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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分配制度公平效率勞動價值論

[論文摘要〕活勞動是創造價值的源泉，財產是價值創造的物質條件。社會勞動成果在勞動者和財產所有權之間如何實現分配，如何認識勞動的社會正義和財產所有權的保護是建構社會分配制度的基礎。社會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但公平是社會分配制度建構的理性基礎;脫離了社會公平分配理念的分配制度就是對一切現行人類社會制度的徹底否定。

社會財富的創造和分配問題是經濟學的根本問題。前者著重解決社會財富的性質、源泉及其增長途徑，其核心就是社會經濟生活的效率問題;后者著重解決社會財富分配的依據、途徑及其合理性，其核心就是社會分配制度的公平問題。對于它們所包含的具體問題的解決構成了經濟學的主要內容。從人們津津樂道的美國負所得稅制度，到效率與公平的經濟學難題;無論是調整勞資關系的法律、公平稅賦制度的設立，還是社會保障體系的建立、促進教育機會均等的教育新體制等制度安排的出現;無一不體現著社會收人分配制度中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公平不僅僅與效率一樣是經濟學的主要問題，而且公平分配制度的確立與經濟效率提高關系密切。因此，把公平和分配當作兩個不同領域的不同范疇，進而認為二者互不相干的思想是不符合人類社會經濟學理論發展一般規律的看法。

一、我國社會收入分配現狀的嚴峻性呼喚分配公平

目前，在我國“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社會分配制度指引下，社會收人的地區、行業、人均差距急劇擴大，社會弱勢群體間題凸現，公平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和發展的根本性難題。有些同志無視社會收人分配領域公平原則的重要性，認為衡量公平分配的標準彈性很大，很難在量上定性;缺乏共識;會因時間和空間不同而發生變化;來否定經濟學中的公平分配原則，這種觀點是不能成立的。首先衡量公平分配的有全世界基本上都接受的兩大標準，其一是反映社會收人分配公平程度的量化指標基尼系數:其二是經濟學指標體系中經常運用的人均收人差距的比值。這兩者是世界范圍內公認的衡量收人分配是否公平的標準體系，由于它們是運用具體國家具體時間人們的實際收人分配統計值進行計算，因此從根本上避免了因為時間和空間變化所帶來變化，是從實際的結果對現行的收人分配制度是否公平進行衡量并加以修正，而不是幻想用一個公平的標準一勞永逸的解決問題，這是認識公平分配原則的一般基礎。

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經上升到0.45左右。根據經濟學的一般規律，基尼系數小于0.2為高度公平，大于0.6為高度不公平，基尼系數為0.4通常是國際上通行的警戒線。我國0.45的基尼系數已經超出了國際上通行的警戒線，進人了國際公認的收人分配嚴重不公平的警戒區域，說明社會的收人分配差距的拉大和貧富分化的現象已經成為影響經濟發展和社會穩定的大事。2002年農民人均收人247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人7703元，表面差距是1:3.1[Z}。按照經濟學的一般原理，城鄉居民的收人差距警戒線在3.0就意味著社會安全存在重大風險，說明我國社會安全已經處于風險之中。但實際狀況比表面現象更加可怕，根據邱曉華的推算，農民收人中有40%是非貨幣性收人，而貨幣性收人中還要拿出20%用于第二年擴大再生產，買農藥、種子、化肥等。如果再考慮城市居民在住房、教育、醫療補貼等方面的隱性福利因素，城鄉差距就是1，5,甚至1:6。因此，按照我國城鄉居民的收人差距警戒線，城鄉居民收人差距比值在3.5就意味在著社會安全已經處于危機的警示，再次提醒我們城鄉收人差距的問題其實已經威脅到了社會的安全。2003年伴隨新的中央領導集體履新，明確提出取消農業特產稅、承諾農業稅每年減少一個百分點并最終取消農業稅，并提前到2006年在全國全部免征農業稅，對種糧農民進行直接的補貼、對糧食實行支持價格等有力措施，才使城鄉居民收人差距急劇擴大的趨勢得到了有效的遏制。但2004年農民人均收人2936元，城市居民人均收人9422元，二者表面差距仍然達到了1:3.2，說明城鄉收人差距的形勢仍然嚴峻。

