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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78年以來，經過20多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經濟體制轉軌和經濟發展方面的成就，堪稱奇跡。展望未來，中國增長的潛力還很大；反觀現實，中國的改革還遠遠沒有獲得最后的成功。在新舊世紀交替之際，中國經濟改革面臨的最為急迫和重要的問題是，國有企業改革還沒有取得實質性突破。中國加入WTO之后，國家對于國有企業的各種保護將漸次取消。如果國有企業改革不能在較短時間內取得實質性進展，那么，處境會更加艱難。而且還會影響其他方方面面的改革。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急迫性與重要性，可以說已經達成廣泛的共識。一言以蔽之，國有企業改革一招棋活，則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全盤皆活；而國有企業改革不成功，則整個經濟改革的許多方面就會處于被動局面（林毅夫，1999）。

一、引言：提高自生能力是國有企業改革的根本出路

回顧20多年來的改革、開放進程，我國政府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所下的功夫可說是最大。理論界的討論、研究也最深入，提出的各種政策建議也最多，從早期的放權讓利、承包制，到現在的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債轉股改革等等，可以說，除了直截了當的私有化尚未實行外，各種可能的改革措施都已經嘗試過了。從點上來看，這些改革確實也產生了一些效果，涌現了像長虹、海爾、聯想等非常有競爭力的國有企業，但是從面上講，相當大比例的國有企業處境越來越艱難。有些學者認為國有企業的根本問題是產權改革還不徹底，預算約束尚未硬化所致。但從東歐和前蘇聯的經驗來看，它們的國有企業都已經私有化了，然而，根據1996年世界銀行《世界發展報告》的研究，在這些私有化了的國有企業，預算軟約束的情形并未消除，而且還更為惡化，因此，國有企業的問題應該有比產權更為根本的癥結。

令人堪憂的是，由于對過去改革不成功的原因認識不清，導致了對未來改革方向的不正確把握。當前許多流行的關于國有企業改革的政策建議中，表現出了脫離國情、貪大圖新求洋的傾向。例如，有的主張認為，中國企業規模小，無力參與國際競爭，所以應該傾力組建大的企業集團；再如，有的政策建議認為，中國的企業技術水平低下，所以應該開發具有國際水平的設備、生產線和工藝技術。這些政策建議的出發點是好的，表面上看起來似乎有道理，容易為人們所接受；而且改革以來的諸多方案設計實際上一直受到這種思路的左右。然而到目前為止，實踐卻一再證明任何脫離國情的國有企業改革措施，都是緣木求魚。

觀察國際上的經驗也有助于我們對國有企業改革出路的認識。韓國的例子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醒。韓國的企業以私有為主，不少名牌企業規模不可謂不大、設備、技術不可謂不先進，然而在東南亞金融危機中受到最嚴重沖擊的卻正是這些大企業，韓寶、起亞、大宇的破產，及現代、三星的危機重重，不能不讓我們有所反思。與韓國形成鮮明對照的是，臺灣企業的規模相對較小、產業、技術結構相對“落后于”韓國的企業，卻安然度過了沖擊。

總結國內和國際的經驗教訓，筆者在這里想大聲疾呼，“千改革、萬改革，提高國有企業自生能力[1]是第一條”。[2]提高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第一位的必要條件。預算軟約束、政企不分、缺乏自主權、激勵不足、效率低下等等一系列問題都是由于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所誘發出來的內生性表象問題。針對表象問題的改革，必然會產生“壓下了葫蘆浮起了瓢”的結果，沒有國有企業自生能力的提高，就一定沒有國有企業改革的最終成功。

二、要素稟賦結構和企業自生能力[3]

1999年，我在《美國經濟評論》撰文，提出了自生能力的概念（Linetal，1999）。自生能力是根據一個企業的預期利潤率來定義的。在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中，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在沒有外部扶持的條件下，如果能夠獲得不低于社會可接受的正常利潤率水平的預期利潤率，則這個企業就是有自生能力的。這是因為，如果一個正常經營的企業的預期利潤率低于社會可接受的水平，則不會有人投資于這個企業，這樣的企業只有靠政府的扶持才能夠生存。

顯然，在自由、開放、充分競爭的經濟中，一個企業經營、管理的好壞會影響這個

說明：I1、I2和I3分別代表某個給定產業中，三種產品1、2和3的價值為1元等產量線

I代表該給定產業中的各個產品價值為1元等產量線的外包絡線，也即該產業的1元等產量線

C1C1、C2C2和C3C3分別代表資本相對豐富程度由低到高三種情況下的要素相對價格，同時也表示在對應的要素稟賦結構下1元錢的等成本線

A1、A2和A3分別代表相應要素稟賦結構之下各種具體產品的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投入結構

企業實際的利潤率水平，這是大家熟悉的。但是在給定正常經營管理的條件下，一個企業的利潤率還決定于其產業和技術選擇是否得當。

如圖1所示，圖中的曲線I是生產一個單位的某種產品的各種可能的不同資本和勞動比例的技術所組成的等產量曲線。A點所代表的技術和B點所代表的技術相比，前者勞動較為密集，而后者資本較為密集。圖中的CC、C1C1、DD、D1D1則代表幾條不同資本和勞動價格之下的等成本線。在兩條斜率相同的等成本線中，越接近原點O的，成本越低。等成本線的斜率則代表資本和勞動的價格比。在圖中CC線的斜率小于DD線，其意義為CC和DD相比，CC的勞動價格相對低而資本的價格相對高。

