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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D2-0［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01)03-0121-08

擔任總理26年，組織領導經濟建設，是他工作的首要課題。他對在中國如何發展經濟走上富強之路，其中包括如何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后面貌，進行了艱辛的探索。50年代，他參與領導了156項工程建設。這些工程項目有不少部署在西部地區。60年代，他參與領導的三線建設，大部分是在西部地區進行的。156項工程建設和三線建設，為今天西部地區的開發準備了重要條件。他多次到云南、貴州、四川、陜西、甘肅、新疆視察，走過西部地區的許多山山水水，為西部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傾注了大量心血。他的經濟思想，特別是他關于西部地區的建設與發展的論述，對今天的西部開發仍有重要的啟示作用。本文僅就經濟思想中的整體論、基礎論、關鍵論、求真論幾個方面，結合當前的西部開發工作作一初步研究。

一、整體論：從全國整體上認識西部發展的戰略地位

局部離不開整體，離開了整體就要迷失方向。整體是由一個一個的局部組成的，每一個局部的功能、作用發揮得如何都會影響到整體。認為“做好工作決定于處理好各種關系，看出工作的重點所在。”[1]他處理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方面關系的一個重要指導思想是堅持整體觀念。

1949年12月，在對中財委的幾個專業會議的代表講話時系統闡述了整體觀念。他說：“諸位這次來北京開會，除了討論本部門的業務以外，有權要求了解全面的政策，了解全國政治、軍事、經濟和文化等方面總的方針。只有這樣，你們才能知道本部門的業務同總的方針怎樣配合，才能有整體的觀念。不然，你們業務的進行就會是孤立的、迷失方向的，成為盲目的工作。盲目不是科學的態度，不能建設新國家。我今天對同志們談話，目的就在于使大家有個整體觀念。”[1](P,1)按照這個要求，他講了兩個問題。一是國家財經計劃問題。國家財經計劃是從整體和全局出發制定出來的，承受負擔、恢復生產、開源節流、掌握政策都有個整體觀念的問題。“每個單位必須有整體觀念，要在總的財經計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認識自己的方向，有重點有計劃地恢復生產和發展生產。這樣才能不犯本位主義，不單純依賴國家，并在各自的范圍內做出最大的成績。”[1](P,7)二是新中國經濟的幾種關系問題。他分析城鄉關系、內外關系、工商關系、公私關系、勞資關系、上下關系之后說：“上述六種關系，各個部門都會遇到，尤其是生產部門。必須正確解決這六種關系，才不會犯本位主義，才能有全局觀念，才能使本部門的生產在統一計劃中占有適當的地位，才能使各方面的計劃掌握重心，準確地加以實施。”[1](P,14)

在為中國的富強、中國的四個現代化而奮斗中，特別重視兩件事：一個是治水，一個是以“兩彈一星”為核心的科技攻關。他抓這兩件事，整體論指導思想尤為突出。

治水要協調不同部門、不同方面之間的關系，要注意綜合的經濟效益、整體的社會效益、長遠的生態效益。早在1950年確定治淮原則時就指出，治淮要重視泄洪入海，也要有利于灌溉農田，還要注意配合發電，配合航運。這實際上是指出了治淮要協調農業、工業、交通運輸業之間的關系，要發揮治淮系統工程的作用。他認為治黃也有灌溉、發電、航運等綜合利用的問題，但防洪應放在第一位，不能跟前三者等量齊觀。對于長江、漢水的治理，他多次指出要把遠景與近期的開發、干流與支流的關系、大中小型工程聯系起來考慮，力爭做到防洪、發電、灌溉、航運、養殖五利俱全。治水還要協調不同地區之間的關系。以國民黨時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上游，鬧地方主義為戒，反復強調水利工作不能明哲保身，更不能以鄰為壑，要反對地方主義。他在過問治淮、治江、治黃時，都論述了上中下游分工合作，有福同享，有難同當，顧全大局的整體思想。治淮時，他提出上中下游的利益都要照顧到，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治理長江，他說需要14省的配合。黃河三門峽水庫因設計不合理，泥沙淤積嚴重，必須改建。可是下游有關省的領導從局部利益出發反對改建。耐心地說：反對改建的同志為什么只看到下游河道發生沖刷的好現象而不看中游發生了的壞現象呢？如果影響西安工業基地，損失就絕不是幾千萬元的事。對西安庫區同志的擔心又怎樣回答呢？希望多從全局想一想。在說服下，終于通過了改建方案。在治水活動中所強調的整體觀念，不僅對調動不同部門、不同地區的治水積極性起了重要作用，而且保證了上中下游、不同地區之間許多復雜而尖銳的水利糾紛的妥善解決。[2]

