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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據，仍是一個有待學術界深入探討的重要問題。過去，人們多側重于從當時社會的落后與黑暗的角度尋找答案，這固然十分必要，但這種分析不能全面解釋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內在機制，更不能深刻揭示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性質及其進步價值。事實上，新民主主義革命不僅是民族危機、鄉村危機、社會全面危機的結果，而且還與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進步緊密相連。本文就專門探討近代中國社會新質因素的日益壯大與革命運動發生發展的內在聯系，即從社會現代化因素與革命運動的互動關系中，尋求革命運動發生發展的原因及其歷史根據。

一、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因素的增長

根據馬克思等經典作家的論述，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不僅表現為不同階級之間通過和平或暴力等途徑發生政權更迭，而且表現為新型政治制度的建立并導致社會諸領域的巨變。這種真正意義上的革命，發生的前提不是落后的社會所能具備的，必須有新質的生產方式及依托于先進生產方式的階級階層的不斷壯大和其思想覺悟的提高為基礎。按照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觀點，革命發生的根源在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日益尖銳的矛盾。①如果沒有新的生產力的發展及其與既存的舊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的日益尖銳的沖突，真正的革命難以發生。經濟發展的程度、生產的性質和方式以及由生產所決定的交換的性質和方式制約著革命的斗爭的性質②；生產力發展的程度還決定著革命能否實現新舊社會制度更替使命的完成。“各代所遇到的這些生活條件還決定著這樣的情況：歷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動蕩是否強大到足以摧毀現存一切的基礎；如果還沒有具備這些實行全面變革的物質因素，就是說，一方面還沒有一定的生產力，另一方面還沒有形成不僅反抗舊社會的個別條件，而且反對舊的‘生活生產’本身、反抗舊社會所依據的‘總和活動’的革命群眾，那么，正如共產主義的歷史所證明的，盡管這種變革的觀念已經表述過千百次，但這對于實際發展沒有任何意義。”③尋求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源不能只盯著社會落后的層面，而是重在考察生產力的發展及其受阻從而產生的與舊的生產關系的沖突。因此，分析發生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根源，絕不能僅從鄉村危機中去尋找，還應該從現代化的視野，考察社會現代化因素的發展及其受阻如何推動革命不斷展開，并規定著革命的任務和性質，且最終為革命的勝利奠定基礎。

近代中國社會受西方資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及腐朽政權的統治，存在著向下沉淪的趨勢，但社會也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轉型，現代化因素呈日益擴散之勢。從傳統農業文明向現代工業文明的過渡與轉型，表現為近代中國社會各個方面的深刻變化，既有經濟領域的工業化進步，還有政治領域的民主化、社會領域的城市化以及價值觀念領域的理性化的互動過程。伴隨著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不斷發展，階級階層發生分化，新式教育亦不斷發展，新思想觀念日益擴散，進而影響人們的心理與行為。這一切變化匯聚為變革社會的先進力量，最終為新民主主義革命運動的發生與發展準備著條件。

(一)資本主義工商業的不斷發展

近代中國經濟的現代化主要指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從資本構成上看，包括外國資本、國家資本和民族私人資本三部分，它們作為新質的生產力都對中國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但從革命的角度考察，外國在華資本主要憑借特權和自身的優勢剝削中國人民，而國家資本和大官僚資本比較腐朽，所以從生產力和生產關系兩個維度看，只有中國民族私人資本既采用先進的機器生產，同時又有與之相適應的相對先進的管理制度，故本文將其作為先進生產方式的代表作重點考察，探討其發展的狀況及內在要求。

近代中國民族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產生可謂先天不足，發展過程中又處于后天失調的困境，但總的來看，它在坎坷發展中呈逐漸壯大之勢。受辛亥革命運動的推動及第一次世界大戰、五四愛國運動的影響，1912年至1922年近代民族私人資本發展出現了一個高潮。投資工商業的豐厚回報，吸引著更多的有錢人投資建廠，以至不少軍閥官僚都踴躍投資設廠。在外資卷土重來而市場購買力沒有多少增長的情況下，1923年至1925年民族資本出現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危機。但在國民革命中，由于抵制日貨、倡用國貨運動的推動，使得1925年下半年的市場狀況有所改善，1926年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又逐步發展。據統計，從1912年到1927年的16年中，中國歷年所設創辦資本額在1萬元以上的工礦企業總數達1984家，創辦資本總額約為45895.5萬元。就創辦企業的數量或創辦資本總額而言，這后16年都超過了前72年的一倍以上。④從發展速度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20年間，外國在華工業資本的增長率降至4.82％，官僚資本更降至3.44％，惟民族資本仍保持兩位數的增長率，為11.90％。⑤