從圖1中可看出，當一個經濟中的勞動價格相對低而資本的價格相對高，如等成本線CC所示時，選擇以勞動較密集的技術A來生產這種產品比選擇以資本較密集的技術B來生產的成本低。反之，當勞動的價格相對高而資本的價格相對低，如等成本線DD所示時，選擇以資本較密集的技術B來生產比選擇勞動較密集的技術A來生產成本低。

在一個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給定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一個企業要獲得正常的利潤水平，即具有自生能力，必要條件是其生產成本必須最小化。成本最小化要求企業所選擇技術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密集度，必須吻合于反映這個經濟體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相對稀缺性的要素相對價格，也即等產量線正好和這個經濟的等成本線相切的點。在圖1所示的經濟中，如果其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可由斜線CC來代表，只有選擇A點的技術來生產，其成本才是最低的，采用任何偏離A點的技術來生產的企業，其成本沒有最小化，從而無法獲取市場可接受的平均利潤水平。市場競爭的結果，只有采用A點的技術來生產的企業才能生存。在競爭性的市場中，采用這個技術所得到的利潤是沒有超額利潤的正常利潤。所以在給定資本和勞動相對價格的競爭性市場中，企業的自生能力取決于它的技術選擇。

在一個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會反映這個經濟的稟賦結構中資本和勞動的相對稀缺性，當勞動的稟賦相對豐富而資本相對稀缺時，勞動的價格將會相對低而資本的價格將會相對高；當要素稟賦結構中資本的相對豐富程度提高而勞動的相對豐富程度降低，勞動和資本的相對價格就會往相反的方向變動。[4]因此，如果原來的要素稟賦結構決定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為CC線所代表時，某個企業選擇A點技術生產，那么，當要素稟賦結構中資本的相對豐富程度提升，等成本曲線由CC線變為DD線時，這個企業也必須改為選擇技術B來生產，才有自生能力。[5]由此可見，一個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其技術選擇是由這個經濟中的要素稟賦結構來決定的。當要素稟賦結構變化時，其技術選擇也必須跟著變化。為了行文簡便，資本相對豐富的要素稟賦結構，將簡稱為水平高的要素稟賦結構。

現實經濟生活當中，如果不是由企業自主按照市場價格信號的引導進行決策，而是由外在力量（如政府）出于特定的目標而干預企業的決策的話，那么，企業的生產行為就未必能夠實現成本最小化。進而這些企業也就沒有自生能力。在圖1中，如果資本相對稀缺的經濟體想要追求高水平的技術B，政府就必須給予企業一定的扶持。扶持的方式有二：一是在不扭曲要素價格的條件下，給予企業以總量的補貼。補貼額相當于SA刻劃的那樣多資源；另一種方式是，直接把要素價格扭曲到DD線反映的水平。

同樣的道理，當資本相對豐富的經濟體想要維持低水平的技術A時，也需要對于企業進行扶持。

上述在只生產一個產品的假想經濟中所闡明的道理，運用到現實生活中一個有許多不同的產業，以及一個產業中有許多不同的產品的經濟時[6]，仍然成立。

現在我們放松只生產一種產品的假定，引入產業的概念。許多生產技術有關聯的產品，共同構成了一個產業。比如數字控制機床、一般機械設備和通用的標準件共同構成了機械制造業。如圖2所示，I1、I2、I3分別代表某一產業I中的3種

說明：I1、I2和I3分別代表某個給定產業中，三種產品1、2和3的價值為1元等產量線

I代表該給定產業中的各個產品價值為1元等產量線的外包絡線，也即該產業的1元等產量線

C1C1、C2C2和C3C3分別代表資本相對豐富程度由低到高三種情況下的要素相對價格，同時也表示在對應的要素稟賦結構下1元錢的等成本線

A1、A2和A3分別代表相應要素稟賦結構之下各種具體產品的成本最小化的要素投入結構

不同產品的等產量曲線，它們所代表的產值相同[7]，但產品的特性和所使用的技術不同，平均相對勞動密集度I3大于I2，I2大于I1.當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較低，等成本線是C1C1時，一個企業只有選擇I1所代表的產品，并以A1點所代表的技術來生產時，才是有自生能力的。當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提高，等成本線變為C3C3時，只有選擇I3產品并以A3技術來生產的企業才有自生能力。

一個產業其實包括許許多多像圖2中I1、I2、I3這樣性質和技術有所差異的不同的等產量曲線。這些等產量線的外包絡線就夠成了該產業本身的等產量曲線，如圖2中所示，整個產業本身的等產量曲線I是I1、I2、I3以及許多其他未標出的等產量線的外包絡線。在這個等產量曲線中，每一點代表的是這個產業中的一個性質不同但產值相同的產品。

現在我們進一步把分析的視野由一個產業拓展到整個國民經濟。國民經濟有多個產業組成。如圖3所示，假定在一個經濟中有三個資本密集度漸次降低的產業，分別由H、M、L三條曲線刻劃。H、M、L表示三個歸屬于不同產業但是價值相同的等產值曲線，H是資本相對最密集的產業，L則是勞動最密集的產業。當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較低，其等成本線為C1C1時，一個企業選擇進入L產業或M產業并生產以A1點的技術或A2點的技術所代表的產品時都是有自生能力的。但是在這個經濟中，不管采用什么技術來生產，一個企業在資本最密集的產業H中，都是沒有自生能力的。當這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提高，等成本曲線由C1C1變為C2C2時，這個經濟就會出現技術和產業結構水平的升級。產業結構由原來的L和M升級到資本相對較為密集的M和H.這個經濟開始生產M產業的產品，并且原來處于L產業的企業將缺乏自生能力而退出生產。在產品和技術選擇上，M產業則由原來的A2升級到A3點。

