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論馬克思主義的“三種生產”和“三種文化”學說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14.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6320（2001）02—0037—06

一

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1884年第1版序言中，曾經寫過這樣一段話：

根據唯物主義觀點，歷史中的決定性因素，歸根結底是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但是，生產本身又有兩種。一方面是生活資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產；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一定歷史時代和一定地區內的人們生活于其下的社會制度，受著兩種生產的制約：一方面受勞動的發展階段的制約；另一方面受家庭的發展階段的制約。

正如這本著作的書名所指出的，作者是就摩爾根的《古代社會，或人類從蒙昧時代經過野蠻時代到文明時代的發展過程的研究》一書，論證和分析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規律，即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以及它們未來的變化。恩格斯運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理，系統地、科學地分析了人類社會早期階段的歷史，揭示了原始公社制度的產生、發展和解體的過程，分析了婚姻和家庭關系形式的演變，剖析了以私有制為基礎的階級社會產生的根源以及國家的性質，并且指出它們隨著階級的消亡而消亡的必然性。所有這些內容，為我們今天的“社會生產和文化”研究，提供了充分的理論依據。

不過，在有相當一部分的著作和文章中，甚至在一些辭典的辭條中，都籠統地根據恩格斯的這一段話，將馬克思主義關于社會生產的理論，概括為“兩種生產”的理論，嚴格地說來這是不夠確切的。實際上，從恩格斯的這段話的意思，可以非常清楚地了解，這里所說的兩種生產，是指“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即社會的物質生產，其中既有生活資料的生產，也有人類自身的生產。物質生產是人類生存的自然條件和其他各種活動的物質基礎，它包括兩個方面：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而生產力則是由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三種要素互相作用而構成的，即由主觀因素（人）和物的因素（生產資料）構成的體系。生產力是社會存在和發展的最一般條件，是生產方式中最活躍、最革命的因素，是推動人類社會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決定性力量。作為“全部社會生產行為的基礎和主體”的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因此，人類社會的存在和發展，一方面要進行物質生活資料的生產，不斷取得人類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同時，又要通過人類自身的生產，即種的繁衍，實現延續和更替。應當說，這才是馬克思主義創始人談到“兩種生產”時的本意。

但是，從社會生產的更廣泛的意義上來看，不僅存在著物質生產即直接生活的生產和再生產，還有相對應的在此基礎上的精神生產，它們“不過是生產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談到人與動物的區別時指出：

誠然，動物也生產。它為自己營造巢穴或住所，如蜜蜂、海貍、螞蟻等。但是，動物只生產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東西；動物的生產是片面的，而人的生產是全面的；動物只是在直接的肉體需要的支配下生產，而人甚至不受肉體需要的影響也進行生產，并且只有不受這種需要的影響才進行真正的生產；動物只生產自身，而人再生產整個自然界；動物的產品直接屬于它的肉體，而人則自由地面對自己的產品。動物只是按照它所屬的那個種的尺度和需要來建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個種的尺度來進行生產，并且懂得處處都把內在的尺度運用于對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規律來構造。

顯然，馬克思在這里談到動物的“生產”與人的生產的本質區別時，并非限于以上所說的所謂“兩種生產”，而是包括精神生產在內的“三種生產”。就是在這份手稿中，他還非常具體地寫道：“宗教、家庭、國家、法律、道德、科學、藝術等等，都不過是生產的一種特殊方式，并且受生產的普遍規律的支配。”盡管青年馬克思在這部早期的著作中仍然深受費爾巴哈人本主義的影響，仍然沿用了舊唯物主義的一些術語；但是，關于人類生產的總的概述，基本上還是正確的，是同他后來的思想一脈相承的。由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撰寫的《德意志意識形態》，在系統地闡述唯物主義歷史觀的基本原理時，就更進一步明確地提出了“精神生產”（或“精神的生產”、“關于意識的生產”）的概念，而且詳細地論證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系。他們寫道：“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活動，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人們的想象、思維、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的物質行動的直接產物。表現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學等的語言中的精神生產也是這樣。人們是自己的觀念、思想等等的生產者，但這里所說的人們是現實的、從事活動的人們，他們受自己的生產力和與這相適應的交往的一定發展——直到交往的最遙遠的形態——所制約。”這就是說，精神生產是由物質生產決定的。人類歷史的第一個前提就是必須生存。為此人們首先需要吃、穿、住和其它必需品，因此，物質生活本身的生產，即生產滿足這些需要的東西，便成為人類的第一歷史活動。馬克思在《剩余價值理論》中非常明確地寫道：“要研究精神生產和物質生產之間的聯系，首先必須把這種物質生產本身不是當作一般范疇來考察，而是從一定歷史的形式來考察。例如，與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就和與中世紀生產方式相適應的精神生產不同。如果物質生產本身不從它的特殊的歷史的形式來看，那就不可能理解與它相適應的精神生產的特征以及這兩種生產的相互作用。”馬克思在撰寫《資本論》的過程中，不斷地研究了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關系，并且將“三種生產”的觀點與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理論結合和統一起來。他認為，“符合社會全部需要的生產”，應當包括兩種“物質的生產”和“精神的生產”。這三種生產既有共性，又有個性。

