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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秋瑾所生活的年代處于中國文化轉型的重要歷史階段，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印證了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文化的矛盾與融合。她前期的創(chuàng)作以詩詞為主要形式，集中在贊譽古代女英雄的主題上；后期成就最高的是賦有啟蒙思想的白話文創(chuàng)作。對她前后兩個時期文學創(chuàng)作的考察與評價，可以管窺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某些特質。

[論文關鍵詞】秋瑾；創(chuàng)作；傳統(tǒng)；現代；轉型

秋瑾所生活的時代(1875—19o7)是中國新舊思想更迭、傳統(tǒng)文化與現代文化沖突與交融的時期。1902年(或1903年)，…秋瑾隨夫北上，成為她生活與創(chuàng)作的重要轉折點。據此，秋瑾的文學創(chuàng)作可分為前后兩個時期，在主題與形式上均有很大的差異。這種文學創(chuàng)作現象反映了秋瑾思想上的巨大變化，也彰顯出近代文化轉型期文學所必然發(fā)生的變異。

一、秋瑾詩歌的主題

秋瑾出身于官宦之家，天生聰慧，加之少時在私塾中接受的傳統(tǒng)教育，助其成為精于詩文的典型的傳統(tǒng)社會才女。1892年，秋瑾隨父親秋壽南遷至湖南，開始了居湘、北上、旅日、回國幾個重要的人生階段。

其中，北上之后的北京生活時期促成了秋瑾思想的裂變與飛躍，形成了秋瑾前后截然不同的生活態(tài)度和創(chuàng)作主題。l896年，秋瑾遵從父母之命在湖南與富商子弟王廷鈞完婚，這是她居湘期間由閨秀到人婦的生活轉折。王家優(yōu)裕的物質生活使秋瑾無衣食之憂，并有讀書、交友、賦詩之閑。秋瑾赴京之前的創(chuàng)作形式以詩歌為主，其中以五言、七言居多。這時的秋瑾與傳統(tǒng)社會的大多數女子一樣，被阻隔在社會生活之外，借“春愁秋悲”表達她們閨中寂寞難耐的苦楚。她曾以“閨內惟馀燈作伴”、“一點無聊托素琴”(《寄柬理妹》)的詩句表達自己孤獨寂寥的情懷。這類詩歌與大多數古代女子常見的主題相同。

然而，秋瑾天生與眾不同的秉性，使其大量詩作與那些“必然流入‘自娛’與‘閑吟’的私人價值范疇”的“閨秀文學”有很大的不同。中國古代詩詞有借物詠懷、托物寓意的傳統(tǒng)，在秋瑾這一時期的詠物詩中，傲霜斗寒的松、梅、菊等意象十分常見，她通過吟詠這些雄健、剛毅的文化意象，闡釋了自我“英風傲骨”的性格與品質。在“嶺梅開候曉風寒，幾度添衣怕依欄”這樣常見的有感于季節(jié)變化的詩句中，寄予著秋瑾“殘菊猶能傲霜雪，休將白眼對人看”的人生志向，與她對花木蘭、秦良玉等古代女杰的崇拜心理相契合。

對古代英雄女杰的歌吟與贊譽，是秋瑾這時期詩歌創(chuàng)作的中心主題，《(芝龕記)題后八章》可堪稱代表。這首詩創(chuàng)作于入湘之初，有感于清人董寅伯所作之傳奇《芝龕記》。《芝龕記》記載了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事跡，她們的功績成為秋瑾抒發(fā)自己人生理想的媒介與載體。此后，花木蘭、秦良玉、沈云英等古代女杰的形象不斷出現在秋瑾的詩作中。

在中國古代的女性創(chuàng)作中，崇尚古代女杰的主題已有傳統(tǒng)，特別是在彈詞中，女作家們塑造了一系列的巾幗英雄形象。清代的王貞儀曾寫下長詩《題女中丈夫圖》，創(chuàng)作彈詞《金魚緣》的孫德英也有“欲伸世上閨娃志”的意向，但是，她們都沒有秋瑾身體力行地去踐行這般理想的遠大抱負。在秋瑾的詩詞中，她已不似李清照“戚戚慘慘凄凄”那般憐憫自我身世，而是充滿了“自憐風骨難諧俗”(《梅十章》)、“獨立白憐標格異”(《白梅》)、“濁流縱處身原潔”(《獨對次(清明)韻》)等反叛世俗的情緒。

