文章發表速度更快。這篇2020年1月29日在《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上發表的題為《病毒感染的肺炎在中國武漢的初期傳播動力學》（Lietal.2020）的論文，是根據截至2020年1月23日上報的425例確診病例（包括15名醫務人員）所做的回顧性分析。《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總編輯、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免疫與感染性疾病系主任埃里克•魯賓（EricRubin）在接受采訪時表示這篇論文從提交，到數據核實、編輯發表，整個過程僅僅用了48個小時。b國際頂級醫學期刊《柳葉刀》（TheLancet）同樣如此。香港大學李嘉誠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胡子祺（Wuetal.2020）關于預測2019病毒在國內和國際傳播的論文是2020年1月31日于《柳葉刀》在線發表（publishedonline）的，而該文在方法部分介紹，作者采用的是從2019年12月31日到2020年1月28日收集到的樣本。最新數據是1月28日，刊出時間是1月31日，也只用了3天。國際頂級學術期刊《自然》（Nature）也是如此。根據澎湃新聞c，武漢病毒研究所石正麗團隊于2020年1月20日向《自然》提交的一篇關于病毒的論文《可能由蝙蝠起源的病毒肺炎疫情》（Apneumoniaoutbreakassociatedwithanewcoronavirusofprobablebatorigin），確認“大多數早期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接觸史，但現在該病已發展為人傳人”。1月29日論文被《自然》接收錄用，2月3日在線發表。從錄用到發表也只有6天時間。由此可見，國際期刊往往有著非常靈活的發表機制。2020年第1期《新英格蘭醫學雜志》（該刊是國際著名醫學期刊，影響因子國際排名第3，為70.67，而中國醫學期刊的平均影響因子還不到3.0）根據中國的疫情，在第一時間集中刊登了各國科學家寫的5篇關于病毒的文章。影響因子僅次于《新英格蘭醫學雜志》的《柳葉刀》（影響因子為59.12）在網上集中刊登了《中國武漢2019病毒肺炎99個病例的流行病學特征和臨床表現：描述性研究》等6篇文章。a《新英格蘭醫學雜志》主編（Eric2020）在期刊首頁刊登主編寄語，大意是，暴發，盼望世界各國科技人員分享這方面的論文，而且保證可以簡化匿名評審和編輯過程，用預印方法先發表。對比之下，中國很少有一本核心或權威期刊有《新英格蘭醫學雜志》和《柳葉刀》如此處理稿件和的機制和效率。讀一下2020年第1期（2月發表）的國內核心期刊《中華流行病學雜志》（影響因子1.22），按理說更對口，但沒有一篇關于病毒的文章，發的都是老年人睡眠長壽、慢性病健康管理方面的論文。國內絕大多數期刊都是按部就班，準備在最近2～3期刊登的論文是好幾個月前就安排定當了，再緊急的情況和再有時效的論文也很難改變刊登次序。可見，不改變國內期刊這種僵硬的審稿和發表機制，是無法把優秀論文吸引到祖國大地上發表的。

三、漢語、英語的首發語言考慮