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是現代科技、工業的產物，也是現代科技、工業的縮影，技術復雜，涉及面廣，綜合性強，是宏大的系統工程。領導科技發展突破尖端的指導思想之一是大力協同、集智攻關的整體思想。他說：“為了有效地發展我國科學研究工作，必須貫徹協作的原則。各有關部門必須協調地進行工作。”“有人只贊成本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不贊成甚至要求限制其他部門科學工作的發展，他們往往反對協調工作，甚至拒絕國家對人力和物力的合理調配，這是一種嚴重的本位作風，應該加以批判。全國科學研究力量，應該統籌安排，一方面是適當分工，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密切協作。”[3]從中央15人專門委員會成立到第一顆原子彈爆炸試驗，親自主持召開了9次專委會議，及時協調解決了生產、科研和建設中的一系列問題。據統計，這個時期共有26個部委院和20個省市自治區的900多家工廠、科研單位和大專院校聯合起來，扭成一股勁，共同為第一顆原子彈的研制進行科技攻關、設備制造和材料生產，解決了近千項重大課題。可以說，每一次原子彈、氫彈、導彈、人造衛星的試驗所取得的成功，都是全國在整體上大力協同、集智攻關的結果。

在西部與東部、西部與全局的發展關系上，以整體論觀點分析了西部發展在全局發展中的戰略地位。

西部是中華民族古代文明的發源地。中華民族的母親河黃河發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巴顏喀拉山。中華民族的第一大河長江發源于西部青藏高原的唐古拉山。古代西北部的絲綢之路對發展中外交流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改變西部地區的落后面貌。對振興中華、無愧于先人，有著重大的歷史意義。認為，“黃土高原是我們祖宗的搖籃地，是民族文化的發源地，”我們炎黃子孫有責任改變其落后面貌，還認為，從歷史和現實看，我們能夠改變其落后面貌。1958年4月，在三門峽工程現場會上說，黃河流域與歐洲的德國、法國、意大利處于大抵相同的緯度；歷史上漢唐長安柳暗花明，有許多地方像江南的樣子。不管是從同一緯度的西方國家看，還是從我們歷史上看，黃河流域都是可以改變面貌的。[2](P,103-107)

西部的一些地方是我國的一些少數民族集中居住的地方。西部的發展是實現國家富強、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整體目標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也為處理好民族關系實現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所必須。說：“在現在這個世界上，我們若不強大起來，不建成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就要受帝國主義的欺侮。”[1](P,251)建設社會主義的現代化國家，“是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的。我們不能設想，只有漢族地區工業高度發展，讓西藏長期落后下去，讓維吾爾自治區長期落后下去，讓內蒙牧區長期落后下去，這樣就不是社會主義國家了。我們社會主義國家，是要所有的兄弟民族地區、區域自治的地區都現代化。全中國的現代化一定要全面地發展起來。我們有這樣一個氣概，這是我們這個民族大家庭真正平等友愛的氣概。我們不能使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如果讓落后的地方永遠落后下去，這就是不平等，就是錯誤。”[1](P,266)

