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關鍵詞】哲學歷程/實踐唯物主義/哲學觀

【正文】

世紀之交，在對當代中國哲學的回顧與展望中，我們需要追問：當代中國究竟走過了怎樣的哲學歷程？這個哲學歷程究竟蘊含了怎樣的哲學邏輯？這個哲學歷程及其所蘊含的哲學邏輯究竟孕育了怎樣的哲學未來？這個哲學歷程及其所蘊含的哲學邏輯和它所預示的哲學未來，怎樣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當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這應當是在搜集、整理和概括當代中國哲學史料的基礎上深入研究的重大理論問題。

一、歷史與邏輯的統一：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

近年來出版的有關當代中國哲學的著作，均以建國50年來的哲學為研究對象。本文則把改革開放前30年的哲學作為理論背景，集中地探索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本文關于研究對象的確認，主要是基于兩點理由。

首先，這個研究對象的確認是基于我對“哲學歷程”與“哲學事件”的區分。建國后的前30年，特別是“”十年，由于“哲學”在我國全部社會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中的特殊作用，每個時期的哲學、每個時期提出的哲學問題、每個時期所出現的哲學論爭，總是直接地與該時期特定的“歷史事件”、特別是該時期特定的“政治事件”密切相關，以至人們只能是把前30年的哲學史當作一個個的“哲學事件”來研究。具體地說，這種對“哲學事件”的研究主要是訴諸于三個方面：一是從形成每個“哲學事件”的現實基礎——“歷史事件”（特別是“政治事件”）——出發，以“歷史事件”為根據去詮釋和評論“哲學事件”；二是直接地以研究“歷史事件”的方式去考察“哲學事件”，提供一個個“哲學事件”的基本資料、描述一個個“哲學事件”的基本過程以及梳理與評論一個個“哲學事件”中的理論觀點；三是把某個時期的哲學當作“哲學事件”的集合，對這些集合起來的“哲學事件”進行某種總結性的概括與評論。

與“哲學事件”不同，所謂的“哲學歷程”主要包括兩層含義：其一，它是一個以“歷史”為基礎的“邏輯”展開過程，而不是與一個個“歷史事件”相對應的一個個“哲學事件”的集合。哲學的“邏輯”展開，蘊含著“歷史”的要求，但它以哲學的方式表現為傳統問題的深化、反思層次的躍遷和思維方式的更新。其二，它是一個以理論“表征”歷史的展開過程，而不是一個個可以被“歷史事件”簡單詮釋的“哲學事件”。哲學作為“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時代”、“時代精神的精華”，它并不僅僅是“反映”和“表達”時代精神，而且要“塑造”和“引導”時代精神。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哲學，在推進社會解放思想的過程中，不斷地實現了自身的思想解放，不僅顯示出哲學自身發展的邏輯，而且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當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因而構成了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

其次，確認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哲學為研究對象，是為了把前30年的“哲學事件”作為背景，集中地探討迎接新世紀的當代中國哲學，闡釋它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哲學歷程”，揭示它所蘊含的“哲學邏輯”及其所預示的“哲學未來”。

建國以來前30年的哲學的一個突出特征是，人們把通行的哲學原理教科書當作模式化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理論體系，以它為標準來區分馬克思主義哲學與非馬克思主義哲學，并以它為指導來構建哲學的各二級學科（如中外哲學史、倫理學、美學、邏輯學、宗教學、科技哲學等），還以它為根據來規范人們的政治生活、經濟生活、文化生活、精神生活和全部社會生活。這種教科書哲學及其在全部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大作用，從根本上說，是把社會主義歸結為計劃經濟的產物。在這個意義上，改革開放以前的教科書哲學既有其歷史的合理性，也蘊含著內在的否定性。隨著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改革開放，由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中國的哲學研究便合乎邏輯地由教科書哲學轉向反思教科書哲學的哲學改革。

