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的相似之處與本質區別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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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之間的關系問題，是人們探討和研究的焦點問題。我們知道，有些西方學者通過一些表面性的研究，簡單地把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相等同起來，致使實踐觀的辯證唯物主義特性被否定，而與唯心主義劃上了等號。美國學者斯塔爾在評述的思想的過程中斷言，毛（指，引者注。）的見解具有把“實用主義”和“革命的浪漫主義”溶合起來的特點。他論證說，毛的認識論與美國實用主義者杜威的認識論有著明顯的相似之處，后者的思想在五四時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和杜威一樣，毛也認為思想觀點是從實踐經驗中產生的，并反過來影響實踐經驗……事實上，毛也清楚地看到了這種相似之處，因為他不止一次地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實用主義者”。他還說，馬爾庫塞曾經和我討論毛的哲學著作，他這樣評論《實踐論》：“其中，杜威多于馬克思”（注：《日本學者視野中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208頁。）。在施拉姆看來，自從1919年對實用主義持贊成態度以來，這種態度幾乎一直保持到他的生命結束（注：［美］斯圖爾特·施拉姆：《的思想》，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版，第31頁。）。因此，為了消除人們認識上的混亂，對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之間的關系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是大有必要的。

一、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的內在聯系

在哲學發展的相當長的一段歷史時期內，人類一直沒有找到科學地理解理論與實踐之間辯證關系的方法。馬克思打開了將理論與實踐辯證統一起來的大門，使人們認識到實踐對于理論的決定意義。在馬克思主義實踐觀誕生之后不長的時間里，在美洲大陸亦出現了以強調實踐對于理論決定作用而聞名于世的“實用主義”哲學。早在1837年，實用主義的真正創始人愛默生就肯定了行動的優越性。他在《美國的學者》（TheAmericanScholar）這篇著名的講演稿中說道：“思想是從行動當中涌現出來的。”又說：“思想由無意識進入有意識，這取決于行動。”（注：參見［日］中村元：《比較思想論》，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頁。）作為美國實用主義運動的創始人和奠基人之一的詹姆士曾認真分析了實用主義的理論基礎，他說道：“看一下這個概念的歷史就會更明白實用主義的意義。實用主義這個名詞是從希臘的一個詞派生的，意思是行動。‘實踐’（Practice）和‘實踐的’（Practical）這兩個詞就是從這個詞來的。1878年皮爾斯開始把這個詞用到哲學上來。”（注：［美］詹姆士：《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26頁。）由此可見，盡管實用主義以注重實際效果為其基本特征，但是，從發生學的角度看，實用主義是以強調行動和實踐為其創立的出發點的。同時，通過詹姆士的解釋，我們也懂得了實用主義與馬克思主義實踐觀在概念的使用上具有同根性。

實踐觀與實用義實踐觀之間存在著某些無法否認的內在聯系，這一點是可以肯定的，而且這是我們理解它們之間存在本質區別的基本前提。具體來說，它們之間的內在聯系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它們都強調認識是在行動中獲得的，實踐是獲得認識的唯一根本的途徑。指出：一切認識的唯一來源是實踐，“離開實踐的認識是不可能的”。在實用主義者那里，行動的存在意義就在于能夠引起觀念的意義，行動是觀念意義的來源，同時自然也會引伸出行動就是觀念的來源的結論。

第二個方面是，它們都認為認識必須經得起實踐的檢驗。眾所周知，實用主義者以強調認識必須經得起實踐的檢驗而聞名，他們反對把思想、觀念自身當作檢驗真理的標準，認為判定假設是否真理，全看它能否經得起試驗，即能否使人獲得成功，“實踐”的成功。

也認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他指出：“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的真理性標準。”這就是說，“判定認識或理論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觀上覺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觀上社會實踐的結果如何而定。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注：《選集》第1卷，第284頁。）

第三個方面，它們都承認真理的有用性。實用主義者的觀點中有一點是合理的、可以肯定的，即強調真理具備有效、有用的屬性。客觀地說，人們在獲得了正確的認識（即真理）之后，就可以用來指導自己的行動，使之取得成功，這正是真理的功用、效果。所以，真理具有有用性。針對在實用主義的觀點中錯誤與合理共存的情形，曾經科學地解答了真理與有用之間的關系。他說道：“有用非真理，真理必是有用。”（注：《哲學批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50頁。）。在此明確肯定了真理的有用性。曾明確地強調：共產黨人做事情，“一概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真理，要靠有用”（注：《選集》第3卷第836頁（合訂本））因此，他把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真理的有用性看得十分重要，認為中國革命之所以要靠馬克思列寧主義，十分重要的一點就在于它們具有作為真理的有用性，能夠指導中國共產黨人的革命的實踐活動。

第四個方面是，它們都承認實踐的改造性意義。

二、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的本質區別

盡管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之間有著上述諸多的共同點，但是實踐觀絕不是實用主義實踐觀。概括起來，它們之間的本質區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它們對理論與實踐之間關系的處理方式不同。