我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但西部與東部相比較而言，是西部地大物博、東部人口眾多。西部發展的滯后，必定影響東部的發展。只有讓西部的發展跟上東部的發展，才能優勢互補、相得益彰。說：我國“漢族人口多，經濟、文化比較發展，但是可開墾的土地已經不多，地下資源也不如兄弟民族地區豐富。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開發是祖國工業化的有力后盾。但是，兄弟民族地區的資源還沒有開發，勞動力少，技術不夠，沒有各民族特別是漢族的幫助，也不可能單獨發展。”他舉例說：“要在新疆建立起包括克拉瑪依油田和烏魯木齊地區的將來的工業中心，如果沒有新疆各民族和內地漢族的共同努力，就搞不成功。首先鐵路就修不成。鐵路通了，勞動力不夠，資金不夠，也沒有辦法來開發。這就必須用全國的力量去支援。”[1](P,252-253)

二、基礎論：西部的建設和發展要從基礎做起

奠土為基，立柱用礎，這是建筑工程第一步。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壘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萬事萬物的生長、發展都有其根基，基礎決定上層建筑，根深才能葉茂，本固才能邦寧。早在14歲那年就說：“以將來如許之重負，基礎于小學校三四年中。”[4]到南開學校，他又說：“基礎立于是，發達生乎斯。”[4](P,9)他總理國務抓國家建設，一直強調從基礎做起。開國之初，他說：“我們所接收的舊中國滿目瘡痍，是一個破爛攤子。要在這個破爛攤子上進行建設，首先必須醫治好戰爭的創傷，恢復被破壞了的工業和農業。我們決不能隨隨便便地在破爛攤子上建設高樓大廈，那是不穩固的，必須先打好基礎才行。”[1](P,23)

從經濟與政治、軍事、文化等之間的關系看，提出：“經濟是基礎，其他都是上層建筑。”經濟既指與一定社會生產力相適應的社會生產關系，又指生產和再生產的過程、規模、速度和效益，即指生產力、經濟實力。從前一種意義上，說：“如果經濟不得到改造，新中國的政治、軍事、文化都立不住。”由此強調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性。從后一種意義上，說：“我們的國家在政治上已經獨立，但要做到完全獨立，還必須實現國家工業化。如果工業不發展，已經獨立了的國家甚至還有可能變成人家的附庸國。”由此強調實現國家工業化的重要性。將以上兩個方面結合起來，指出：“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國家面貌的改變要從經濟面貌的改變做起。”[3](P,151-152)這實際上是把生產力看成基礎的基礎。所以，他說：“最主要的事情，就是我們人人都要關心提高我們國家的生產力。”[3](P,201)

從經濟各部門之間的關系看，提出：農業是基礎，工業是領導。經濟恢復時期，他說：“農業的恢復是一切部門恢復的基礎，沒有飯吃，其他一切就都沒有辦法。”[1](P,5)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時期，他指出，農業是工業發展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發展必不可少的條件。經濟調整時期，他號召把一切工作轉移到以農業為基礎的軌道上來。“”時期，他強調，農業穩定是全國穩定的基礎。關于農業是基礎的思想包括以下內容：第一，農業是糧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來源。工業人口和其他城市人口所需要的糧食、油類和其他副食品都依靠農業。農業能夠提供多少商品糧，不僅關系到城市人民生活的改善，而且直接影響到工業和其他事業的發展速度與規模。第二，農業是發展工業和其他事業所需勞動力的主要來源。只有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了，才能從農業中抽出更多的勞動力輸送到工業和國民經濟的其他部門，才能擴大工業的發展規模。第三，農業是工業特別是輕工業所需原料的重要來源。如果沒有棉花，紗錠就得停轉。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少原料，決定著工業的發展規模。第四，許多工業產品的主要市場是農村，只有提高農民的購買力，增加他們對工業品的需要，才能促進工業的發展。第五，中國土地遼闊，工業發展要看農業能夠為工業提供多大的運輸力。第六，農業的穩定與發展是鞏固國家財政的基礎。我國的財政收入有一部分直接來自農村的負擔，有部分城市負擔如鹽稅、貨物稅、屠宰稅等還是要轉嫁到農民身上。財政支出很大一部分用于積累，農業是國家資金積累的重要來源。第七，農業的穩定與發展是搞活流通的基礎。農業生產提高了，農民就要求出售農產品換回工業品，城鄉交流，呆貨就少了。第八，農業是出口物資的重要來源。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我國工業所需要進口的機器，大部分需要用出口農產品去交換。發展農業，增加農產品出口，是我們發展中外經濟交流、引進先進的工業設備和技術的重要手段。