1927年至1932年的6年間，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基本處于發展之中，盡管也有一些行業和廠家在發展中出現種種困難。隨后的三年，中國民族資本受到世界經濟危機及中國鄉村危機的影響而陷入嚴重的發展困境。由于中國民族企業生產技術的革新和企業家隊伍的成熟，民族工業在逆境中仍有部分行業和企業繼續取得了一些進步。從1935年底開始，由于幣制改革等因素的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經濟開始恢復，1936年至1937年重新走向較快發展的軌道。從資本投資上看，這一時期中國民族產業資本的投資總量有較大的增加。據統計，從1919年到1935年的16年間，民族資本工礦交通業的投資由27936.3萬元增加為93228.9萬元，平均每年增加4080.8萬元，年平均遞增率為7.82％。應當說這種發展速度是比較快的。⑥但好景不長，這一初步繁榮發展的勢頭很快為日本大規模的全面侵華戰爭所打斷，民族資本企業更多地處于慘淡經營的狀態，甚至走向破產。

民族資本主義的不斷壯大，現存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質的政治制度和其他社會制度越來越不能適應其自由發展的要求；同時也正是由于民族資產階級的日益壯大，形成一定的勢力，才敢于從維護自己的利益出發與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作斗爭。

另外，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還有著根本性的歷史意義。(1)推動了近代城市的發展，從而形成了二元社會格局。工業化的進步推動了近代中國傳統城市的現代化轉型和現代新型城市的發展。這些城市不僅是政治中心、消費中心，而且還是新型經濟中心和先進思想文化的制造和傳播中心。1900年中國擁有10萬人以上的城市11個，1922年則增加為50個。1921年全國各通商口岸人口總數為1018.9萬人，1931年則增加至1353.6萬人，高于全國人口平均增長率。⑦1936年全國城市人口大約12259.3萬人，占全國人口總數的24.48％。⑧盡管中國的城市化水平仍比較低，但卻構成了現代的一元，是近代中國先進生產力和先進文化生長的平臺，代表了中國發展的方向，而與傳統的一元——鄉村形成比較鮮明的對照。二元的互動規定著近代中國社會的變遷。(2)導致了具有先進生產力屬性的階級階層出現，即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及附屬于它們的知識分子、政黨、團體組織等，這為中國變革舊制度、建立新制度的革命運動提供了領導力量和階級基礎。(3)加深了近代中國社會的內部矛盾，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準備了條件。

(二)新思想觀念的傳播

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進步的另一個表現為思想觀念的現代化。現代思想的傳播首推戊戌維新時期的思想啟蒙，繼之為辛亥時期的革命洗禮，更直接地得益于五四新文化的宣傳與熏陶，隨后新思潮競起，通過報刊雜志等現代傳媒及新式學校教育向外傳播，培育了幾代新青年。

戊戌維新時期新思想和新文化開始較大規模地傳播。當時的《時務報》和以后的《新民叢報》成為最受社會歡迎的讀物。1902年創刊于日本橫濱的《新民叢報》，連載梁啟超的《新民說》，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觀點與政治思想，宣傳維新，抨擊清廷頑固派，對當時知識界產生較大影響，多年以后仍然成為許多人更新觀念、走向進步的階梯。1936年與斯諾談話時就曾講到這一事實。⑨這一時期，嚴復翻譯的《天演論》，全面介紹了達爾文的進化論，不僅為變法提供了理論依據，而且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的世界觀、歷史觀與人生觀，進而在民族意識、政治思想、學術研究等諸方面帶來巨大變化。可以說，從到期間，整整一代先進的中國人，大多都是進化論的信奉者。學習西方，進行社會變革，成為當時國人共同的心理要求。

辛亥革命時期，資產階級革命派對君主專制制度進行了更為尖銳的批判，宣傳民主、平等、博愛等價值觀，倡導用革命手段推翻腐朽的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國。這一時期影響較大的為三民主義、民約論及革命思想的傳播。

五四新文化思潮及隨后俄國十月革命引發的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廣泛傳播，直接構成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革命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指導，也是國民思想觀念變革的重要原因。