以80年代以前的“教科書哲學”為背景，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便以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總體面貌顯現出來。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總體上經歷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和從“計劃經濟”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樣兩個階段。與此相對應，中國人的思想也經歷了兩次大轉變，即實現了兩次思想的大解放。當代中國哲學在推進社會的解放思想和自身的思想解放的過程中，既實現了哲學理論自身的發展，又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和當代中國人的心靈歷程。

在沖破“兩個凡是”、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過程中，8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不僅以討論“真理標準”的方式而推進了當代中國的解放思想的進程，而且以改革哲學教科書為出發點，在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中推進了哲學自身的思想解放，出現了當代中國哲學史上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論熱潮，形成了關于世界觀、認識論、歷史觀和價值論的一個又一個的“熱點”問題和“焦點”問題，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和當代中國人解放思想、更新觀念的心靈歷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深化改革開放、從“計劃經濟”轉到“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轉型”過程中，當代中國哲學界不僅以討論“真理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發展與代價”、“理性與非理性”、“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方式而關注和反思市場經濟及其正負兩面效應，而且以深化“哲學”自我理解的方式而推進馬克思主義哲學在當代的發展。與80年代的哲學教科書體系改革相比，90年代的中國哲學出現了從“體系”意識到“問題”意識的重大變化，以及從“熱點”問題和“焦點”問題到以哲學的自我理解為核心開放性地研究各種哲學問題的重大變化。這種重大變化，既為重新建構新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又理論地表征了以改革、發展和穩定相協調為基本取向的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以及在市場經濟正負兩面效應沖擊下的中國人的心靈歷程。

從80年代的教科書體系改革和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到90年代的哲學問題意識的興起和哲學的自我理解，再到面向世界與未來、以理論創新的方式重新建構新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這就是改革開放以來的當代中國哲學的歷史與邏輯相統一的哲學歷程。

二、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20世紀80年代的哲學教科書改革與“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內涵

改革開放以來，哲學界面向現實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直接指向的當然是長期以來通行的哲學原理教科書的體系框架和理論內容。就體系而言，人們從列寧所說的馬克思主義是“一整塊鋼鐵”提出問題，即：把馬克思主義哲學分述為“兩大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四大部分”（唯物論、辯證法、認識論、歷史觀），是否能體現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本質及其在哲學史上的變革？人們由對“體系”的責難則又轉向對“內容”的質疑，即：在這種分述的哲學框架里，其內容究竟怎樣？比如，“唯物論”部分所敘述的內容與18世紀法國唯物主義對“物質”、“運動”、“意識”的理解究竟有沒有實質區別？“辯證法”部分所敘述的內容與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究竟有無關系？怎樣才能實現“唯物論”和“辯證法”、“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統一？如何以“實踐轉向”的基本認識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

在對教科書的體系和內容的沉思中，理論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理解，不得不逐漸地集中在密切相關的兩個問題上：一是怎樣從“研究對象”和“理論性質”上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理解？二是怎樣從“哲學旨趣”和“理論使命”上實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重新理解？在80年代初，前一個問題是以討論“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這個命題集中體現的，后一個問題則是以討論“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這個問題集中體現的。

二十多年來，這兩個問題所受到的關注程度形成強烈反差。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這個問題的討論，不僅受到整個理論界（而不僅僅是哲學界）的普遍關注，而且還得到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并構成延續至今的主要哲學問題。與此不同，關于“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討論則僅限于哲學界內部，而且這個問題又被分別討論“辯證法”、“認識論”和“歷史觀”以及“實踐唯物主義”等問題所“遮蔽”，以至這個問題的“真實意義”并沒有得到哲學界本身的認同。但在我看來，無論是“人道主義”問題，還是“實踐唯物主義”問題，在理論上的深化，都有待于深入挖掘“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真實意義”。