產業/技術結構的升級決定于資本和勞動相對價格的降低，而后者則決定于要素稟賦結構水平的提高。因此，在一個完全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只有提高了要素稟賦的結構水平，產業和技術結構的水平才可以提高。而且，由于在自由競爭的經濟中，企業的自生能力隨著要素稟賦結構的提高和資本與勞動的相對價格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只要提高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這個經濟的產業和技術結構的水平自然會隨著企業的自主決策而提高。

說明：H、M和L分別代表三個資本密集程度由高到低的產業等價值線

C1C1和C2C2分別代表資本相對豐富程度由低到高兩種情況下的要素相對價格，同時也表示在對應的要素稟賦結構下1元錢的等成本線

從圖中可見，在資本相對稀缺時，有自生能力的產業是中等和低等資本密集度的產業M和L；在資本相對豐富時，有自生能力的產業是高等和中等資本密集度的產業H和M；另外，盡管在兩種不同的資本豐富程度之下M產業都具有自生能力，但是所選擇的具體產品卻是不一樣的

從上述的討論中可以看出自生能力和比較優勢的概念高度相關，兩者都決定于一個經濟中的要素稟賦結構。自生能力是從企業的角度來分析問題，而比較優勢則是以產業為討論的對象。以圖3為例，當一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較低，等成本曲線由C1C1來代表時，這個經濟在勞動力相對比較密集的L和M產業有比較優勢，在資本比較密集的H產業則沒有比較優勢，而這個經濟中的企業則只有在具有比較優勢的L產業或M產業中，采取以A1或A2的技術來生產相應的產品時才有自生能力，而在沒有比較優勢的資本密集產業H，則不管采用/生產何種技術/產品都沒有自生能力。當一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提高，等成本線從C1C1變為C2C2時，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變為M和H，而企業則只有在此兩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采取以A3或A4的技術來生產相應的產品時才有自生能力，同樣，在沒有比較優勢的勞動密集產業L，則不管采用/生產何種技術/產品都沒有自生能力。

在這里值得指出的是，一個經濟中的各個企業面對的是同樣的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價格水平，但在不同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各個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采用/生產的技術/產品的資本密集度也不會一樣。如圖3所示的3個產業，當一個經濟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比較低，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較為密集的L和M產業，在M產業上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采用/生產的技術/產品A2比在L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的企業所采用的技術/生產的技術/產品A1的資本密集度高。其次，兩個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結構水平的經濟可以在同一產業上具有比較優勢，但要素稟賦結構水平高的經濟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采用/生產的技術/產品的資本密集度，會比要素稟賦結構水平低的經濟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所采用的資本密集度高。以圖3為例，如果C1C1和C2C2分別代表兩個具有不同要素稟賦結構水平的經濟的等成本線，這兩個經濟都在M產業具有比較優勢。但同樣是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在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較高的經濟中所采用/生產的技術/產品為A3，其資本密集度高于在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較低的經濟中所采用的技術A2.

在上述討論中，我們假定每個企業所面對的等成本曲線的斜率都相同，因此，在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企業可以采用/生產而能具有自生能力的技術/產品，只是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的等產量曲線上的一個點。如果要素市場發育完全，競爭充分，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可以完全自由地在地區、產業、企業之間流動，企業家以及其他要素市場主體之間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企業家在信貸和勞動力市場上的談判能力相同，那么，要素市場會形成唯一的相對價格。然而，即使在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要素市場的發育不完善，競爭也是不充分的，要素在地區、產業、企業之間的流動不暢、摩擦大，交易費用高，市場主體之間的信息不完全對稱，金融市場和勞動力市場上的行為主體在市場交易中的地位不對等。因而要素相對價格在地區、企業等之間就有所不同。因而在現實生活中，每個企業所面對的等成本線的斜率不會完全一樣，所以從經驗現象來觀察，在一個經濟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中，企業可以有自生能力的不會是一個點，而是一個區間。但是，要素價格水平在企業和地區之間的差異，并不違背要素稟賦結構決定要素價格的原理。因為，盡管要素價格表現出一定范圍的差異，但是平均來講，資本相對豐富的國家，利率/工資率相對低，而勞動力相對豐富的國家反之。即使資金在國際間可以自由流動，資金價格在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趨同時，但是由于勞動力在國際間和地區間流動的成本大，所以工資水平在發達和不發達國家間差異巨大，進而要素相對價格在國際間（地區間）的對比關系，仍然呈現通常的規律。

由上述可見，就一個經濟體當中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而言，企業可以在其中具有自生能力的不是整個產業，也不是產業當中的一個生產點，而是整個產業當中的一個區段，我們將稱此區段為這個經濟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

一般發展中國家的要素稟賦特征是勞動力相對豐富，資本極端短缺。這個經濟體當中具有比較優勢、企業可以在其中具有自生能力的是勞動較為密集的產業區段。但在一般人的理解中，資本越密集的產業、技術，代表著越先進的產業、技術，因此，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經常為了追求產業、技術的先進性，而鼓勵企業進入資本過度密集而沒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產業區段，從而致使響應政府號召的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發展中國家的政府為了達到其目標，只好給予這種企業以政策性補貼、優惠、和保護。在發達國家則正好相反，原先勞動力相對密集產業中的有自生能力企業，在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提高以后，隨著產業升級，可能變為沒有自生能力，如果沒有政府的保護，這些企業將在市場競爭中被淘汰，但發達國家的政府往往為了維持勞動者的就業，而給予這些企業以各種保護和扶持。

