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資本流動障礙與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正文】

中圖分類號：F091.9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7-8444(2000)06-0015-04

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而利潤率的平均化又總是以資本流動作為實現途徑的。實質上資本能否流動不僅關系到能否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更關系到能否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和資源的最佳配置。因此，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如何促進和引導資本流動，對于進一步繼承和發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思想、對于解決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及分析基礎

按照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在社會化大生產條件下，各個生產部門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不同，即使剩余價值率相同，彼此的利潤率也是不同的。在利潤率存在差異的情況下，受利益驅動，低利潤率部門的資本必然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從而使得高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下降，低利潤率部門的利潤率上升，利潤率在各部門間逐步平均化。隨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商品價值便轉化為生產價格，商品的市場價格便從以前圍繞價值波動轉變為圍繞生產價格波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或生產價格理論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它不僅解決了古典經濟學家所不能解決的關于“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與勞動價值論之間的矛盾，而且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同時對社會主義經濟建設也具有指導意義。

雖然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但對這一理論的認識切不可簡單化。在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中，我們不難看出，利潤率平均化的關鍵就在于資本在各部門之間的自由流動。馬克思的抽象分析顯然是以資本流動不受阻礙的自由競爭作為分析基礎的。而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資本流動的自由程度是大不一樣的，因而利潤平均化的難易程度也是不同的。

從歷史上看，在自由資本主義初期，雖然商品生產比以前大大發展，商品的生產已經形成了各種專業化的部門，統一的社會分工體系已經形成。但由于封建行會的束縛，資本的競爭還只能在部門內部進行，資本還難以在部門之間自由轉移。只是隨著資本主義的迅猛發展，資本才完全沖破了封建行會的束縛，實現了在部門之間的流動，最終實現了等量資本取得等量利潤。這一歷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概括的：“競爭首先在一個部門內實現的，是使商品的各種不同的個別價值形成一個相同的市場價值和市場價格。但只有不同部門的資本的競爭，才能形成那種使不同部門之間的利潤率平均化的生產價格。這后一過程同前一過程相比，要求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到更高的水平。”[1])(P.201)因為只有這一“更高的水平”才能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才能實現利潤率的平均化。

但隨著歷史條件的改變，資本流動又遇到了新的障礙。在壟斷資本主義時期，自由競爭完全為壟斷所代替，資本流動便變得不再自由了——受到了壟斷的阻礙。對于壟斷的阻礙作用，生活在過渡時期（自由競爭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的馬克思、恩格斯早有預見并作過深刻的分析。但對于社會主義社會是否還存在資本流動的障礙以及如何消除流動障礙，則沒有作出全面的分析。

值得說明的是，理論界關于社會主義條件下資金與資本概念的爭論由來已久，但本文的討論并不涉及這一爭論本身。本文只是從資金與資本的一般共性出發使用“資本”這一概念的，以此來探討作為運動著的并以增殖為目的的價值在轉移過程中遇到的困難及其解決途徑。

二、社會主義條件下的資本流動障礙

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是人類社會制度的一場革命，從根本上說，生產資料公有制也更有利于社會化大生產的發展。但生產資料公有制并不能消除資本有機構成水平和資本周轉速度的差異，因而也就不能消除各生產部門利潤率水平的差異，尤其是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率的這種差異可能還會表現得更為明顯。因此，為了協調各部門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仍然需要在部門之間進行流動，利潤率仍然需要平均化。但在實際生活中，有許多因素在阻礙著資本的流動、阻礙著利潤率的平均化。其中，既有經濟因素也有非經濟因素，既有資本所有者自身的主觀因素也有其外部的客觀因素。

（一）經濟體制。經濟體制的核心內容就是解決資源配置的方式問題，不同的經濟體制對于資本流動的影響是不一樣的。

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整個資源配置過程都以價格機制為基礎，經濟動力來自生產者對物質利益的追求，分散的決策主體在謀求各自的利益中彼此展開競爭，哪個部門的利潤率高，資本就自動向哪個部門轉移。顯然，市場經濟體制是有利于資本流動的。而在社會主義國家曾普遍采用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經濟運行過程是通過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計劃和行政命令來推動的，經濟管理的決策權掌握在政府手中，企業和部門沒有任何自主權，任何一種生產要素都不能自由流動。與這種管理體制相適應，整個社會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方式，企業的經濟效益根本不與經濟成果掛鉤，經濟效益的差別完全被平均主義所掩蓋，而平均主義與利潤平均化是有著本質區別的。因為干好干壞一個樣，生產要素也就根本不需要流動，企業自然也就失去了活力。因此，在與現實生產力嚴重脫節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資本流動既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