80年代初所展開的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和“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討論，具有明顯的理論背景。從最重要的基本文獻上說，是兩部“手稿”式的著作——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和列寧的《哲學筆記》。這兩部“手稿”式的著作之所以在80年代初的中國理論界（后者主要是在哲學界）引起普遍的關注，這兩部著作的基本思想或重要命題之所以成為當時理論研究的某種出發點，不僅在于這是理論界在“”后所面對的“重新理解馬克思”的根本性問題，而且是因為改革開放之初有兩個重要的“理論資源”直接地影響到“重新理解馬克思”的中國理論界。這就是以盧卡奇、葛蘭西以及馬爾庫塞等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和以凱德洛夫、柯普寧和伊里因科夫為代表的蘇聯哲學界的“認識論學派”。

“西方馬克思主義”在對馬克思的“手稿”的研究中，形成的一個認識是，馬克思本人是一個人道主義者，馬克思的哲學是一種人道主義哲學。因此，馬克思的哲學與后來以“科學主義”的方式構成并以馬克思的名字命名的哲學、特別是與斯大林版本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哲學具有顯著的區別甚至是根本的不同。應當說，這些觀點對于改革開放之初從理論上批判“”并尋求哲學體系改革的中國哲學界是具有震撼力、吸引力和啟發性的。但是，由于當時尚缺乏對馬克思的“手稿”和“西方馬克思主義”的較為全面和深入的研究，也缺乏對作為改革對象——通行的哲學教科書的理論困境的系統研究，特別是缺乏對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及其相互關系的深入研究。因此，這個表面上轟轟烈烈的關于“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的討論似乎并未取得人們想像的那些結果。它的真實意義，也許主要是在于它理論地表征了人們對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渴求，對改變教條主義地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渴求。與此形成對照的是，表面上似乎并不熱烈的關于“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討論，卻觸及了哲學理論的性質、對象和功能等問題，因而也觸及了通行教科書的真正的理論困境。就此而言，這個討論的理論意義是重大的，因而也是應當深入展開的。

列寧在1914—1916年寫下的關于哲學的“筆記”，主要是針對普列漢諾夫把馬克思的認識論解釋成費爾巴哈式的認識論、把馬克思的辯證法解釋成“實例的總和”等問題，以摘錄和評論黑格爾《邏輯學》等著作的方式所構成的極其寶貴的哲學思想。這些思想的構成，主要是一個“唯物主義者”（列寧）通過研究一個“唯心主義者”（黑格爾）而實現的對另一個“唯物主義者”（普列漢諾夫）的批判。通過這個哲學歷程，列寧曾尖銳地提出：聰明的唯心主義比愚蠢的唯物主義更加接近于聰明的唯物主義；列寧所得出的最為重要的哲學結論則是：“辯證法也就是（黑格爾和）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于這個論斷，列寧特別強調地指出，“正是問題的這一‘方面’（這不是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是問題的實質）普列漢諾夫沒有注意到，至于其他的馬克思主義者就更不用說了”。（《列寧全集》，中文2版，第55卷，第308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

列寧《哲學筆記》的基本思想，特別是他關于“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基本命題，對于尋求哲學體系改革的中國哲學界具有最為直接的理論意義。教科書哲學的根本理論問題到底是什么？《哲學筆記》的基本思想告訴人們，哲學的基本問題即“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并不是“一個問題”或“問題的一個方面”，而是“問題的實質”，不能離開這個問題去設想“辯證法”和所有哲學問題。這就是要從“思存”關系、“主客”關系即“認識論”去理解哲學的理論性質。然而，正是由于教科書哲學沒有從理論性質上規定各種哲學問題，也就是沒有從“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出發去闡述全部哲學問題，它才無法解決“兩大塊”、“四大部分”的統一問題。針對教科書哲學的這個根本性的理論缺陷，并以西方近代哲學已經實現的“認識論轉向”和蘇聯“認識論學派”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研究成果為主要的理論背景，在80年代中期的中國哲學界便合乎邏輯地形成了以“認識論”模式構成的新的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