三、趕超戰略下企業自生能力和傳統體制

經過20余年的改革、開放，和GDP每年接近10%的快速增長，我國的要素稟賦狀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從表1可看出，我國還是一個勞動力相對豐富、資金相對稀缺的經濟。和發達的國家相比，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是勞動力相對密集的產業或產業區段。在建國之初，我國的要素稟賦結構的水平應當比現在低的得多，在市場競爭中企業可以有自生能力的、具有比較優勢的產區段應該是勞動力很密集的。

表1：要素稟賦、要素密集度和要素相對價格

國家

或

地區占全球要素稟賦的份額（％）

要素密集度要素相對價格

土

地勞

動

力資

本資本/勞動（1000美元/工人）

土地/勞動（公頃/工人）

資本回報率/工資土地回報率/工資資本回報率/土地回報率

美國12.75.019.3115.61.40.471.01

加拿大3.10.61.788.62.90.790.223.54

歐盟5.96.430.7144.20.50.340.910.37

澳大利亞和

新西蘭3.50.41.5114.14.80.580.282.08

日本0.32.422.7281.90.10.2512.130.02

韓國0.10.81.556.50.11.65109.900.02

中國臺灣0.10.30.653.10.11.0819.200.06

中國香港0.00.10.5115.60.00.99293.830.00

中國大陸6.526.52.02.20.149.69102.880.48

新加坡和

馬來西亞0.50.40.648.10.82.8610.000.29

印度尼西亞2.13.30.54.60.324.958.710.42

菲律賓0.61.00.37.30.316.3947.740.34

泰國1.41.20.614.40.617.6431.180.57

南亞13.919.31.21.80.439.6664.990.61

墨西哥1.91.30.818.90.810.7311.120.96

加勒比和

中美洲地區1.11.00.38.40.614.2116.460.86

世界其他地區46.430.015.30.85.784.871.19

資料來源：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著“《WTO：中國與世界》，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12－13頁。

在一個國家，如果政府想要發展或保護的產業和產業區段不是這個國家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或產業區段，那么，就必須給予響應政府號召的企業政策性的補貼、優惠。新中國成立之初，為了在較短的時間內實現工業化，迅速縮小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結構差距，建立獨立的重工業/軍事工業體系，我國政府選擇了資金密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的趕超戰略。當時中國資本存量少，由市場決定的利率很高。如果由市場競爭決定價格，由價格來配置資源，那么，如圖4所示，在重工業中符合我國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是在A1點附近勞動力相對密集的加工、組裝、修理等，而非政府想要優先發展的在A2點附近的冶煉、重型機械制造等資本密集區段的產品。在A2點，如果不扭曲要素價格，那么企業的等成本線為C2，政府必須給予企業價值等于圖4縱軸上C1C2距離的資本的價值的補貼才能生存。

由于發展重工業的戰略目標與中國國情之間的尖銳矛盾，當時的政府有兩種選擇，一是維持市場經濟體制，利用稅收的手段，從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的企業中收稅，然后以財政轉移支付的方式直接補貼在A2點的企業。但是當時我國還是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城市經濟基礎薄弱，生產活動和經濟剩余主要還在廣闊的農村，政府收稅的成本高、稅收的能力弱，因此，這個方法不可取。另一方法是，利用行政手段人為壓低利率，使等成本線由C1C1變為C3C3，讓在A2點上的企業能夠維持生產。

壓低利率，雖然一方面使在資本密集的重工業區段的企業能夠維持生產，但在較低的利率水平下，政府不想優先發展產業區段的企業也想多得資金，采用資本更為密集的技術來生產，因此，資金的需求大增。另一方面，利率的水平被壓低以后，儲蓄的意愿受到抑制，資金供給的來源減少。結果必然出現資金供給和需求的缺口。如果由市場來配置資金，就不能保證有限的資金被配置到政府要優先發展的重工業項目當中。因此，政府必須用計劃和行政的手段把稀缺的資金直接配置給執行政府投資意圖的國有重工業企業。

說明：A1、B1和D1代表未扭曲要素價格條件下，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產品和技術選擇

A2、B2和D2代表趕超戰略下，扭曲要素價格之后，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產品和技術選擇

當政府把更多的資金配置到重工業時，農業和輕工業必然萎縮，而使其等產量曲線從I1和J1下降為I2和J2.這是因為，一個經濟體中每一時期的資金和勞動力總量是給定的，當政府把更多的資金配置到A2的重工業企業時，剩下來可用來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的資金將少于未扭曲前的資金量，而重工業企業在A2所雇傭的勞動數量少于在A1時的情形，因此，剩下來可用于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的勞動力將比未扭曲時的多。輕工業和農業所面臨的將是一條如C4C4所示、斜率較C1C1平坦（即資本更加昂貴、勞動力更加便宜）的等成本線，[8]輕工業和農業將會采用比原先更為勞動密集的技術如B2和D2來生產。

同樣，基于動員資源來發展沒有自生能力的重工企業的目的，政府也一一干預匯率、原材料價格、工資、物價等價格信號，形成了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并相應采取了計劃管理體制替代市場機制來將資金、外匯、原材料等配置到重工業部門。在農村也形成了以統購統銷和集體化為特征的經濟體制將農業生產的剩余集中起來支持重工產業和某些技術水平較高的輕工業產業[9]的發展。[10]