（二）市場結構。市場是以多種多樣的具體形式存在的，所以各種市場的內部結構并不一樣。一般說來，市場的結構不同，資本流動的難易程度也就不同。

在完全競爭市場上，由于生產者數量眾多，且生產規模較小，因而任何人都不能控制整個市場的生產和銷售，競爭是完全自由的、充分的，生產要素完全可以自由地進入或退出某個行業。因此，完全競爭市場最有利于資本的流動。但在現實生活中，卻并不存在真正意義上的完全競爭市場。

在不完全競爭市場即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完全壟斷市場上，競爭就不再是自由的了，因為存在著各種形式的壟斷：(1)由競爭引起的壟斷；(2)由獨占資源形成的壟斷；(3)由商品專利權引起的壟斷；(4)由政府特許形成的壟斷。盡管壟斷形成的原因千差萬別，但各種壟斷的作用卻是共同的，即都能阻止外部資本向本部門的轉移從而阻止利潤率的平均化。尤其是在完全壟斷的行業中，由于產品的生產和銷售已經為獨家所控制，所以外部資本根本沒有可能進入該行業。

壟斷阻礙了資本的流動，也就維護了部門間利潤率水平的差別，并且進一步擴大這種差別。壟斷者一方面可以憑借壟斷地位阻止自己的利潤被他人所平均，另一方面又可以通過制定壟斷價格去占有他人的利潤，“某些商品的壟斷價格，不過是把其他商品生產者的一部分利潤，轉移到具有壟斷價格的商品上”[1](P.973)。這樣便形成了壟斷利潤，其利潤率水平也就必然遠遠高于一般的非壟斷部門了。

（三）規模經濟。在不同的市場、不同的行業中，企業的最佳規模是不一樣的。有的產業只有進行大規模生產，才更有利于專業化分工，才更能發揮技術和設備的作用，最終實現成本降低、效益提高的規模經濟效果。馬克思曾明確指出：“在其它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2](PP.686-687)而要達到最佳規模，就需要有足夠的資本來滿足設備購置、產品開發、技術研制、產品促銷等要求。如果企業投資能力太低，則會使成本提高和效益下降。因此，有的行業雖然利潤率高，但對企業投資能力的要求也高。如果沒有相應的投資能力，資本和其它生產要素是難以進入這些行業的。

（四）技術條件。生產技術條件是人們根據實踐經驗及自然科學原理而發展形成的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以及與這些工藝操作方法和技能相適應的生產工具和其它物質設施，它直接聯系生產過程，也直接制約生產過程。尤其是在現代企業生產中，技術條件的作用越來越重要，產品的技術含量高，附加值就大，企業的經濟效益就高。但產品的性質不同，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技術條件也就不同，不同的生產要求有不同的生產技術條件與之相配套。因此，資本的流動必先以技術條件的轉變為前提，而技術條件的轉變既需要專項的基金，又需要相應的人才，其轉變過程本身就是十分困難的。

（五）比較優勢。企業在一個行業中經歷的時間不同，其競爭能力也就不同。原有企業與潛在企業相比，在生產經營活動中具有明顯優勢：(1)成本優勢。原有企業擁有專門的生產工藝或制作方法，積累了許多生產經驗和管理經驗，并擁有大量的專業技術人才，因而勞動生產率水平較高，在產品的成本上具有很強的競爭力。(2)市場優勢。原有企業不僅擁有穩定的原料來源，而且擁有穩定的銷售市場。靠著產品的質量、服務的質量和大量的廣告宣傳，原有企業已經在消費者的心目中樹立了一定的形象，贏得了一批固定的消費群體。由于原有企業在競爭中擁有上述比較優勢，許多潛在進入者不愿甚至不敢進入該行業與之進行較量，資本流動也因此受到阻礙。

上述種種障礙，阻礙了資本流動也就阻礙了利潤率的平均化。那么，這是否說明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已經過時了呢？結論當然是否定的。因為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資本不能流動、利潤率不能平均化，既不利于企業加快資本周轉、提高資本運作效果，也不利于協調國家與企業、企業與企業、部門與部門之間的各種經濟利益關系，更不利于優化產業結構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因此資本流動和利潤率平均化是符合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的。現在問題的核心是如何解決資本流動障礙與利潤率平均化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關鍵是要從理論上充分認識政府調控在利潤率平均化過程中的作用，通過政府調控來解決二者之間的矛盾。在資本流動遇到障礙的情況下，只有充分發揮政府的宏觀調控作用，才能有利于消除資本流動的障礙、緩解資本流動的困難，最終促進資本的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

三、利潤率的平均化和資源的有效配置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一）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為資本流動提供制度保障。經過20多年經濟體制的改革，我國的產品及其生產的市場化程度不斷提高，企業的自主權也在不斷增強，但企業尚沒有真正成為獨立的行為主體，舊體制的歷史殘余仍在一定程度上繼續束縛著企業的經濟行為、阻礙著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還必須進一步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加速企業產權制度的變革，盡快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只有產權關系明晰，企業才能真正成為自主經營、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的法人實體，才能真正自主地根據市場行情來調整自己的投資方向，實現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的流動。其次，必須加快建設一個競爭有序、統一開放的市場體系，使所有生產要素都能順利進入市場。資本的流動總是同其它生產要素的流動結合在一起的，只有在完備的市場體系基礎上，才能實現生產要素的全面流動。另外，還必須進一步健全市場機制，使市場真正發揮對企業的導向作用和資源配置的基礎作用。