以北京大學和《新青年》為陣地而發動起來的五四新文化運動，主要內容在于反對專制要求民主、反對迷信提倡科學、反對舊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其核心是塑造新一代青年，使之具有民主素質、科學精神，求得個性解放，擺脫舊傳統、舊道德、舊制度的束縛，最終擔當起實現民族獨立、革除社會積弊、實現中華民族復興的大任。進一步推動了新文化運動的全面展開，各種新思潮紛起，形成了一個思想解放運動。這一時期除了直接對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思想進行猛烈批判外，還從積極的方面提倡男女平等、婦女解放、婚姻革命、家庭革命等。

馬克思主義的廣泛傳播，對時人影響巨大。俄國十月革命的勝利及第一次世界大戰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許多人在對民族和人生的思考中選擇了馬克思主義。由此，在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指導下觀察世界與中國，知識分子開始深刻認識到勞動人民的重要性，把沒有剝削和壓迫的社會主義作為人生奮斗的目標。總之，前后的新文化思潮，對封建主義思想堡壘進行了猛烈的沖擊，使廣大知識青年受到了民主主義的熏陶，使他們日益從舊禮教、舊道德和舊的傳統思想的束縛下解放出來，追求民主、科學、個性解放，渴望變革陳腐的舊傳統、舊道德、舊語言、舊制度。這一切無疑為革命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新式教育的發展

近代中國社會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新式教育的不斷發展，而新式教育是傳播新思想、培育新青年的主要途徑。

近代中國的新式教育始于洋務運動時期，至戊戌維新時期初步發展。1905年清政府明令廢除科舉制度后，新式學堂廣泛出現，新式教育得到較快發展；同時出國留學亦走向高潮，教會學校也有較大發展。民國以后，新式教育完全占了上風，尤其是1922年的學制變革，使得新式教育基本步入發展的正軌。

1922年11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實行新的學制制度——壬戌學制。新學制是一項系統改革工程，確定的標準為：適應社會進化之需要，發揮平民教育之精神，謀個性之發展，注意國民經濟力，注意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等七項。它實行從小學到大學男女可同學的制度，使女子獲得平等教育權；實施分科制和選科制；并帶動課程體系和各級各類學校各科綱要的更新，以及各種新教學法的實驗。這一切都為中國現代教育奠定了基礎。說明教育發展的數字很多，不擬詳述。單從1936年來看，國統區有小學320080所，學生18364956人；中等學校3264所，學生627246人；高等學校108所，學生達41922人⑩。盡管國民黨企圖以蔣記三民主義和道德復古主義來控制教育，但教育卻按其自身的規律發展。1922年的新學制和現代教育內在的進步性，催化了民主主義和科學精神的生長，加速了專制主義和蒙昧迷信的衰亡。因而，新式教育不是鞏固了國民黨的政權，而是在理想與現實的強大反差中，引導廣大師生或對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表示絕望和不滿；或回避政治，一心一意埋頭于教育救國、科學救國、實業救國；或拍案而起，投入反對國民黨的“第二條戰線”，促使國民黨統治走向崩潰。他們當中死心塌地為蔣家王朝賣命的，寥寥無幾。(11)

近代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表現在諸多方面，限于篇幅無法一一述說。總的來看，新的經濟因素的不斷發展與壯大，往往帶來社會結構的變動，傳統家族制度、等級秩序和群體權利的變化，以及社會成員行為和習俗的變遷，它也必然要求并推動變革舊制度舊道德、摧生新制度新文化新道德運動的展開。

二、新舊力量的沖突和思想觀念的碰撞

近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主要不是由社會內部產生的資本主義萌芽轉化而來，基本上屬后發移植型資本主義，缺乏順利生長的經濟條件、社會環境和國際環境。民族資本直至1949年都未克服資金少、規模小、技術落后的局限。雖然北洋軍閥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黨政府都頒布了一些鼓勵發展民族工商業的條令，但多口惠而實不至，政權自身日益惡化的財政狀況及其專制體制下的整體性腐敗，使得兩政權多以榨取民族資本為能事；既得利益者極力維護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自然也滿足不了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專制下的政治制度也無法對社會進行真正有效的整合。民族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及其發展中的阻礙與坎坷，導致了民族資產階級對新舊軍閥政權的不滿與抗爭。