例如，關于生產與消費之間的關系，馬克思在談到“生產生產著消費時”，指出“生產不僅為需要提供材料，而且它也為材料提供需要”，便舉了藝術生產為例。他說：“消費對于對象所感到的需要，是對于對象的知覺所創造的。藝術對象創造出懂得藝術和具有審美能力的大眾——任何其他產品也都是這樣。因此，生產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這就是說，就生產的主客體兩方面而言，無論是物質生產還是精神生產，它們都是相互依存和轉化的，這是普遍的規律。但是，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究竟是不能等同的，作為“一種特殊方式”的生產，精神生產還具有上層建筑的特性。精神生產必須以物質生產為前提和基礎，并最終為后者所制約和決定；同時，它又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并對物質生產產生能動的反作用。精神生產的發展最終取決于物質生產的發展，可兩者之間又并不是始終保持著平衡發展的關系，兩種生產在一定的歷史時期存在著發展的不平衡關系。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專門研究了物質生產的發展同藝術發展的不平衡關系，指出：“關于藝術，大家知道，它的一定的繁盛時期決不是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因而也決不是同仿佛是社會組織的骨骼的物質基礎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還說：“就某些藝術形式，例如史詩來說，甚至誰都承認：當藝術生產一旦作為藝術生產出現，它們就再不能以那種在世界史上劃時代的、古典的形式創造出來；因此，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某些有重大意義的藝術形式只有在藝術發展的不發達階段上才是可能的。如果說在藝術本身的領域內部的不同藝術種類的關系中有這種情形，那么，在整個藝術領域同社會一般發展的關系上有這種情形，就不足為奇了。困難只在于對這些矛盾作一般的表達。一旦它們的特殊性被確定了，它們也就被解釋明白了。”這就告訴我們，要理解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的區別及各自的規律性，就必須首先了解它們的“特殊性”。

二

首先，精神生產的動因和目的是與物質生產不同的。人類進入到文明社會階段，便產生了兩種需要：一種是對衣、食、住、行等社會物質生活條件的需要；另一種則是對智力、道德、審美等方面發展條件的需要。正是由于這一點，人類才由最初只是單純為了滿足生理需求而進行的物質生產勞動，逐漸轉換和發展到注重“滿足奢侈、裝飾、華麗、炫耀等等需要”，并且愈來愈強化和深化滿足這種精神需求的生產，最終使精神生產以專業化、職業化的形態獨立和分化出來。這種獨立和分化，一方面是為了更充分地滿足人的愈來愈強烈的精神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兩種生產各自具有特殊性的要求。只是在不合理的社會制度下，兩種生產的“分離”和“獨立”超常地走向了“隔離”與“對立”。我們既要反對在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之間人為地挖掘一條深不可測的鴻溝，顛倒它們的關系，分出什么高低；又不能混淆兩者的目的和性質，完全漠視和忽視各自的特殊規律性。

其次，正因為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的目的和性質不同，因而在生產過程中便具有顯著的相區別的特點。精神生產主要的不是通過體力的消耗和付出來完成，而是一種精細的復雜的腦力和智力勞動，人類在長期的勞動實踐中，改變著自然界，同時又改造自己。他那高度發達和完善的手，已經全然不同于原生的肉體的四肢，而是可以如恩格斯所說的“以致像施魔法一樣造就了拉斐爾的繪畫、托瓦森的雕刻和帕格尼尼的音樂”。這“魔力”既非“神力”也非“體力”，而是高級組織的物質即大腦所帶來的“功力”。沒有這樣的“魔力”，便無法進行哪怕是最簡單的精神生產（其中包括文化藝術生產）。人既是這種產品獨一無二的制作者，又是它們唯一的消費者。與此相聯系，這種生產通常帶有個體的自主勞動的特點。它不可能在同一個產品上進行大規模的同時的集體勞動，如同在車間那樣流水作業式或裝配式將產品完成。任何一種成功的精神產品，哪怕是規格極為龐大的集體作品，它灌注和體現的最終仍然是某一個或某幾個創作者的情感、意愿、思想和追求，它總是反映著獨特的個性。在這樣的意義上，可以說精神產品是既沒有批量的再生產也沒有復制的再生產的。