在各產業部門中，除農業之外，還把水利、交通、地質工作放在基礎的位置上，強調其先行作用。開國之初，他指出，國家建設“不可能百廢俱興，要先從幾件基本工作入手。”農業方面，配合，第一是興修水利；第二是修筑鐵路。工業方面，聯系到動力問題，第一步是需要勘測燃料資源。他說：舊中國反動派“不讓我們有機會勘測地下的富源，不讓我們有機會記錄中國人民在歷史上的功績。現在我們要進行建設，首先就要進行發掘、調查、統計和搜集材料的工作。這是準備工作，是建設新中國的重要基礎工作。”[1](P,24-25)為什么要治水為先？這是因為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直接關系著全國人民的溫飽問題。1951年7月21日，說，水利工作是密切關系著單位面積增產的，對水利部門特別注意，是因為它起著帶頭作用，并非偏愛。對于交通和地質，說：“所謂先行企業，就是動力、地質勘察、交通運輸，它們是開路先鋒。”[3](P,162)其所以如此，對地質工作來講，一是各項建設首先需要地質資料，否則無從下手。二是工業建設有待于礦產資源的勘察、開發與利用。對交通運輸工作來講，它對鞏固國防、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都有著重要意義。從經濟上說，只有交通運輸發展了，才能使城鄉交流、內外交流發展起來，才能保證生產的恢復與發展，才能保證工業有大的發展。

從科學技術發展的內在聯系看，重視處理理論科學與技術科學之間的關系，重視抓好基礎以突破尖端。他認為“技術科學上的落后同理論科學基礎的薄弱是分不開的。”[1](P,166)“沒有一定的理論科學的研究作基礎，技術上就不可能有根本性質的進步和革新。”[1](P,183)他提出：“科學研究、尖端技術，要循序而進，不可能一步登天，要在一定的基礎上逐步往上爬，要有步驟和秩序。登珠穆朗瑪峰，也要分幾個階段，一個階段、一個階段地上去。”“基礎打不好，尖端也上不去，工作就是不到家。”[3](P,493-495)

在領導西部的建設與發展的工作實踐中，十分重視從基礎做起，處處體現了基礎論思想。

1950年6月26日，在政務院第37次政務會議上討論西北地區民族工作時，提出讓少數民族同胞多得一些利益。對少數民族地區的貿易，不能剝削人家，也不能只做到平等互利，而要多支出一些，實行貿易補貼與物資支援等政策。在分配上減少稅收，進行財政幫助。更重要的是從幫助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生產上解決問題，不僅要辦一些工廠，而且要搞水利建設以發展農牧業。西部地區的發展問題首先是個經濟問題，國家要從人力、物力、財力上幫助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以新疆來說，那里有石油資源，有各種有色金屬資源，有可以開墾的農田，適宜種植棉花，但這只是好的條件，不要忘記那里還有困難。新疆水利不夠，要大大地改善水利系統，才能夠開發。交通也很困難，不僅要修通從蘭州到新疆的鐵路，而且要修通北疆到南疆的鐵路，才能開發。要開礦、墾田，可以用機械，但最根本的有兩個問題：一是要有資金，一是要有人力。即使有了機械，也還要有人力、財力才能得到發展。僅僅依靠新疆一個自治區的五百萬人口，不可能積累多少資金，而且人力也不夠。必須要靠全國的力量，國家的力量，中央的力量，把我們計劃經濟中能夠積累的資金拿出一部分投資到新疆增加財力，從內地動員一部分人力到新疆增加勞動力，這樣才能使新疆大發展。”[1](P,260-261)