(一)民族工商業資產階級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的抗爭

伴隨著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民族資產階級經濟實力增強，階級隊伍壯大，他們不但力圖保持和鞏固現有的經濟成果，還要求進一步擴大資本的積累和企業的規模。為此，他們力爭在政治上參政議政，以求有更好的生存與發展環境。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以商會為核心的民族資產階級團體組織，曾一度叱咤風云；1927年曾協助鎮壓中國共產黨的民族資產階級，原幻想在南京國民黨政權統治下會得到更多的參政議政權利，但事實與他們的愿望相差甚遠。不用說參政議政難以實現，就連其自身的基本組織之一——商會的生存也發生了危機。在南京國民政府統治初期，國家政權與商會之間展開了控制與反控制的斗爭。

從商會的主要活動來看，主要是從維護工商資產階級的利益角度抵制政府增捐加稅、要求參政議政、參加反帝愛國運動及抵制內戰等。但他們的希望大多落了空。在稅收方面，南京國民黨政府宣布實行關稅自主，一時確實得到資產階級的擁護，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很快就發現，和外貨及在華外資企業相比，他們從關稅自主和裁撤厘金中并沒有得到多少真正的好處。裁厘后的捐稅，除少數商品外，和北洋時期相比，稅負多有加重。在關稅稅率的制訂方面，國民政府與日本妥協，對壓迫中國民族企業最甚的日資商品網開一面，在1至3年內保持原有稅率。民族資產階級對國民黨政權的對日屈服態度不滿，多次上書南京政府，憤怒地指出，“與關稅完全自主保護實業之宗旨，相去尚遠”(12)。

在參政議政方面，南京政府雖然也曾邀請了部分實業界名人參與政府，但多徒有虛名，沒有決策權。南京國民黨政權在訓政的名義下實行的是和個人獨裁，根本不允許其他政黨和團體組織參與政權。商會參政的挫折就是明證。就勢力最強的上海總商會來看，曾就選派立法委員、商會獨立法人地位及商會整理等問題，與南京國民黨政權展開爭斗。最終結果是南京國民政府全面控制了上海商會，從而商會再也無法與政府分庭抗禮。(13)

當然，民族資產階級從未完全聽命于南京政權，尤其是在九一八事變和一·二八事變后逐漸行動起來，和全國其他階級階層的人士一起，加入到反對日本侵略、反對專制獨裁、爭取民主自由的運動中。在這一過程中，他們對政權對日妥協對內鎮壓的政策日益不滿，尤其是抗日戰爭結束后，對南京國民黨政權大力發展官僚壟斷資本，榨取、壓制和吞并民族私人資本，以及政權腐敗更加不滿。從總體上看，他們經歷了一個從期望到失望、再到絕望的過程，不少民族實業資本家加入到革命行列。實業家穆藕初一生為實業奮斗。1937年，他在種種的挫折中深刻認識到中國要進行生產建設，必須先解決一些先決條件：“對內急應鏟除建設之各種障礙，對外則應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之束縛是也”(14)。一個致力于發展實業、一度對南京國民黨政權抱有希望的實業家，最后得出要發展經濟必須反帝反封建，與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綱領趨于一致，這說明新民主主義革命決不是什么少數革命者鼓動的結果。但是，民族資產階級由于自己的階級局限，仍未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出路。民族資產階級一直在風雨飄搖中生存，力量較為弱小，靠其自身的力量難以實現自己的愿望，然而，他們又十分害怕廣大工農的覺醒，從而找不到支持力量。歷史的使命只能落在先進生產力的另一代表者無產階級身上。在找不到出路的苦悶中，不少資產階級人物只能寄托于夢想，表達自己對現實的不滿和對未來美好社會的渴望。這一點，從《東方雜志》第30卷第1號登載的150多位工商界人士、知識分子、學生、一般機關人員的夢想中可以看出來。

銀行家章乃器也是一個典型。早年他對現實不滿，但寄希望于政府的改良，相信胡適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相信三民主義能救中國，但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他對政權的反動本質有了較清楚的認識，思想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他呼吁堅定地抵抗日本的侵略；從唯物史觀的角度分析問題，逐漸認識到先進生產力發展的前提在于推翻帝國主義、軍閥的統治，并從根本上變革政治制度。在1935年的《改造中國經濟的正路和歧路》文章中，他明確指出，中國經濟建設的實際步驟首先應有一個前提，即“要在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消滅之后，我們才可能有一個民族中心的經濟建設”(15)。