因此，伴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人，我們應該重新發問:社會財富的分配制度究竟如何才能體現社會公平的原則，實現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實現社會正義和財產權利之間的制度平衡，什么才是科學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分配制度的核心理念和基本原則。

二、公平是社會分配原則確立的理性基礎

經濟學意義上考察公平，應該是勞動創造價值、勞動者創造社會財富的正義原則和市場經濟社會資源效率化配置的統一;其核心就是社會財富的分配問題，包括社會財富分配的依據、途徑及其合理性。一句話，就是社會公平分配制度和理念的確立。由于市場效率化分配的內在邏輯是有利于財產所有權人的按要素分配制度，因此，彌補缺乏生產資料的勞動者在效率化分配制度中所處的不利地位，在特定的社會制度框架下解決社會生產的正義原則與社會財產權利秩序的沖突所造成的制度缺陷，就只有通過社會公平分配制度的設計來實現。

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在其短短不到百年的歷史里創造了比迄今為止人類社會歷史總和還多的社會生產力”，這是資本主義的歷史功績。資本主義社會財富大規模創造的結果卻是:在一方面是資本家社會財富的積累，另一方面卻是勞動者貧窮和所受折磨的積累，這決不僅僅是社會分配制度本身的問題。在財富的社會生產和分配中如何體現生產者正義和所有者權利的統一是馬克思提出社會主義制度構想的終極目的，也是對于人類理性的一個根本性的考驗。就此而言，公平分配的社會制度建構所反映的是一個社會制度的基本品質，社會公平分配原則不是外在于社會生產過程，不像有些同志所講的，公平是一個法權概念，屬于上層建筑;分配是經濟范疇，屬于經濟基礎，是生產關系的內容。公平是與生產過程相始終，是社會生產方式不可或缺的基本內容。馬克思明確指出:“難道經濟關系是由法權概念來調節，而不是相反地由經濟關系產生出法權關系嗎?這是馬克思對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關系的一般說明，二者是決定和被決定的關系，不是不能聯姻而是密不可分，公平和分配正是這樣的一對冤家。同時，馬克思在反對《哥達綱領》把“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當作按照平等權利進行“公平的分配”前提時，指出勞動所得的社會分配首先要進行必要的社會扣除;其次，公平分配的原則是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的各盡所能，按勞分配原則;而不是拉薩爾派所主張的把“不折不扣的勞動所得”進行“公平的分配”的錯誤主張。公平恰恰是馬克思最關注的社會主義區別于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

立足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建設，一方面，要鼓勵和保障有利于社會財富創造者的社會正義理念的張揚;另一方面，又要體現和反映對于社會財富所有者正常權利的維護;而不是對于任何一個方面的偏向甚至拋棄。這應該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優越的地方，也是中國文化能夠對于世界的文明進程做出貢獻的地方。不要跟在西方文化的屁股后面喪失文化應有的尊嚴和邏輯，中國社會的“不患寡而患不均”的經濟思想必須得到重視。因此，公平不是與分配無關，準確的講公平是社會分配制度建構的理性基礎。