再次，在流通的過程中，精神產品的認識、教育、審美等等價值固然可以通過商品交換的方式在市場上實現，即將作品出賣而換取一定報酬；但也可以通過贈送、傳播、收藏等等非商品買賣而實現其中的價值。而且，在相當多的場合，精神產品價值和價格并非一致。因此，精神產品不同于物質產品，不能簡單地以市場價格來衡量其固有的價值，也不能不加區別地一律推向市場，全部商品化。馬克思以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的詩人密爾頓為例，說他“出于同春蠶吐絲一樣的必要而創作《失樂園》，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動表現”，不是“為了增加資本的價值才完成的”。

最后，從消費過程來看，精神產品與物質產品也不盡一樣。精神產品的消費，大多數屬于非生產消費領域，即滿足個人的精神文化需要而發生的消費活動。對精神享受的渴望是人與一般動物區別的標志之一。隨著社會生產的不斷發展，整個社會成員文化素質的不斷提高，精神需要將越來越成為人們追求的主要目標，并且會促使精神生產的規模和質量不斷向新的更高的水平發展。然而，精神生產消費的對象，通常只是作為閱讀、觀看和欣賞的對象，不象物質資料的消費那樣在生產過程中被轉化為新的產品而逐漸喪失自己原有的存在，也不象非生產過程中衣食住用等等生活消費的被有形消耗或無形損耗。這些精神成果，只要沒有意外的天災人禍以及特殊的情況，一般都不會因無數的消費者、接受者的欣賞和時間的推移而造成實質性的實體消耗和消失。相反地，一切優秀的經典精神產品，由于它的不再生性和單一性，它的價值和意義還會隨著年代的久遠而增加。

馬克思在論述生產和消費的同一性時，也明確地指出了社會生產中還包括人類自身的生產即人口生產。他說：“消費直接也是生產，正如在自然界中元素和化學物質的消費是植物的生產一樣。例如，在吃喝這一種消費形式中，人生產自己的身體，這是明顯的事。而對于以這種或那種方式從某一方面來生產人的其他任何消費方式也都可以這樣說。這種與消費統一的生產是第二種生產，是靠消滅第一種生產的產品引起的。在第一種生產中，生產者物化，在第二種生產中，生產者所創造的物人化。因此，這種消費的生產——雖然它是生產和消費的直接統一——是與原來意義上的生產根本不同的。生產同消費合一和消費同生產合一的這種直接統一，并不排斥它們直接是兩個東西。”馬克思在論述人既是生產者又是消費者的辯證關系時，精辟地闡明了人口生產不同于物質生活生產的特點，即所謂“人物化”與“物人化”的區別。前者是指通過人作為勞動力的使用，再生產出物質資料；而后者是指通過消費生活資料，再生產出勞動力和生育新的一代，即人類自身的繁殖。而這兩種消費，均與精神產品的消費有所不同。

人類從誕生的第一天開始，就必須同時進行前兩種生產。通過自己的勞動獲取生產資料，維持人類自身的生存和繁育，這是人口生產得以實現和發展的物質條件。在人類的這個第一歷史活動中，人們在勞動生產中結成了一定的關系，同時也在產品的交換和分配中發生相應的關系，這就是人與人之間最基本的、貫穿于整個社會生產中的一定的生產關系，它是人的一切關系的基礎。而在人類自身生產過程中，人與人又形成了另一種關系，即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的血緣關系和家庭關系。由于這兩種生產的同時產生，生產關系與血緣關系交織在一起。隨著人類文明社會的進步和發展，人的需要的豐富和提升，逐漸地又出現了第三種生產，即精神生產，其中包括意識形態的生產。于是人們間又形成了包括宗教關系、文化關系、政治關系、法律關系以及意識形態的種種其他關系。這些不同的關系，分別由不同的紐帶維系著，如利益、情感、信仰、權力等等。然而，在人類的所有關系中，生產關系作為最基本的社會關系，最終規定和決定著一切其他關系的本質及其相互之間的本質聯系，從而也最終規定和決定了不同歷史時代、不同社會制度下人的社會存在的本質。