鄒韜奮作為報業的實業家，從愛國而要求抗日，最后不滿于國民黨政權的倒行逆施而轉入革命陣營。

總之，這一時期，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出于自身利益及愛國熱情，堅決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同時也與國民黨政權進行了不同形式的斗爭。民族資產階級的期望與中國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接近，這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基礎。民族資產階級在其要求與愿望屢屢受挫后，對國民黨政權逐步失望，從而逐漸向中國共產黨靠攏。

(二)思想價值觀念領域的沖突

一種新的生產方式的不斷增長，不會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其內在的精神將以不同的方式滲透到社會的各個層面。20世紀二三十年代，隨著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不斷擴大、中國與世界交往的日益頻繁，并由于新思潮的傳播及新式教育的發展等，人們的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發生巨大變化。人們逐漸擺脫傳統的因循守舊思想，求新求變心理日益濃厚，追求民主、自由、獨立的信念日漸增強。雖然當時新思想新觀念日益擴散，但傳統的思想觀念仍然擁有很大的市場，甚至占據主導地位，新舊沖突在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隨處可見，使得具有新思想觀念的人感到極端的痛苦和沉重的壓力。

當時的知識青年渴望沖破父母包辦的婚姻而追求自主戀愛、自由結婚，建立小家庭的觀念日益普遍。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不少的社會調查證明了這一點。如1928年燕京大學社會學系對燕大男生婚姻態度的調查，一般都認為應建立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大多數人贊成婚姻自主(16)。1929年對燕大女校、燕大附中、京師大女子部的女生進行的調查顯示了同樣的價值取向(17)。

然而，不僅當時的社會觀念主流仍然是以傳統的封建禮教為皈依，而且各屆民國政府的法令，仍在維持舊式家庭的秩序和結構。

北洋軍閥政府在家庭問題上不僅宣揚三綱五常、封建倫理，而且大肆主張褒揚烈婦、貞女，對離婚也大加限制。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納妾現象仍大量存在。費孝通在20世紀30年代所作的江村調查表明，婚姻安排仍是父母而不是青年男女個人的事(18)。對北平、天津、上海、南京、成都5市的統計表明，直到1937年，青年結婚由父母包辦的還有54.72％；1938年到1945年，平均有37.23％；1946年至1949年，仍有31.77％。而自由認識結合的只占結婚人數的4.99％，1945年為10.05％，1949年僅占15.21(19)。這一組數字表明父母包辦婚姻呈下降趨勢，同時還說明，青年們還沒有真正實現以愛情為基礎的自主婚姻。1935年春，青年女教師王平因在南京的舞臺上扮演娜拉，當局竟以“敗壞公德”為由，將其解除教職。

思想已經趨新的青年面對的仍然是舊道德為主的社會，因而新舊道德觀念的沖突廣泛存在，導致了不少生活悲劇。具有新思想的人尤其是青年們勢必感到特別苦悶，渴望找尋到一條出路。在面向大眾的《生活》周刊登載的文章中，有許多這方面的事例。《生活》周刊設有專門的《讀者信箱》，回答讀者生活中遇到的各種問題，從這里我們可以窺到當時青年人思想上的苦悶。

1929年，一位女青年寫信給鄒韜奮先生，揭露了封建道德與舊制度仍然沉重地壓制著已經初步覺悟的青年人的事實。她在信中說：“我的家庭是舊式的……他們要替我定婚，只知道資產與門第，并不注意對方的本人……我因之反對”；“我父親查得我的朋友已經定婚了，趕緊要把我議給官僚的腐化兒子，自然我又要反對的，觸了他的火，怒氣沖沖的說：‘如果有了壞名譽的事，我立刻置你于死地！’”(20)當時類似這個女青年之遭遇的事件非常多。

一位叫星翁的青年讀者給《生活》周刊的來信，充分表達了該時期許多具有新思想和強烈愛國心的青年們的苦悶。“在這個窒息似的年頭，青年們有一個一致的要求，便是‘我們需要一條思想上的出路’。”“青年們不甘于周圍的黑暗；在窒息似的空氣中感到無限的苦惱，剛強者稍稍掙扎，便斷送一條性命，怯弱者沒有辦法，輾轉入于墮落。”“在這個窒息似的時代，我們難道讓自己苦悶死么？我們要找尋出路，什么是現代青年的出路呢”？(21)