秋瑾贊譽古代女杰、反叛世俗性別偏見的思想自然與她的性別有關，與她天性豪爽、剛烈、不妥協(xié)的性格有關，更與男女平權的時代征候有關。“莫重男兒薄女兒”等詩句充分地體現了秋瑾對男尊女卑封建思想的不滿。然而，她對男女平等的理解不僅僅停留在家庭生活層面上，更集中地體現在政治層面上。在古代社會，“治國、平天下”的社會理想向來是男子的責任與權利，女子被拒絕在社會領域之外，無權參與宏大的政治敘事，無以寄托自己的宏圖大志，這正是秋瑾對男權專制文化的最大不滿。一方面，她在“始信英雄亦有雌”、“千秋羞說左寧南”等詩句中，著意凸顯女子立下的功績，通過歷史上兩性人物之間的對比，尋找女子報效國家的現實依據；另一方面則在“謫來塵世恥為男”、“精忠報國賴紅顏”等詩句中突出表現了她的女權意識。這種潛在的顛覆男性中心歷史的意識已經超出了男女平等的基本要求，具有某種現代的女權意識。

在那個西風東漸、女性獨立意識萌生的歷史時期，西方平等、自由、民主思想的影響日趨深人。秋瑾在北京從吳芝瑛那里接受了這些思想的影響，同時，她對婚姻的不滿，促成了她以“家庭”為起點的革命道路。

秋瑾在《賀新郎?戲賀佩妹合巹》中有“人爭道郎才女貌，天生嘉淑”之旬，表明她的婚姻理想中也有中國傳統(tǒng)的“郎才女貌”的烙印。對于封建時代的男子來講，所謂的“才”，不僅僅是舞文弄墨，而是要通過仕途進入主流社會的政治秩序中。這本身是符合中國封建時代士人理想的。然而，王廷鈞雖有萬貫家財，卻無緣走上科舉之路，與官宦之途無緣。雖然借助金錢的勢力在北京謀得了一個職位，但是，他在官場上的表現并不讓人滿意。王廷均無才同時無德，更讓秋瑾倍感失望。在后期彈詞《精衛(wèi)石》的創(chuàng)作中，秋瑾為黃鞠瑞許配了“大腹賈茍家兒子，恰恰的是個紈绔無賴子弟”而為憾，這何嘗不是她對自我命運的嘆惋!她在寫給兄長秋譽章的信中也明確地表露：“嗚呼!妹如得佳偶，互相切磋，此七八年豈不能精進學業(yè)?名譽當不致如今日，必當出人頭地，以為我宗父母兄弟光。奈何遇此比匪，無受益，而反以終日之氣惱傷此腦筋。”此外，秋瑾的陽剛氣質與丈夫的柔弱秉性形成對比，也是家庭矛盾的原因之一，最終促使她毅然決然地出走家庭，東渡日本，而后走上啟蒙與革命的道路。

二、啟蒙的文學創(chuàng)作

家庭革命、女權的平等意識與反清復明的思想等多重因素對秋瑾東渡日本的抉擇都有影響，而這些富有強烈時代色彩的意識與思想正是近代文化啟蒙的重要內容。所謂“啟蒙”(EIllit伽ment)，來源于西語詞源，為“照亮”之意。文化啟蒙是指對于沒有知識、愚昧與蒙蔽的思想意識進行開發(fā)。“婦女在社會上、政治上、教育上有和男子同等之權利與待遇”是當時中國“女權”的基本欲求，也是啟蒙婦女的目標。日本是傳播西方女權思想的中介。在北京已經接受女權思想啟蒙的秋瑾，在日本得到了參與啟蒙婦女的機遇。

在清末民初開啟民智的強大話語中，提倡白話文成為文化啟蒙的途徑。l89r7年8月裘廷梁在《中國官音白話報》發(fā)表《論白話為維新之本》一文，倡導白話文，試圖使民間社會“合理”的語言交際工具獲得“合法”的地位，以實現語言在啟蒙中的作用。19o4年9月，秋瑾到達日本不久，就創(chuàng)辦了《白話》雜志。

她認為：“欲圖光復，非普及知識不可”，乃“仿歐美新聞紙之例，以俚俗語為文，……以為婦人孺子之先導。”創(chuàng)辦《白話》是她啟蒙思想的實踐。同時，她也積極參加知識者們組織的演說會、故事會。這些方式是啟蒙民間下層社會的主要方式，這種風氣在國內較為盛行，在日本留學生中也比較普遍。發(fā)表在《白話>第一期的《演說的好處》一文，是秋瑾在日本留學生演說練習會上的演說稿。該文列舉了演說的五種好處，其中第三條為：“人人都能聽懂，雖是不識字的婦女、小孩子，都可聽的。”這也是其中最為具體的一條。