國有企業為國家所有，但國家作為所有者并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而是委托經理人員來經營，因此，和任何大型企業一樣，必然會產生激勵不相容和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在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下，一個企業盈虧不反映其經營狀況，而在計劃取代了市場以后，企業之間不再有競爭，一個企業到底是該贏多少或虧多少，也沒有一個參考的標準。在這種狀況下，如果企業經理享有經營自主權，必然會有積極性增加在職消費、職工福利等損公肥私的“道德風險”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產業發展意圖不至于被國有企業經理人員的自利行為所影響，國家就要剝奪國有企業在“人、財、物、產、供、銷”上的一切經營自主權。企業的職能僅在于實施上級下達的生產計劃、投資計劃。[11]

我國政府在改革前的傳統經濟體制中，人為扭曲價格體系、建立相應的以行政手段配置資源的計劃體制、剝奪企業的經營自主權，這些做法，實質上是在資金極端稀缺的要素稟賦結構下，推行資金極端密集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為了使實現這個戰略意圖但在市場競爭中不具自生能力的企業能夠被建立和生存的必要制度安排。

四、國有企業改革、政策性負擔的顯性化和企業績效

傳統的計劃體制使我國在一窮二白的基礎上建立起了一個完整的重工業體系，而且很快地取得了能原子彈試爆和衛星上天的驕人成績。但是在微觀基礎上，傳統的農業集體化制度不僅導致了1959到1961的農業危機及長期的農業生產率水平低下，[12]毫無自主權的國有企業經營管理體制也出現了干好干壞一個樣、大鍋飯、鐵飯碗等問題，工人沒有積極性，生產效率低下。[13]結果人民生活水平長期得不到提高，和東亞地區的新興工業化經濟的表現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1978年底11屆3中全會開始的改革開放，以放權讓利、提高工人、農民的積極性為入手點。在農業上推行家庭聯產承包制，取代集體性質的生產隊體制。由于農業是在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生產活動，家庭農場具有自生能力，因此，在實行“交足了國家、留足了集體、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分配制度后，農業生產力馬上得到解放，在1978年至1984年間出現了超常規的增長[14]，成為改革、開放20多年來最為成功的一項改革。但是，在國有企業改革上，由于許多國有企業在要素價格完全放開的競爭性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根本問題沒有得到解決，20年的努力并未能使國有企業的改革得到突破性的進展。

在傳統體制下，許多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的國有企業，是為了我國的戰略目標而設立，其所處的產業區段在我國不具比較優勢，在競爭性的市場中企業不具有自生能力。改革前由于價格的扭曲，和資源的行政配置，使許多國有企業不具自生能力的問題沒有顯現出來。但從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雖始于放權讓利的微觀經營機制改革，但逐漸被推向計劃配置體制和宏觀政策環境，市場競爭開始出現，產品和要素價格逐漸放開，國有企業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也就由隱性變為顯性。由于這些企業的投資決策是為了實現政府的戰略意圖，而不是企業的自主決策的結果，因此，缺乏自生能力的問題，可稱為加諸于國有企業的一種戰略性政策負擔。

除了自生能力所形成的戰略性政策負擔的問題外，改革后還出現了一種新的社會性政策負擔問題。在傳統的體制下，資金密集型的重工業投資創造的就業機會少，而政府負有安排城市勞動力就業的責任，因此，政府經常將三個工人安排到國有企業的一個工作崗位來就業[15]，使國有企業有了大量的冗員。同時，改革前國有企業工人的工資只夠支付當前消費，個人的養老、醫療、住房等只好依賴企業的供給。由于改革前推行的是“統收統支”制，企業將一切收入交給國家，企業的一切開支由政府財政撥付。因此，養冗員和退休老工人等支出對企業自身并不構成實際的負擔。但是，自實行了放權讓利的改革以后，這些開銷逐漸轉移到企業來，因此，冗員和老工人越多，企業的負擔就越重。這些負擔，也不是企業自主決策形成的，而是傳統體制遺留下來的問題，可以稱為社會性政策負擔。

政策性負擔，不管是戰略性的還是社會性的，使國有企業在市場競爭中和沒有這些負擔的非國有企業相比，處于不利的地位。政策性負擔會帶來政策性虧損，政府必須為政策性虧損負起責任。為了維持國有企業的生存，國家就必須給予各種政策性優惠、補貼和保護。包括：（1）繼續壓低資金的價格，并通過國家控制的銀行系統把社會儲蓄優先分配給國有企業；（2）技改資金繼續由國家財政撥款投入；（3）繼續給予各種壟斷、限制非國有企業的進入等保護。

但是由于政策性負擔的復雜性和多樣性，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企業可以把任何經營失敗的責任都歸咎于政策性負擔上，國家只好把國有企業虧損的所有責任都背起來，導致了國有企業的軟預算約束。[16]

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的重要性在理論界和決策界已有共識，承包制、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的改革目的都是為了硬化國有企業預算約束所做的嘗試。但是，預算軟預算的問題仍然存在，其原因在于國有企業的預算軟約束內生于政策性負擔，上述改革沒有消除政策性負擔，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問題，所以這些改革只是治標而非治本之策。即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如果私人企業有了政策性負擔，政府也必須給予政策性優惠、保護等，而使這些企業有了軟預算約束。[17]國有企業預算的硬化、改革的最終成功有賴于政策負擔的消除。

經過多年的改革，剝離國有企業的社會性政策負擔，如冗員下崗[18]，建立社會保障體系等正在有序進行并初見成效。然而，對于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政策負擔的解決，使國有企業獲得自生能力的問題，則沒有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