Ronenetal.（2014）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在1979～2011年期間組織的、由150個國家翻譯的大約220萬部著作（涉及1000種語言），以及維基百科和推特（Twitter）社交網進行調查，并根據這些數據構建了世界語言網絡結構。他們通過翻譯中的源語言和目的語的數量、比例、關系（如原作是先翻譯成什么語言，再由這種語言翻譯成什么語言，或只有一次翻譯，等等），發現知識直接用英語寫的最多，傳播速度最快，范圍最廣，也就是說，英語處在世界知識傳播網絡的中心，用英語寫成的作品或翻譯成英語的作品才能傳播到全世界。其次是西班牙語、法語和德語等。而漢語則處在世界知識網絡的最邊緣，有趣的是越南語還位于漢語前面。漢語的影響力很小，只和周圍同一語系的幾個國家有關。因此，國際重要信息和科技成果都用英語發表，這已成慣例。以SCI為例，這個引文數據庫是目前國際上三大檢索系統中最著名的一個，覆蓋生命科學、臨床醫學、物理、化學、數學、農業、生物、獸醫學、工程技術等176個學科的9000多種期刊，盡管這些期刊來自40多個國家，有50多種文字，但用英語寫的占到了95%（Hyland2006）。英語作為世界學術交流和知識傳播的國際通用語，其作用是漢語目前無法替代的，這個事實在短時期內是無法改變的。也就是說我國學術思想和研究成果如果僅僅是用漢語來發表和交流，是很難及時傳播出去的，是無法讓全世界科技工作者的同行了解、分享和引用的，中國的科研影響力在全球就會大大降低。有些學者認為用英語在國際首發會“使國外過早了解到我國科研創新成果”，甚至會“極大地損害了我國的經濟利益”“為其他國家獲得并分析我國尖端科技的發展動向提供了直接或間接情報，帶來嚴重的科技信息安全隱患”。（劉彩娥2018）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點片面。西方科學家把同樣內容的科技論文首發在國際期刊上，他們為什么沒有我們這個擔憂呢？另外，同一內容用中文首發在國內期刊上是否就沒有“科技信息安全隱患”呢？在今天知識數據信息化時代，論文只要公開發表，不管什么語言，都會在第一時間被感興趣的相關方獲取。我們認為對科技成果用英語還是漢語首發要客觀分析，不能一刀切。確實涉及科技信息安全隱患的文章，當然不應在國際期刊發表，但也不能在國內期刊公開發表。不涉及安全的科技成果，尤其是對危害公共健康的醫學和食品等科研成果必須第一時間分享給世界。據不完全統計，從2020年1月9日到2020年2月3日不到一個月時間，《新英格蘭醫學雜志》《柳葉刀》《自然》等國際頂級學術期刊和醫學預印平臺（medRxiv）、生物預印平臺（bioRxiv）（注：預印平臺所發表的論文是為了搶時間而大多沒有經過匿名評審的）等發表的方面的文章共68篇，涉及中國、日本、美國、英國、荷蘭、德國、意大利和印度等國的科學家。有的文章涉及病毒傳播模型構建，預測疫情走向；有的描述臨床表現，提出判斷指標；也有的提出治療方案和藥物使用。這些科學家與時間賽跑、與生命賽跑，考慮的是用最快的速度讓全世界分享最新的信息和科研成果，相互合作，共同應對世界重大公共衛生危機。在這里我們看到的是全人類的共同命運高于首發語言的選擇，生命至上、與死神賽跑高于知識和技術保密的顧慮。無論從發表機制還是從語言優勢，至少從目前看，國際期刊是最佳載體，英語是最合適的語言，這一點我們無法否認。因此，在某種特殊的情況下，把科研論文用英語在國際期刊上發表并沒有錯，我們中國科技人員和語言政策管理者就應該有這樣的世界胸懷。我們贊成李宇明等（2020）提出的“中文首發，外文次發或并發的建議，以此保護中文的第一發表權”。但是實現“中文首發”或“中英文并發”在目前的國內期刊審稿和發表的機制下似乎不大可能。在時間就是生命的情況下，我們能否按部就班地等待一個漫長的審稿過程和安排發表的過程？國內和國際期刊是否有容許論文用漢語和英語同時在國內和國際期刊上發表的機制？這些問題不解決，這樣的倡議是無法落地的。

四、改進科研論文國內發表的環境