實用主義者承認實踐是認識的來源這一點是對的，但是他們卻由此進一步地推論出認識意義是由實踐賦予，甚至于認為真理的意義也是由實踐賦予，這肯定是錯的。在詹姆士看來，“一些思想是真的，是因為這些思想能引導我們與可感覺到的特殊情況進行有益的相互作用，而不論它們能否進一步復制這些作用”。這就是說，“簡言之，‘真的’不過是有關我們思想的一種方便的方法”，它在于“好的結果”（注：參見［美］托馬克.E.希爾：《現代知識論》，中國人民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383頁。）。

與實用主義相反，辯證地理解和處理了理論與實踐的關系。在他看來，盡管認識來源于實踐，但是實踐只具有檢驗認識真理性的功能，而不具有賦予真理意義的職能。在《實踐論》中，他說，“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只有人們的社會實踐，才是人們對于外界認識的真理性標準。”1956年，又指出，認識與實踐的統一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最基本原則。根據這一原則，思想必須反映客觀實際，“而且在客觀實踐中得到檢驗，證明是真理，這才算是真理，不然就不算。”（注：：《增強黨的團結，繼承黨的傳統》）實踐是真理的檢驗者，而絕不是真理意義的賦予者。若在這里簡單地玩弄偷換內容的語言游戲即把檢驗者簡單地當作意義的賦予者，那么后果則是導致真理相對主義的出現。

由于實用主義是為了尋求對觀念意義的認可而強調行動對認識的重要性，而且在這種情況下，它甚至鼓吹什么行動產生感覺對象、認識對象等，因而它最終滑到“行為唯心主義”泥潭中去了。但是，則是在充分承認認識的本質意義是對客觀世界加以反映的基礎上，從實踐是認識的來源、目的、發展的動力和檢驗標準等多方面出發全面肯定實踐對于認識的重要性。所以，對認識的本質意義的正確理解，使得一開始就避免了陷入實用主義的可能性。著名學者L.J賓克萊指出：“實用主義是在一個仍然還有許多領域開拓的世界里的一種具體行動的哲學。實用主義主要是一種調查研究方法，而不是一整套結論。”（注：［美］L·J.賓克萊：《理想的沖實》商務印書館1983年版，第22～23頁。）賓克萊之所以強調實用主義是“一種調查研究的方法”，就在于實用主義并沒有真正從本體論意義上去確認認識的本質意義以及實踐的基礎地位，而只是簡單地為了中止一些形而上學的爭論。但是實踐觀卻與之不同，它首先從本體論意義上充分肯定認識的本質意義在于反映客觀事物，然后再進一步講明實踐具有檢驗真理的意義。在那里，實踐之所以能夠成為檢驗真理的標準，并不僅僅是因為它的“行動性”，而主要是因為它是一種“主觀見之于客觀”的活動，能夠起到認識基礎的作用。

即使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都主張人在改造世界的過程中認識世界，但是關于“改造”，它們的理解也存在著不同的地方。強調的是在尊重客觀規律、客觀條件的前提下改造世界。他指出：“做一切工作，必須切合實際，不切合實際就錯了。切合實際就要看需要和可能，可能就是包括政治條件、經濟條件和干部條件。”（注：《選集》第1卷，第284頁，第2卷，第663頁。）而實用主義者所理解的改造是不尊重客觀規律的隨意創造。當代實用主義者穆爾說道，至少在“協助改造”的意義上，“認識有助于創造……世界”（注：［美］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4頁。）。在這里，他將人類在認識的指導下改造世界的活動闡釋為“創造”世界的活動，這種“創造”世界的活動明顯地具有隨意性，是以否定客觀規律的存在為前提的。

第二，它們立足點不同。

實踐觀與實用主義實踐觀立足于不同類型的實踐活動之上：實踐觀從人的社會性來理解人，主要立足于集體實踐來闡發實踐；實用主義實踐觀撇開人的社會性來了解人，把人看作是單純的生物有機體，主要立足于個人實踐。指出：“真理的標準只能是社會的實踐”，對于社會問題、政治活動而言，“只有千百萬人民的革命實踐，才是檢驗真理的尺度。”所以，在他看來，由社會的人所組成的集體的實踐活動是檢驗真理的重要標準。對實用主義者來說，人的實踐是作為個體的有機體適應環境的行為，真理對于個人經驗具有極強的依賴關系。詹姆士說道：“實用主義愿意承認任何東西，原意遵循邏輯或感受，并且愿意考慮最卑微的純粹是個人的經驗。只要有實際的后果，實用主義還愿意考慮神秘的經驗。”（注：［美］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44頁。）杜威曾肯定地說道：“任何一個沒有偏見的觀察者，都不會輕率地否認存在著一種把事物和事件同化于自己、使它們成為‘我’的一部分的原始的傾向。我們甚至可以承認，如果沒有‘我’就不能夠存在。自我通過對于事物的專有而獲得其充實的內容與形式，這種專有使它們同我們所稱作我自己的任何東西相統一起來”，“所有物形成和鞏固了哲學家們的‘我’。‘我有故我在’比笛卡爾的‘我思故我在’表現出了一種更為真實的心理”（注：杜威：《人的本性和行為》1922年英文版，第116－117頁。）由此，我們可以深刻理解到實用主義實踐觀對個人經驗的依賴性，而且也不難發現，實用主義最終陷入到唯我論的泥潭，杜威甚至認為不承認“我’的存在就是一個“有偏見的’觀察者。