馬克思的“手稿”和列寧的“筆記”，以及“西方馬克思主義”和蘇聯“認識論學派”對這兩部著作的研究，都凸現了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即“實踐”在馬克思的哲學變革以及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意義。在教科書哲學中，是狹義地把“實踐”當作“認識論”的首要的觀點，只是在“認識論”部分予以論述，而不是把“實踐”當作馬克思的哲學變革的理論實質和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解釋原則。因此，80年代初的中國哲學界在以“手稿”和“筆記”為理論背景而展開的關于改革教科書哲學的過程中，越來越注重對“實踐”的研究，并從而凸現了對恩格斯稱之為包含天才世界觀萌芽的第一個寶貴文件即馬克思的《關于費爾巴哈的提綱》的研究。翻閱80年代中期以來的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論著，人們便會發現一個十分引人注目的現象：不計其數的哲學論著都是以《提綱》關于“實踐”的論述作為研究的出發點。這表明，以“實踐”的觀點來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已經成為80年代以來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主流。

以“實踐”的觀點去理解全部哲學問題，首先引發的是關于“反映論”的討論。顯然，以實踐觀點為基礎的“能動的反映論”，理所當然地凸現了認識的“能動性”，由此便構成了關于認識論的“反映論”與“選擇論”、“重構論”的討論。這場討論以皮亞杰的“發生認識論”為主要的理論背景，強調從S→R（刺激→反應）二項式圖式轉變為三項式圖式結構，從而突出了主體及其思維結構在自在客體轉化為觀念客體中的作用，直接地深化了哲學界對主客關系和思存關系的認識。由于認識論研究中凸現了主體的能動性，因而在歷史觀研究中也相應地凸現了關于主體的創造性活動與歷史發展規律之間關系的討論。這場討論以80年代在中國學界影響頗大的卡爾·波普的“非歷史決定論”為背景，形成了關于“歷史決定論”與“非歷史決定論”的討論，出現了“辯證決定論”等一系列關于歷史觀的新認識。認識論和歷史觀的討論引發的一個重要問題是如何看待“真理”的問題。具體地說，是“真理”與“價值”的關系問題，即人的全部歷史活動（包括人的認識活動）是否都是實現人的“價值”的活動？而無論是從人的能動性去理解“認識論”，從人的創造活動去理解“歷史觀”，還是從人的價值追求去理解“真理觀”，都理論地凸現了一個共同的問題——“主體性”問題。而這個“主體性”問題又是形成于以“實踐”的觀點去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哲學歷程中。因此，在80年代中后期便合乎邏輯地在中國哲學界凸現了兩個密切相關的哲學概念——“主體性”和“實踐唯物主義”。

“實踐唯物主義”的理論內涵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從表層上看，它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稱謂”問題，但從實質上看，則是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問題，即究竟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

“實踐唯物主義”的這個提法之所以具有為重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定位”的意義，主要是因為它的理論內涵結晶了80年代中國哲學界經過近十年的哲學論爭所形成的最為重要的理論成果。如果借用哲學原理教科書的“四大部分”的劃分方式，我們就會看到：在世界觀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實踐”出發去理解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的關系，從而變革了教科書的那種人站在“世界”之外“觀”世界的“世界觀理論”；在認識論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主體”出發去理解主體對客體的實踐關系和認識關系，突出了主體在認識運動中的“選擇”、“反思”、“建構”的作用，使“能動的反映論”獲得了真實的“能動性”；在辯證法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存在方式和發展方式——實踐——出發去揭示人與世界、思維與存在、主體與客體、主觀與客觀的矛盾，不僅突出了辯證法的反思的思維方式和批判性的本質，而且在“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的意義上豐富了辯證法的理論內容，實現了辯證法問題與哲學基本問題的統一；在歷史觀的意義上，“實踐唯物主義”強調從人的歷史活動出發去理解歷史的發展規律，改變那種把“歷史規律”視為超然于人的歷史活動之外的東西的看法，并力圖以人的存在的歷史性去解釋全部哲學問題，實現以實踐觀為基礎的世界觀、認識論、價值論和歷史觀的統一。