國有企業改革發軔于放權讓利，中經利改稅、承包經營責任制，直到實行現代企業制度等，一直圍繞微觀的激勵和企業的內部治理機制苦苦探索。這些改革背后的思路也認識到了國有企業績效低下和傳統治理結構之間的共生性。但是共生性并不是因果關系。事實上這兩者都是國有企業自生能力低下內生決定的[19].國有企業自生能力低下，所以其績效不可避免也低下；國家和國有企業之間存在委托關系，而傳統體制下的國有企業治理結構，是在存在政策性負擔，導致沒有公平競爭時，防止委托問題過分惡化的內生選擇。如果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沒有提高，公平競爭的環境尚未形成，就把傳統的治理機制予以改變，賦予企業以經營決策權和利潤支配權，委托問題一定會惡化。這正是國有企業改革遲遲不能突破的根本原因所在。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有一種觀點認為，既然國有企業享受了政策性補貼，那么政策性負擔就不成其為負擔了，國有企業也就不能再以此為借口，為其經營性失敗開脫了。這種看法看似有理，實則混淆了因果關系。政策性補貼是結果，是內生于政策性負擔的。而問題的要害之處在于，國家與企業之間在政策性負擔方面存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問題。只要政策性負擔不消除，那么國家永遠難于確知其真實水平，企業可以繼續把經營性虧損的責任推給政策性虧損，要求國家予以政策性補貼。只要政策性補貼、軟預算約束的源頭照舊存在，國有企業經營的激勵就不會加強、績效就不會提高。

五、消除政策性負擔，調整生產活動布局，引進國外資本，提高企業自生能力

歸結上面的討論，可以得出結論：在當前階段國有企業改革的當務之急是在鞏固剝離社會性負擔取得的成果的基礎上，盡速剝離國有企業的戰略性政策負擔，使國有企業獲得自生能力。

這個改革邏輯決不是就事論事、頭痛醫頭，而是事關國家整個經濟安全的。由于許多國有企業存在于我國不具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它們的生存依靠政府的補貼、優惠和保護。加入WTO之后，隨著體制的規范化，金融市場的開放，內資銀行如果維持低息，那么許多儲蓄將會分流到外資金融機構。如果國有銀行的存款不能不斷增加，或是出現減少的情形，現有的巨額不良貸款就會成為無法承受的問題，甚至演變成為危機。因此，面對外資銀行的競爭，中國的資本價格必定將回歸其均衡水平。如此背景下，等成本線會從圖4中的C3C3變為C1C1.而在WTO的框架下，國家又不可能（也沒有財力）繼續給予國有企業高額的資金成本補貼，和其他各種保護。許多不具有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將會垮臺，目前被國有企業占用的大量銀行貸款就會變為壞帳，同樣會激化成金融危機。所以，消除戰略性負擔，使國有企業具有自生能力，刻不容緩。

國有企業所以沒有自生能力是因為它所在的產業區段我國不具有比較優勢，而我國所以在那些產業區段不具有比較優勢，又是因為在競爭的市場條件下，按我國當前的要素稟賦結構水平，資金的相對價格太高。根據國有企業的產品的國內市場的大小，解決國有企業自生能力的問題有兩個可能的途徑：

1.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的產品有很大的國內市場，則可以用和發達國家的外資企業合資，或是直接到國外的資本市場上市的方式獲取國外的資金，克服國內資金相對稀缺的比較劣勢。發達的國家的資金相對豐富，資金的成本較低，和發達國家的企業合資或是直接上市，都可以引進便宜的資金，改變企業所面對的等本線的斜率，而使其變為有自生能力。而對國外資本來說，如果該國有企業產品的國內市場很大，和這個國有企業合資或是購買這個國有企業的股票，是進入我國市場的一個捷徑。因此，這是一個雙贏的措施。我國主要汽車制造廠和外國汽車制造廠的合資，以及中國移動通信、中國石化到海外的上市走的就是這條途徑。

2.如果某一不具自生能力的國有企業的產品，在國內的市場規模很小，而這種產品又不是國防安全不可或缺的，則可以鼓勵這個企業，轉產、轉業以提高自生能力。有一些老軍工、重工企業，產品老舊，已無市場，但有相當好的工程設計力量。對這一類型的企業，利用其較好的工程設計能力，轉業轉產勞動力較密集、在我國具有比較優勢區段的產品是使其具有自生能力的可行辦法，四川的長虹、嘉陵即是這類例子。第二類是產品在企業的所在地已不符合當地的比較優勢，但在我國其他地區則還有比較優勢，如上海的紡織業，因為勞動力成本在上海遠比在國內的其它地區高，因此，無法和其它地區的紡織業競爭，解決的辦法則是轉移產地，整廠遷移到勞動力成本較低的中西部地區。還有一些國有企業，其產品已無國內市場，而又無轉產和轉業的可能，則只好讓其破產。最后，還有少數一些企業，其資本和技術密集程度很高，其產品為國防安全所必需，不管國有或是民營，這類企業既不適合轉產也不適合讓外資參股，其生存只能靠國家財政的支持。

六、結論

國有企業改革關乎到整個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但20多年的努力尚未在國有企業改革上取得根本的成功，原因在于許多國有企業尚未解決自生能力的問題。事實上，我國在新興的家電產業涌現一批非常成功的國有企業，如海爾、長虹等，原因則在于這些企業的產品勞動相對密集，在我國具有比較優勢，所以，這些國有企業是有自生能力的。