受洗禮的青年們已有新的明辨是非的標準，而現實生活的各個方面則不能令他們滿意，他們渴望改變一切不滿意的現實，但又苦于找不到出路。當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旨在鏟除這種種障礙、推進新生產力、新文化、新風尚的革命不斷展開時，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為什么那么多的青年歷盡艱辛，從生活相對舒適的大城市奔向延安了。

總的來看，這時的人們尤其是青年人，已經擁有較多的新知識、新觀念。然而，日常生活中的現實世界，陳腐的道德觀念和思想意識仍然占據重要地位，新舊觀念的沖突十分激烈。這種新觀念的不斷傳播及其與舊道德觀念的日益沖突，推動著更多的人渴望變革舊思想舊制度，這一求變的心理正構成了新型革命的社會心理基礎。

三、中國共產黨對國情的把握及對革命性質的正確認識

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仍然是在完成過去的革命所未能完成的為新生產力(當時主要是指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掃除障礙開辟道路的使命，為此要反對帝國主義的殖民統治實現民族獨立，推翻有濃厚封建性的新舊軍閥政權而建立民主政治，反對官僚壟斷資本，保障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最終建立一個獨立、富強、民主、平等、文明的現代化國家。雖然中國共產黨對這一歷史賦予的使命的認識曾有過偏離，從而給革命帶來挫折，但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對此很早就有正確而深刻的認識。

1922年，中國共產黨以列寧的《民族和殖民地問題提綱初稿》為指導，認識到中國共產黨首先應推翻帝國主義在華的殖民統治，消滅軍閥政治，創立聯邦式的民主主義共和國。隨后陳獨秀在《對于現在中國政治問題的我見》(22)及在當年6月發表的《中共中央第一次對于時局的主張》中，對中國的國情作了較深入的分析，指出帝國主義支持的軍閥政治是中國社會混亂的根源。中國共產黨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對革命任務給予了深刻的概括，表達為黨的最低革命綱領(23)，但這種認識在黨內還未達到深刻的認同。

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由于中共中央對國民黨政權的性質認識不清，將其等同于資產階級性質的政權，再加上民族資產階級支持政權，進而得出“資產階級是一樣的反革命而且是革命更厲害的敵人”(24)。后來李立三一再重申這一觀點，王明主持的中央也有同樣的認識，從而導致革命受挫。對于“左”傾政策的發生及其危害，李維漢作過深刻的分析：“看到民族資產階級在1927年附和了的反革命以后，便籠統地提出反對資產階級的口號，而以后在黨內長期把反動統治籠統地稱為地主資產階級專政。這種把中等資產階級和大資產階級同樣對待的‘左’傾政策，給黨在白區和根據地的工作帶來重大損失。直到遵義會議以后，為首的黨中央才改正了這個錯誤，對民族資產階級采取了又聯合又斗爭的正確政策。”(25)

雖然在1935年以前，“左”的路線一度占據了當時中國共產黨思想路線的主流，但并不能否認，黨內有許多人一直在理論和實踐上，對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系列問題，尤其是在如何對待民族資本主義經濟與民族資產階級問題上，及在此基礎上界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對象和目標等方面，進行了正確的探索。當時的就作出了基本正確的判斷。1925年，他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一文中，初步把中國資產階級分為買辦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兩部分。1928年10月，他在給中央所寫的會議決議中也較正確地指出：“現在國民黨新軍閥的統治，依然是城市買辦階級和鄉村豪紳階級的統治”，“全國工農平民以至資產階級，依然在反革命統治底下，沒有得到絲毫政治上經濟上的解放”。“中國無產階級和農民在此次失敗中，受到很大打擊，中國資產階級(非買辦豪紳階級)也受了打擊。”“中國迫切需要一個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這個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才能完成。”中國民主革命的內容，“包括推翻帝國主義及其工具軍閥在中國的統治，完成民族革命，并實行土地革命，消滅豪紳階級對農民的封建的剝削”。(26)

