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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蘭西在承認經濟關系具有決定政治變革及最后的社會主義革命的基本作用之后，強調了相對自主的政治力量及意識所起的協調作用。國家具有兩種階級統治的方式，即使用軍隊也實施文化上的絕對統治，而后者則要得到被統治階級的主動同意才行。要實行這種絕對的統治，并不能單純地靠灌輸一套虛偽的思想，而要向大眾的利益做出讓步，還要訴諸國家或民族的目標和價值來激勵群眾，這樣做就必然超越階級利益的范疇。換言之，資產階級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和階級利益，就必須在手法上超越這一范疇才行。在這一過程中，知識精英的領導作用是必不可少的。

受葛蘭西影響，密利本德和普朗策斯從不同的角度探討了國家問題，但兩人都相互指責對方采取了過分狹隘的決定論觀點。密利本德使用了社會學方法去分析那些控制國家重要職位的人，說明統治階級是怎樣在經濟上控制國家機器的，但他表示他不同意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的觀點。當國家“代表統治階級采取行動時，它多半并不按照統治階級的指令行事。……當它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時擁有高度的自主和獨立，而且，如果它是要作為一個階級的國家而行動的話，必須真正擁有這種高度的自主和獨立。”[21]密利本德支持阿爾都塞的觀點，即把國家描述為一毓結構，其性質是注定要為統治階級的最終利益發揮作用的。而普朗策斯卻認為，正是為了實現這種長期利益，國家就不可能是資產階級短期利益的工具，更不可能是資產階級某一部分的工具。[22]盡管兩人的意見相左，但結果是推動了對資本主義國家作用的更加深入的分析，這種分析事實上已經表明，國家政權在某種程度上擁有很大的自主性。

這類爭論已經激起人們嘗試著限定，闡明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相對自主的含義，并從意識形態的角度對此加以論證，但迄今為止，只有普朗策斯所作的分析最為深刻。他認為國家客觀上最必要的基本功能是維持社會作為一個整體結構的凝聚力，這樣才能保證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得以持續下去。在資本主義社會，國家具有社會凝聚的功能，是因為在這個社會中，與經濟相對立的政治領域具有相當程度的自主性。在前資本主義社會，需要以超經濟強制來占有剩余勞動價值，國家因而直接介入了經濟的階級斗爭，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這種功能主要通過市場力量去實現。國家可以制定專門化的有凝聚力的制度，這些制度看上去是合乎大眾利益的，公正的，是超然于各種經濟利益之間的斗爭之上的。反過來，這又使得組成一個有凝聚力的權力集團成為可能，在資產階級或其一部分實行全面壟斷的同時，這個集團總包括幾個在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或派別。而國家由于其制度上的自主性和內聚力，便無須去充當任何一個階級或派別的工具，而是對他們全體都有相對自主性。[23]

普朗策斯在相當程度影響了馬克思主義者對第三世界的分析，即假定國家所做的都是為了在經濟上占統治地位階級的最終利益，它也不可能成為任意一個階級的工具。這樣也才能解釋邊緣地區往往是國家強大而資產階級十分軟弱這一“不合邏輯”的現象。

事實上，在對第三世界政權的分析中，密利本德也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他的對手的觀點。他認為，權力膨脹這一現象在第三世界十分普遍，其原因是，那些對限制和控制國家權力感興趣的社會集團并沒有權力或意志來這樣做，然而統治階級和統治集團卻發現，一個強有力的采取高壓手段的國家來代表他們行動是對他們有利的。[24]換言之，“虛弱的階級”和“強大的政權”可以并存，甚至可以這樣說，正是由于統治階級的虛弱才需要強大的權力膨脹的國家機器。

當然，這種第三世界的統治階級和其他地方的統治階級也一樣不純正不統一，它容易變得四分五裂，加上權力高度集中在個別人身上，極易發生頻繁和激烈的變動。這些社會在政治、經濟和社會方面的表達能力都很差，這些社會連同國家本身實際上都是“非政治化的”，并經常處于軍事統治之下，通過政黨和其他集團壟斷著政治活動，這些政黨和集團只不過是官僚的外殼，很少有生動的實質內容，在此情況下，國家確實表現出有很高程度的自主權，而且幾乎變成“為國家的國家”，或至少是為著那些統治著國家的人的國家。[25]