按照自生能力的邏輯深化改革，首先要摒棄的是本文一開始就提到的盲目貪大、求洋、圖新的觀念。這些以新的形式表現出來的趕超思想和做法包括兩種：以非市場的方式超前地追求先進技術，和企業規模的擴大。盡管出發點是好的，但是這些主張和做法不僅不能提高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相反會南轅北轍，弱化國有企業的自生能力。所以必須首先拋棄之。技術水平低固然是落后的標志，但正如前文分析所表明的那樣，企業具有自生能力的產品、技術，決定于這個國家的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除非提高了要素稟賦結構，或是引進外資，否則難于提高一個國家的技術結構水平。技術上的后進其實恰恰正是落后國家經濟高速增長的潛在源泉，日本和東亞的新興工業化國家，就是憑借技術上的后發優勢保持了長達40年左右的高速增長。

技術后進所以成為后發優勢，是因為后進國家無須投入巨資進行高風險的R&D，只須以較低的成本從發達國家引進已經證明有商業價值的、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適用技術（林毅夫等，1999）。而這些技術往往是發達國家中喪失比較優勢、需要轉移出去的。后發優勢也是中國未來30年甚至更長時間內高速增長的潛力所在。[20]中國只有通過選擇勞動密集的技術，才能把潛在的后發優勢與現實的勞動力相對豐富的比較優勢結合起來，賺取最大的利潤，以“小步快跑”的方式縮短與發達國家要素稟賦結構的差距。要素稟賦結構差距縮小后，中國的比較優勢區段才能夠向上演進，技術上的差距才會相應縮小。

同樣的道理，企業規模大是市場競爭的結果，而不是參與競爭的必要前提。企業的競爭力取決于成本水平，而不是企業規模的大小；而成本水平歸根結底取決于產品/技術選擇和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吻合程度。發達國家跨國公司較大的規模，是橫向一體化、縱向一體化、經營多樣化的結果。橫向一體化旨在追求同一產品的最優經濟規模；縱向一體化旨在克服上下游生產環節之間的交易不確定性，減低重大投資的風險；經營多樣化的目的，是高資本密集度企業為規避單業經營的風險。中國未來相當一段時間內，勞動密集產業將占主導地位。勞動密集產業中，同一產品的最優規模小，橫向一體化的經濟意義不大；上下游之間的交易聯系不太緊密，企業進行大規模投資的必要性并不明顯；企業轉產轉業比較容易，也無須通過多樣化經營分散風險。所以，不顧現實條件片面追求企業規模擴大，不具有經濟合理性。發展先進技術和擴大企業規模，一定要建立在市場規律之上，由企業自主按照價格信號和經營需要決策。各級政府任何拔苗助長般的趕超行為，都會欲速不達。

政府在經濟發展的指導思想上重視比較優勢的原則，讓國有企業根據市場競爭在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區段發展，不僅是解決國有企業自生能力問題，完成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必要條件，而且，也是任何一個經濟有效運行的必要條件。錢穎一教授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將資本主義經濟分成“好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壞的資本主義經濟”。如果一個資本主義經濟，不重視比較優勢，采取趕超戰略，那么，必然要采取行政手段，扭曲價格信號，干預市場配置資源的功能，去扶持不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的發展。這種戰略性負擔不僅成了企業預算軟預算的藉口，而且，企業為了多得到政府的優惠、補貼，必然造成尋租行為的普遍化。分配不公，效率低下，成了錢穎一所描述的“壞的資本主義”。

當然自生能力是企業在競爭的市場中經營成功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一個具有自生能力的企業，并不一定會在競爭的市場中獲得盈利。在有了自生能力后，企業還要不斷根據市場的供給、需求、產品、技術、競爭的狀況，改進激勵機制、管理水平和治理結構等，才能在市場競爭中獲勝。但是自生能力的問題不解決，任何針對國有企業的改革都無法取得預期的效果。

參考文獻：

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發展戰略研究組，2000，《國有企業改革的回顧與展望》，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內部討論稿，No.C2000006.

李善同、王直、翟凡、徐林，2000，《WTO：中國與世界》，中國發展出版社，2000年3月版。

林毅夫，1999，“展望新千年的中國經濟”，載于林毅夫、海聞、平新喬主編《中國經濟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4，《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7，《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林毅夫、蔡昉、李周，1999，《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上海三聯書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吳敬璉，1994，《現代公司與企業改革》，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

張維迎，1999，《現代企業理論和中國企業改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

注釋:

[1]自生能力的定義后面將要詳細介紹。

[2]盡管早在改革之初，著名經濟學家孫冶方就振聾發聵般地大聲疾呼“千規律、萬規律，價值規律第一條”，但是國內卻是在改革開放進行了很長時間之后，才普遍認可價值規律在社會主義經濟中調節作用的。與此類似，長期以來我們未能從產業和技術結構與要素稟賦結構的吻合角度，探索國有企業改革的出路，以致于遲遲走不出困境。依筆者之見，目前是大力鼓呼提高國有企業自生能力的時候了。

[3]本節的內容取自Lin，JustinYifu.“DevelopmentStrategyandEconomicConvergence，”TheInauguralD.GaleJohnsonLecture，DepartmentofEconomics，theUniversityofChicago，May14，2001.