三、分配制度中效率與公平統一的理論基礎

社會是人群的結合，制度是社會的組織形式和秩序保障。對于社會秩序最有力的保障除了人權就是財產權的保障，在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種社會制度拒絕對于財產所有權的保護。但關鍵是社會制度和法律是由誰制定的，保障誰的權利;歷史的考察，我們不難發現在人類社會制度的理性建構中往往是財產的權利而不是勞動的正義，這是人類文明進程中的局限。在制度理性中，值得我們指出的是:財產權利的保障絕不能違背勞動的社會正義，更不能為了財產所有者的權利，傷害和鄙棄社會勞動的正義。勞動是唯一的價值源泉，是人類社會化存在的前提和結論。在人類無往而不在的受制于物質財富創造制約的生產方式下，財產權利的確立的確能夠實實在在的鼓勵效率，促進社會財富的創造;但勞動正義的維護和保障則反映一個文明和社會制度的品質?，F在，理論界在深化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研究中，公然重提薩伊三位一體的公式，事實上就是為財產權利的辯護。對于財產權利的法權保護是任何一個文明社會的重要制度安排，未可厚非。但薩伊三位一體理論的提法，把財產作為社會財富創造的源泉之一，是對于財產所有者權利的夸張，是對于勞動是創造價值唯一源泉的社會正義理念的藐視;是對于物權的張揚，對于人權的貶抑;資本主義社會制度中物權的張揚保護了個人主義理念的泛濫，因此，他們的人權中完全充斥的是物權所具有的霸氣，充分應證了霍布斯“財富就是權力”的論斷，是有錢人的權力、窮人的枷鎖。亞當·斯密指出“財產對他直接提供的權力，是購買力，是對于當時市場上各種勞動或各種勞動生產物的支配權。在勞動和財產的關系中所表現出的這種財產的權力，其實質是物權對于人權的貶抑，是權利對于正義的侵害，其結果是馬克思所謂的人的異化和文明的退步。在資本主義戰勝封建主義的斗爭中，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對于財產權力的伸張，這是進步的理論。但在社會主義社會制度取代了資本主義社會制度的今天，這樣的論調不但沒有進步的意義，反而是對于人類社會正義理念的襲讀。馬克思指出財產的權利“它們只有成為占有一部分價值即一部分物化在商品中的勞動的根據(條件)，才是它們的所有者的收人的源泉。但是，價值的分配，或者說，價值的占有，絕不是被占有的價值的源泉”困。人類的文明和進步就在于對于財產的權利和勞動的社會正義的協調，社會制度的建構應該以不侵犯社會正義的理念為前提;這是文明面對世界的法則。公務員之家

西方新制度經濟學認為真正推動經濟成長的不是專業化和勞動分工，而是社會的產權制度安排。諾斯指出“理解制度結構的兩個主要基石是國家理論和產權理論。因為，是國家界定產權結構，因而，國家理論是根本性的。最終是國家要對造成經濟增長、停滯和衰退的產權結構的效率負責。諾斯的觀點無疑是富有創建的，社會制度是根據，而經濟增長是結論，制度安排的重要性在于社會經濟活動的效率性。盡管諾斯指出亞當·斯密和馬克思的理論中早已把成功的經濟增長看作是由有效率的所有權的發展決定的。但馬克思的理論關注的是制度的公平性和對于勞動者的正義;而諾斯等制度經濟學家更關注的是制度的效率性和對于所有者的權利。在社會的分配制度建構中究竟如何實現財產的權利和對于勞動者的正義，徹底的陷人了公平和效率的邏輯沖突之中。固然公平和效率是社會制度安排的選擇標準，并往往被認為社會制度就是在二者之間的替代，要了公平就少了效率，要了效率就少了公平。因此，制度一旦可以作為經濟活動的重要要素進行投人和產出的衡量，制度的改革和改良就完全可以做為追求效率的手段，人類對于社會制度并沒有充足的經驗，在大多數情況下是參照體系的形式決定了改革或改良的社會制度的走向，照貓畫虎是必然的階段。人類社會制度經歷效率和公平的選擇考驗僅僅不到百年的歷史，但正義和權利對于人類社會制度的考驗卻伴隨了人類社會的始終。因此，正義和權利的統一，不但是文明制度的靈魂，而且也是分配制度效率和公平統一的基礎。

四、科學的分配制度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統一

在社會正義和制度理性之間，人類尋求能夠實現正義和權利相統一的社會制度，但并沒有使社會制度達到完美的程度。尤其是在市場經濟體制的經濟基礎之上，對于社會財產權利的重視和保護是促進經濟效率的根本性社會制度安排。但“就保障財產的安全說，民政組織的建立，實際就是保護富者來抵抗貧者，或者說，保護有產者來抵抗無產者。因此，在社會生產和社會財產之間，正義和權利是矛盾和對立的。往往是在偏向公平時損害了權利;在偏向效率時損害了正義。人類的命運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卻往往被自己的理性所扭曲。因此，在上述矛盾對立中，人類的命運就是在社會分配制度中尋找平衡和統一。就分配的社會制度建構而言，所要面對的不僅僅是公平和效率的選擇，而且是社會正義和財產權利的統一。市場經濟制度本身就是以效率為目標的，阿瑟·奧肯指出資本主義的效率是建立在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的理論基礎之上。通過市場，貪欲被套上了籠頭，以一種不受人的因素影響和表面上自動的方式為社會目標服務。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制度在其發展的歷程中，效率是有目共睹的;但所謂的“貪欲被套上了籠頭”則是假的，“以一種不受人的因素影響和表面上自動的方式為社會目標服務”也是對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吹噓。經濟危機不斷只是資本主義效率的一種表現，兩極分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頑疾。資本主義制度，正如西方經濟學的掌門人薩繆爾遜所講的:全球資本主義并沒有帶來普遍繁榮，仍有很多人處于極端的貧困之中。世界銀行估計，占世界人口115的12億人每天的生活費低于1美元。