在對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的分析中，德·詹維爾的工作最為引人注目。他以拉美為例，分析了資產階級各派，尤其是以生產日用品為主的“民族資產階級”和以生產對外出口的奢侈品為主的“依附資產階級”之間的激烈沖突。前者的邏輯是促進積累，后者卻是降低積累，兩個集團都組成了聯盟，并想通過聯盟來控制對方，掌握政權。在1850－1930年間，依附資產階級（包括出口導向的土地寡頭和商業買辦）與外國資本聯盟控制了政權。但日益擴大的國內市場在很大程度上與統治聯盟的利益卻不不相干的。1929年后，進口替代工業化以一種保持土地寡頭和買辦資產階級的統治的方式發展起來，而人民則希望工業化能改變現存的社會秩序，使民族資產階級的地位能夠上升。政府對此的對策是在生產的發展和消費能力之間尋求一種平衡，以及通過大眾主義者或社會民主的政治安排來與工人階級的重要部分合作。這種主動的工業化特征在50年代日閃明顯，并且創造了一個主要以普通日用品為主蝗國內市場。

50年代后期，進口替代工業化的政策日益被支付赤字，有限的金融能力，以及食品危機所困撓，與此同時，發達國家的資本再度擴張并滲透到拉美，其最明顯的方式是通過對跨國公司的投資。這兩種趨勢的后果是推動該地區的生產向出口和奢侈品方向發展，而偏離了日用品生產。農村則面臨著反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壓力，農業的發展由此而步上了“容克道路”。加速了封建財產的轉變，并使仍在統治地位的土地精英們制定的農業發展政策有利于節省勞力而不是節省土地，并使得糧食生產停滯不前。這種形勢使得依附資本要想進一步控制民族資本更為困難，并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引發了一系列危機。[26]

德·詹維爾由此認為，在國家政權的層次上，資本內部存在著矛盾：依附資本要求便宜的勞力，累進的收入分配以促進奢侈品的需求，而民族資本則要求工資隨著勞動生產率的上漲而增加以便創造一個消費日用品的國內市場。“為克服此種矛盾的政府支出，又創造了新的矛盾，即金融危機，其最顯著的特征是高通貨膨脹率與巨大的不斷增長的外債。”[27]因而，當資產階級的兩部分的斗爭陷入僵局時，國家的相對自主性會易于擴大，而工人階級斗爭的威脅則會使政府獲得更大的再組織和制定政策的權力。

以此思路，哈姆扎·阿拉維分析了巴基斯坦的政治，以實例證明該國的政權不僅在經濟上不受占統治地位的各種社會成分的束縛，而且在政治上很大的自主性。這是由兩個因素決定的，首先，在經濟方面占統治地位的利益集團不是一個，而是三個階級：地主、民族資產階級和買辦，他們同處于都市中心資產階級的霸權庇護下。這三個階級雖有短期利益沖突，但并無根本性矛盾。國家政權在維護他們共同長期利益的同時，不可能成為其中任何一個階級的絕對統治工具。其次，后殖民時代的社會，繼承了殖民時期“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它使軍隊和官僚機構合為了一體，就其與本國社會結構的關系上來講，它是過度發達的。

阿拉維認為，地主已不是嚴格意義上的地主，因為他們已采用了一些資本主義的經營方式；民族資產階級在早先的反帝斗爭中確實是一個重要角色，但在獨立后發生了重要的重新組合。民族資產階級已無須與親帝國主義“封建”因素進行斗爭，因為他們在政治上已獲得獨立，發展資本主義所需的國家政權機構、制度和法律的結構已經存在，這是由都市中心的建立起來的。[28]另一方面，民族資產階級為了謀求擴展其經濟活動的能力，日益感到自己在取得先進工業技術方面依賴于都市中心資產階級。而日遭冷落的買辦資產階級則起而反對它無法與之競爭的都市中心的擴張活動，但已無太大的政治意義。至于都市中心資產階級，雖不再占絕對統治地位卻是官僚軍事政權相對自主性的最大受益者。[29]他們通過私下腐化及本國政府施加的壓力對發展中國家的官僚政治產生很大影響并從中撈取了巨大的好處。