歸國后，秋瑾通過婦女結社、創(chuàng)辦報刊等舉動進一步實踐她啟蒙女界的理想。1907年，她在上海續(xù)辦《女子世界》雜志，又創(chuàng)辦了《中國女報》，明確地打起了女界啟蒙與革命的大旗。在秋瑾創(chuàng)辦的《中國女報》之《草章及意旨》中，闡明創(chuàng)刊的目的是“以開通風氣，提倡女學，聯感情，結團體，并為他日創(chuàng)設中國婦人協(xié)會之基礎為宗旨”，并“志在擴充、普及女界之智識，另編譯各種有益女界之書文、小說印行，以供購閱。”她創(chuàng)辦的這些刊物“以文、俗之筆墨并行，以便于不甚通文理者，亦得瀏覽”，從而實現她讓更多的人讀懂的目的。

秋瑾在從事辦刊、辦學的啟蒙實踐同時，堅持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這個時期，她的創(chuàng)作以“新文體”政論文成就最高。同樣是出于啟蒙的目的，梁啟超在提出“小說界革命”、“詩界革命”之后，又提倡“新文體”散文創(chuàng)作，力求把俗語俚語入文，增添散文的口語化、通俗化特質。秋瑾積極嘗試這種文體。她的《敬告中國二萬萬女同胞》、《敬告姊妹們》、《演說的好處》等文寫得曉暢淋漓。盡管她的白話散文數量不多，成就卻要肯定。《敬告姊妹們》一文是宣傳婦女獨立、尋求解放的典范性文本。

唉!二萬萬的男子，是入了文明新世界，我的二萬萬女同胞，還依然黑暗沉淪在十八層地獄，一層也不想爬上來。足兒纏得小小的，頭兒梳得光光的；花兒、朵兒，扎的、鑲的，戴的；綢兒、緞兒，滾的、盤的，穿著；粉兒白白、脂兒紅紅的搽抹著。一生只曉得依傍男子，穿的、吃的全靠男子。身兒是柔柔順順的媚著，氣虐兒是悶悶的受著，淚珠是常常的滴著，生活是巴巴結結的做著：一世的囚徒，半生的牛馬。試問諸位姊妹，為人一世，曾受著些自由自在的幸福未曾呢?

這一段文字詞匯通俗、生動；韻律和諧、節(jié)奏勻稱；長短語句參差錯落，比喻、設問、對比、描述、議論等多種句式縱橫交錯，形象地描繪了女子在封建家庭中靠色相諂媚于男性、忍氣吞聲地依賴男子求得生存的悲慘境遇。學界曾經有人質疑秋瑾的白話散文，認為這類作品政治功能性強，不能算作文學作品。而在上述文字中，秋瑾把傳統(tǒng)女子的生活情態(tài)描寫得惟妙惟肖，其文學價值不容忽視。與秋瑾同時代的其他女子的白話政論文亦不少見，如，吳弱男的《告幼年諸姊妹》、潘璇的《上海<女學報)緣起》、鵑紅的《哀女界》、湯雪珍的《女子革命》、煉石(燕斌)的《女權平議》、蘇英的《在蘇蘇女校開學典禮會上的演說詞》等，相比之下。秋瑾文的文學感染力躍然紙上，婦女受壓迫地位被描述得細致、準確，堪稱“新文體”散文的優(yōu)秀之作。

《中國女報》是秋瑾履行自己啟蒙職責的陣地。雖然由于經費緊張、皖浙案發(fā)、秋瑾就義等原因，這份刊物僅公開出版了兩期，但從中還是可見秋瑾對啟蒙婦女的思考。從她在《中國女報》上發(fā)表的文章來看，大致有三類：政論文——包括文言與白話兩種，這類文章，如上所述，直接表達了秋瑾的啟蒙主張；譯著——《看護學教程》，從看護的“社會之要素”出發(fā)，“在平時，則看護親子弟兄之疾病，以歸于安寧；戰(zhàn)時則撫慰出征軍旅之安寧”。她把看護當作一項社會的慈善義務，并認為由女子擔當更適合，這也是為婦女服務社會提供的一條可行的道路；文學作品(詩詞除外)——以未完的彈詞《精衛(wèi)石》為代表，在形式與內容的統(tǒng)一中實現了秋瑾的啟蒙理想。彈詞是中國古代的一種敘事文學樣式，也是一種以婦女為主要對象的娛樂形式，在清代廣為流行。秋瑾選擇這種文藝形式來塑造女性獨立的典型形象黃鞠瑞，宣傳婦女解放的思想，是考慮到了為廣大婦女所樂于接受的形式。