正因為“實踐唯物主義”具有為重新理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定位”的意義，因此“實踐唯物主義”這個“稱謂”不僅受到學界反對這種提法的人的責難，而且在認同這個“稱謂”的學者中也存在多方面的甚至是原則性的分歧。研究這些分歧，我們就會發現，對于具有“定位”意義的“實踐唯物主義”究竟予以怎樣的理解和解釋，主要是取決于對“理論”和“歷史”這兩方面的不同理解。

在“歷史”的意義上，如何理解“實踐唯物主義”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與人們如何理解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別是如何理解當代中國從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轉化密切相關。簡潔地說，當代中國的改革開放最為需要的是不是“大膽地闖”的實踐精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最為重要的是不是弘揚人的主體性和創造性？以計劃經濟模式為歷史根據的教科書哲學體系是否必須改革？馬克思主義哲學在新的時代是否需要獲得大發展？這些隱含在理論論爭背后的“歷史意識”，從深層制約著人們對理論的理解。

在“理論”的意義上，如何理解“實踐唯物主義”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則是同人們對80年代近十年的哲學論爭及其成果的熟悉程度、理解程度、接受程度密不可分的，其中，特別是與對“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這個命題的理解密切相關。這個命題的真實意義在于：哲學究竟是關于“思維和存在的關系”的理論，即理解和協調人與世界之間“矛盾”的理論，還是關于“整個世界”的理論？因此，這個命題關系到如何理解哲學的“性質”和“對象”問題，關系到能否從哲學的基本問題——思維和存在的關系問題——去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問題，關系到教科書哲學的理論困境究竟在哪里的問題，并因而對于理解“實踐唯物主義”及其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定位”具有根本性的理論意義。同時，正如列寧所說，“辯證法也就是認識論”這個根本性的理論問題連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宣傳家普列漢諾夫都不懂得，因而真正從理論上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和變革通行的哲學教科書體系，決非易事。正因如此，這個關系到哲學的“性質”和“對象”的重大理論問題在80年代尚未引起應有的重視和深入的討論。這表明，關于“實踐唯物主義”的討論需要有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即：從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到重新理解哲學，再以重新理解的哲學為基礎而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就此而言，進入9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的理論視野聚焦到“哲學的自我理解”，是完全合乎邏輯的。

三、重新理解哲學：20世紀90年代的“哲學觀”論爭與哲學“問題意識”的興起

與80年代的頗為熱烈的“哲學景觀”相比，進入90年代的中國哲學的顯著特點，似乎是失去了某些共同關注的“熱點”和“焦點”。因此有人感嘆，90年代的中國哲學由“中心”到了“邊緣”，并認為這種“缺熱點”、“少焦點”的哲學陷入了撲朔迷離、難以預料的窘境。哲學研究的這種狀況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在總結80年代以來的文學批評時，有的學者就提出，“80年代的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基本上是團塊狀態的結構，大家做什么，一窩蜂地去做，什么傷痕文學、尋根文學、改革文學、實驗文學等等，這表明了文學創作、文學研究與批評的一種狀態，大家思考的問題、出發點、使用的批評方法，主要的思想資源大體相似。不過，80年代的文學批評雖然熱鬧，卻始終是比較單純的，比較簡單的。90年代要比80年代有進步，已經蛻掉了表層的喧囂與浮華。它雖然不如80年代來得燦爛，令人炫目，但從批評知識學的意義上講，建設性的成就要遠遠大于80年代”。（王光明等：《批評：自我反思與學理尋求——關于90年代文學批評的對話》，載《山花》，2000（10）。）同樣，如果我們從“哲學歷程”的視野去觀察、思考和總結剛剛過去的十年，我們就會發現，90年代的中國哲學既是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中合乎邏輯的重要環節，也是當代中國的歷史進程中至關重要的理論表征。