此外，阿拉維還認為不能認為這三個階級是同一階級的不同部分。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的不同部分基本上是互為補充的，它們只有結合在一起，才能發揮作用，但在邊緣地區，這三個階級的經濟作用是相互排斥的，雖然它們并沒有長期的根本利害沖突。例如，在巴基斯坦，地主通過對官僚機構的影響，保證了能農業收入免征所得稅的好處，雖然民族資產階級與都市中心的資產階級都要求征收農業稅以便為更大的發展計劃提供資金。另一方面，地主利益的要求有時也受到排斥，如有關原棉價格的政策就有損于種植者的利益而對大紡織廠主有利。雖然如此，邊緣地區的資本主義不幸尚能確保他們不會發生長期的根本對抗。因為在獨立之后，民族資產階級已無須去反對封建主義，它已獲得一套殖民政權準備好的，符合資本主義發展計劃的國家制度。這與西方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在西方，經過一場暴力革命后，本國的資產階級必須創立自己的國家政權以及相應的法律和機構組織。此外，在獲得獨立之后，民族資產階級變得越來越依靠都市中心資產階級，而后者也在謀劃著與民族資產階級進行合作，因為這為他們提供了一條獲取經濟利益的渠道，從而避免了伴隨他們自己投資可能出現的政治風險。[30]當然，這種合作使原來的買辦階級的作用逐漸為都市中心資產階級所取代。

總之，這就是三個統治階級既有短期的利害沖突，又有要維護現存社會秩序，私有財產制度和以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根源。這種既有短期沖突，又有長期利害關系的錯綜復雜的情況，就是后殖民地國家擁有相對自主性的首要因素。此外，殖民者在殖民時期，這了確保自己建立的國家機器有足夠的力量使殖民地內部其他各社會階級處于從屬地位，往往使這部國家機器過分強大。而這個以官僚和軍隊為中心的國家機器，大部為最新獨立的國家所繼承，并形成了種種制度化的權力移交程序。[31]

不少學者對此尚有異議，并例舉了一些第三世界國家政權不夠強大的實例，但對第三世界的國家政權擁有相對自主性這一點，卻大體取得了共識。問題在于，這種相對自主性的本質是什么，它對發展究竟有何重要的意義？

◎發展的關鍵性變項

正如南方委員會的報告所指出的，發展是一個深刻的結構性變革的過程，是不可能簡單從國外引進的。成功的發展是與經濟、政體及公民社會的承壓力密切相聯系的，要求它們以和諧一致的精神追求共同的目標和目的。因此，第三世界國家的發展能否成功，“將取決于它是否有能力根據自己的發展目標來進行改革并重振自己的經濟、政體和社會。”[32]

換言之，這種能力是發展的關鍵性變項，那么，這種能力從何而來？誰具有此種能力？

前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第三世界的任何一個階級或集團，都不可能單獨具有此種能力。這是因為，第三世界的原有階級，尚處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的階段上，自然不可能具有此種動員社會進行發展的能力；而殖民入侵后的新生階級，又過于弱小，尚未“成長”到可以單獨承擔此項任務的程度。這里，回顧一下著名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E.P.湯普遜的觀點，加深我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是十分有益的。湯普遜指出，階級不是一個“自在之物”（being），它是一個歷史現象，一個階級需要有共同的經歷，從文化的角度去把握這些經歷就是所謂的階級意識。一個社會集團只有產生了自己意識的前提下才開始成為一個階級。[33]換言之，階級不是一個歷史上不證自明的永恒的存在范疇，它有一個“形成”的過程。

在英荷等早期產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國家，商業和工業的資產階級是隨著歷史的進程而逐步形成的，并且也逐漸強大到了可以使本國的發展按照他們希望的方向進行的程度，在法國，資產階級甚至還可以與人民大眾聯合去反對封建主義。而第三世界國家，由于外部環境的變化，已不可能從容不迫地，自然地等待某個發展的主要階級的產生，并由它來承擔現代化的任務。于是，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相對自主性的本質及其意義到此就開始顯現出來了。