[4]一個經濟中的要素稟賦包括土地（自然資源）、勞動和資本三種生產要素，為簡便計，本文假定只有勞動和資本兩種要素。

[5]這里假設一個企業從原來采用的技術A，改為新的技術B，可以即時完成，而且，不需要任何技術變動成本。

[6]在現實的社會中，一個產業，可以將各個生產區段按資本和勞動的相對密集度的不同，從高到低排列成資本最密集的區段到勞動最密集的區段。以生產計算機的產業為例，大致可區分成為研發、核心芯片生產、零部件生產、和組裝四個區段。研發的資本最密集，IBM一年的研發投入在50億美元以上，intel的投入則在30億美元左右，核心芯片的生產資本密集度次之，一條生產線大約在12、3億美元，零部件的生產，資本密集度和傳統的電子產業無多大差別，組裝則純屬勞動密集產的生產區段。在一個經

中，也可以根據生產和技術的特性，將各個產業按平均資本和勞動相對密集度的不同，從高到低排列成資本最密集到勞動最密集的產業。

[7]在自由、開放、競爭的市場當中，給定產品的價格（如國際價格）之后，等產量線就同時具有了等價值線的含義。如果生產技術是規模報酬中性的，那么，我們可以進一步在勞動和資本投入量的坐標系當中構造出價值為1元的等價值線，其含義是：在給定的產品價格和不變規模報酬生產技術之下，生產價值為1元的某種產品的各種可能的勞動和資本投入量的組合比例。

[8]這里假定政府對重工業和輕工業和農業的資金價格采取差別定價的方式，壓低重工業的資金價格并優先保證重用業的資金需求，剩余的資金則由市場定價。在諸多采取資本密集產業優先發展的市場經濟國家，這是一個常用的政策措施。在我國的計劃經濟時期，輕工業的資金則和重工業一樣由政府財政撥款，但能得到的量非常少，在“一五”計劃時期，整個輕工業的投資僅占總投資的6.4%，因此，得不到發展。農業則除了一些大型的水利項目外，政府在生產上沒有資金投入，農民必須靠自有的很少的資金，以接近原始工具的方式來生產。

[9]在圖4中標出的情形中，政府僅僅以壓低的資本價格扶持重工業企業，這樣做是為了畫圖方便。事實上中國趕超戰略之下，國有的重工業和輕工業企業，都享受到了壓低資金價格的優惠，但輕工業企業能分配到的資金很少。農業的有些項目，如大型水庫、灌渠等，也能分配到廉價的資金，但大多數的農業生產項目和非國有的其他工業企業，則沒有享受到這種優惠。

[10]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增訂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聯出版社，1999年，第2章，對傳統計劃體制形成機理的討論。

[11]參見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三聯出版社，1997年

[12]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第1章。

[13]林毅夫、蔡昉、李周，《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出版社，1997年。

[14]林毅夫，《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上海三聯出版社，1994年，第2、3章。

[15]一個人的工作三個人來干，這個事實和追求資本相對密集、勞動力相對不密集的技術趕超，是兩個概念，兩者并不矛盾。這是因為雇傭同樣勞動力數量之下，實際的勞動力利用效率可以大不一樣，廣大發展中國家大多都在趕超的同時，出于就業目的而實行類似中國一樣的高就業政策。但是高就業的表象背后是實際上的大量隱性失業。

在進行經驗研究時，大部分觀察到的經驗資料都無法反映出真實（或者說有效）的勞動力雇傭量。這樣一來，以通常的歷史統計資料分析執行趕超戰略企業的技術選擇時，往往高估勞動力雇傭量，從而低估人均資本裝備水平。

[16]JustinYifuLinandGuofuTan.“PolicyBurden，Accountability，andtheSoftBudgetConstraint，”AmericanEconomicReview，Vol.89，No.2（1999），pp.426-31.

[17]韓國的大企業集團是最好的例子，在樸正熙時代韓國政府鼓勵大企業集團去發展資本過度密集、不具比較優勢的技術/產品，大企業集團就以此為借口向政府要各種銀行貸款、稅收、關稅等等方面的優惠和扶持。前蘇聯、東歐的許多國有企業私有化后，預算軟約束繼續存在，政府給的各種補貼不減反增，原因也在于政策性負擔并未被消除。

[18]冗員下崗是消除社會性政策負擔的辦法之一，而消除戰略性政策負擔的基本方向之一則是降低企業的資本密集度。乍一看，冗員下崗的直接后果是提高人均資本裝備水平，似乎兩者似乎顧此失彼。但是事實上二者并不矛盾。一來冗員本身作為社會性負擔應該消除，二來，經過20多年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中國現在要素稟賦結構已經較建國之初大大提升。在建國之初沒有自生能力的某些行業，現在就具有了自生能力。對這些產業而言，盡管冗員下崗會提高資本裝備水平，但提高后的裝備水平，在當前是符合具有自生能力的要求的。另外也可以和資本豐富的外資企業合資或到國外上市的方式來克服我國資金相對稀缺的劣勢，以消除戰略性負擔，詳見下節討論。

[19]這里涉及到經濟學的方法論問題。可參看筆者為《中國經濟學1999》（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撰寫的前言中有關部分，和“經濟學研究方法與中國經濟學科發展”《經濟研究》2001年第4期。

[20]中國在1999年時人均收人為780美元，美國則為30，600美元，中國約為美國的1/40.因為，我國的人口約為美國的5倍，因此，總體的經濟規模約為美國的1/8.人均收入水平是要素稟賦水平和技術總體水平的一個很好指標。如果利用這個技術差距，而使中國再維持30年每年10%的經濟增長，而美國維持每年3%的經濟增長，則中國的人均收入水平將為美國的1/5.屆時中國總體的經濟規模將和美國相等。但因和發達國家還有一段技術差距，仍然可以利用這個后發優勢，取得比發達國家更快的發展，中國的總體經濟規模將可超過美國。當然，總有一天中國的收入水平和技術和發達國家的差距縮小，必須靠自主的技術研發來取得技術進步，到那時我國在技術研發上的大國優勢就會發揮出來，會比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更有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