從“哲學歷程”看90年代的中國哲學，我以為可以作出兩個重要的哲學概括：其一，90年代的中國哲學實現了從“體系意識”到“問題意識”的重大轉換；其二，90年代的中國哲學實現了從80年代的“熱點”和“焦點”問題到“一個問題”與“所有問題”的“共振”的重大轉換。前一個轉換是后一個轉換的根據和實質，后一個轉換則是前一個轉換的內容和表現。經過80年代的改革開放，90年代的中國大踏步地走上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道路。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這并不僅僅是經濟學意義上的資源配置方式的變革，而且是以經濟生活為基礎的全部社會生活的重大變革，即人的存在方式的變革。經濟形式的多樣化，經濟利益的多樣化，生活方式的多樣化，社會組織形式的多樣化，就業崗位和就業形式的多樣化，以及日常經驗的科學化、日常消遣的文化化、日常交往的社交化和日常行為的法治化，日益顯著地改變著人們的存在方式。許多曾經備受人們關注的“熱點”和“焦點”被色彩繽紛、急劇變化的生活本身“沖淡”了，而生活本身的多樣化則向理論提出了各式各樣的、層出不窮的、甚至是“花樣翻新”的問題?！皢栴}”日益成為哲學研究的出發點。

90年代的中國哲學在突出地、集中地反思“哲學”本身的過程中，把對哲學的反思“發散”于空前增多的各式各樣的“哲學問題”之中，特別是突出地“展現”在關于“真理與價值”、“公平與效率”、“發展與代價”、“理性與非理性”、“科學精神與人文精神”的論爭之中。這正理論地表征了當代中國在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所呈現的人的存在方式多樣化的歷史進程，以及當代中國人在深刻的“社會轉型”過程中轉換和重建自己的思維方式和價值觀念的心靈歷程。這就是90年代的中國哲學所出現的從“體系意識”到“問題意識”的重大轉換的“歷史”根據。

從“理論”的角度看，90年代的中國哲學所出現的這種具有標志性的重大轉換，則在于它是當代中國哲學發展的合乎邏輯的結果。整個80年代的哲學任務，是以變革通行的哲學原理教科書為出發點，在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進程中重建它的理論體系。“體系意識”是整個80年代中國哲學界的“主流意識”、“主導意識”。所謂的“熱點”問題或“焦點”問題，無不與重構體系的“體系意識”密切相關。最為顯著的標志是，80年代作為“熱點”或“焦點”問題的“物質本體論”與“實踐本體論”問題、“反映論”與“選擇論”問題、“辯證法”與“系統論”問題、“歷史決定論”與“非歷史決定論”問題，恰恰是作為“體系”的“四大部分”即“世界觀”、“認識論”、“辯證法”和“歷史觀”中的核心問題而展開激烈論爭的。具有“稱謂”和“定位”馬克思主義哲學意義的“實踐唯物主義”，更恰恰是作為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解釋原則”而提出的。