（二）加強經濟立法，提高執法力度，限制壟斷，反對不正當競爭。企業競爭、資本流動需要有一個公平、合理的外部環境。為了維護市場競爭的秩序，實現公平競爭，許多實行市場經濟的國家都制定了有關法律來限制企業的各種壟斷行為，如規定產量、瓜分市場、掠奪性定價、捆綁式契約或合同、價格岐視等[3](PP.253-254)，目前國際上已有84個國家頒布了反壟斷法。我們國家雖然也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價格法》等法規，但法規仍不健全，反壟斷法至今尚未出臺，而且現有法規也不夠完善，再加上執法不力，所以各種各樣的壟斷現象并沒有得到根本抑制，欺行霸市、合謀抬價、壟斷資源等通過不正當競爭牟取暴利的行為幾乎隨處可見，至于價格歧視、官商不分、權錢交易、條塊分割、地區封鎖等現象則更為嚴重[4](P.28)。因此，要實現公平競爭，就必須大力加強立法和執法工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只有這樣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切實可靠的法律保障，才能為資本流動提供一個穩定、公平的經濟環境。

（三）進一步完善產業政策，鼓勵企業間跨行業的兼并、聯合和資產重組，以實現規模經濟。

在現實社會中，既要保持競爭活力又要實現規模經濟總是十分困難的，規模經濟總會在一定程度上阻礙資本的流動。但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之間的矛盾也并不是絕對不能解決的，跨行業的資產重組與聯合就是解決這一矛盾的較好途徑。

當一個行業產品供大于求后，競爭必然更加激烈，價格降低收益下降迫使企業調整投資方向，努力將資本向高利潤率部門轉移。但如果企業資本有限，達不到其它行業的規模經濟要求，的確是難以流動的。這時可以采取與其它行業的企業進行聯合的方式來解決這一難題。企業通過多種形式的聯合，不僅可以克服自身基礎投資不足的困難，而且還可以直接利用對方成熟的生產技術條件，迅速地提高自己的生產能力，形成集約經營和規模效益，這就既實現了資本的流動，又實現了規模經濟。因此，政府應進一步制定和完善相應的產業結構政策和產業組織政策，鼓勵和引導企業在自愿的基礎上實現跨行業的聯合和資產重組，以此達到資本流動與規模經濟的統一。

（四）充分發揮經濟杠桿的作用，促進和引導資本的合理流動。合理有序的資本流動有利于資源的最佳配置，而盲目無序的資本流動則會導致市場的混亂和資源的浪費。因此資本流動不僅需要促進而且還需要引導，這些都離不開政府的調控。政府可以通過靈活運用各種經濟杠桿，來促進和引導資本的流動，并對資本流動進行調節。

價格是最重要、最靈敏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價格調整和變動來影響資本的流動。對價高利大但供過于求的產品可以采取限制價格政策，而對那些價低利薄但又必不可少的產品則可以采取支持價格或保護價格政策。稅收是另一個非常重要的經濟杠桿，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和調整稅種、稅率以及減免稅等政策，引導企業合理調整投資方向。另外，信貸也是重要的經濟杠桿之一，銀行可以通過擴大貸款范圍和數量、降低貸款利率的方法，來支持企業的資本流動，幫助企業克服在調整投資方向過程中遇到的資本困難和技術困難。除了價格、稅收、信貸這三大杠桿之外，還有其它經濟杠桿也都能通過不同的方式、從不同的角度來影響企業資本的流動。因此，政府應該根據各種經濟杠桿的綜合作用，制定出積極有效的經濟政策，來對資本流動進行引導和調節，這樣就能既促進資本的流動，又避免流動的盲目性，因而，也就更能保證在利潤率平均化的同時實現產業結構的優化。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不僅深刻地闡述了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條件下利潤平均化的客觀必然性，而且科學地揭示了利潤平均化的實現途徑，因此這一理論仍然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但由于在資本流動面臨諸多障礙的情況下，政府調控對于促進資本流動和利潤率的平均化有著不可或缺的作用，因此，這就要求我們在堅持馬克思平均利潤理論基本思想的同時，還應該特別加強關于政府調控與資本流動即政府調控與利潤平均化關系的研究，以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馬克思的平均利潤理論，最終為探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服務。

收稿日期：2000-09-15

【參考文獻】

[1]馬克思．資本論(3)[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馬克思．資本論(1)[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華夏出版社，1999.

[4]胡代光，周安軍．當代國外學者論市場經濟[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