對西部的林業、水利、鐵路交通等基礎建設傾注了大量心血。

歷史上西北地區曾經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后來由于砍伐過多，這個地方的森林被破壞了，以至形成嚴重的水土流失。強調要抓好西北黃土高原地區的造林。1966年2月，他說：“西北黃土高原搞了多少年造林啦？勞大功小，要很好總結經驗。陜北防沙林帶有人煙，地下水淺，就可以造林。靖邊、定邊高原上水位低，不容易成林。要有選擇、有陣地地前進。面對黃河流域二十八萬平方公里水土流失區，只要有雄心壯志，有愚公移山的精神，就能戰勝它。”“西北地區造林要集中在黃河泥沙主要來源地區，不要孤零零地分散搞。分散了，投資很大，功效很小，起不了多大作用。”他要求“西北局要搞一個領導小組，管農墾、水土保持。農林互相支援有好處。植樹造林是百年大計，總得堅持到二十一世紀。”[1](P,447)他在西南視察中多次強調要搞好水土保持和森林保護。在貴州，他號召留水造林。在云南西雙版納，他看到有的陡坡上林木被砍光了，語重心長地說，西雙版納號稱美麗富饒之鄉，如果把森林破壞了，將來也會變成沙漠，我們共產黨人就成了歷史的罪人。

對于西部的水利，不僅重視黃河、長江上游的水土保持工作，而且重視其上游的開發。他視察長江、察勘三峽工程壩址，在重慶對以三峽為主體的長江流域規劃提出了“統一規劃，全面發展，適當分工，分期進行”的16字方針。在獅子灘水電站視察時，他希望這個水電站“為綜合利用四川水利資源樹立榜樣，為全面發展四川經濟開辟道路。”他具體過問了黃河上游劉家峽水電站的修建，為調查研究具體情況，請了許多專家，其中還有蘇聯專家在西花廳開會，詢問水庫建成后實際的蓄水量是多少，從上游夾帶下來的泥沙量是多少，如何解決等等。1967年，在“”混亂中施工的劉家峽水電站出現了質量問題，親自主持國務院業務小組會議，研究解決劉家峽水電站問題的辦法。經過努力，最后完成了隧洞上下口的堵塞，保證了工程的建成。他多次提出要改善新疆的水利系統，并指示解放軍某部給水工程團開赴新疆，查清新疆水文地質情況，解決嚴重干旱地區的農牧民飲水問題。他十分關心雅魯藏布江的治理與開發。1970年4月，他說，雅魯藏布江從西藏轉到印度的地方有個大拐彎，河流的落差相當大，我們要先搞清上游的水文情況，為治理作準備。這年9月，他提出，再過20年，如果世界形勢好一些的話，可以建兩個大壩：一個是長江上的，一個是雅魯藏布江上的。