然而，這種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急迫的“體系意識”，在改革開放初期并不具備現實的可能性。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除去應有的歷史前提，還必須至少具備三個重要的理論前提，即：占有充分的“理論資源”，發現真正的“理論困境”，形成創新的“理論思路”。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首先，從“理論資源”上說，由于哲學總是以時代性的內容、民族性的特色和個體性的風格去求索人類性問題，因此就不僅需要重新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而且需要重新研究西方哲學（特別是現代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包括現代新儒家哲學）及其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在80年代，中國哲學界雖然比較集中地討論了馬克思的“手稿”和“提綱”以及列寧的“筆記”，并圍繞“馬克思主義與人道主義”、“實踐唯物主義與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等問題展開過較為深入的討論，但無論是對馬克思主義“文本”還是對當今的時代都缺乏系統的理論研究。在80年代，洶涌而入的現代西方哲學的各種思潮，曾經從多方面引發中國哲學界的思考，但是，無論是對“分析哲學”還是“解釋哲學”，無論是對“結構主義”還是“存在主義”，無論是對維特根斯坦還是對海德格爾，都還處于“引進”、“評述”而非“反思”、“消化”的階段。對于中國傳統哲學，80年代的哲學界基本上是局限于對中國哲學史自身的研究，而極少觸及它與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關系。至于力圖“返本開新”的現代新儒家哲學，雖然引發了哲學界的某種“激情”或“熱情”，但主要是作為一種特定的對象而被學界的一些人予以研究。缺少對“文本”的系統研究，缺少馬、中、西的溝通與交流，這就使得8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在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時“理論資源”不足。

其次，從發現“理論困境”和創新“理論思路”上說，主要是存在理論深度不夠和難以取得共識這兩個方面?？茖W家愛因斯坦認為，“提出一個問題比解決一個問題更重要”。通行的哲學教科書的根本性的理論問題究竟是什么？重建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真正的理論困難究竟是什么？在80年代的較長時間里，人們還主要是盯住“體系”本身作文章，提出或形成了一些互有差別的新體系，諸如“一總三分”或“一總四分”的方案。當超越對“體系”的構造而觸及“內容”的時候，難以彌合的分歧造成了難以深入的研究，其中最為關鍵的問題是：究竟怎樣理解“實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實踐觀”作為“解釋原則”將構成怎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范式”？離開對這個根本性問題的討論，既不能找到真正的“理論困境”，也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理論思路”。

8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在“體系”上陷入的困境，只能從“體系意識”的自我超越中獲得新的出路。這就是90年代的從“體系意識”到“問題意識”的歷史性轉換。由于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所面對的最重要的“問題”是“理論資源”貯備不足、“理論困境”捕捉不準、“理論思路”深度不夠的問題。因此，90年代的中國哲學的“問題意識”主要表現在對這三大根本性“問題”的探索。所謂“理論資源”不足，既是由于人們缺乏對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的系統研究，又是因為人們把研究的視野僅僅局限在馬克思主義哲學“文本”之中。如何理解馬克思主義哲學，它的重要前提是如何理解哲學。正是因為人們對“哲學”有著相距甚遠乃至截然不同的理解，才無法形成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統一性理解。因此，重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首要任務，應當是在當代的背景下進行哲學的自我理解。這表明，進入9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逐漸地“聚焦”于哲學的自我理解，即“元哲學”問題，并非偶然。

哲學的自我理解，既不是自我封閉的苦思冥想，也不是固執已見的自我認同，而是以廣闊的哲學視野為背景，以開放的哲學意識為基點，在各種各樣的哲學觀、特別是當代的各異其是的哲學觀的比較鑒別中，深化對“哲學”的理解。正是由于9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以“哲學觀”為“聚焦點”，才逐步“激活”了包括各種各樣的哲學思潮、哲學流派、哲學觀點在內的各種哲學問題。其中，首先是“激活”了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的比較研究，試圖從這種比較研究中，深化對“哲學”的理解。其次是“激活”了對“兩大思潮”即科學主義思潮與人本主義思潮的比較研究，試圖從這種比較研究中尋找到“超越”這兩大思潮的“思路”；再次是“激活”了對“兩種文化”即中國文化與西方文化的比較研究，試圖從這種比較研究中為“哲學”奠定深厚的文化底蘊，特別是從中國傳統文化中獲得具有現代意義的“東方智慧”。