第三，它們對真理的理解不同。公務員之家版權所有

詹姆士把真理和有用直接等同起來，即主張“有用即真理”。他寫道：“‘真’是任何開始證實過程的觀念的名稱。‘有用’是它在經驗里完成了作用的名稱。除非真的觀念在一開始就是這樣有用，真的觀念決不會挑選出來，它決不會成為一個類名，更不會成為一個引起價值的名稱。”所以，他認為，說“‘它是有用的，因為它是真的’，或者說，‘它是真的，因為它是有用的；，這兩句話的意思是一樣的”“真實觀念的實際價值基本上是由于觀念的對象對于我們的實際重要性而產生的”。在這里，詹姆士把實踐所特有的功利性賦予了真理，從而使得真理自身所具有的客觀特性被徹底否定了，由此所導致的功利主義的真理觀是誰也無法接受的理論。羅素指出：“實用主義的方法使他（特指詹姆士，作者注）把科學理論看作未來行動的工具，而不是作為對自然界問題的最終可能接受的解答”（注：［英］伯特蘭·羅素：《西方的智慧》，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年版，第373頁。）所以，更進一步說，詹姆士不僅將實踐的功利性賦予了真理，而且實際上已將實踐與理論混為一團了。在他那里，所謂科學理論只是“未來行動的工具”，這即表明這些科學理論已沒有自己獨立的存在意義，它們的存在意義完全受未來行動支配。

劉易斯明確主張，“知識是實用的、功利的，它的價值如同它直接給予行動的價值一樣是顯而易見的。”又說：知識的功用在于預測未來，以便促進對這些經驗的控制，使之有價值。“認識是對未來的領悟，而未來則由活動可以實現的價值所限定”“知識的效用在于它通過適當的活動使我們得以控制未來經驗的性質”。（注：參見［美］托馬斯.E.希爾：《現代知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頁。）在這里，與以往的實用主義者不同，劉易斯將知識也納入到實用的、功利的范圍之內加以考慮，從而使得功利主義的真理觀在更廣泛的意義上泛濫。他進一步地談到，知識的功用本質上是實踐的，而且這種觀念理所當然地反映在使用“知識”一詞的方式之中，即要求知識是實用的、功利的；同時，對知識的有效使用，要求被稱為“知識”的東西是真實的，表示著認識經驗本身之外的某種東西根據一定的理由而建立，并具有確實可靠性（注：參見［美］托馬斯.E.希爾：《現代知識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第450頁。）。此外，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由于真理的意義由實踐支配，而實踐的多樣性又決定了真理的多元性，因而在此意義上，真理自然應被理解為多元性的。詹姆士明確說道：“實用主義者談論到真理是多元的”（注：［美］威廉·詹姆士：《實用主義》，商務印書館1979年版，第37頁。）。

在看來，真理與實踐的不同之處在于，真理是人們的認識對客觀事物及其規律的正確反映；實踐則是人們對客觀世界的改造活動，由于它能實現人的某種需要和目的，因此具有功利性。因此，一方面，實踐觀始終堅信真理的客觀性，并在此基礎上強調真理是絕對性和相對性的統一；另一方面，它又積極主張，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真理的客觀性是由實踐加以證明的，真理的功利性是在實踐的過程中得以實現的。曾一語道破地批判過實用主義，他說：“有用性是真理的性標準——實利主義”，實用主義主張“多數真理”（注：《哲學批判注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版，第149頁。）。前面提到，一些西方學者曾經一再強調十分注重真理的實用性，在這點上甚至是與實用主義相同的。其實，不可否認的是，也主張真理與功利性之間存在著內在聯系。他指出：“共產黨人的一切言論行動，必須以合乎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最大利益，為最廣大人民群眾擁護為最高標準。”不過與實用主義不同的是，堅持的是集體主義的功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功利主義，而不是個人主義的功利主義，這個客觀標準是同任何個人的利益或少數人利益為歸依的主觀標準相區別的。而且正是在這一認識的基礎上，積極強調真理的客觀性和唯一性。他明確說道：“真理只有一個，而究竟誰發現了真理，不依靠主觀的夸張，而依靠客觀的實踐。”（注：《選集》第2卷第663頁。）所以，從根本上說，一直認為真理是客觀的，是由認識與客觀事物相符合的程度所決定的；真理的功利性是不足以成為衡量真理標準