由于第三世界社會各階級的軟弱（這里不是指其人數，而主要是指其階級意識的淡薄和自組織能力的缺乏），其國家政權就成為唯一一個堅強的有力的組織機構。事實上，在這種特定的環境下，第三世界國家已開始顯現出某種階級的特征，尤其是那些處于政權上層的官員們利用國家資源為其個人或部門謀求私利的行徑，其實質就是他們在為自己的“階級”謀取利益。毫無疑問，很多第三世界國家國內各階級的軟弱加強了國家的自主性，由此產生了“為國家的國家”，并且使得一個新的統治階層得以出現在國家本身的基礎上，直到最后成為一個階級。這是一個沒有生產資料，但卻通過權力部門控制各主要生產部門和企業，擁有巨大的政治勢力和物質財富的第三世界的特殊的階級。它在第三世界國內的階級斗爭中，扮演著核心的，幾乎有無限權威的角色。當然它也合乎情理地成為第三世界國家中唯一具有上述能力的“階級”。

構成國家政權主要成分的是各級官僚，雖然從理論上講官僚并不擁有生產資料，但卻往往十分有效地控制著生產資料。在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個特殊的階級是有充分依據的。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官僚要么通過各種裙帶關系產生，要么通過各種公務員制度補充人員。后一種情況的主要來源是工薪階層，職員、店員、郵遞員、小學教師及各類專門學校培養的學生。然而，一時加入官僚系統，他們就開始被同化，逐漸成為這個“政治階級”的組成部分。這個階級的主要特點是它不立足于某種特定的經濟基礎，而立足于權力。這反過來給予它“創造”或加強某一階級的權力，當國家所有制或某種形式的計劃經濟對其有利時，它們會支持國有化政策；而一旦官僚們相信私營企業定能為他們帶來更多的利潤時，他們便會允許其卷土重來，而將“人民所有”或“公有制”原則拋到一邊了。

不論這個階級的作用如何，人們都開始強調第三世界國家政權的作用。它反映出人們日益認識到，政治機構，作為經濟和社會的另一面，作為決定性因素在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以及它作為民族國家政治力量聚集點的重要性，它能被用來有效地抵制都市中心的壓力，促進發展，至少也能促進某種經濟和社會變革的發生。當然，人們在強調國家政權的重要性時，不再孤立地處理政治與經濟的關系，而是努力“使政治回到政治經濟學去”，[34]考查政治對發展經濟的巨大推動作用。

由于第三國家內各社會階級的相對，其國家政權不僅具有“正常”的功能，甚至還能按照自己的愿望“建立”一個支持自己的社會階級，這就使它在發展的各種要素中處于關鍵的位置。就目前的情況來看，第三世界的各種制度，無論是獨裁型、民主型或宗教型的政體，很難說十分鞏固和穩定，而以官僚科層制為基礎的政治制度逐漸開始成為一種占統治地位的政治制度。盡管有著信仰、出身和政治上的分歧，政權的外在形式也各不相同，以新的社會精英為核心的官僚都掌握著執行政策的實權，集中，等級制與合法的強制成為這種體系的共同特點。布萊克認為，歷史的變革依賴于個別領袖人物的至關重要的作用，在危機關頭，他們的決策將最終影響社會的命運。[35]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這樣認為，集聚在第三國家政權內的社會精英是發展的關鍵性變項，他們的自身素質，個人經歷和價值取向決定著發展中國家發展的命運。目前第三世界國家在發展中所形成的種種差異，盡管有著種種歷史的、社會的、內部的和外部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卻是與這個領導層的素質和決策有關的。換言之，發展的差異就是第三世界政權中領導層素質的差異，這樣的說法應該是大體上能站得住腳的。

注釋：

[1]VickyRandallandRobinTheobold,“PoliticalchangeandUnderdevelopment”London1985，P8－32.

[2]BjorinHettne,“DevelopmentTheoryandtheThreeWorlds”Longman1990，P86.

[3]CharlesP.OmanandGaneshanWignaraja,“ThePostwarEvolutionofDevelopmentThinking”NewYork1991，P06－207.

[4]CharlesP.OmanandGaneshanWignaraja,Ibid,P153.