彈詞《精衛(wèi)石》是秋瑾的自敘傳作品，雖未完成，女主人公黃鞠瑞的性格與人生追求已經躍然紙上，是秋瑾對自我形象的塑造。《精衛(wèi)石》第一回《睡國昏昏婦女痛埋黑暗獄覺天炯炯英雄齊下白云鄉(xiāng)》總體概括了秋瑾女界啟蒙的思想。第二回寫于日本。其中寫到，黃父反對女兒黃鞠瑞讀書的理由之一就是“無非添個佳人薄命詩!”而私塾先生說服黃父允許黃鞠瑞與其兄一同讀書的理由是，女子通過讀書，興許可以成為女杰，光耀家族。“你家能夠出個女英雄、女豪杰，使世界的人崇拜贊揚還不好嗎?我只怕你家沒有這樣的福氣罷!”可見，這時的秋瑾已經不再停留在對古代女杰的贊美與敬佩之中，而是對自己未來的生命歷程有了預設。這部未完成敘事作品的創(chuàng)作目的十分明確，即學習西方女杰，速振中國女界，如文本中所言：“余日頂香拜祝女子之脫奴隸之范圍，作自由舞臺之女杰、女英雄、女豪杰，其速繼羅蘭、馬尼他、蘇菲亞、批茶、如安而興起焉。余愿嘔心滴血以拜之，祈余二萬萬女同胞無負此國民責任也。速振!速振!!女界其速振!!!”至此，秋瑾以女界為中心的啟蒙活動在其文學創(chuàng)作中得到充分的敘述與展示。公務員之家

三、秋瑾創(chuàng)作的成績與局限

秋瑾雖生命短暫，文學創(chuàng)作的數量也不多，但創(chuàng)作的成績是不可低估的。秋瑾的文學創(chuàng)作包括詩、文、彈詞等形式，涉及韻文、散體文及敘事文學等多種樣式。依據五四新文學的評價標準加以判斷的話，從形式上看，詩歌、文言文及彈詞屬古代文體，她的白話散文則蘊含了現代文的氣息。從內容上看，女性主題占其一生創(chuàng)作的大部分。前期少量感嘆女性身世的詩歌文本，無疑是屬于比較傳統(tǒng)的文學創(chuàng)作，而其后期賦予啟蒙思想、張揚女界革命的白話文，則具有鮮明的現代意義。

秋瑾張揚女權、啟蒙女界等現代思想的形成在她前期的創(chuàng)作中可見端倪。那些贊譽古代女杰的詩作，既表現了傳統(tǒng)女性對古代女英雄的敬慕，也包含了西方女權思想傳人我國初期對男女平等的片面理解。那個時代，對男女平等的理解偏執(zhí)于男女賦有同樣的社會職責與義務的單一層面上，秋瑾以“競雄”、“鑒湖女俠”自稱，她穿男裝、騎馬、佩刀、豪飲，以男性的日常行為規(guī)范自己，表現出“不讓須眉”的豪氣。女性所賴以生存的家庭生活敘事，在秋瑾后來的創(chuàng)作中找不到痕跡。當然，這些行為與創(chuàng)作主題的欠缺也表現出她以男性的社會身份規(guī)范自我的思想誤區(qū)。固然，在清王朝腐敗、民族災難深重，關系到“天下興亡”的時刻，“匹夫有責”的時代要求中已經無以顧及性別的差異了。但是，在女性群體中，秋瑾的選擇仍屬少數。例如，秋瑾東渡日本臨行前曾拜訪呂碧城，請求她與己同行。“彼密勸同渡扶桑為革命運動，予持世界主義，同情于政體改革而無滿漢之見。交談結果彼獨進行，予任文字之役。”呂碧城的選擇是當時大多數知識女性的共同選擇，反襯出秋瑾走向革命的決絕。

“祖國陸沉人有責，天涯漂泊我無家。一腔熱血愁回首，腸斷難為五月花。”(《感時》)秋瑾留學日本期間的一些詩句表達了她的愛國熱情與革命的決心。秋瑾走上革命道路，除了自身的愛國要求以外，還有她爭取承當民族國家大任的權利、爭當女杰的人生志愿和理想。秋瑾就義時，她在軒亭口接受了殘酷的斬刑，而非水澄巷小教場處決女犯的絞刑，引起社會公眾輿論的憤慨。而視死如歸的秋瑾也許并不在意行刑的方式，軒亭口就義更加彰顯她的英雄本色。正如夏曉虹所說：“追蹤羅蘭夫人在近代中國的精神傳人，秋瑾便以其自我期許與處死手法，成為最合格的人選。”

秋瑾的一生充滿了英雄主義與理想主義的絢爛色彩，這是近代社會特定文化語境的必然產物。如果說，在她早期的詩作中我們看到她崇尚古代女中豪杰的一面，體現了古代與現代英雄主義精神的融合；那么，她留學至歸國后對西方女杰的崇拜，對男女平權的追求，則使其創(chuàng)作增添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她的文學創(chuàng)作從形式到內容所表現出來的傳統(tǒng)與現代兩種因素相互沖突與融合的文化形態(tài)，正是近代社會從傳統(tǒng)走向現代欲求的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