三

人口生產具有與物質資料生產和精神生產不同的特點：一是它必須是通過男女兩性間的結合才能繁育新的一代，實現人類生命的不斷延續的再生產，這種生產是以男女雙方結成一定的婚姻關系、組成家庭的形式來進行的。馬克思在《摩爾根〈古代社會〉一書摘要》中寫道：“家庭是一個能動的要素，它從來不是靜止不動的，而是由較低級的形式進到較高級的形式。反之，親屬制度卻是被動的，它把家庭經過一個長久時期所發生的進步記錄下來，并且只有當家庭已經根本變化了的時候，它才發生根本的變化（同樣，政治的、宗教的、法律的、哲學的體系，一般都是如此）。”婚姻是家庭的起點、基礎和根據，由婚姻結成的夫妻關系是家庭的核心和紐帶。這種以男女兩性結合的社會形式，是人口生產與動物的自然繁殖相區別的根本特點。它既具有自然屬性，如兩性差別和性本能等等生理、生物因素；同時又具有社會屬性，受整個社會關系尤其是最根本的生產關系的制約和影響，并最終決定著婚姻的性質、作用和發展。恩格斯曾以大量的史料，考察了人類婚姻的演變過程，證實了歷史上的不同婚姻制度，是與不同的文化密切聯系的。因此，婚姻制度屬于上層建筑范疇。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等都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婚姻制度產生強烈的影響。

家庭是社會的細胞，是人們基于婚姻關系、血緣關系或收養關系而組合成的社會生活組織形式。人口再生產是家庭的固有職能，也是它獨有的不同于任何其他社會組合形式的社會職能。然而，家庭對社會的功用和效能又不是單一的，除了生育功能它還有生產和生活的基礎職能，以及與人身心健康和精神生活密切相關的派生職能，如教育、保護、感情交往、休息、娛樂、政治、宗教等等活動。家庭的職能不是一成不變的，它隨家庭制度、家庭結構的變化而變化。在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中，小生產經濟廣泛存在，家庭的經濟職能特別突出，在組織生產和消費方面起著重要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里，家庭作為組織生產的單位的功能逐漸削弱和消失，而作為執行消費職能的單位，尤其是文化精神生活消費的經濟單位的職能，卻不斷增強和擴大。在現代文明社會中，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家庭，其職能也不盡相同。包括社會制度、生育觀念、道德倫理、法律、宗教以及其它各種文化因素，都會引起家庭職能的改變。

人口再生產還有一定的周期性和明顯的慣性特點。與其它生產不同，人口再生產的周期是由母女兩代人之間的間隔時間來決定的，最短必需要十五六年。這是因為婦女的生育年齡一般都從十五六歲開始，而隨著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這種周期性還有延長的趨勢。而所謂人口再生產的慣性，是指在一個不斷增長或減少的人口群中，婦女生育率已下降或上升到更替水平甚至更低或更高，但在相當一段時期內，人口仍保持原有的增長或降低的趨勢。把握了人口再生產的周期性和慣性的特點，才能認識和運用人類自身生產的規律性，使三大生產相互適應和協調發展。盡管人口的再生產不是而且不可能是決定社會制度性質、決定社會面貌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但是由于人口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是社會生活的主體，沒有一定的最低限度的人口，就不可能有任何社會物質生活；而在一定時期內人口增長過快，不能與社會再生產的要求相適應，也會延緩和阻礙社會發展。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人口作為社會生活的主體，不僅數量上的多寡對社會發展有著多方面的影響，而且人口素質（人口質量）也愈來愈受到社會的重視。人口有多方面的質的規定性和特征，人口質量反映著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的總體條件和能力，它包括身體素質、科學文化素質以及思想素質。身體素質主要指人的身體和大腦的發育狀況與維持水平，如平均身高和體重、患病率、死亡率、智力低下人口比例、平均預期壽命等等。這是人口質量發展的自然基礎，它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先天遺傳因素的制約。然而，人口質量的決定性因素是社會因素。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和社會制度的優劣，決定著人口素質發展的主要方面。人口的科學文化素質主要與人們接受的教育訓練程度有關，它包括文化知識水平和生產技能等，如文盲、半文盲率、受到各種教育程度的比例等。而思想素質主要指人口的思想覺悟、道德水準、價值觀念、傳統習慣等等，這些方面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最終由社會的經濟基礎所決定，同時又反過來對社會存在和經濟基礎產生積極或消極的反作用。只有社會生產力的高度發展、階級社會的消亡，人的素質才能得到真正全面的發展。