[5]科林·利斯：“資本積累，階級形成與依附：肯尼亞個案的重要意義”（ColinLeys,“CapitalAccumulation,ClassFormationandDependency:thesignificanceoftheKenyanCase”）載R·密利本德與J·沙威利主編“1978年社會主義讀者文摘”。

[6]沃勒斯坦：《資本主義世界經濟》（ImmanuelWallerstein,ed,“TheCapitalistWorldEconomy”）劍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第15頁，第19頁。

[7]沃勒斯坦《現代世界體系，16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與歐洲世界經濟的起源》（I.Wallerstein,“TheModernWorldSystem,CapitalistAgricultureandtheOriginsoftheEuropeanWorldEconomyintheSixteehthCentury”）倫敦1974年，第7章。

[8]比約恩·赫特勒《發展理論與三個世界》朗曼1990年版，第82頁。

[9]羅克斯巴勒：《低度發展的理論》（I.Roxborough,“TheoriesofUnderdevelopment”）倫敦1979年，經146－148頁。

[10]阿萊依與索爾：“熱帶非洲的社會主義與經濟發展”，（G.ArrighiandJ.S.Saul,“SocialisnandEconomicDevelopmentinTropicalAfrica”）載于《現代非洲研究》1968年第6卷，第2期，第149頁。

[11]埃里克·沃爾夫：《20世紀的農民戰爭》（E.Wolf,“PeasantWarsoftheTwentiethCentury”）紐約1969年版，第291頁。

[12]沙寧：“對農民的界定：在馬克思主義辯論中的新舊概念化與非概念化的觀點”（T.Shanin,“DefiningPeasants:ConceptualizationsandDeconceptualizationsOldandNewinaMarxistDebt”）載《農民研究》1979年第八卷，第4期，第38－60頁。

[13]羅克斯巴勒：《低度發展的理論》第94頁。

[14]同上。

[15]史克拉：“非洲階級統治的本質”（R.Sklar,“TheNatureofClassDominationinAfrica”）載《現代非洲研究期刊》1979年第17卷，第4期，第549頁。

[16]彼得斯：“關于社會帝國主義的新觀點：邊緣地區的社會階級”（J.Petras,“NewPerspectivesonSocialImperialismandSocialClassesinthePeriphery”）載《當代亞洲月刊》1975年第5卷，第3期，第307頁。

[17]桑德布魯克：《政治的基本需要》（R.Sandbrook,“ThePoliticsofBasicNeeds”）倫敦1982年版，第218頁。

[18]皮特·沃斯利：《三個世界》第232頁。

[19]羅克斯巴勒，《低度發展的理論》第87頁。

[20]戴維·麥克萊蘭：《馬克思以后的馬克思主義》東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225－226頁。

[21]拉爾夫·密利本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第79頁。

[22]維基·蘭德爾與羅賓·西奧博爾德：《政治變化與低度發展》第151頁。

[23]普朗策斯：《政治權力和社會階級》（N.Poulantzas,“PoliticalPowerandSocialClasses”）轉引自《政治變化與低度發展》第152頁。

[24]拉爾夫·密利本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第116－117頁。

[25]拉爾夫·密利本德：《馬克思主義與政治學》第119頁。

[26]奧曼與威格納爾加：《戰后發展思想的演進》第219－220頁

[27]同上，第221頁

[28]阿拉維與沙寧主編：《對“發展社會”社會學的介紹》（H.AlaviandT.Ahanin,eds,“IntroductiontotheSaciologyofDevelopingSocieties”）倫敦1982年版，第57－58頁。

[29]同上，第53頁。

[30]古爾本編：《后殖民社會的政權》（H,Goulbourne,ed,“TheStateinPost-ColonialSocieties”）倫敦1979年版，第60頁。

[31]同上，第44頁

[32]南方委員會的報告：《對南方的挑戰》1991年北京版，第245頁

[33]參閱：E.P.湯普遜：《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E.P.Thompson,“TheMakingoftheEnglishWorkingClass”）紐約1966年版，第9－12頁

[34]維基·蘭德爾與羅賓·西奧博爾德：《政治變化與低度發展》，第8頁。

[35]C.E.布萊克：《現代化的動力》四川人民出版社會1988年版，第93－9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