我們贊成科技部、教育部糾正“SCI論文至上”的傾向，也非常贊成用漢語首發我們的論文。但是要吸引科研人員和高校教師把優秀論文優先發表在國內期刊上，我們必須進行各方面的改革，而不是單純取消發表SCI國際期刊論文的獎勵機制，也不是僅僅倡議在國內期刊用漢語首發。第一，我們同意改革現行的學術評價指標。要崇尚論文質量標準，首先就要改變目前國內科研機構和高校的現行做法，即把國際SCI期刊統一劃為A類，把大多國內期刊都歸入B類；把C刊論文規定為職稱晉升和科研得分指標，而普刊論文一律不算科研。我們必須注意到真正一流的論文往往不是在頂級刊物上發表的。這是因為，具有創新意義的論文往往推翻了主流觀點和已有定論，所以很難通過專家評審，反而是迎合權威的文章比較容易被接受。如陳景潤的“哥德巴赫猜想”研究、屠呦呦團隊的青蒿素研究和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孕性，這些對學科領域產生重大影響的舉世聞名的研究成果都是發表在國內的學術期刊上，甚至是二流期刊上。2018年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之一、加拿大科學家唐娜的得獎于《光學通信》雜志（影響因子很低，大約只有1.0，甚至連博士為了畢業而，也可能不愿意發表在這樣的雜志上。但該雜志的唯一優點就是稿件發表迅速）。因此，判斷論文質量高低要結合期刊檔次、論文引用率和實際產生價值。第二，學習國際期刊先進、高效的處理稿件和的機制，改變國內期刊審稿周期長的痼疾。國內期刊對科技經濟和教學發展，尤其是突發事件要有敏感度，敢于隨時調整欄目，打破常規，利用期刊自身網站和知網網絡首發的機制，如《浙江大學學報》和《東北師范大學學報》都有這樣的機制。要做到這一點，就首先要糾正我國期刊（尤其是人文社科期刊）以學術理論導向為重的傾向，提倡問題導向。因為只有理論導向的論文是可以不受時間和形勢影響，按部就班地在一年前就排定期刊專欄的。要突出問題導向，就要根據科技攻關、經濟發展和教學現狀組稿。對針對當下問題熱點的稿件要優先發表。一句話，即稿件處理和的機制與是否堅持問題導向有關。關起門來，年前就定下內容欄目，不關心外面世界出現的問題，那么問題導向的論文就只能跑到國際期刊。同樣，在版面非常有限的情況下，要發揮稿件處理和發表的機制優勢，抵制人情稿，改變小人物投稿難度大的局面。第三，要改變程序化的審稿機制。國際上采用免送匿名評審的方法不只是為了搶時間，還有減少對突破性稿件的發表阻力的考慮。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有些審稿專家思想比較固化，難于接受新的觀點和發現，尤其是和權威理論、和現有結論相左的稿件。自然學科和人文學科審稿略有不同，后者除了首先要把好政治關，主要看方法是否可靠，闡述是否有邏輯，文章是否能自圓其說。審稿人不應以“正確”和“權威”自居，對文章觀點說三道四，并決定拒稿。這并不是匿名審稿的初衷。實踐證明，一些在評審專家中爭議很大的文章往往發表后在學界反響很大，相反一些四平八穩的文章發表后卻石沉大海，無人閱讀和引用。筆者有一篇文章，發表后專家們（不是一般讀者）紛紛打電話到編輯部質疑，但就是這篇文章兩年的引用率高達48次。筆者一些文章當天投稿，編輯部幾乎當天就拍板錄用。編輯部應該有稿件免送審或先錄用后送審的信心。編輯部負責人大多是有專業能力的專家，他們完全知道一篇文章是好稿還是壞稿，有決定免送評審而錄用的能力。當然我們不是要取消送審制。國外期刊評審機制和我們不同。他們的評審專家看文章本身，不看作者身份，而且基本信奉學術觀點多元化。1998年，Pusztai在轉基因如日中天的時候，投出一篇轉基因對大鼠腸胃免疫系統有影響的文章。《柳葉刀》主編RichardHorton找了6位專家審稿，結果這6人都對其研究都表示質疑，稱其實驗存在重要缺陷。