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北宋畫學教育評析論文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我國近代教育興起之前，官方創設的繪畫教育專門機構僅有北宋末年的畫學。“畫學”這個名詞是比照太學而來的。當時與書學、算學、醫學等并列，都是太學的分支。畫學可視為高級別的皇家美術學院。畫學由宋徽宗趙佶創立，第一次也僅有這一次，將繪畫教育納入國家正規教育制度。宋徽宗創立畫學的直接起因，卻是因為應詔繪制五岳觀的畫家“多不稱旨”。鄧椿《畫紀》云：“始建五岳觀，大集天下名手，應詔者數百人，咸使圖之，多不稱旨。自此之后，益興畫學，教育眾工。如進士科，下題取士。復立博士，考其藝能。”由此可知，宋徽宗創設畫學，更多的是出于培養繪畫人才的愿望。

按《宋會要》等書記載，可知畫學前后舉辦了七年（1104—1110）。如果考慮到學舍直到大觀元年（1107）才最后完工，那么，教學應該從畫學招收學生這一年算起。這樣說來，畫學進行繪畫教學的實際時間，前后只有四五年左右。雖然時間并不算長，但對宋代繪畫的發展卻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績是有目共睹的。留下姓名的畫學生只有石玨和王希孟兩人，僅王希孟的青綠山水長卷《千里江山圖卷》就足以使畫學傳流千古了。其次是畫學生被并入翰林圖畫院之后，畫院的創作力量得以加強，他們又是南宋初年的杭州御前畫院的班底。也就是說，南宋初年的繪畫藝術成就與畫學的繪畫教育是密不可分的。

與當時教育制度一樣，畫學也由博士“職專教導”①，是合“教育眾工”與“考其藝能”兩者合為一體的。今日可考的畫學博士，僅知有米芾、宋子房兩人。米芾，《畫繼》云：“當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②米芾任職時期為崇寧五年和大觀元年（1106—1107）。米芾雖以書法見長，但精于賞鑒，有自己獨到的見解。山水畫方面獨推董巨，不取李范諸家；人物畫不取吳道子一筆，恐入畫工習氣。這些都屬于文人畫范疇的美學觀。③宋子房，也見于《畫繼》的記載，由鄧椿大父鄧洵武任中書侍郎時“薦為博士”，時在大觀元年三月至五月之間。也就是說，宋子房是繼米芾之后的畫學博士。子房，字漢杰，受到過蘇東坡的褒揚，謂之：“觀士人畫，如閱天下馬，取其意氣所到。乃若畫工，往往只取鞭策皮毛、槽櫪芻秣，無一點俊發，看數尺許便倦。漢杰，真士人畫也。”④宋子房出任畫學博士，得到當時人的普遍認同，“咸謂得人”。僅知的這兩位畫學博士，都是北宋后期文人畫思潮初起時受到普遍推重的，他們的文人畫意趣，無疑會使宮廷繪畫向著文人畫的方面推進。事實上也是如此，以精嚴的筆法，傳達文人的意趣，一直被認為是北宋末年的杰出成就。

《宋史·選舉志》記錄了畫學的分科和課程：“畫學之業，曰佛道，曰人物，曰山水，曰鳥獸，曰花竹，曰屋木。以《說文》《爾雅》《方言》《釋名》教授，《說文》則令書篆字，著音訓，余書皆設問答，以所解藝觀其能通畫意與否。”用今天的觀點來看，《說文》《爾雅》等文字學著名的學術性很強，實在難以“通畫意”。再說，考核畫學生的文學領域里的前賢詩句，與這些課程也基本無關。可見，畫學的課程設置不甚合理。但是，這些課程設置表明了當時培養的繪畫人才，顯然不是僅僅能畫畫的“眾工”，至少反映出某些良好的愿望。

繪畫專業課有臨古和寫生兩類。關于臨古，《畫繼》卷一談到宋室南遷之后，鄧椿碰到兩三位流落在四川的畫院畫家，曾經對他這樣說：“某在院時，每旬日蒙恩出御府圖軸兩匣，命中貴押送院，以示學人。仍責軍令狀，以防遺墜漬污。”這樣好的學習條件，只能是皇家畫學才有可能辦到。關于寫生，是與一則記錄聯系在一起的。《畫繼》說宋徽宗“孔雀升藤，必先舉左，眾史駭服”，這表明宋徽宗對寫生的看重。“眾史駭服”則說明道君皇帝對繪畫藝術的造詣與導向。寫生，寫其生意，傳其情態，并不是西洋畫中所說的如燈取影，照實描摹。臨古與寫生兩方面并重，培養了畫學生徒謹嚴的體察能力和精微的表現能力。畫學生在學習期間，與太學一樣，也經常有考試。考題多以詩句為之，可以舉出沿傳至今的八例：①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②亂山藏古寺；③蝴蝶夢中家萬里；④杜鵑枝上月三更；⑤竹鎖橋邊賣酒家；⑥踏花歸去馬蹄香；⑦嫩綠枝頭紅一點，動人春色不須多；⑧午陰多處聽潺。第一題，《畫繼》云：“第二人以下，多系空艏岸側，或拳鷺于舷間，或棲鴉于篷背。獨槐則不然，畫一舟人，臥于舟恬，橫一孤笛，其意以為非無舟人，止無行人耳，且見舟子之甚閑也。”第八題，在《蘭亭續考》中被偶然提到，“昔政和畫學以‘午陰多處聽潺’命題，眾皆作清流激湍而聽者坐其側。最后納卷者，獨為藤蔓膠，樹影正中，而有人屬耳于崩崖亂石之間。上覽之，以為真聽潺者。”以上這些記載，是要求畫家對詩句有恰當的理解，繪畫技巧、謀章布局的能力反而是其次了。誠如《螢雪叢說》所言，“夫以畫學之取人，取其意思超拔者為上。亦猶科舉之取士，取其文才角出者為優。二者之試，雖下筆有所不同，而于得失之際，只較智與不智而已。”也就是說，要求畫學生“善體詩人之意”，富有文學修養與審美。

北宋末年，文人評論繪畫的影響越來越大。郭熙以為清篇秀句的“幽情美趣”有助于啟發畫意，蘇東坡以為優秀的繪畫應像詩意一樣“天工與清新”，受此影響，導源于詩情畫意的惠崇小景、淡遠寧靜的平遠山水、野逸意味的徐熙花鳥等，越來越受到重視。詩意的追求，不僅在文人學士中盛行，即使在官修的《宣和畫譜》中也對詩意再三致意。在這種情況下，畫學教授文化課的目的在于“觀其能通畫意與否”，以前賢詩句來考核學生，自然是順理成章，絲毫不顯得突兀了。文學對繪畫的影響，已經暗示著后世“文人畫”已經展開了。畫學的學官制度、課程設置與考試標準，說明當時的繪畫教育既順應著繪畫發展的時代潮流，也推動了繪畫思潮的深化和拓展。

縱觀古代宮繪畫一千多年的歷史，政府組織的繪畫教學機構僅有這一次，具有重要的歷史意義。總體來看，畫學教育得大于失。畫學的歷史經驗，對現今的藝術學院教育教學，也有著現實的借鑒意義。當前的藝術教育，普遍存在著僅僅取法海外的片面性，反而忽略了傳統藝術教育的成功之處，或許不是因為北宋畫學存在的時間太短吧。

注釋：

①本文所引畫學史料，均參見：陳高華《宋遼金畫家史料》，文物出版社

②鄧椿《畫繼》，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③參見米芾《畫史》，中國書畫全書本

④蘇軾《東坡題跋》，叢書集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