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明確指出:“權利永遠不能超出社會的經濟結構以及由經濟結構所制約的社會的文化發展”。社會財富分配的正義和權利的觀念不但表現為特定的社會文化的產物，而且在人類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特定階段、對于社會財富分配的正義和權利的觀念更是無處不在的受制于社會財富的生產方式:就這個意義而言，超越具體歷史階段的體現永恒正義和合理權利的分配理念是不存在的。在經濟學的意義上考察人類正義“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本身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本身的性質”。我們想起了亞當·斯密的名言“有大財產的所在，就是有大不平等的所在。資本主義的社會制度基本是通過對于財產權利的張揚來激勵效率的，財產權利又通過按要素分配在勞動領域得到伸張。所以，薩伊說:“把創造價值的力量，完全歸之于人的勞動，是一種錯誤。勞動獲得工資，土地獲得地租，資本獲得利潤是天經地義的道理:這是財產權利絕好的說明。至于所有權的合理與否，那與社會的正義似乎無關，當然就談不上對于權利自身的合理性的考察了。就個體的社會存在而言，財產權利本身就是社會制度對于個體正義的認可。但一旦財產權利成為對于個體勞動占有的條件，對于個體正義的財產權利就成為對于勞動者集體的剝削、對于共同的社會勞動正義原則的侵犯。因此，馬克思的按勞分配、甚至按需分配的理論中，馬克思所反映的都是社會勞動創造財富的社會正義觀念對于財產權利的社會局限的克服。因此，馬克思指出“所有權的一個界限是個人勞動的界限;另一個界限是，一個人儲存的東西不多于他能夠使用的東西。否則，不公平就產生;社會的權利就會凌駕于社會正義的原則之上。資本主義的制度安排是重視權利，強調效率的;這就決定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資本和雇傭勞動的對立。社會主義的制度構想是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按勞分配的制度構想是主要的原則，在社會主義的初級階段，“在這里平等的權利按照原則仍然是資產階級的法權”，但“原則和實踐在這里已不再互相矛盾”。因此，在社會勞動和財產權利之間，分配制度應該反映社會正義原則和財產權利的平衡，社會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但公平是社會分配制度建構的理性基礎。

五、公平分配不能與二粗陋的平均主義”相混淆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明確提出:“絕不能把‘普遍的公平原則’和那種粗陋的平均主義混淆起來，后者激起資產者這樣憤怒地反對一切共產主義、特別是反對自發的工人共產主義?，F在有些人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義，而且恰恰是恩格斯所批評的這種“粗陋的平均主義”。還有些人煞有其事的一方面斷言全民所有制和集體所有制兩種所有制理論形成的城鄉、工農在社會、經濟、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不平等、加大了城鄉之間的差別;另一方面，卻認為我國在改革開放以前的分配基本上是平均主義的分配，保證人們生存的最基本生活需要，可謂公平。同一社會事實，一會兒不平等，一會兒公平，這不但不符合歷史真實，而且也是自我否定。

其實，現在理論界有人所主張的公平不能調節分配，分配無法遵從公平，不能將公平和分配兩個完全不同的概念進行聯姻的觀點。無論在西方的經濟學理論還是實踐上，無論是在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基礎理論還是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中，都是極其狹隘的觀點。公平分配的原則一直是經濟學的核心問題，對于公平分配制度的設計層出不窮，并且在實際上促進著社會文明程度的提高和共同富裕。歷史已經雄辯的證明一個收人差距過大的社會、一個兩極分化的社會是根本不可能長久存在的社會。社會分配制度的核心是公平與效率的統一，公平是社會分配制度建構的理性基礎;脫離了社會公平分配理念的分配制度就是對一切現行人類社會制度的徹底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