在1927年后中國革命根據地的建設過程中，對蘇區工作中“左”的錯誤逐漸有所認識，并闡明了根據地經濟建設應遵循的方針。1933年四五月間，相繼寫了《五一節與〈勞動法〉執行的檢閱》、《論蘇維埃經濟發展的前途》、《蘇維埃政權下的階級斗爭》等重要文章，批評了當時蘇區的“左”傾政策，指出私人資本主義的部分發展，目前不但對于蘇維埃政權不是可怕的，而且對于蘇維埃政權是有利的；(27)在目前階段，只能“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與剝削，而“不能武力消滅資本主義與它的剝削”(28)。中國共產黨對中國革命及對民族資本主義的認識至抗日戰爭時期達到成熟，并在解放戰爭時期繼續發展。《〈共產黨人〉發刊詞》、《中國革命與中國共產黨》、《新民主主義論》等一系列文章的發表，是中國共產黨關于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論成熟的標志，在這些文件里鮮明地指出：中國社會還是一個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既然中國革命的敵人主要的還是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中國革命的任務是為了推翻這兩個主要敵人的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而推翻這兩個敵人的革命，有時還有資產階級參加，即使大資產階級背叛革命而成了革命的敵人，革命的鋒芒也不是向著一般的資本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而是向著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現階段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這種新式的民主革命，雖然在一方面是替資本主義掃清道路，但在另一方面又是替社會主義創造前提。”(29)1944年7月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也明確提出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實現民族獨立、反對封建土地制度實行、在全國范圍內實現民主、使具有某種進步性的資本主義能在中國得到發展(30)。在中國共產黨七大前后，對私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認識又有了進一步的論述(31)。

1927年至1937年中國共產黨主要進行的是土地革命，很多人據此認定新民主主義革命為農民革命，但這不是性質的界定，土地革命只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重要任務之一。對此，也較早地有正確的認識。1927年4月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指出：解決土地問題的意義在于“使農民得解放，廢除地主及一切壓迫階級的剝削和壓迫”，“增加生產”和“保護革命”，還指出土地革命在于“廢除封建制”、“發展工業化”及“提高文化”(32)。1936年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它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并表示“我們目前并不反對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33)。1944年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更為明確地指出：“在沒有進行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后的生活。這種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但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34)總之，土地革命是實現民族獨立、農業發展與農民解放、實現工業化及建立民主制度的一個最根本的前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正是抓住了時代的命題，逐步走向勝利的。

關于從整體上看新民主主義革命與社會現代化的關系，以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有清晰的認識與論述。1933年8月，在談到“必須注意經濟工作”時明確指出：“在現在的階段上，經濟建設必須是環繞著革命戰爭這個中心任務的。”“只有在國內戰爭完結之后，才說得上也才應該說以經濟建設為一切任務的中心。”(35)原因在于“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力量不取消，生產力就不能解放，經濟就不能發展。因此，第一個任務就是打倒妨礙生產力發展的舊政治、舊軍事，而我們搞政治、軍事僅僅是為著解放生產力。”(36)在1944年8月31日給秦邦憲的一封信中，非常明確地指出，“新民主主義社會的基礎是工廠與合作社，不是分散的個體經濟”，提出“民主革命的中心目的就是從侵略者、地主、買辦手下解放農民，建立近代工業社會”，即變農業社會為現代工業社會。同時認為“解放個性”也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必然包括的內容，個性不解放，就沒有民主主義，也沒有社會主義。(37)1945年4月，在中共七大所作的報告中更加明確地指出：“中國一切政黨的政策及其實踐在中國人民中所表現的作用的好壞、大小，歸根到底，看它對于中國人民的生產力的發展是否有幫助及其幫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縛生產力的，還是解放生產力的。消滅日本侵略者，實行，解放農民，發展現代工業，建立獨立、自由、民主、統一和富強的新中國，只有這一切，才能使中國社會生產力獲得解放，才是中國人民所歡迎的。”(38)提出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則是文化成果為一般平民所共有，建立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文化。

我們對中國共產黨關于民族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認識與政策、關于土地革命的認識等方面做了這么多的回顧與考察，無非是想說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就是用暴力的方式推翻殖民的和封建的落后生產關系，解放生產力，為實現獨立、統一、民主、自由、富強、公平的現代化中國創建新的制度架構。

綜上所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情及其內在需要的產物，是社會諸多領域演化的結果，從根本上講，是先進生產力發展及其內在要求的產物。正因為其代表著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代表著廣大人民的利益和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新民主主義革命才能夠得到廣大人民的支持，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在短暫的不到30年的時間里，從挫折走向勝利。在新中國成立后的七年中，中國社會迅速從長期戰爭中走出來，在一窮二白的廢墟上開始了空前的大規模現代化建設，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顯示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偉大意義及新民主主義社會制度的優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