恩格斯指出：“統治階級的存在，日益成為工業生產力發展的障礙，同樣也日益成為科學和藝術發展，特別是文明社交方式發展的障礙。”只有在沒有剝削、沒有壓迫、沒有階級的社會里，人的勞動生產力才會達到前所未有的充分滿足全社會的各方面的需要，人的素質才會得到德、智、體、美、勞全面的訓練和發展，“在所有的人實行明智分工的條件下，不僅生產的東西可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豐裕的消費和造成充足的儲備，而且使每個人都有充分的閑暇時間去獲得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文化——科學、藝術、社交方式等等——中一切真正有價值的東西；并且不僅是去獲得，而且還要把這一切從統治階級的獨占品變成全社會的共同財富并加以進一步發展。”在這樣的社會里，我們將會看到人口生產、物質生活資料生產以及精神生產之間的互相適應、互相促進、互相協調和同步發展。人們所需要的并不僅僅是豐富充裕的物質財富；更重要的是高水平、高質量的精神財富。每一個社會成員，都將得到充分自由發展的時間，其中包括“個人受教育的時間，發展智力的時間，履行社會職能的時間，進行社交活動的時間以及自由運用體力和智力的時間”。總之，人類未來社會“真正的財富”，就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預言的“所有個人的發達的生產力”。

這樣，綜合馬克思關于人類的“三種生產”的論述，我們可以看到人類社會“三種生產”的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總體關系。當然，這并不意味著“三種生產”的雙向互通關系是同等同質、不分層次的。在人類歷史的幼年階段，當“三種生產”均處于相當低水平的發展時，它們相互之間幾乎是不可分的統一體。但隨著人類社會的進步，物質生產的發達，精神生產的分離，“三種生產”從相對的獨立走向三足鼎立直到三者的矛盾對立。只有當人類進入到社會發展的高級階段，即社會生產力達到高度發展水平，社會產品極大的豐富，勞動成為生活的第一需要，每個人都能得到自由、和諧、全面的發展，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差別逐漸消失，“三種生產”也就協調一致、同步運作和發展了。

正象與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相對應而存在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一樣，與人口生產相對應的理應存在著“人口文化”。也就是說，從“三大生產”中應當創造和產生出三大類文化而不僅僅是兩種文化。這三種文化的關系，如同“三種生產”一樣，也是相互聯系、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的。人類社會離不開三種生產，人類社會也需要三種文化：既需要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同時還需要人口文化。人類社會存在著相互聯系、交叉、滲透的文化，即人口文化、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而人口文化與物質文化都是精神文化的基礎。按照馬克思主義的觀點，人口是社會生活的主體，同時也應當是文化的主體。無論是物質文化還是精神文化，都是由具有一定的文化素質的人所創造出來的成果。人口生產如同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一樣，是一種社會的、歷史的現象，不是單單由自然的、本能的、生理的屬性所決定，而是與一定社會和時代的文化緊密聯系的。

既然人口的再生產具有相互聯系的兩個方面，即自然的方面和社會的方面，那么就不能不考慮到社會文化的影響。以育齡婦女的生育率為例，顯然不僅僅只是由生物和生理的自然規律所支配，同時還要受婚姻家庭制度和生育觀念的影響，其中包括文化教育的重要影響。一般說來，文化教育水平與生育率的高低存在著反比例的關系。人們的文化教育水平不高，缺乏科學的生育知識，不能自覺地控制生育行為，生育率相對地比較高。而人們的科學知識和文化教育水平的提高，對婚姻和家庭觀念有正確的認識，對控制生育行為抱有科學的看法，加上保健衛生事業的發展和先進的節育措施的普及，便必然會使生育率相對地降低。同時，像道德、宗教、哲學、文學藝術等等社會意識形態，也直接間接地影響著生育率的變動。

人口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關系更為顯著和密切。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指出：“一定的文化（觀念形態的文化）是一定社會的政治和經濟的反映，又給予偉大影響和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經濟。”在《矛盾論》中，他還進一步寫道：“當著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這里所說的主要是狹義的精神文化（社會意識形態或觀念形態的文化）與政治和經濟基礎的關系，但在一定的意義上，即在大文化的范圍內，也基本上勾勒了人口文化、物質文化與精神文化的關系。從根本上來說，人口文化和物質文化應當是精神文化基礎。沒有高素質的人口，沒有高水平的物質文化，不可能建設高度的精神文化。同樣地，精神文化的層次低，便會影響和制約著人口的質量和數量，干擾和破壞物質文化的建設。在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中，應當是人口文化建設、物質文化建設和精神文化建設三者協調統一、相互促進、同步互利地向著共同的目標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