建國伊始，就把西部的鐵路交通建設放在政府工作的重要議程上。他說：“要發展西北，要幫助西北民族文化的發展，首先的問題是修鐵路，最大的目標就是跟新疆通起來，并和內蒙古貫穿起來。”西南也是這樣，“不但成渝鐵路要修起來，漢東的兩條鐵路還要連起來，鐵路要通過去，通到貴州、云南，另外還要通到湖南、廣西，這樣把西北、西南貫穿起來，西北、西南才能發展。”[3](P,60)三年經濟恢復時期，他直接過問了成渝、天蘭鐵路的建設。成渝鐵路是建國后興修的第一條鐵路，親自審查設計方案，1950年6月15日開工，1952年7月1日全線通車。他為慶賀成渝鐵路通車寫下了“修建鐵路，鞏固國防，發展經濟，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題詞。關于修建天蘭鐵路，1952年1月7日，他復電中財委：“同意一月五日送來的關于天蘭鐵路在一九五二年底鋪軌通車的決定。”并指示“必須在一九五二年一月底以前做出天蘭全線重點工程的技術設計。”天蘭鐵路于1950年4月15日開始施工，1952年10月1日鋪軌通車，1954年8月交付正式運營。1950年初，他批示修建昆明至打洛公路。1954年底，他批示修建西藏拉薩至日喀則公路。“”期間，在他多次直接過問下，西部又建成了成昆鐵路和湘黔鐵路。

三、關鍵論：西部的建設和發展要抓住關鍵

打蛇要打七寸。牽牛要牽牛鼻子。做任何工作，面臨多種矛盾、處理多方面的關系時，一定要分清主次，抓住關鍵。在國家建設和經濟工作中，經常談到關鍵論的思想。

在處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時，認為關鍵是發展生產力。1953年，他說：“經濟是基礎，經濟改造是一切改造的基礎，而國家工業化又是實現經濟改造的關鍵。”[3](P,152)1956年，他說：“生產是中心，三大改造也要以生產來推動。一切都要靠生產，生產是主要的環節。”[3](P,253)在“”動亂中，他對余秋里、谷牧說：“經濟基礎不亂，局面還能維持。經濟基礎一亂，局面就沒法收拾了。所以，經濟工作一定要緊緊抓住，生產絕不能停。生產停了，國家怎么辦？不種田了，沒有糧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還鬧什么革命？”[5]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怎樣發展生產力？認為關鍵是振興科學技術。1956年1月，在關于知識分子問題會議上，聯系社會主義本質，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指出：“在社會主義時代，比以前任何時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產技術，更加需要充分地發展科學和利用科學知識。”[1](P,159)沒有科學技術的發展，就不能實現國防現代化、提高我國的國防能力，就不能建設現代化的工業和農業，就不能提高各個經濟部門的勞動生產率，就不能增強我們全民族創造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能力。的結論是：“科學是關系我們的國防、經濟和文化各方面的有決定性的因素。”[1](P,181)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當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戰略目標由實現國家工業化轉變為實現農業、工業、國防、科學技術四個方面的現代化之后，進一步指出：“我們要正確認識科學技術現代化在社會主義建設中的重大意義。”他說：“我國過去的科學基礎很差。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1](P,412)

怎樣振興科學技術？認為關鍵在于人才。1952年10月，在政務院第156次會議上指出，我國要建設，人才就成為一個決定性因素。振興科技，從抓基礎性的科學理論研究到突破尖端，都需要具備高深的科學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專門人才。1959年12月24日，說：“掌握尖端技術，關鍵在于人才。”怎樣解決人才問題？的辦法是尊重人才、造就人才。尊重人才，就是要充分地動員和發揮現有科學技術專家、現有知識分子的力量，使其學有所用、有職有權、各盡其才。具體辦法是：改善對于他們的使用和安排；給他們以應有的信任和支持；給他們以必要的工作條件和適當的待遇。把他們當做國家的寶貝，請他們辦某些專門的事情。面對人才缺乏，還要下大力造就人才，大規模地培養新生力量來擴大科學技術專家隊伍。第一個五年計劃建設一開始，就提出：“培養技術人才是我們國家建設的關鍵。”[3](P,142)“培養大批的建設人才，是我們現在最中心的問題”。是擺在各級組織部門“面前的第一項任務，你們要搞社會主義就是搞這個東西，別的是空論，這是實際，你們做到了這一點，就是掌握了一切。”[3](P,160-161)怎樣造就人才？“要從各方面培養人才。除各種專門學校外，還要在工廠中培養技術工人，要使干部學習業務，學習技術。”[3](P,142)十年樹木，百年樹人。造就人才需要加強教育工作。提出“抓好科學、教育這一環。”“發展科學、教育，也是現在一個中心的任務。”[3](P,407)