以“哲學觀”問題為“聚焦點”而“激活”對馬克思主義哲學、中國傳統哲學和西方哲學的研究，這就是“一個問題”與“所有問題”的“共振”。這種“共振”，以“開拓性哲學”、“準原理哲學”、“分支哲學”和“部門哲學”興起的方式實現了90年代的哲學繁榮。20世紀最后10年的當代中國哲學的繁榮，為跨世紀的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大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由于“哲學”的自我追問，引發了對哲學的眾多的基礎理論問題的反思。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哲學的“理論性質”、“研究對象”、“思維方式”、“生活基礎”、“派別沖突”及“社會功能”等“哲學觀”問題，二是哲學的“本體論”、“認識論”、“真理觀”、“價值觀”、“歷史觀”、“發展觀”等“基本理論”問題。正是對這些重大的基礎理論問題的探索，9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出現了具有“開拓性”的理論進展。例如，圍繞本體論問題展開的關于“在”與“在者”、“實體主義”與“非實體主義”的討論，從真理觀、價值觀和歷史觀的統一中討論認識論問題，以及從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對發展觀的反思，都拓寬了哲學基礎理論研究。這就是在基礎理論上所出現的“一個問題”和“所有問題”的“共振”。

90年代的中國哲學界出現的一個重要現象是，不少學者強調改變哲學各二級學科“壁壘森嚴”的狀況，一些被視為專攻“哲學原理”的學者探索“原理”中所蘊含的“哲學史”問題，或從對“史”的探索中而闡發“原理”問題；而另一些被視為專攻“哲學史”的學者則以“論”即“哲學原理”為出發點而論述“史”的問題，或注重從“史”的研究中“提煉”出“哲學原理”。這種“雙向融合”的研究方式，并不同于一般的“史論結合”，因為它的“出發點”和“立足點”都是在哲學理論上的突破或創新。我把“哲學原理”與“哲學史”的這種“雙向融合”趨向，稱之為“準原理哲學”的興起。它真實地體現了“哲學是歷史性的思想”、“哲學史是思想性的歷史”的統一。正是在這種統一中，深化了人們對恩格斯關于哲學是“一種建立在通曉思維的歷史和成就的基礎上的理論思維”的認識。

90年代中國哲學的繁榮，還在于“專門化哲學”的興起。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科學哲學”、“文化哲學”、“語言哲學”、“管理哲學”、“經濟哲學”、“法哲學”等分支或部門哲學的興起。這些在80年代已見端倪的分支哲學或部門哲學，在90年代的“問題意識”興起的背景下，不斷地獲得了真正的“哲學意識”，即逐步地形成了關于這些分支哲學或部門哲學的“哲學性質”的“自我意識”。“專門化哲學”興起的另一種表現，則是某些具有強烈的“思想家意識”的“專家”的涌現。在80年代，“現象學”、“分析哲學”、“解釋學”、“實用主義”、“結構主義”、“存在主義”等等，主要還是像一些五顏六色的“思潮”在吸引人們的注意。到90年代，中國哲學界則涌現了一批研究杜威、維特根斯坦、胡塞爾、海德格爾、伽達默爾以及?？隆⒌吕镞_、哈貝馬斯等等的專家；他們不僅分別探索了這些現當代哲學家的各種哲學思想，而且致力于挖掘和展現這些哲學家對“哲學”本身的理解，從而在“哲學觀”的意義上拓寬和深化了人們對哲學的現解。

90年代的中國哲學所出現的從“體系意識”到“問題意識”的轉化，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個問題”（哲學的自我理解問題）和“所有問題”（開放性的各種哲學問題）的“共振”，為跨入新世紀的中國哲學奠定了兩個堅實的基礎：一是使中國哲學界走出了“理論資源”匱乏的簡單、抽象、空洞的哲學論爭，為新世紀的哲學發展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準備；二是規范著新世紀的中國哲學沿著當代中國的“哲學歷程”所展現的“哲學邏輯”而實現自己的發展。這就是以反思90年代的哲學自我理解為基礎，面向世界與未來，創造性地重構新世紀的馬克思主義哲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