然而，令人驚奇的是僅有1位審稿人建議退稿，其他5位不反對發表。正是這篇文章的發表，導致2000年全球828位科學家聯名發表公開信，呼吁立即暫停轉基因作物及產品5年。同時《柳葉刀》影響因子一路飆升，從1999年的10.0到了2014年的44.0，一舉成為最著名的醫學權威期刊（詳見蔡基剛2019）。中國的審稿專家有這樣捍衛同行說話的胸懷嗎？第四，要學習國際期刊的論文撤稿機制。他們對預印首發稿件可以以后落地安排正式刊出，也可以發現問題予以撤稿。這就是國際期刊每年撤稿很多的原因之一。如這次肺炎暴發，國際專業期刊刊發的許多相關論文，尤其是生物醫學的預印本平臺刊登的論文，基本上是未經同行評議的，在加速論文分享的同時，也“帶來了論文泛濫的問題”。正如《自然》刊文（London&Kimmelman2020）指出，“許多論文都設計得很糟糕，沒有很好的論據，或者報告的方式有失偏頗”“有些研究甚至將目的放在如何受到媒體極大可能的關注上，從而增加了研究結果不可靠的風險”“相關低質量論文泛濫成災，其中一些重磅論文不僅引起了公眾的注意，還成為政府決策人員的參考依據”。但他們有這樣的機制：上了預印本平臺的論文不一定會正式落地刊出，刊出后可以隨時撤稿。而在中國，要么審稿時間長達3個月，要么論文只能上不能下，很少看到期刊有撤稿自我糾正的。第五，大力發展國內出版的英文版期刊。現在的情況是，國內英文版期刊的數量遠遠跟不上我國科技發展的速度和科研人員對科研論文用英語發表的要求，這個矛盾越來越突出。據2017年統計（任勝利，等2018），我國英文版科技期刊共計30種，相對2016年的19種增加了57.9%，但這幾年增加的速度又慢下來了，新聞出版廣電總局批準英文版期刊的數量太少，速度太慢。這和理念有關，如果一味強調用漢語首發，那么我國科技英文版期刊發展的前途就非常渺茫，越來越多的英語科研論文只能被逼到國際期刊去發表。我們必須承認，用英語發表的論文學術影響力和交流傳播速度都大大超過用漢語寫的期刊論文，這個現實是目前很難改變的，用什么語言首發與提倡學術話語權和第一發表權并沒有直接關系。這次疫情，中科院就是打破常規，他們2月21日在“科技論文預平臺”（Chi-naXiv）發表了中科院西雙版納熱帶植物園等科研機構的一篇關于“華南海鮮市場可能并不是傳播的源頭”的論文。論文并不是用漢語，而是用英語首發的。第六，要研究論文用漢語和英語同時首發的可操作性和學術規范機制。如漢語首發后，能否用英語在國際期刊上轉載發表，或反過來英語首發后，用漢語在國內期刊上轉載發表。除了考慮更多的國際讀者在第一時間汲取我國科技成果，也要考慮不能用英語閱讀的國內讀者的利益。現在國內學者和期刊都在考慮做這方面的努力。如筆者（2017）發表的“漢語學術期刊走出去研究”方面的論文就是從語法標志和語言結構等方面提出建議，致力解決外國讀者漢語論文難讀的問題，讓中文版期刊為世界更多的讀者接受。再如《浙江大學學報》長期以來就是采用雙語發表的方法，正文是漢語發表，但同時有800以上英語單詞的摘要放在網上，以方便國際讀者。隨著機器翻譯的發展，在同一本國內期刊上做到漢語（紙質上）和英語（網絡上）同時刊發已是沒有什么障礙了。我們認為，把科技論文吸引到國內期刊用漢語首發的最大障礙不是期刊的選擇，不是語言的選擇，而是目前期刊的評價體系，是期刊論文錄用和審稿的機制。只要還是把在國際SCI期刊看作榮譽和晉升的考核最高級別，國內期刊還是注重投稿作者的身份而不是論文本身的質量，還是延續漫長的官僚性的審稿機制（如3個月到一年反饋，甚至從不反饋），那所有讓論文首發在祖國大地的規定和倡議都將是紙上談兵。

作者:蔡基剛 單位:上海外國語大學賢達經濟人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