西部的發展與建設的關鍵也在于人才和科學技術。只要切實做到尊重人才、造就人才、留住人才、吸引到人才，運用最先進的科學技術于西部建設的各個方面，西部燦爛輝煌的前景就一定是可望而又可及的。任總理時，曾將一些重要院校遷到西部地區，并從上海等地動員有知識的人才到新疆、青海、西藏等地工作，對西部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他主持下，西部地區是我國尖端科技研制與試驗的重要基地。1966年6月30日，他曾親自到西北綜合導彈試驗基地，觀看中近程地地導彈發射試驗，檢查了兩彈（導彈、原子彈）結合試驗的有關準備情況。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東方紅一號衛星，第二顆人造地球衛星——實踐一號衛星，都是由精心安排并直接指揮調度，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發射成功的。我國“兩彈一星”尖端技術的發展，帶動了信息工程、系統工程、遙測、遙感、遙控、復合材料、精密加工、自動控制、仿真等高新技術的發展；帶動了數學、物理學、化學等基礎學科和力學、電子學、光學、聲學、空氣動力學、水動力學等技術科學的發展；促進了冶金、機械、能源、交通、化工、紡織、輕工等傳統產業技術水平的提高，不僅全國受益，西部地區更是受益不淺。

四、求真論：西部地區的建設與發展要從實際出發

從學生時代起就有求真務實、不慕虛名的特點。他留學日本時提出：“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實在，學問要真切。”[4](P,332)他說：“我平生最煩急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4](P,331)他初到歐洲時，其“主要意旨，唯在求實學以謀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會真相暨解決諸道，而思所以應用之于吾民間者”。[6]他求真的心極盛，對一切主義推求比較后，才最終選定共產主義的奮斗目標。

擔任總理期間，組織領導國家建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真抓實干，反對華而不實、好高鶩遠、急躁冒進。經濟恢復時期，他提出：“道路是要我們一步一步去走的”，[1](P,23)反對離開經濟恢復的基礎，脫離實際在全國規模上進行建設。1956年，針對社會主義改造和工業化建設中的急躁冒進傾向，他強調經濟工作要實事求是，領導者頭腦發熱了的要用冷水洗洗。他警告：“現在有點急躁的苗頭，這需要注意。社會主義積極性不可損害，但超過現實可能和沒有根據的事，不要亂提，不要亂加快，否則就很危險。”[1](P,190)脫離實際的“”和化運動興起后，給我國經濟造成嚴重危害。1962年七千人大會上，批評了說假話、鼓假勁、造假做假的做法。他號召“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他說：“說真話，鼓真勁，做實事，收實效。這四句話歸納起來就是實事求是。”[1](P,350)

對西部地區的建設與發展，同樣強調從實際出發。這里舉兩個例子：第一個例子是，建國之初如何對待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問題。他認為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可以推遲三五年再說，如果條件不成熟，那就十年八年以后再進行。”“少數民族地區和漢族地區情況不同，不能照搬漢族地區的做法。”[7]第二個例子是，如何對待西北地區的造林工作。他提出，要選在地下水淺的地方；要集中在黃河泥沙主要來源地區。這就是從實際出發、講求實效的思想。

的整體論、基礎論、關鍵論、求真論思想，是他組織領導國家建設實踐的結晶，許多具體內容論及西部的建設和發展。重溫的這些思想，對于今天我們認識西部開發的戰略地位，認識以同志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做出的開發西部的重大決策，無疑有著重要意義；還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同志關于“我們要抓緊實施科教興國戰略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理解，警醒我們在西部開發中少走彎路、少犯錯誤。

［收稿日期］2001-0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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